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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这种时代性格的弊端反映出一切民族在通过理性而复归自然本性之前，由于过分拘泥理性而脱离了自然本性。
我们时代人的性格成了文化的牺牲品，而古希腊时代却能把艺术的一切魅力和智慧的全部尊严结合在一起。他们既有丰满的形式，又有丰富的内容；既能从事哲学思考，又能创作艺术；既温柔又充满力量。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人性的完美和整体性特征，即把想象的青春活力与理性的成熟魅力结合在了一起。
在古希腊精神力量的美的觉醒中，感性和理性还没有严格地区别而成为相互敌对又界限分明的不同领域。诗还没有去追求机巧，思辨还没有堕落为吹毛求疵。它们必要时可以互换其职，因为两者都只是以其自身的方式推崇真理。尽管理性高扬，但它总是亲切地使物质的东西紧跟在它的后面；尽管理性划分得如此精细，但绝不会肢解整体。理性虽然把人性分解开来，并把它分别在希腊神话的众神身上加以扩大，但并没有因此把人性撕成碎片，而是以不同方式把它组合起来，使每一个神的身上都表现出完整的人性。在我们现代人这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我们这里，人类的形象在个体中被分别扩大了，但成了碎片，而不是构成不同的组合，因此要看到人类的完整性，就必须对个体作逐个盘查。在我们这里，人们总是力图断言，即使在经验中各种精神能力也是分别表现出来的，如同心理学家们把它们在想象中分割开来一样。不仅单个的主体而且整个阶级都只发展了人的天赋的某一部分，而其余的天赋就像畸形的植物那样连微弱的迹象也难以看出。
席勒并不否认，作为人类的整体和从知性的天平上看，现代人比古代世界最优秀的人物更具有优势。但是这是从整体水平上的较量。哪一个现代人敢于站出来在单个人之间与雅典人比试一下人性的价值呢？那么为什么单个的希腊人可以成为他的时代的代表，而单个的现代人却不敢呢？席勒把这一根源归结为：希腊人所获得的（教养）形式来自把一切联合起来的自然本性，而现代人所获得的（教养）形式是来自把一切分离开来的知性（即当时的资产阶级知性启蒙）。
也就是说，正是文化本身给现代人性造成了这种创伤。只要一方面经验的积累和思维的明晰化使科学更明确的划分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国家的越来越复杂的机构使等级和职业更严格的区分成为必然，那么人的本性的内在纽带也就断裂了，致命的冲突使人性的和谐力量分裂开来。直观的知性（即感性认识）和思辨的知性（即理性认识）现在敌对地占据着各自不同的领地，互相猜忌地守卫着各自的领域。人们的活动局限在某一个领域，这样人们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一个支配者，他往往压制了人的其余素质。不是旺盛的想象力毁坏了知性辛勤得来的成果，就是抽象精神熄灭了那种温暖过我们心灵并点燃过想象力的火焰。
在古希腊的城邦中，每个人都享受着一种独立的生活，到了必要时可以变为一个整体（席勒这里当然只是就奴隶主和自由民而言）。希腊城邦的这种水螅式的本性现在却变为一种精巧的钟表机构，其中由无限众多的却无生命的部分组成一种机械生活的整体。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分裂开来，享受与劳动脱节，努力和报酬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这样人就无法发展他生存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刻到他的自然本性中，而是把自己变成他的职业的一种标志。在这里，席勒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上，对于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内的职业化分工使人性扭曲进行了深刻批判。他看到这种社会分工使人沦为职业化的奴隶，从而丧失了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
这样的结果就逐渐消灭了个人的具体生活，而以整体的抽象来苟延国家的卑劣存在。国家始终和它的公民敌对，因此他们对国家不会有任何感情。
当思辨的精神在观念的世界追求不可丧失的占有物时，它在感性世界中就必定成为不速之客，并且为了形式（理性秩序）而丧失实质。然而务实的精神陷入对象的单调圈子里，拘于各种成规变得更狭窄，使自由的整体从务实精神的眼光中消失。这样前者流于空洞，后者陷于狭隘。这种精神倾向不仅会危害到知识和创造，而且也扩大到人们的感觉和行动。对于整个人的心理功能而言，心灵的感受性就程度而论与想象力的活跃性相关，就范围而论与想象力的丰富性相关。分析能力占主导地位必定剥夺了想象的激发和威力，对象领域的进一步限制必定减少了它们的丰富性。爱抽象思维的人往往具有一颗冷漠的心，因为他把印象分解了，而印象只有作为整体才能打动人心。务实的人往往具有一颗狭隘的心，因为他把想象力限制在职业的圈子里。
在这里，作者揭示了现时代性格的不良倾向及其根源。在对人性存在的这种肢解中，个体虽然得不到什么好处，然而非此方式人类就无法取得进步。古希腊人尽管在人性上表现得很和谐，但它既不能维持在这一阶段，也不可能进一步提高。因为正如现世的状况一样，要前进就必须放弃生存的完整性。
就整个历史进程而论，要发展人的多种素质，除了使它们相互对立之外，别无他法。各种能力的分割和对立是文化教养的重要手段，但也仅仅只是手段，因为只要存在这种对立，人就只是处于通向文化教养的途中。只有把人身上的各种能力隔离开来并僭夺单独的立法权，它们才会与事物的真实相矛盾，才能迫使一般安于事物外部现象的常识深入到对象的深处去。当纯粹知性（指理性认识）要控制感性世界时，经验知性（指感性认识）则要使理性认识服从经验条件，通过这样的方法就使这两种能力成熟起来。想象力的自由若要瓦解世界秩序，理性便用必然性的规律加以制约。
片面地训练这些能力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个体的谬误，但能使整个人类达到真理。由此只是把我们精神的全部能量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把我们全部的本质汇合到一种个别的能力上，有如我们为这种个别的能力插上翅膀，使它人为地远远地飞越出自然为它所确立的界限。如果不是利用天文望远镜，人的目力是无法发现木星的卫星的；理性若不是体现在个别有天赋的人身上，人的思考力便不会提出微分学或批判哲学（前者是莱布尼茨，后者是康德）。但是这些天才能否用诗的创造力的自由活动来替代逻辑的严密束缚，用真诚纯洁的感官来领会事物的个性呢？在这里，自然依旧为天才确立了不可逾越的界限。
不论这种片面的分隔式能力培养给整个世界带来多大好处，但对个人来说却要蒙受痛苦。个别精神能力的紧张活动可以培养特殊人才，但只有精神能力的协调发展才能造就幸福和完美的人生。为了培养人的个别能力而牺牲人的整体，这种做法肯定是错误的。我们有责任通过更高的教养来恢复被教养破坏了的人的本性的这种完整性。
或许我对于时代的描述已经过分？我以为人们不会这样指责我，而会有另一种指责，说我由此要证明的东西太多。您会对我说，这幅景象肯定类似于现代的人性，但它也完全像处于文化途程中的所有民族，因为一切民族在它们通过理性而能归复自然之前，必然毫无例外地由于过分拘泥理性而脱离了自然（本性）。
但是当我们多少注意到时代性格的时候，把人性的现今形式与以前的，特别是古希腊人的性格加以对比，就会使我们感到惊讶。我们针对任何其他纯粹本性所显示的文化教养的荣誉，对希腊人的本性而言却不适用。希腊人的本性把艺术的一切魅力和智慧的全部尊严结合在一起，不像我们的本性成了文化的牺牲品。希腊人不仅以我们时代所没有的那种单纯质朴使我们感到羞愧，而且在由此可以使我们对习俗的违反自然（本性）而感到慰藉的那些优点方面也是我们的对手和楷模。他们既有丰满的形式，又有丰富的内容；既能从事哲学思考，又能创作艺术；既温柔又充满力量。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想象的青年性和理性的成年性结合成的一种完美的人性。
在那时，在精神力量的那种美的觉醒中，感性和精神还没有严格地区别而成相互敌对又界限分明的不同领域。诗还没有去追求机巧，思辨还没有堕落为吹毛求疵。它们必要时可以互换其职，因为两者都只是以其自身的方式推崇真理。尽管理性高扬，但它总是亲切地使物质的东西紧跟在它的后面；尽管理性划分得如此精细，但绝不会肢解整体。理性虽然把人性分解开来，并把它分别在众神的身上加以扩大，但并没有因此把人性撕成碎片，而是以不同方式把它组合起来，使每一个神的身上都表现出完整的人性。在我们现代人这里情况是多么不同！在我们这里类的图像在个体中被分别扩大了——但成了碎片，而不是构成不同的组合，以致我们要看到类的完整性，就必须对个体作逐个盘查。在我们这里，人们总是试图相信，各种精神能力是分别地表现在经验中的，如同心理学家把它们在想象中分解开来一样。我们看到，不仅单个的主体，就是人们所组成的阶级也只发展了他们某一部分天赋，而其余的人就像畸形的植物一样，连他的本性的微弱的痕迹也难以觉察。
我不否认，作为一个统一体和从知性的天平上看，现代人比古代世界最优秀的人物更具优势。但是，这一竞赛必须包括所有成员，用整体与整体来衡量。哪一个现代人敢于站出来个人对个人地与单个的雅典人比试一下人性的价值？
这里不谈类所具有的优势，而只是说，个体的这种不利条件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单个的希腊人可以成为他的时代的代表，而单个的现代人却不敢呢？因为希腊人所获得的形式是来自把一切联合起来的自然本性，而现代人所获得的形式是来自把一切分离开来的知性。
正是文化本身给现代人性造成了这种创伤。只要一方面扩大的经验和明晰化的思维使科学更明确的划分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国家的越来越复杂的机构使等级和职业更严格的区别成为必然，那么人的本性的内在纽带也就断裂了，致命的冲突使人性的和谐力量分裂开来。直观的知性和思辨的知性现在敌对地占据着各自不同的领地，互相猜忌地守卫着各自的领域。人们的活动局限在某一个领域，这样人们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一个支配者，他往往把人们其余的素质都压制了下去。不是这一边旺盛的想象力毁坏了知性辛勤得来的收获，就是那一边抽象精神熄灭了那种温暖过我们心灵并点燃过想象力的火焰。
由艺术和学识在人的内心所开始造成的这种混乱失调，又由近代统治的精神全面贯彻并普遍化了。当然，不能指望早期共和制的那种简单组织会随着早期的道德习俗及社会关系的消亡而继续存在，然而它没有提高到更高级的有机体的生活，却下降为一种平庸而笨拙的机械结构。在希腊城邦中，每个人都享受着一种独立的生活，到了必要时可以变为一个整体。希腊城邦的这种水螅式的本性现在却变为一种精巧的钟表机构，其中由无限众多的却无生命的部分组成一种机械生活的整体。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分裂开来，享受与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和报酬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耳朵里所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人就无法发展他生存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刻到他的自然（本性）中去，而是把自己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科学知识的一种标志。就连把个体联系到整体上去的那些简陋的断片也不是取决于人性所自发选择的形式（人怎么可能把他的自由托付给这样一种人为的、见不得天日的钟表机构呢？），而是由一个公式无情地、严格地规定出来的，这种公式就把人的自由见解捆绑得死死的。死的字母代替了活生生的知性，熟练的记忆比天才和感觉更能起到可靠的指导作用。
如果社会把职务作为衡量人的尺度，它只重视它的公民中某一个人的记忆力，而对另一个人只重视图解式的知性，对第三个人只重视机械的熟练技巧；如果在这里只追求知识而对性格的要求则无所谓，在那里相反只要求遵守秩序的精神和守法的态度而把最大的无知视为优异；如果同时要求这些个别能力的发展超出主体所能承受范围的程度，为了个别受重视和最值得的能力而忽视了心灵的其他素质，这还有什么奇怪呢。诚然我们知道，充满才智的天才人物不会由于他的事业的范围而限制了他的活动，但是中等的天资在他从事的事业中却耗尽了他的全部贫乏的精力，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头脑了。为了不妨碍他的职业就要放弃他的爱好和追求，如果某人具有超出职务的精力或者某个天才的人具有更高的精神而需要给他的职务提供一个竞争者，国家也很少做出良好的推荐。国家害怕失去对它的职员的个人占有，以致它轻率地决定（谁能责怪它呢），让它的职员们分享感性的美神而不是精神的美神。
这样逐渐消灭了个人的具体生活，由此以整体的抽象来苟延国家可怜的存在。国家始终是异己于它的公民的，因为他们对于国家不会有任何感情。鉴于国家公民的多种多样，它不得不用划分等级来统治并通过代表间接地来感受人性。统治阶层最后完全看不到人性，把它混同于知性的单纯制成品，对于那些不太为他们本身讲话的法律他们则漠然置之。终于不愿再维系那种使人性与国家不能缓解的纽带，于是积极的社会（正像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命运已经是这样的）分解成道德的自然状态。在这里公众权力至多只是一个派别，需要它的那些人憎恨和回避它，而只有不需要它的人才尊重它。
人性在这两种内在和外在压力下能否采取与它实际上有所不同的路线呢？当思辨精神在观念的王国中追求不可丧失的占有物时，它在感性世界中就必定成为不速之客，并且为了形式而失去实质。务实精神陷入对象的单调圈子，拘于各种成规而变得更狭隘，这样自由的整体必然从务实精神的眼中消失，同时使这一精神领域更加贫乏。所以，当前者（思辨精神）试图按照设想的东西塑造现实的东西，并把它的想象力的主观条件提升到事物存在的构成法则时，后者（务实精神）却走向相反的极端，按照一种特殊的局部经验来评价一般的全部经验，企图使各种职业毫无区别地适合于它自身职业的规则。前者必定成为空洞的吹毛求疵的牺牲品，而后者则成为迂腐的局限性的牺牲品。因为前者在考察个别的东西时站得太高，而后者在考察整体的东西时站得太低。这些精神倾向不仅会危害知识和创造，而且会扩大到影响感觉和行动。我们知道，心灵的感受性就程度而论与想象力的活跃性相关，就范围而论与想象力的丰富性相关。分析能力占主导地位必定剥夺了想象的激情和威力，对象领域的进一步限制必定减少了它们的丰富性。爱抽象思维的人往往具有一颗冷漠的心，因为他把印象分解了，而印象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打动人心。务实的人往往具有一颗狭隘的心，因为他的想象力限制在他的单调的职业圈子里，而不能扩大到陌生的意象方式中。
我这里只是要揭示现时代性格的不良倾向及其根源，而不是要指出天性所补偿给它的长处。我可以向您担保，在对人性存在的这种肢解中，个体虽然得不到什么好处，然而非此方式人类就不能取得进步。希腊人的人性无疑表现得最充分，它既不可能保持在这一阶段，也不可能进一步提高。其所以不能保持下去，是因为知性通过已经积累的贮备必定要从感觉和直观中分离出来并力图达到认识的明确性；其所以不能进一步提高，是因为一定程度的明确性只能与一定程度的丰富和热情相适应。希腊人达到了这种程度。如果他们要向前达到更高的教养，那么他们必须像我们一样，放弃他们生存的完整性，在分离开来的道路上去追求真理。
要发展人的多种素质，除了使它们相互对立之外，别无他法。各种能力的这种对立是文化教养的重大手段，但也仅仅是手段而已，因为只要存在这种对立，人就只是处于通向文化教养的途中。只有把人身上的各种力量隔离开来并僭夺单独的立法权，它们才会与事物的真实相矛盾，才能迫使一般安于事物外部现象的常识深入到对象的深处去。当纯粹知性在篡夺感性世界的权威时，经验知性则致力于使纯粹知性服从于经验的条件，由此使这两种素质达到尽可能成熟并占据了其领域内的全部范围。当一方面想象力敢于通过它的恣意放纵去瓦解世界秩序时，另一方面它就迫使理性上升到认识的最高源泉，并求助于必然性的规律来对抗这种想象力。
片面地训练这些能力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个体的谬误，但是却使人类达到真理。由此只是把我们精神的全部能量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把我们全部的生命力汇合到一种个别的能力上，有如我们为这种个别的能力插上翅膀，使它人为地远远飞越自然似乎已经为它确定好的界限。诚然，就整体而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用自然所赋予他的目力观测到用天文望远镜才能发现的木星的卫星。如果不是理性体现在个别有天赋的主体身上，人的思考力绝不会提出对无限的分析或对纯粹理性的批判，
就好像它摆脱一切素材以强化的抽象力来观察到绝对。但是，这样一种分解成纯粹知性和纯粹直观的精神是否能够用诗的创造力的自由活动来替代逻辑的严密束缚，用真诚纯洁的感官来领会事物的个性？在这里自然也为全面的天才确立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只要哲学还把反对谬误当作它的最高尚的职责，真理就总是会制造殉道者。
不论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由这种人的能力的分隔培养中获得多么大的好处，但仍然不能否认，接受这种培养的个体在这种以世界为目的的灾难中仍要蒙受痛苦。通过体育训练虽然培养了强壮的身体，但是只有通过自由而匀称的运动才能培养肢体的美。同样，个别精神能力的紧张活动可以培养特殊人才，但是只有精神能力的协调提高才能造就幸福和完美的人。如果人性的培养必须做出这种牺牲，那么我们将与过去和未来的时代处于什么关系中呢？我们曾经是人性的奴仆，我们为了它从事了几千年的奴役劳动，我们的被摧残的本性印下了这种服役的屈辱的痕迹——以便能让后世盼到幸福的安乐和道德的健康，并使他们的人性自由地发展。
但是，人难道注定要为某一目的而耽误自己吗？难道自然（本性）会由于它的目的而夺走理性本身规定给我们的完整性吗？为了培养个别能力而必须牺牲它的整体，这样做肯定是错误的。抑或当自然规律还力图这样做时，我们有责任通过更高的艺术来恢复被艺术破坏了的我们的自然（本性）的这种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