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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战胜项籍，被诸王推为共主，沿用秦制称皇帝，都洛阳。次年迁都长安，依汉王名号建国号“汉”。
刘邦在位七年病死，群臣上谥号高皇帝。此后诸帝恢复死后议谥制度，称惠帝（前194—前188年在位）、文帝（前179—前157年在位）、景帝（前156—前141年在位）、武帝（前140—前87年在位）。
汉朝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沿袭秦朝的皇权专制体制。皇帝集权，决定一切。朝廷设丞相、御史大夫、廷尉、都尉等官职辅佐皇帝理事。地方制度仍行郡县制，朝廷任命郡守、县令。
分封诸王 秦始皇坚决反对分封宗王，以防止再出现诸侯纷争。反秦战争中，依附于项籍和刘邦的诸军将领，或被封为王，或自立为王，各据一方。刘邦称帝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或拥兵自重以至起兵反汉。汉高帝在位期间，陆续消灭了异姓诸王，废除了功臣封王的旧制。
但是，汉高帝又恢复了宗室子弟的分封制度。皇后吕雉之子刘盈立为太子，另七个儿子都封为王，分驻各地。又封弟刘交为楚王，侄刘濞为吴王。汉高帝之后，子盈在位七年，谥惠帝。吕后执政，又封刘姓宗室和吕氏多人为王。吕后死，刘氏宗室及老臣诛灭吕氏诸王，立高帝子代王恒为帝（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传子启（景帝）。三年后吴王刘濞联合宗王六人起兵反，史称“七王之乱”。太尉周亚夫领兵平乱，刘濞败死。宗室分封再次导致了诸王的纷争。此后，诸王不再领兵，分土而不治民，只食租税。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实行“推恩”制，诸王封邑可再分封给子孙，借以分割封地，削弱权势。又在全国十三部（州）各设“刺史”，考察郡守和宗王的行止。皇权一统与诸王分封是长期存在的制度上的矛盾，经过改革，多少有所缓解。
与民休息 汉高帝与丞相萧何、曹参等人起自基层，较为了解民间迫切需要安定的愿望。长期战乱后，农村凋敝，也亟待恢复正常的生产。自高帝至景帝都以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作为执政的方针，轻徭薄赋，以利恢复。
汉高帝建国后，命服兵役的秦兵还乡，解甲归田，又号召战乱中流亡他乡的农民还乡生产，可领取原有的田宅。因贫困沦为奴婢的，恢复平民身份。鼓励开垦无主荒田，朝廷田税为产量的十五分之一。惠帝时，种田人免除徭役。文帝免收田租十二年。景帝时又将田税减少一半，定为三十税一，成为定制。田税减少对占有田地的地主有利，也使拥有小块田地的自耕农得到好处。开垦无主荒田，只交少量田税，更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
汉朝初建国，几代皇帝都力倡节俭。惠帝时曾两次征发长安附近农民修筑国都长安城。此后即不再有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农民负担的徭役大为减少。文帝时，臣下要在宫中建露台，需要黄金百斤（合今五十斤）。文帝说：“我住先帝宫室已觉惭愧，何必再建台？”宫中帷帐不准文绣，说是以敦朴为天下先。
自高帝至景帝，没有再发动战争。广大民众得到了多少年来从未有过的和平安定的环境，得以安心耕作，实现了农业的发展。武帝初年成书的《史记·平准书》描述当时的情形说：
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除非遇上水旱灾荒，民众家里都很富足。各地方的官仓堆满了粮食，库里有用不完的钱。京师存的钱有几百亿，钱串腐烂，无法计算。太仓的粟米堆积，甚至堆到外边。
这一描述，不免渲染，但农田增产、国库充裕当是可信的事实。这个事实说明，汉初以来实行的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方针，到武帝时已收到显著的效果。武帝标榜崇儒，变“无为”为“有为”，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是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这一时期，汉朝的国势至于极盛。社会经济经过多方治理，趋于繁荣。
兴修水利
水利工程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关键。灌溉农田、预防水旱灾荒、粮食漕运都有赖于水利的兴修。武帝采纳管理农业的官员郑当时的建策，修建自长安至黄河三百余里的渭渠。用工数万人，三年修通。可灌溉民田万余顷，漕运便利。黄河在瓠子口（河南濮阳）决口，东入巨野泽，南下夺泗水，入于淮水，附近农田受害，二十余年不能堵塞。武帝调发数万人治理，亲临工地督办，自作歌词：“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闾殚（尽）为河。”“颓林竹兮楗石灾，宣房塞兮万福来。”治河取得胜利，堵塞决口，不再有水灾。在瓠子口建造宣房宫纪念。汉武帝亲自督修水利，为天下倡。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兴起兴修水利的高潮。关中地区兴修六辅渠、灵轵渠、成国渠、
（音wéi）渠、白渠，灌溉农田数千顷至万余顷，汝南、九江郡引淮水，泰山郡引汶水穿渠灌溉田，也都至万余顷。西北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也兴修水利，推广农田耕作。据说旱田改为水田可增产四倍。
官营盐铁 汉高帝建国即重农抑商。所谓“商”，包括手工业、商业和高利贷的经营者。也泛称“工商”。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出现一批积富千金至数千金的富商。汉武帝命商人自报资产，征收重税。不如实呈报，一经告发，没收全部资产。这样查没的资产，以万万计，给予富商大贾以沉重的打击。
最富有的巨商是煮盐和冶铁的经营者，他们利用自然资源，役使奴隶和贫民劳动，获取大利。盐与铁是农民生活与生产所必需。盐铁商是农民的残酷剥削者，也是朝廷的经济威胁。汉武帝采取理财官桑弘羊的建策，将盐铁资源收归国有，由官府统一经营，禁止私营，强行实施。全国产盐地区设盐官三十余处，冶铁区设铁官四十余处分别管理。原来的经营者可以接受官府委任，劳动者受官府雇用。获利统归朝廷。官营盐铁从此成为定制，朝廷获得巨大收益，增强了国力。
改铸钱币 秦始皇统一各国货币，铸造铜钱“半两钱”，重十二铢（一铢合今二分）。汉朝初年，分封诸王在各郡国自铸钱币。民间也私自盗铸谋利，重量只有三四铢，造成钱法的混乱。汉武帝取消郡国铸钱，又严厉禁止私铸，由朝廷统一铸造新币五铢钱在全国通用，旧币一律销毁。五铢钱圆形方孔，铸有“五铢”二字，重如其文，得到人们的信任。至西汉末年先后铸造二百八十万万钱。
商业经营 经济的发展需要商业流通，全国统一，不再有地区之间的障碍，货币的稳定也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
宗室子弟分封各郡国，收取租税，向朝廷进贡。远地运输，耗费甚大，贡献物品质量低劣。汉武帝采纳桑弘羊建议，在朝廷大司农属下设均输官、平准官。各国贡物折价交各地均输官购进价廉的特产，转运到其他地区货贩，或上交朝廷平准官，再高价卖给需要的地区，朝廷由此获得大利。平准官掌握大量物资，依据市场需求调剂买卖，借以控制市场，平抑物价。
商业的发达，形成若干商业中心城市。国都长安是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中心，北联西北诸郡，南通巴蜀，关中地区丰富的物产都在这里集散。长安城内有称为“东市”和“西市”的两大商业区，西市有六个市，东市有三个市。河南洛阳东周时已是著名的商城，东联齐、鲁，南通楚、魏。《汉书·地理志》说，这里的风气，重钱财不重道德，大家都想经商发财。河南南阳郡的宛，是南北通商的枢纽，水路可通江陵、吴县、合肥、番禺（广东广州）等商城。临淄（山东淄博）是东周时齐国的名城，历来商业繁盛，各地商人都到这里来交易。赵国旧都邯郸是黄河以北最大的商业中心。蜀郡成都是西南地区的工商业大城，很多富商大贾出在成都。
汉朝对域外的贸易，严格限制铁器、兵器和铜钱出境。出口品主要是丝绸和黄金，进口品主要是马匹和珠宝。陆路在边境关市贸易。西路由敦煌西行，南路通往昆仑山至于阗（和田），北路由天山南路至疏勒。疏勒西南经大夏（今阿富汗境）至安息（今伊朗境），西北经大宛（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至奄蔡（今哈萨克斯坦西部）。中国的丝绸经过西北商路运往中亚和西亚，转销欧洲。海上贸易由掌管皇室需要的少府专营。自番禺率商民入南海，购求珠宝，可到印度南境的黄支国。
汉武帝时经济繁荣，国力充实，开始对周边诸族作战，开拓了疆域。
讨伐匈奴 匈奴族以游牧为职业，语言属突厥蒙古语系。原在今内蒙古大青山（古阴山）南北往来游牧。秦朝建国前，已进入奴隶社会，南下掳掠奴隶和牲畜。国王称撑黎孤屠单于（音chán yú），即天命单于，下设文武官职，各分左右。秦始皇时，蒙恬出兵夺回匈奴占据的河南地。秦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侵掠祁连山以西的大月氏族居地，迫使大月氏西迁到伊犁河流域。又东向攻略今西辽河一带的东胡族，北上征服阿尔泰山麓的丁零族，成为北方草原的大国，有兵数十万。汉初南下掳掠，汉高帝领兵抵御，被匈奴兵围困于平城（山西大同），被迫求和。汉朝将宗室女奉献给单于，又约定每年向匈奴贡献一定数量的丝绸酒米，名曰“和亲”，以求苟安。文帝时匈奴再次南下掳掠，汉朝不能抵御，仍维持和亲之议。匈奴骑兵仍不断在边境侵扰。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大将军卫青率大军北击匈奴，再次收复河南地，建朔方郡。移民十万驻朔方。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将霍去病率领大军先后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境）和祁连山，大败匈奴军，斩俘四万余人。匈奴浑邪王一支来降。汉在河西地区设立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两年后，汉武帝又命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步兵约十万，大举追击匈奴，直抵漠北。两军大战，匈奴兵伤亡八九万，汉兵也死伤数万人，失战马十余万匹。匈奴战败，遁居漠北，不再南下。尔后，汉宣帝时，匈奴内讧，五单于争立。甘露元年（前53年）呼韩邪单于降汉。
交通西域 汉武帝出击匈奴之前，曾在建元三年（前138年）派遣汉中人张骞出使大月氏，企图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汉地匈奴族人甘父随行。当时大月氏已西迁到妫水（阿姆河）北岸建国。张骞西行途中被匈奴扣留，在匈奴困居十年，娶匈奴女为妻。得机会逃往大宛（今乌兹别克国境）。大宛派遣“导译”（向导、翻译人员）送张骞到康居（今哈萨克斯坦国境），转道到达大月氏。这时，大月氏国富民安，不愿再与匈奴为敌。张骞不能完成使命。一年以后南返。中途又被匈奴扣留。又过了一年多，匈奴单于争立。张骞乘机偕同匈奴族妻子和甘父逃回长安。张骞此行，前后历时十三年，备极艰险，虽然未能实现夹击匈奴的目的，却获得了西域诸国状况的大量信息，也向各国传布了汉朝的威仪，打开了与各国交往的道路，贡献是很大的。汉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甘父为奉使君。
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即卫青、霍去病大举讨伐匈奴的同年，张骞受命为中郎将，率领三万人的使团，去西域各国开展友好的交往。随行马六百匹，牛羊以万计，金帛巨万，以备馈赠。张骞到达伊犁河流域乌孙族住地，分遣副使去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身毒（北印度）等国。张骞回朝后年余，病死。此后，汉朝继续开拓与西域各国的交往。《史记·大宛列传》说汉使去到安息、奄蔡、黎轩（埃及亚历山大城）、条支（叙利亚）、身毒等国。汉朝每年派出使臣，多者十余次，少者五六次。外国来汉的使团多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汉武帝时国力强盛，不断扩展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活动范围早已不限于中原华夏地区，而是迈越葱岭走向西亚了。
天山南北路今新疆地区，有三十六小国，即三十六个部落。多者两三万人，少者只有一两千人，从事农业或畜牧。原来被匈奴统治。匈奴战败后，归属于汉朝，汉宣帝时设西域都护府。
征服南国 武帝时陆续征服南方诸国，开拓了疆域。
秦末农民战争时期，秦南海都尉赵佗（河北正定人）在南海（广东广州）自立为越王，兼并桂林（广西桂平）象郡。汉高帝封赵佗为南越王，都番禺（广东广州）。又称南粤。武帝时南越相吕嘉反。元鼎六年（前111年）汉兵平南越，建立南海、儋耳（海南儋州）、珠崖（海南琼山）、苍梧（广西梧州）、郁林（广西桂平）、合浦（广西浦北）、交趾、九真、日南（约在今越南国境内）等九郡。
今福建地区，秦置闽中郡。居民是越族。汉高帝封越族首领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福建福州）。瓯江流域的另一支越族瓯越，惠帝时封首领摇为东海王。都东瓯（浙江温州）。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攻掠瓯越，汉出兵救援，闽越败退。元鼎六年，武帝讨南越，闽越反，次年，降汉。闽越与瓯越，均属会稽郡统辖。
今贵州地区是汉代南越通往巴蜀的要道。西部地区有夜郎国，在牂牁（音zāng kē）江畔。武帝采番阳令唐蒙之议，命他出使夜郎，厚赐夜郎首领修好。南越王灭后，夜郎降汉，封为夜郎王，从而开辟了西南通道。
今云南滇池地区，楚国将军庄硚曾领兵占据。值秦灭楚，遂留在今晋宁一带称滇王。夜郎归附后，武帝发兵入滇，滇王降汉。汉朝加封，赐给官印“滇王之印”（今存）。设益州郡（治今云南昆明）统辖。
今四川地区，秦灭巴国设巴郡（四川重庆）。汉承秦制，辖境至奉节。秦又在成都设蜀郡。汉高帝时在蜀郡东北部设广汉郡（四川金堂），武帝时又将东北部划归新设的犍为郡。灭南越后，在犍为以南少数民族地区设沈黎郡（四川汉源）和越巂郡（四川西昌），以北设汶山郡（四川汶山）。在今贵州设牂牁郡。经过武帝时期抚与伐的经营，自今福建两广至云贵川地界，都已入于汉朝的版图。
汉朝盛时的疆域北达漠北，南至海南，西北至于葱岭，东北至乐浪（今朝鲜境内），形成辽阔的大国。这时意大利的罗马共和国领域横跨欧洲、非洲，至于西亚。亚洲的汉朝与欧洲的罗马，是当时世界上东西辉映的两大强国。
《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人口近六千万，实际人口当然还要超过很多。作为炎黄子孙的华夏族，自东周以来不断融入各民族成分而发展壮大，活动地区也不再限于中原而遍布于全国各地。汉朝强大后，人们就以国名作为族名，叫他们为汉人或汉族。
汉朝统治领域内，还有许多非汉族的各族居民。他们和汉朝的关系有三种情形。一是在各郡县与汉族共处，经济文化密切交融。其中不少人逐渐融合于汉族。二是汉朝在新归附的各民族地区，设置“初郡”即初级的郡制。特点是朝廷派遣郡守，但不向居民征税，各民族原有的社会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也都不作改变。汉武帝时在南越故地和西南等地建立了十七个初郡。三是匈奴和西域诸小国都还实行原有的制度，与汉族建立经济文化交流。匈奴降汉后向汉廷纳贡。西域都护府的主要职责是对从事农牧业的各部落予以保护，防止外来的侵袭。
一同生活在汉朝领域，经济文化密切交融相互依存的各民族结集为多民族共同体，即近代所说的中华民族。“中华”一词原是指中原地区的华夏，即汉族。汉族是多民族共同体的主体，中华民族是诸族凝聚的伟大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