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辽的前身是契丹。据《新唐书》：“契丹本东胡种，其先为匈奴所破，保鲜卑山”，“至元魏，自号曰契丹”。契丹的习惯，每一部落的首领，三年代换一次。但到了唐朝末年，“耶律阿保机建鼓旗为一部，不肯代，自号为王而有国”。《辽史·太祖纪》：“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传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耶律阿保机“受可汗之禅，遂建国”，是为辽太祖。阿保机死，其子耶律德光继位，庙号太宗。大同元年，相当于五代后汉元年，建国号大辽。据上述材料可知，在耶律阿保机之前，契丹还保持着原始的民主制度。在《新唐书》作者宋祁、欧阳修等人看来，契丹乃是北狄之一部；但在作《辽史》的元代人看来，契丹人也是炎黄子孙。契丹人自己认为是天神的后裔。《辽史·地理志》载：
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孟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
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
在神人、天女相会的木叶山上，契丹人建立了他们的始祖庙：
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辽史·地理志》）
神人与天女生有八子，木叶山上塑有奇首、可敦二圣与八子神像。那么，这个奇首可汗就是神人了。和中原早期的情形一样，契丹人也是把自己的祖先尊为神，尊为至上神。后来，辽国皇帝常用青牛白马祭祀天地，实际上也是祭祀自己的祖先。辽国没有单独的祖先祭祀，他们的祖先祭祀和上帝祭祀还是合一的。这种情况，也和周代以前的情况相似。
据《辽史》，天命，也是契丹人的最高信仰。耶律阿保机尚为迭剌部首领（夷离堇）时，进攻奚部受挫，遂派曷鲁作说客。曷鲁的说词道：
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我夷离堇于奚岂有陵轹之心哉？汉人杀我祖奚首，夷离堇怨次骨，日夜思报汉人。顾力单弱，使我求救于奚，传矢以示信耳。夷离堇受命于天，抚下以德，故能有此众也。今奚杀我，违天背德，不祥莫大焉。且兵连祸结，当自此始，岂尔国之利乎？（《辽史·耶律曷鲁传》）
曷鲁这一番说词，使奚部归降了契丹。
痕德堇可汗死，群臣遵照遗命，立当时做于越（执政大臣）的耶律阿保机为新可汗。耶律阿保机推让，和群臣有以下对话：
太祖（耶律阿保机）辞曰：“昔吾祖夷离堇雅里尝以不当立而辞，今若等复为是言，何欤？”
曷鲁进曰：“曩吾祖之辞，遗命弗及，符瑞未见，第为国人所推戴耳。今先君言犹在耳，天人所与，若合符契。天不可逆，人不可拂，而君命不可违也。”
太祖曰：“遗命固然，汝焉知天道？”
曷鲁曰：“闻于越之生也，神光属天，异香盈幄，梦受神诲，龙锡金佩。天道无私，必应有德。我国削弱，
龁于邻部日久，以故生圣人以兴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且遥辇九营棋布，非无可立者；小大臣民属心于越，天也。昔者于越伯父释鲁尝曰：‘吾犹蛇，儿犹龙也。’天时人事，几不可失。”（《辽史·曷鲁传》）
但是，耶律阿保机仍未同意。并向叔父辖底推让，辖底说：
皇帝圣人，由天所命，臣岂敢当。（《辽史，辖底传》）
夜里，曷鲁再次进言，要求他“应天顺人”，于是，耶律阿保机才同意即皇帝位，并燔柴告天。宰相耶律欧里思率群臣，上尊号叫天皇帝。这个称号，和周天子称天王，应是一样的意思，即表示自己是受命于天的王或皇帝。
后来，宗室剌葛、安端等谋反。阿保机在给犯人定罪之后，发表训词道：
诸弟性虽敏黠，而蓄奸稔恶。尝自矜有出人之智，安忍凶狠，溪壑可塞而贪渎无厌……虽欲不败，安可得乎？北宰相实鲁妻余鲁睹姑于国至亲，一旦负朕，从于叛逆，未置之法而病死，此天诛也。（《辽史·太祖纪》）
重大的事情援引天命，已是辽国君臣根深蒂固的信仰。耶律阿保机《谕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及二丞相、诸部头等诏》道：
上天降临，惠及烝民。圣主明王，万载一遇。朕既上承天命，下统群生，每有征行，皆奉天意，是以机谋在己，取舍如神。
辽太宗耶律德光《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册》道：
元气肇开，树之以君，天命不恒，人辅以德……人事天心，古今靡异。
天命，是辽国人思想、言行的最高指导。
辽代祭祀的礼仪，原来比较简朴。辽太宗耶律德光战败后晋入汴梁，“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悬、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辽史·太宗纪》）。从此以后，辽国才逐步采纳汉人的礼仪制度。辽代后期，由耶律俨编制的《礼仪志》被作为《辽史·礼志》的蓝本，其“祭山仪”详细记述了辽代祭祀天地的礼仪：
祭山仪：设天神、地祗位于木叶山，东向。中立君树，前植群树，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树，以为神门。
皇帝、皇后至，夷离毕具礼仪。牲用赭白马、玄牛、赤白羊，皆牡。仆臣曰旗鼓拽剌，杀牲，体割，悬之君树。太巫以酒酹牲。礼官曰敌烈麻都，奏“仪办”。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绫袍……皇后御绛
，络缝红袍……皇帝、皇后御鞍马。群臣在南，命妇在北，服从各部旗帜之色以从。
皇帝、皇后至君树前下马，升南坛御榻坐。群臣命妇分班，以次入就位；合班，拜讫，复位。皇帝、皇后诣天神、地祇位，致奠；
门使读祝讫，复位坐。北府宰相及惕隐以次致奠于君树，遍及群树。乐作。群臣、命妇退。皇帝率孟父、仲父……
至此，礼仪大约完成了一半，以下仍有许多仪式要进行。这里所说的祭山仪，和前面所说在木叶山建奇首可汗庙，塑八子神像不同，大约是采用汉人礼仪的结果。从这里所说的设天地神位看来，似乎此时的天地之神已经和祖宗神脱离，成为比较抽象的神灵。这也是辽代在汉文化影响下，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迅速进步的成果。
祭祀天地之后，还要祭白衣观音。辽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家神。
从《辽史》有关祭天的记事看来，辽人祭天的礼仪还缺少规范性。时间不固定，其仪式也较为灵活。《辽史·太祖纪》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即位告天后，第七年，其弟剌葛反叛。五月，宰相迪辇，“奏擒剌葛、涅里衮阿钵于榆河。前北宰相萧实鲁、寅底石自刭不殊。遂以黑白羊祭天地”。这是在出征胜利后所行的告礼。告礼没用青牛、白马，而用的是黑白羊。是否因为在行军途中，祭物难依常礼？则不得而知。月底，回到库里，大约补充了物资，又“以青牛白马祭天地”。这一月之中，两次祭祀天地。这年十一月，又“祠木叶山”。木叶山是天神、祖庙所在，祀木叶山也当是祭天。这一年之中，三次祭天。祭木叶山之后，皇帝“还次昭乌山，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吉凶仪”。这次大约对祭礼进行了一些改革。
八年之后，即神册六年，南府宰相在长期空缺后，新任皇弟苏为南府宰相。由于这不合旧制，“乃告于宗庙而后授之”（《辽史·太祖纪》）。建立宗庙，当是八年前礼仪改革的成果。
四年后，即天赞三年，“八月乙酉，至乌孤山，以鹅祭天”。这次的祭品不合制度，当是随时以猎获的物品献祭。九月，“次叶得思山，以赤牛青马祭天地”。这次不用青牛白马，不知是何原因。
天赞四年十二月后是闰月，此时辽国还保持着年底置闰的习惯。就在这一月，“祠木叶山”。十天后，又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于乌山”。次年，即天显元年，正月末，“祭告天地”。二月，“壬辰，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三月，“甲子，祭天”（以上均见《辽史·太祖纪》）。这四个月里，是每月都要祭天。祭木叶山十天后，又祭天地，说明此时祭木叶山和祭天地已经分开。其意义如何，未见说明。儒教在汉代诞生之后，儒者们关于天帝是一位还是五位、六位？上帝的名称是什么？祭天和祭上帝有什么区别？等等，曾进行了数百上千年的争论。辽代既祭木叶山，又祭天地，也是这种意义难明的状态。
《辽史·太宗纪》所载，有数次祭天地，也有数次祭木叶山。有关祭天的记载，有的说明理由，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逢军国大事所行的告礼；有的不说明理由，那大约是虽属正常、但时间难以固定的祭祀。还有一种，明确说明是由于有了不寻常的猎获，随时向上帝献祭的祭礼。据《辽史》各帝纪中所载不完全统计，有：
（天显九年八月）拽剌解里手接飞雁，上异之，因以祭天地。
（应历十八年）如潢河。乙酉，获鴐鹅，祭天地。
（乾亨二年闰三月）有鸨飞止御帐，获以祭天。
（统和四年四月）以近侍帖米里所进自落鸨祭天地；（十一月）次白佛塔川，获自落驯狐，以为吉征，祭天地。
辽国君臣的这些祭天活动极大地刺激了宋朝君臣，使宋朝君臣们觉得，似乎上帝特别眷顾着辽国。宋真宗伪造天书，到泰山封禅，也是从宗教上对辽国祭天活动的回应。
辽代的祭天活动有时还伴随着长夜宴饮和狂欢。《辽史·穆宗纪》载，应历十三年，“九月庚戌朔，以青牛白马祭天地，饮于野次，终夕乃罢。辛亥，以酒脯祭天地，复终夜酣饮”。这样的祭祀活动，还保持着一种非常原始的性质。
辽穆宗应历二年，对祭天礼仪又作出了新的规定，“（九月）戊午，诏以先平察割日，用白黑羊、玄酒祭天，岁以为常”（《辽史·穆宗纪》）。把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日子作为最隆重的祭祀日，也是一种宗教在发展比较初期的情形。这样的规定并不妨碍原来的祭祀。在某个日子里，用青牛白马或黑白羊祭祀天地，仍然是辽国最重要的祭祀。
辽代末年，在金兵日益进逼的情况下，天命仍然是辽人的最高信仰。保大二年，群臣和天祚皇帝失去了联系，宰相李处温和大臣耶律大石等，合谋立耶律淳为帝。耶律淳不敢当，李处温说：“天意、人心已定，请立班耳。”后来，耶律大石又自立为王，并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祖宗。大石向西发展，又自称皇帝。数年后耶律大石誓师东征，无功而还，他感叹说：“皇天弗顺，数也。”（《辽史·天祚皇帝纪》）
辽代也建有宗庙。木叶山当是他们的始祖庙，辽太祖死后，建太祖庙，此后祖庙又不断增加。对祖庙的祭祀也是辽代的重要祭祀，其礼仪有“告庙”和“谒庙”。据《辽史·礼志》，告庙专指告太祖庙，谒庙则指一般祖庙，都在黎明进行。《辽史》作者解释道：
告庙、谒庙，皆曰拜容。以先帝、先后生辰及忌辰行礼，自太宗始也。其后正旦、皇帝生辰、诸节辰皆行之。若忌辰及车驾行幸，亦尝遣使行礼。凡瑟瑟、柴册、再生、纳后，则亲行之。凡柴册、亲征则告；幸诸京则谒。四时有荐新。
这样的制度和宋朝不完全相同，但大体一致。庙祭称“拜容”，是由于庙中都塑神像。凡为新增加的人口所设的州县，也都为设该州县的皇帝、皇后建小毡殿，安放帝、后的铸金像，每逢节日、忌辰、朔望，进行祭祀。允许州县、甚至非皇室人员祭祀皇帝，类似汉代初期有关郡国皆为皇帝设庙的情况。
辽代也祭祀日神和其他神灵，但不祭祀月神。他们也祭拜陵墓，也有祈雨的礼仪，称瑟瑟。
上述礼仪，和商周时代的传统礼仪相似。不过，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初，就把孔子作为天地祖宗之下最重要的神灵，传统宗教也向着儒教化的方向前进。
神册元年，辽太祖立耶律倍为皇太子。《辽史·耶律倍传》载：
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祭奠。
建孔子庙在神册三年，同时修建的还有佛寺、道观。第二年，即神册四年，皇帝“谒孔子庙”，而命令“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对孔子的祭祀确实放在了领先的位置。据《全辽文》所载《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说修孔庙“可以固士民祈福之所。莫不阐扬儒教，辅助国风”。在辽国君臣眼里，孔子和佛祖、太上老君一样，都是可供士民祈福的神灵。《辽史稿》认为：“契丹奴隶主贵族引进儒学，绝不是作为一种学术来引进，而几乎是作为一种宗教来引进的。”作者的判断是正确的。作者只是还没有看到，儒教本来就是宗教。在这些地方，现代学者们常常认为是古人犯了错误，其实古人并没有错。
随着孔子被作为在佛、道之先的神灵被引进辽国，儒学也进入了辽国。辽太宗战胜后晋，掠去的朝官中自然有不少儒者。掠去的石经，就是儒经。掠去的太常乐谱以及卤簿、法物等，都是儒教的宗教器物。辽圣宗时，又有一批儒者投奔了辽国。《辽史·圣宗纪》载：
（统和七年）宋进士十七人挈家来归，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补国学官。馀授县主簿、尉。
这说明当时辽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学，也就是儒学教育。此前一年，即统和六年，辽国举行首届科举考试，录取高举一人为进士。此后几乎每年都进行科举考试，只是录取的名额很少，通常只有一两人。如：
（统和七年）八月庚午，放进士高正等二人及第。
（统和八年）是岁，放郑云从等二人及第。
（统和九年）是岁，放进士石申中一人及第。
（统和十一年）是年，放进士王熙载等二人及第。
……
后来，增加到三四人、五六人。十多年后，录取的名额急剧增加。统和二十四年，录取杨佶等二十三人。此后又有一些反复，至开泰三年，即十年后，又录取进士张用行等三十一人。这个时期，相当于宋真宗时期。此后，每年录取名额就稳定在三十至五十人左右。太平五年，距开泰三年约十二年，录取进士七十二人。这是又一次急剧增长。《辽史·圣宗纪》载：
十一月庚子，幸内果园宴，京民聚观。求进士得七十二人，命赋诗，第其工拙。以张昱等一十四人为太子校书郎，韩栾等五十八人为崇文馆校书郎。
辽兴宗重熙五年，辽国开始御试进士。《辽史·兴宗纪》载：
（十月）壬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赐冯立、赵徽四十九人进士第。以冯立为右补阙，赵徽以下皆为太子中舍，赐绯衣、银鱼，遂大宴。御试进士自此始。
御试进士，表明皇帝素质的改变，儒学水平的提高。辽国前几任皇帝，世宗以上，多是以善骑射著称。从辽圣宗开始，诗文逐渐成了皇帝的能事。辽圣宗“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辽史·圣宗纪》）。辽兴宗“善骑射，好儒术，通音律”（《辽史·兴宗纪》）。皇帝素质的改变，说明儒学教育的成效。
由于从事儒学的人逐渐增多，对科举应试的资格开始作出规定。《辽史·兴宗纪》载：
（重熙十九年六月）壬申，诏医卜、屠贩、奴隶，及背父母或犯事逃亡者，不得举进士。
辽道宗清宁五年，辽国的科举取士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一年，录取进士梁援等一百一十五人。此后也就大体上保持了这个录取数量，其儒学的兴盛状况可见一斑。
辽国朝廷也常常采取一些措施，以振兴儒教。《辽史·道宗纪》载：
（清宁元年十二月）戊戌，诏（上京）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
（清宁六年六月）丙寅，中京置国子监，命以时祭先圣先师。
（大安五年三月）诏析津、大定二府精选举人以闻，仍诏谕学者，当穷经明道。
辽国皇帝也像宋朝的皇帝一样，让儒者为他们讲解经书。《辽史·道宗纪》载：
（大安二年正月）癸丑，召权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等讲五经大义。
（大安四年四月）召枢密直学士耶律俨讲《尚书·洪范》。
儒经也是辽国皇帝赏赐的贵重礼物，或者是把读儒书作为对臣子的要求：
（开泰元年）八月丙申朔，铁骊那沙等送兀惹百余户至宾州，赐丝绢。是日，那沙乞赐佛像、儒书。诏赐护国仁王佛像一，《易》《诗》《书》《春秋》《礼记》各一部。（《辽史·圣宗纪》）
（大安四年）五月辛亥，命燕国王延禧写《尚书》《五子之歌》。（《辽史·道宗纪》）
辽国的儒学教育也深入到了基层。开泰元年，归州主官上言说，他们那里的居民，本是新罗国新近迁来，不识文字，建议设立学校，得到了朝廷的允许。大公鼎在做良乡县令时，省徭役，发展农业，同时兴办学校，建立孔庙，来教化当地百姓。越到后来，儒教就越加牢固地成了辽国的国教。
信奉儒教，忠孝仁义就是最高的道德准则。辽圣宗《诸侄戒》文道：
汝勿以材能凌物，勿以富贵骄人。惟忠惟孝，保家保身。
张俭《圣宗皇帝哀册》说，圣宗“行孝治于天下”。《辽史·圣宗纪》载，统和元年，下诏晓谕丞相以下各级官吏说：“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只是还没有达到以孝悌取士的程度。
《全辽文》中有一篇《拜惕隐戒族人文》，其中说道：
国者三父房，最为贵族，凡天下风化所自出。不孝不义，虽小不可为。
其中马保忠的《上皇帝文》，要求独尊儒术。该文道：
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则乡党之行修，修德行则冠冕之绪崇。自今其有非圣帝明王孔孟圣贤之教者，望下明诏痛禁绝之。
这一位可谓是辽代的董仲舒。
辽代所了解的儒家学说，除忠孝仁义等道德律条外，主要是气禀说。郭奇《耶律琮神道碑》：
贤人命世于天地之间，禀气□旋生，谓之命也。……是故贤人君子，知天命之不乂……故发愤忘食，夜不成寐。乃师以立身，计六经而修德。
郑皓《张世卿墓志铭》：
夫人生两仪之间，禀五行之气。清和则挺英俊，浑浊则产凶顽。
辽代的学者对人性问题也有所讨论。杨丘文《柳溪玄心寺洙公壁记》道，洙公高焕之，世代为燕之名家，从小受诗书礼乐教育。信佛后，住玄心寺，但仍钻研六艺，并且写成辞章，在世上流传，因而遭到一些佛教徒的责问，然而他坚持不改。杨丘文写这篇文章为他辩护，说不写文章，无法传道，写文章是仁智的表现，正是养性所必须的。杨认为，善于治性的，“必有养”。养的办法，就是仁与智，“仁，性之固也；智，性之适也。”单主一面都有弊。“故知道者，以智养之仁，以仁养之智。”这是把儒教道德作为佛徒养性的良好手段。
杨丘文认为儒教的传授世系是孔子——子思——孟子。孟子之后，诸子争雄。其中他特别举出扬雄，认为《太玄》“发孔孟之道”。杨氏对儒教学术的认识，和北宋前、中期的情形是大体同步的。
儒教关于天人关系的学说也是辽代儒者的基本信仰。耶律石柳上天祚皇帝书道：
传曰，圣人之德，无加于孝。昔唐德宗因乱失母，思慕悲伤，孝道益著。周公诛飞廉、恶来，天下大悦。今逆党未除，大冤不报，上无以慰顺考之灵，下无以释天下之愤。怨气上结，水旱为沴。（《辽史·耶律石柳传》）
人间的怨气，可引起上天的反应，这正是自董仲舒以来儒教的天人感应学说。
《辽史·萧文传》载，萧“笃志力学”。后来做了易州主官，“去旧弊，务农桑，崇礼教，民皆化之”。显然，这是一个儒者的作为。他还用自己的祈祷和德行消除了旱涝灾害和蝗灾：
时大旱，百姓忧甚，文祷之辄雨。属县又蝗，议捕除之。
文曰：“蝗，天灾，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责，蝗尽飞去；遗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为乌鹊所食。会淫雨不止，文复随祷而霁。是岁，大熟。
辽代的儒教教育还波及女子。《辽史·列女传》所列五人，都是通经义的节烈女子。邢简妻陈氏，少年时代就“涉通经义”。后来又工于诗赋，被当时称为女秀才。嫁到陈家之后，尽孝道，满门和睦。生六子，她亲自教儿子们读经，其中有两个儿子做了宰相。还有辽太师適鲁之妹耶律常哥，博通经史。她自誓不嫁，在闺阁中著文议论时政。其文道：
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心。人主当任忠贤，人臣当去比周；则政化平，阴阳顺。……“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
文中所述，都是儒教所提倡的政治原则，也是儒教天人之学的基本思想。
女子而深通儒教教义，这是宋朝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