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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德国，与英法等国相比，还是一个政治、经济相当落后的国家。自从17世纪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之后，德国被分割成300多个诸侯小国，依然烽火连年，民不聊生。直到18世纪中叶，德国的社会生产才逐渐从三十年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资产阶级在经济力量上还十分弱小，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仍要依附于封建主；农民则大部分处于封建农奴的地位，毫无自由。这一状况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在德国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1750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
席勒，全名为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年11月10日生于符腾堡州马尔巴赫，现位于斯图加特市郊，其故居已辟为纪念馆，是一座比邻相接的两层加阁楼的坡顶小楼。其父约翰·卡斯巴·席勒，原在符腾堡公爵卡尔·欧依根的军队中任少尉军医兼理发师，曾经走遍欧洲大陆，富有进取心和丰富的生活阅历。其母伊丽莎白·多罗泰阿·柯德薇丝，由于家务操劳，体弱多病，这种体质也遗传到儿子身上。1764年他家迁往符腾堡的边缘小镇罗尔希。席勒5岁便上了乡村小学，第二年父亲又把他送到牧师莫泽尔那里，让他和莫泽尔的儿子一起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这位乡村教师是一位有教养的神学家，为人正直，对幼年的席勒产生了很大影响。
两年以后，他们举家回到了路德维希堡。席勒被送到拉丁语学校，每年在斯图加特市都要举行拉丁语的国家考试，整个施瓦本地区的学童都要去参加。只有通过这一考试，将来才能学习神学或成为神职人员。这是席勒父母的一种期盼。前三次考试，席勒都取得了第一名。当席勒每年受到学校表扬嘉奖时，父亲都要带他去路德维希堡行宫的剧院，这里的演出给席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时常在家中用椅子搭成“剧场”，和小朋友分别扮演不同角色作为游戏。
1773年父亲把席勒送到卡尔大公的军事学校，1775年该校扩大为军事学院，由索里图德王宫迁到斯图加特市内。席勒由原来的法学专业转到医学专业。不过这两个专业都是由大公指定的，并非自愿选择。在学院的学习中，他受卢梭等人启蒙思想的影响，在心中点燃了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权的革命火种。他喜爱莎士比亚、克罗普斯托克、莱辛和歌德的作品，他同时学习心理学、美学、哲学等。在学院的老师阿尔贝那里，席勒受到了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年）理性主义和英国哲学家夏夫兹博里（1671～1713年）唯物主义倾向的影响。夏夫兹博里的伦理观是以美学观为基础的，他强调美与善的联系，从而肯定了美的社会性。这对席勒后来美学思想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1779年，席勒第一次完成的毕业论文《生理哲学》由于他不受拘束的写作风格而未获通过。一年后，他又完成了第二篇毕业论文《试论人类动物特性和精神特性之间的关联》。席勒通过医学学习已经彻底动摇了基督教的宗教观念，他从生命有机体的角度把人与动物联系在一起；在人性观上则触及人的生物本能与精神特性的联系，涉及感性与理性的关系。论文终于获得通过，1780年12月，席勒结束了八年军事学院囚徒般的生活。席勒从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奥热将军的斯图加特步兵团任军医，未经批准不得离开市区，甚至去城郊看望父母都受到限制。
早在学校时，席勒便开始了剧本创作。他以德国作家舒巴特的一个短篇小说《关于人的心灵的故事》为素材，将主题转向反对不公正的社会制度，1781年完成了第一部剧本《强盗》。该剧于1782年1月在曼海姆国家剧院上演，大获成功。他相继又创作了《斐艾斯柯》、《阴谋与爱情》以及《唐·卡洛斯》等。后两部作品被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威尔第谱曲改编为歌剧，至今仍在世界各地上演。
1782年9月，他和一位朋友一起从斯图加特军营逃出，途经法兰克福、美因茨，来到鲍尔巴赫。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流亡的生活。次年7月又回到曼海姆，并成为剧院签约的剧作家。
1784年席勒收到四位“追星族”对诗人狂热的信。寄信人克尔纳是一位法学家，任萨克森高级教会监理会成员和农工商代表团的鉴定官，是一位学识丰富、思想活跃、干练有为的人，后来成为席勒一生最亲密的挚友，也是他的经济赞助人。次年，席勒应约前往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度过了一段充满温馨、友爱的生活。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席勒写下了著名的《欢乐颂》，这首诗最初在《塔利亚》期刊上发表，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首先克尔纳为它谱曲，后来相继有一百多人为它谱曲。而最著名的要属德国音乐大师贝多芬的谱曲。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对此作了生动的记述。这便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它被称作《以席勒的〈欢乐颂〉为收场合唱的交响曲》，乐曲用压倒一切的雄浑气势，表现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一人道主义的伟大理想。
1787年席勒拜访了当时的文化中心城市魏玛，并在耶拿定居下来。这时他投入了历史学的研究。1788年席勒完成了《荷兰脱离西班牙统治的独立史》，书中他把荷兰经济的发展看作是取得独立的决定性前提，并提出对中世纪和十字军东征的批判。克尔纳曾经规劝他，要正确把握自己对历史心血来潮式的激情，历史研究需要有多年的学术功底。1789年他接受了耶拿大学历史学教授的职位，并开始教学。但这一职位既无薪金又无津贴。1790年2月，他与夏洛特结婚，由此开始了渴望已久的温馨的家庭生活。在妻子的照料下，他又为“女性历史丛书”撰写了《三十年战争史》。
1790年丹麦诗人巴格森拜访了席勒夫妇，对于他们家庭生活的贫困十分同情。当时席勒作为魏玛宫廷顾问的年俸只有200塔勒，而他一年家庭花费至少要1200塔勒，他主要靠不停的写作赚取稿费来维持生活。于是这位丹麦诗人便说服丹麦王子——奥古斯滕堡公爵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给席勒提供经济支持。恰在这时席勒病危的消息传遍四面八方。《南德意志文学汇报》甚至误报了席勒去世的信息。其实席勒是由感冒转为肺炎，进而引发胸膜炎。治疗对他身体的伤害不亚于疾病的伤害。丹麦王子了解了席勒的处境以后，向席勒提供了三年的赞助，每年1000塔勒。
1792年席勒在获得了生活的经济保障之后，便开始了康德（1724～1804年）哲学的研究，从而进入了美学的殿堂。1793年初，席勒以书信的方式与克尔纳探讨了什么是美，即美的本质何在。这七封信后来以《论美书简》的方式发表。接着席勒又发表了《论秀美与尊严》，指出秀美是美的心灵的表现，而尊严是崇高思想的表现。接下来，在《论崇高》中指出，假如没有崇高，美就会迫使我们忘记自己的尊严，也就无法成为道德的人。1794年，他把“关于人的审美教育的书信”共27封（即《美育书简》）寄给了他的丹麦赞助人奥古斯滕堡公爵。原稿在哥本哈根宫廷中被焚，只保留了部分抄本。席勒又对原稿重新加工或改写，将其发表于1795年的《时序女神》杂志上。
《时序女神》这个文艺刊物是1794年由席勒与洪堡、费希特等人一起发起和主编的。为了扩大影响，需要取得大公的枢密顾问、大诗人歌德（1749～1832年）的支持和稿件。此前席勒曾与歌德谋过面。由于歌德的高傲，两人不欢而散。席勒由此对歌德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次不得已用极其谦恭的语气给歌德写了信。信发出以后，出乎预料地很快接到了歌德的回信。歌德说，以万分欣喜、非常高兴的心情愿意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个时期，歌德的文艺创作正陷于半沉寂状态，他把许多时间转入自然科学研究，在文艺上正需要有人给以激励。
此后席勒与歌德进行了多次长谈，发现彼此既有差别，又有深刻的一致。他们的区别表现在歌德重经验，而席勒重理念；前者重现实，倾向于现实主义，而后者重理想，倾向于理想主义；前者善于观察，而后者长于思考。但是，他们都对文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产生了突破国界的重大影响。以此为起点，席勒与歌德开始了十年之久的文艺创作上的合作，直至席勒去世。
席勒与歌德的合作是以“赠辞之战”开始的。一次偶然的机会，歌德读到古罗马诗人的警句诗，也叫赠辞，只有三言两语，针对一件事加以评说。他觉得这种形式短小精悍、生动泼辣，有利于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抨击。于是两人互相交换灵感，共同创作出414首赠辞。席勒在他主编的《1797年艺术年鉴》上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顿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这些赠辞虽然并未指名道姓，却仍然引起一些被抨击者的反击。人们把这一年称为“赠辞之战”的一年。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主流媒体上颇有微词，甚至连康德和席勒的经济赞助人丹麦王子都表示了不满。此后他们便投入了“叙事谣曲”的创作。1799年，为便于与歌德的交流合作，席勒全家由耶拿迁至魏玛居住。
席勒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不仅从事艺术创作，同时也进行理论的思考。他在完成诸如《大钟歌》《希腊的诸神》等大量诗歌创作的同时，还发表了《论素朴诗与感伤诗》的诗学理论。他从与歌德在创作倾向的不同中概括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区分。后期在历史剧创作的同时，也发表了《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以及《论悲剧艺术》，对作为美学范畴的悲剧性作了独到而精辟的阐发。
1804年对席勒来说是辉煌的一年，他的历史剧《威廉·退尔》演出取得巨大成功。这一年也是他深受疾病折磨的一年，他的病情不断加重。5月份，他带着怀孕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专程去柏林观光。柏林国家剧院为了表达对诗人的敬意，连续上演了他的四部戏剧：《墨西拿的新娘》、《奥尔良的姑娘》、《华伦斯坦之死》和《强盗》。普鲁士皇太子特地在皇宫设宴招待席勒一家。女皇还希望席勒来柏林居住，并在国家戏剧学院任教。
1805年5月9日席勒病逝，享年46岁。他把短暂的生命熔铸到了不朽的著作之中。
席勒的美学研究是以康德哲学为出发点的。特别是采用了康德的先验哲学的方法。因此，要把握席勒的美学观，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康德的先验哲学以及他对道德和审美的基本观点。
启蒙运动使18世纪成为哲学的世纪，在认识论领域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一种是由洛克（1632～1704年）、休谟（1711～1776年）等人提出的经验主义，另一种则是由笛卡尔（1596～1650年）等人提出的理性主义。前者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知识来源于人的经验；而后者认为人类的知识来自人自身的理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把自己的哲学研究方法称作哲学思维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他结合了以上两种理论，因此也超越了以上两种理论。过去在认识论的研究中，主要都是以客体来说明认识主体关于客体的知识，而康德则转向主体来说明主体关于客体的知识。他从认识主体出发，将思维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到主客体关系的层面，作为达到主客体同一的一个先决条件。康德由此提出了先验直观、先验逻辑和先验判断的概念。人在具体的认识活动之前已经先在地具有了认识对象的能力，这种主体称为先验的自我，所以人们把他的哲学称为先验哲学。
康德依据人的心理机能的认知、情感和欲求，即知、情、意三方面提出了它们的先验原理和应用场合：认识的先验原理是合规律性，应用于自然界；情感的先验原理是合目的性，应用于艺术；欲求的先验原理是最后目的，属于自由的范畴。他把感性、知性和理性的概念作了区分：感性是指心灵的感受能力，它能接受外部刺激而产生表象；知性是指主体认识的主动性，它能思考感性直观的对象。在这里，感性不能思维，知性不能直观。理性则是一种理念，它规范引导着知性，而知性作用于感性才能构成知识。“自我意识”是康德认识论的中心，也是《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核心概念。它是统觉的原始综合统一，是它具体实现了知性范畴的运用，它又是与对象意识相互关联的。“物自体”学说则是整个康德哲学的核心。“物自体”是指认识中感性材料的来源，它作为对象为感官提供刺激使人产生感觉，它是不依存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物质世界。物自体不可知，人们只能认识它作为感性直观的对象，即现象，而无法认识其本体，这就为认识划定了一种界限。但是物自体又可以作为思考的对象而存在，即作为知性存在物，与作为现象的感性存在相对峙。
康德在《人类学》中将人规定为“自由活动的存在”。人不会为外物所限，也不会为自身的动物性所限，这充分反映了人的自由本质，这是审美的主观条件，也是审美活动的前提。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自由是纯粹理性体系的整个建筑的拱心石，是灵魂不朽、上帝存在等其他一切概念的依据。道德律令作为超感性经验的理性力量，是普遍必然的绝对命令，它的本质是自由。人是目的不是工具，作为理性的存在，是自由的。
在《判断力批判》（上卷）中，康德对审美作了多层次的界定。他指出鉴赏是判断美的一种能力。这种判断不是将其表象凭借知性联系于客体以求得知识，而是凭借想象力（或者想象力与知性相结合）联系于主体产生快感或不快感。它不是逻辑的，而是审美的。美感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美感是由感觉而产生，与概念无涉，它是在各种心意能力的活动中协调一致的情感。因此美是一种对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是以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为根据的。
席勒的美学研究虽然是从康德哲学出发的，但席勒对于康德哲学也存在许多异议。他首先不同意康德把现象界与物自体相割裂的不可知论。在道德哲学上，康德提出了作为实现“至善”的必要前提的实践理性的公设是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席勒认为，康德的哲学宗教学说是用哲学论证来充当宗教的辩护士，这是对愚蠢的腐朽建筑加以修补而已。席勒把人的心理机能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即现实中的人是一个完整的人。这就是他在第一封信中所说，人始终是一个整体，哲学出于分析的目的对它的肢解，使分析家的报告中真理成了不合情理的东西，那就不足为怪了。他决心首先克服康德对美的概念界定中的主观性，为美建立一个客观基础。
在席勒看来，美的本质是与人的本质直接相关的，因此他决心从人的活动和需要中来寻求美的根源。他首先对人性作了先验的分析。他根据费希特将主体区分为纯粹自我和经验自我的方法，把人加以抽象，在人身上区分出一种持久的和另一种不断变化的因素。前者称为人格（即人的自我），后者称为状态（即人的自我规定）。他认为在理想的人性中这两者是统一的，而在有限的存在即一般人身上，它们总是两个东西，状态在人格的不变中变化，人格在状态的变化中不变。离开时间和生成过程，人就不会成为一种获得了规定性的存在。因此在人格现实化的形成过程中，人存在两种不同的趋向，它们产生于人的感性本性和理性本性。席勒正是从人的感性与理性本性的统一中，找到了美的根源。
席勒指出，人之所以有感觉、思维和欲念，正是因为在人之外还存在一个对象世界。人的感性要求是要有绝对的实在性，它要把（理性秩序的）形式转化为世界，使他的一切潜在的能力表现为现象。人的理性要求是要有绝对的形式性，他要把凡只是外在世界的东西融入自身，并使其变化处于和谐中。换句话说，人总是要把一切内在于自身的东西变成外在的，把形式赋予一切外在的东西，使人们自身必然的东西成为现实，使外在的东西服从必然性的规律。在人身上有两种相反的力量推动人们实现这一任务，前者是感性冲动，后者是理性（形式）冲动。只有在人的完美存在中，这两种冲动的相互作用才能达到协调一致。席勒提出的感性冲动和理性（形式）冲动的理论，进一步指出了主体（人）活动的对象性特征。这不仅说明人与对象世界之间存在现实性关系，而且说明人要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念对象化。当然他所理解的人的活动只是就精神领域活动而言，这是唯心主义哲学的视野局限。
由感性冲动与理性（形式）冲动的相互作用和这两种对立原理的结合中，席勒看到了人性完美化的途径，也看到了美的根源。他认为，人性的完善在于物质现实的实在性与理性秩序的形式性的统一、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以及人的受动与人的自由的统一。这也正是美的最高理想。席勒将这两种冲动的结合称为游戏冲动。这里所说的游戏，不同于一般的玩耍嬉戏，它是指人在摆脱了物质欲求的束缚和道德必然性的强制之后所从事的一种真正自由的活动。康德在《人类学》中也提到审美像一种心灵游戏。席勒说：正像我们在美的观照中，心灵是处于规律和需要之间恰到好处的中点，所以它排除了规律和需要的强制，体现了人所取得的精神自由。当时对“形式”一词在学术上还没有统一的规范性认识。席勒提出的“形式”概念包含了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形式是指事物构成的外在表现，成为感性直观的对象；另一方面形式又反映出事物间相互区别的本质属性、理性秩序和与人类思考功能相关的因素，因此席勒把理性冲动也称作形式冲动。只是到黑格尔时代，黑格尔（1770～1831年）才将形式与内容作为一对范畴，来表征事物的外在和内在方面，由此使形式仅具有外在表现和作为感性直观对象的意义。
游戏冲动的对象则是活的形象，它是指充满生活内容的形象或取得形象直观的生活内容，也就是广义的美。在席勒看来，审美是摆脱了物质需求的束缚而达到外在与内在自由的一种状态。他认为，在感受美的时候，产生着（物质）素材与（理性秩序的）形式的实际统一和交替。在这种结合中就使感性与思维和意志相协调，使人在有限的事物中见出无限性和必然的规律。从而，他把美与精神自由和道德自律联系在一起。所以他认为精神自由即美的规律。后来马克思也在这一意义上指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
席勒认为，美不仅是我们的对象，而且是我们主体的状态。在审美过程中，思维、感觉和情感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就把审美与科学认识区别了开来。美是自由观照的作品，我们同它一起进入观念的世界，然而我们并不会像认识真理时那样抛弃感性世界。在我们获得审美快感时，能动性和受动性的交替是无法区分的，在这里思索和情感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以致我们认为自己直接感受到形式（指理性秩序）。
在席勒看来，对外在显现（der Schein）的喜悦和对装饰的爱好是人摆脱了动物状态达到人性的一种标志，说明人的精神能力的发展。外在显现一词所着重的是事物的表现性，黑格尔强调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以及后世美学家所强调的“审美表现性”可以说是受这一观念的影响。思维的活跃是与想象力的发展相联系的，所以席勒指出，人在受必然的命令和需求的支配时，想象力就被牢固的绳索捆绑在现实的事物上，只有需求得到满足时，想象力才能发挥毫无拘束的能力，这是人取得外在自由的证明。想象力的充分发挥也是我们具有内在自由的证明，它使我们看到自身的力量。因此他把审美显现看作是一种自由的形式。
在整个西方美学史上，席勒对美的界定独树一帜。正如他在《论美书简》中所说：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柏克（1729～1797年）认为美是感性-主观的，柏克正确地指出了审美具有不依靠概念的直接性，但把审美只看作感性感受性则是不正确的。沃尔夫学派的鲍姆加登（1714～1762年）认为美是理性-客观的，美在客观的完善性，这就混淆了美与善的区分；而康德认为美是理性-主观的。这些德国启蒙哲学家都把理性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反映了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观。席勒与他们不同，他对人性的分析坚持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这一点既区别于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它把人的本性归结为自然属性；也不同于德国观念论哲学，它把人的本性单纯归结为理性，即思维属性。席勒认为，美是事物由自身形成的规定，由此而表现出自由，所以美是自由的形式。自由是一种理性的观念，美的特性与自由在现象上是同一的，使事物表现出自由的那种客观属性赋予事物以美。故而席勒对美的界定是一种客观-感性的观点。
席勒说，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的许多命题，用他自己的理论可以做出更好的说明。康德指出，自然是美的，如果它看起来像艺术一样；艺术是美的，如果它看起来像自然一样。这正是我们平常说的“自然界中的风景如画”，“艺术中的巧夺天工”。席勒说这一命题使技巧成了自然美的基本要求，使自由成了艺术美的基本条件。但是，因为艺术美在自身已经包含了技巧的理念、自然美在自身已经包含了自由的概念，所以康德自己承认，美无非是技巧中的自然，是技艺中的自由。
在席勒对美的本质的规定中，不仅与人性的自然本质和思维属性即感性和理性相关联，而且也顾及人的社会属性。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往往用人是类（人类）的存在物来说明人的社会属性。类是一个社会的历史范畴，个体与人类的统一是一个历史过程。席勒把审美看成是人作为类的存在物所具有的功能，把美看成了人的生存的类的规律，由此来说明美的社会性。他指出，感官的快乐我们只能由个体来享受，而不能由我们生存的类享受。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感官快乐普遍到每个人，因为我们不能把个体普遍化。认识的快乐我们只作为类来享受，因为在我们的判断中精心地排除了个体的任何痕迹。我们不能把理性的快乐普遍到每个人，因为我们不能像在我们自己的判断中那样，在其他人的判断中清除掉个体的痕迹。而审美呢，只有我们同时既作为个体又作为类，即作为类的代表，才能享受到。这里隐含地说明了，审美活动的主体是社会中单个的人，但审美的价值主体却不再只是个人，而且包含人类，这是一种价值主体的转换，说明审美是超越于个体性的，包含了人类的自我意识。到20世纪中叶，卢卡奇（1885～1971年）则把审美界定为对人类自我意识的体验和表达。
随着启蒙运动和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对人的本性和人的教育问题的探讨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课题之一。
早在古希腊时代，毕达哥拉斯就指出，与动物相比只有人才有心灵，心灵就是人的灵魂的理性部分。赫拉克利特也认为，人与动物所以不同，就在于人有认识自己的能力和思想。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前322年）对这一观点作了理论的概括，他认为人的灵魂中除了具有和动物相同的能感觉的部分之外，还有能进行理论思维的理性，因此人是理性的动物。
在教育思想上，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洛克在《教育漫话》一书中提出了一种绅士教育理论。他认为，绅士必须具有四种特质：即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因此他把教育的内容划分为体育、德育和智育三个方面，形成了一种教育体系。到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卢梭（1712～1778年）在教育哲理小说《爱弥儿》中提出了自然教育理论，这本书曾使康德爱不释手，也被歌德誉为“教师的圣经”。卢梭指出，教育必须顺应人的自然本性。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我们对影响我们的事物取得良好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只有使这三者圆满结合、方向一致，才能培养出保持人的本性的自然人。对人的本性的研究应着眼于自然状态，因为私有制改变了人类存在的条件和相互关系。他反对理性主义者片面强调理性，忽视情感的重要作用，认为没有情感，理性是不完善的。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年）则提出培养健全理性的自由人的教育。他认为，只有理性健全的人才能成为自由人；而只有自由人的生活，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真正的、人的生活。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1715～1771年）则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决定人。教育包括个人的一切生活条件、人周围的一切事物，强调人要全面而终生地接受教育，把教育看作是改造人和变革社会的万能手段。
生活在法国大革命的时代（1789～1794年），席勒对于民众的革命要求是完全理解和支持的。他说：人们已经从长期的麻木不仁和自我欺骗中觉醒过来，要求恢复自己的不可丧失的权利，而且已经起来用暴力取得他们认为是被无理剥夺了的东西。现在应该让法律登上王座，把人最终当作自身的目的来尊崇，使真正的自由成为政治结合的基础。但是，他对事件进程的发展既存在一定的误解，也存在一定的担忧。他认为，由于时代造成的人性的堕落，还不存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德可能性。
针对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状况，席勒指出：在现时代，欲求占了统治地位，把堕落了的人性置于它的专制桎梏之下。利益成了时代的伟大偶像，一切力量都要服侍它，一切天才都要拜倒在它的脚下。在这个拙劣的天平上，艺术的精神贡献毫无分量，它得不到任何鼓励，从而消失于该世纪嘈杂的市场中。甚至哲学家的探索精神也把想象力撕成了碎片，艺术的领域在逐步缩小，而科学的领地却在逐步扩大。
席勒进一步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正在形成和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他说：享受与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耳朵里所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人就无法发展他生存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刻印到他的自然（本性）中去，而是把自己仅仅变成他们职业和科学知识的一种标志。他预感到这一问题对人的生存状况的严重威胁，并且敏锐地察觉到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源。席勒指出，正是文化本身给现代人性造成了这种创伤。只要一方面经验的积累和思维的明晰化使科学更明确的划分成为必要，另一方面国家越来越复杂的机构使等级和职业更严格的区分成为必然，人的本性的内在纽带也就断裂了，致命的冲突使人性的和谐力量分裂开来。这就是说，过度的劳动分工使人成为职业化的奴隶，从而丧失了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同时，对于感性、知性和理性的过度区分，也造成人的精神能力的分割，以致人的活动被局限在某一领域，人就只能被动地受人的支配，从而无法发挥多方面的素质。
对于社会劳动分工造成人性的肢解，席勒是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辩证观点来看待的。他认为，这种分工对于个体虽然得不到什么好处，然而非此人类就无法取得进步。要发展人的多种素质，除了使它们相互对立之外，别无他法。各种能力的分割和对立是文化教养的重要手段，但也仅仅是手段。因为只要这种对立存在，人就只是处于通向文化教养的中途。究竟如何恢复人性的完整、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显然是一个突破资产阶级文化视野的超越时代的重大课题。
在启蒙运动时代，人们对古希腊人的教养往往存在一种理想化的设想，这当然是针对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和自由民的状况而言。所以席勒说，把现代人与古希腊人加以比较，希腊人所获得的教养形式来自把一切联合起来的自然本性，而现代人所获得的教养却来自把一切分离开来的知性。人们认为一切知性启蒙所以值得重视，只是在于它会影响到人的性格。但只有这点认识是不够的，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启蒙是要从人的性格出发。也就是说，知性启蒙不能脱离人的感性现实，因为只有通过心灵才能打开通向头脑的道路。即使理性可以发现事物的规律，从而为人提供法则，但是要完成人所从事的事业，仍要靠勇敢的意志和活跃的情感去实施。要使真理具有力量，就必须使它与人的欲念相结合，因为只有各种欲念才是现实世界中唯一的能动力量。因此，人的感性具有现实性品格，它是人的意志、欲念和情感的体现，它不应是消极被动的，而应成为现实生活中的能动力量。感性的缺失将造成人的性格潜能的丧失，而这种潜能正是人身上所有伟大和卓越的最有效的原动力，它的缺失是任何巨大优点都无法补偿的。
对于片面地单独强调理性的作用，席勒认为这会使人成为空洞教条的牺牲品，因为当思辨精神在观念王国中追求不可丧失的占有物时，它在感性世界中就必定成为不速之客，并且为了（理性秩序的）形式而失去（现实的）实质。同时，分析能力占主导地位的人必然影响想象力的发挥；当对象领域受到局限时，就会削弱想象力的丰富性。爱抽象思维的人往往具有一颗冷漠的心，因为他把印象分解了，而印象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打动人的心灵。人的感受能力和想象力都是感性的功能，因此只有使理性与感性相协调，才能确保人性的完整。
基于上述思想，席勒提出了美育的问题。他认为，政治领域的一切改善都应来自人的性格的高尚化，但是在一种野蛮的国家制度下，人的性格又怎么能高尚化呢？这就需要一种国家没有为我们提供的工具，以便打开不受腐化污染而保持纯洁的源泉。这种工具，在席勒看来，便是美的艺术。这里反映出席勒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他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孰为第一性，在认识上是本末倒置的。出于对法国大革命进程的疑虑和不满，他认为通过政治途径无法变革社会，希望通过美育恢复人性的完整和提高道德水准，以达到政治上的自由。所以他说：要想在实践中解决政治问题，就必须通过美育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我们才能达到自由。显而易见，通过美育的途径来解决政治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席勒所提出的问题，远远超出政治范围，它涉及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类文明发展中人性和谐以及个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因此把美育的目标放在如何消除现代文明给人带来的生存危机和确立感性在人性构成中的本体地位上，就会使这个问题具有更加现实和迫切的意义。
由此席勒说：有促进健康的教育，有促进认识的教育，有促进道德的教育，还有促进鉴赏力和美的教育。这最后一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我们感性和精神力量的整体达到尽可能和谐。在这里，席勒把德、智、体、美四项教育并列，构成了人才培养教育的有机联系的完整体系。
首先，席勒把美育看作培养具有道德和理性的人的一种手段。他认为，从感觉的受动状态到思维和意志的能动状态的转变，只有通过审美自由的中间状态才能完成。虽然这种状态本身并不完全决定我们的见解或信念，不会由此而否定智力和道德的价值；然而这种状态是我们获得见解和信念的必要条件，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没有其他途径。因为真理并不像现实或感性事物那样，可以由外部直接得到，它要靠思维能力自主地在自由状态中取得，而这种自主性和自由却是感性的人所没有的。由审美状态到逻辑和道德状态（即由美到真理和义务），与由自然状态到审美状态相比，其步骤要容易得多。所以，他明确指出，美可以成为一种手段，使人由素材达到形式（理性秩序），由感觉达到规律，由有限存在达到无限存在。
同时，美育又不仅是教育的一种手段，而且是教育所要达到的一种目标。席勒把大自然看作是我们原来的造物主，它赋予了我们人性发展的自然条件。他进一步把美看成我们的第二造物主，在人性分裂和异化的时代，美可以恢复人性的完整。因为美可以使人从有限存在中找到通向无限存在的道路，从依存状态迈向独立和自由。他把人的精神自由看作是美的规律，把审美的王国视为最高人生境界。他说，力量的王国只能通过用自然去驯服自然的方式使社会成为可能，伦理的王国只能通过使个人的意志服从公共意志的方式使社会（在道德上）成为必要。只有审美的王国才能使社会成为现实，因为它通过个体的本性去实现整体的意志。这就是说，力量的王国具有暴力的强制性，道德的王国要求无条件服从群体的利益和意志，而审美的王国则是主体的受动性和能动性的统一，从而使人取得内在和外在的自由。
按照席勒的设想，审美教育的方法主要是通过美的艺术来实施。那么为什么艺术能发挥美育的作用呢？这是因为艺术具有审美的本质。席勒指出：艺术比自然更能鼓舞人心，它起着教育和警醒的作用。在真理把它的胜利的光亮投向心灵深处之前，形象创造力截获了它的光线，当湿润的夜色还笼罩着山谷，曙光就在人性的山峰上闪现了。也就是说，艺术具有感性直接性，它比真理更直接作用于人的内心。
美育的实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从事美育的艺术家可以在受众的闲散之中去显示自己创造形象的身手。如果你能从他们的享乐中驱散任性、轻浮和粗俗，那么，你也就潜移默化地从他们的行动中并最终从他们的志向中驱除了那些劣根性，由此使他们生活在充满高尚、伟大和精神丰富的形式之中。美育的效果表现在人的鉴赏力的提高。经过教养的鉴赏力通常是同知性的明晰、情感的活跃、思想的自由以及行为的庄重联结在一起的。席勒指出，历史经验也证明，在任何一个民族中，审美文化的发展高度和极大普遍性，是与政治的自由和公民的道德、美的习俗与善的习俗、行为的优雅与行为的率真携手同行的。
最初真正理解和重视席勒《美育书简》的是黑格尔。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指出：席勒的大功劳就在于克服了康德学说的主观性与抽象性，敢于设法超越这些局限，从现实性上来认识感性和理性的统一。美感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欲念、感觉、冲动和情绪修养成本身就是理性的，因此理性、自由和心灵性也就解除了它们的抽象性，和它们的对立面，即本身经过理性化的自然，统一起来，获得了血和肉。这就是说，美就是理性和感性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就是真正的真实。当然，在这里黑格尔是从理性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待席勒所说的“理性和感性的统一”，与席勒强调感性构成人性基础的观点是有所不同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对社会历史观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人性观的重大变革。马克思正是从人的感性活动首先是物质生产活动中发现了人性形成和发展的秘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出发才是真正的科学。全部历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并使人的需要成为感性需要所作的准备。同时，他还从人的异化（即人性的分裂）问题对人的本质和人的解放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只从精神领域来说明异化是不够的，只有在经济领域中才能发现人的异化的真正秘密。他就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抓住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关系这一线索，来探求异化的根源和消除异化的途径，把人的异化之产生及其克服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异化劳动的根源作了科学的回答，指出劳动异化的根源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而又相对发展不足所引起的分工，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又将是消除劳动异化、克服人的本质的异化以及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物质前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对私有制的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活、对对象化了的人和属人的创造物的感性的占有。这样，人就可以用一种全面的方式，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本质据为己有。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正是为了创造与人的本质和自然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这些也是从人类历史进程的高度上肯定美育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