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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能期待国家恢复人的本性的完整性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时的国家正是造成人性分裂的祸首。而理性所设想的国家也只能建立在更好的人性的基础上。现时代远没有为我们提供从道德上改善国家所需要的那种人性形式，只有达到人的内心不再分裂、人的本性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使人自己成为设计师，使人的现实成为理性的政治创造物。
作者已经具有了一种朦胧的自然界生物进化的意识，他说自然在它的物质创造中为我们规划了人们达到道德状态的道路。在生物界低级组织中原始力量的竞争缓和下来之前，自然界不会提高到自然人的形成，同样只有在伦理的人身上原始冲突和盲目本能的对抗平息下来，人们才敢于发展他们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只有当人的性格的独立自主得到保证，只有使对专制的屈从让位给庄严的自由时，人才能使他内在的多样性服从理想的统一性。如果使自由的原则与不安定的力量结合在一起，那么自由原则的馈赠无异于对整体的叛卖。
时代的性格必须首先从它深陷的屈辱中振作起来，一方面排除自然的盲目力量，另一方面恢复它的质朴、真实和丰满，这个任务不是一个世纪能够完成的。在此期间个别情况的一些尝试可能成功，而在全局上不会由此而有所改善，行为的矛盾将证明准则的不统一。北美在进行解放黑人的斗争，而欧洲却在迫害卢梭。旧有的原则依然存在，它却穿上了时代的服装，哲学借用了教会的名义进行以前教会的压迫。自由在其最初的试探中总是宣告自己是敌对者，一方面出于对自由的恐惧，人们投入了奴役的安逸怀抱；另一方面出于对迂腐的管理职责的绝望，人们逃进了自然状态的野蛮的无拘无束之中。人的自由的被篡夺是基于人性的软弱，人们对管制的反叛是基于人性的尊严，直到最后一切人间事物的强大统治者——盲目的强权介入并像在拳击赛中那样来裁决这些所谓的原则冲突。
或许应该期待国家起到这种作用？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如同它现在的情况那样正是这个祸首。至于理性在它的观念中所设想的国家，不可能作为更好人性的基础。相反，它只能建立在更好人性的基础上。因此，我要把现在的探讨转回到我曾经搁了一段时间的那个问题上。现时代远没有为我们提供从道德上改善国家所需要的那种人性形式，为我们展示出来的却正是它的反面。如果我提出的各种原则是正确的，并且经验证明了我对现时代的描述，那么除非是达到人的内心不再分裂、人的天性充分发展，从而能使他自身成为艺术家，并保证人的现实成为理性的政治创造物，否则，我们仍然会把这种国家改革的各种尝试看作不合时宜，而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希望看作是幻想。
自然在它的物质创造中为我们规划了人们达到道德状态的道路。在低级组织中原始力量的竞争缓和下来之前，自然就不会提高到自然人的高贵教养。同样地，只有当在伦理的人的身上原始冲突、盲目本能的对抗平息下来，在人身上粗野的对立已经停止时，人们才敢于去发展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只有当人的性格的独立性得到了保证，只有使对他人专制形式的屈从让位给庄严的自由时，人才能够使他内在的多样性服从理想的统一性。在自然的人还无规律地滥用他的恣意专横的地方，人就几乎不可能表现出他的自由。在有教养的人还很少用他的自由的地方，人就不可能从他身上去掉这种恣意专横。如果使自由的原则与不安定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并加强了已经自负的物质力量，那么自由原则的馈赠就成为对整体的叛卖。如果把它与占主导地位的弱点和物质的局限联系起来，因而熄灭了主动性和个性最后闪现的火花，那么一致性法则就变成了反对个人的专制暴政。
时代的性格必须首先从它深陷的屈辱中振作起来。一方面要排除自然的盲目力量，另一方面要恢复它的质朴、真实和丰满——这个任务不是一个世纪就能完成的。我承认，在此期间个别情况的一些尝试可能成功，但在全局上不会由此而有所改善。行为的矛盾将始终证明准则的不统一。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人们可能尊重黑人的人性；而在欧洲，人们却亵渎了思想家的人性。
旧有的各种原则依然存在，它却穿上了时代的服装，哲学借用了教会的名义进行以前教会所专权进行的压迫。自由在其最初的试探中总是宣告自己是敌对者，一方面出于对自由的恐惧，人们投入了奴役的安逸怀抱；另一方面由于迂腐的管制而陷入绝望，人们逃进了自然状态的野蛮的无拘无束之中。被剥夺是基于人的本性的软弱，反叛是基于人性的尊严，直到最终一切人间事物的强大统治者——盲目的强权介入并像在普通的拳击中那样来裁决这些所谓的原则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