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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似乎是完全对立的，一种要求变化，另一种要求不变。其实，它们是发生在不同的对象中。感性冲动虽然要求变化，但并不要求把变化延伸到人格及其领域，不要求改变原则；形式冲动虽然要求统一和不变，但并不要求状态也随人格而固定不变，不要求感觉是同一的。所以它们若呈现出对立，只是由于它们本身误解了并搞乱了它们的领域而随意地越出了本性。教养的任务就是从这两者出发，确定这两种冲动各自的界限。教养应该使这两者具有同样的权力，不仅要面对感性冲动维护理性冲动，而且要面对理性冲动维护感性冲动。
人的感性冲动使人具有感受功能，把人与世界连接在一起。人所形成的感受性的方面越多，这种感受性越敏捷，它为各种现象提供的感受面越大，人就可以越多地把握世界，并在自身越多地发展起人的素质。人的形式冲动使人具有规定功能，在抵御变化中保持最大的独立性和内在性。人格获得的力量和深度越大，理性获得的自由越多，人就可以更多地理解世界，他在自身之外就能创造更多的形式。只要这两种特性结合起来，人就会兼有最丰满的存在和最高度的独立和自由。
但是，人也可能颠倒这种关系，由此而在这两个方面都不能完成他的使命。他可能把能动力量要求的内在性置于受动力量上，使感性冲动优先于形式冲动，把感受功能当成确定功能。他也可能把受动力量应该得到的延展性给予能动力量，使形式冲动优先于物质冲动，用确定功能代替感受功能。在第一种情况下，即感性冲动优先于形式冲动时，人就不是他自己了，因为他失去不变的自我。在第二种情况下，即形式冲动优先于感性冲动时，人就绝不会有什么变化，因为他失去了对世界的感受性。在这两种情况下，他就什么也不是，等于零即非实体了。
在此，作者用脚注说明：过度的感受性对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不良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而过度的理智性对人的认识和行为的不良影响则不易为人觉察。他举例说，为什么我们的自然科学发展如此缓慢呢？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对目的论判断的偏好。只要在理论的建构中应用目的论判断，就会把确定功能强加给感受功能，自然界虽然强烈地、多方面地触动着我们的感官，但因为我们在其中只寻求我们加给它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便使它失去了多样性，如果一个人出现在几百年后，他以平静、纯真而明晰的感官接触大自然，那么他会遇到大量由于先入为主而被我们忽视了的现象。我们会感到惊讶，这么多眼睛在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些。
如果感性冲动变成规定功能，那么感官就成为立法者，世界便压抑着人格，由此世界在这种关系中不再是对象而成为支配力量。只要人仅仅是时间的内容，那么他就不存在了并且没有了内容。人的状态随着他的人格一起消失，因为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概念。如果形式冲动变成感受功能，也就是说思考力优先于感觉，人格取代了世界，那么当人格排挤了对象的地位时，在这种关系中人格就不再是独立的力量和主体了。只要人仅仅是形式，那么他就不具有形式，因为形式是观念中的理性秩序，只有通过物质世界才能成为现实的存在。排除了人的状态，也就排除了人格，因为两者是相互依存的。总之，只要人是独立的，实在就处于他自身之外，他才能感受。只要他在感受，实在就在他自身之内，他就是一种思维着的力量。
因此对这两种冲动都需要加以限制，只要把它们作为力量看待，冲动就需要缓和，为的是使前者（感性冲动）不要进入立法的领域，后者（理性冲动）不要进入感觉的领域。
乍看起来，没有什么比这两种冲动的倾向相互间是更加对立的了，一种要求变化，另一种要求不变。这两种冲动就可以完全说明人性的概念，而能够调解这两种冲动的第三种 基本冲动 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概念。因此，我们怎样才能恢复被这两种原来根本对立的倾向似乎完全破坏了的人性的统一呢？
诚然，这两种倾向是互相矛盾的，但应该说明的是，它们不在同一个客体中。不相遇的事物是不会发生矛盾的。感性冲动虽然要求变化，但并不要求把变化延伸到人格及其领域，不要求改变原则。形式冲动要求统一和不变，但它并不要求状态也随着人格而固定不变，并不要求感觉是同一的。因此，它们在本性上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如果它们呈现出对立，那么只是由于它们本身误解了并搞乱了它们的领域而随意地越出了本性。 [1] 教养的任务就是从这两者出发，确定这两种冲动各自的界限。因此，教养应该使两者具有同样的权力，不仅要面对感性冲动维护理性冲动，而且也要面对理性冲动维护感性冲动。因此教养的任务是双重的：首先提防感性受到自由的干扰，其次提防人格受到感觉力量的支配。通过培养情感功能来达到第一个任务，通过培养理性功能来达到第二个任务。
因为世界是在时间和变化上扩展的，所以这种把人与世界连接起来的功能的完善性就必然具有充分变化和扩大的可能。因为人格是在变化中不变的东西，所以那种抵御变化的功能的完善性必然具有最大的变化性和宽泛性。因为人格是在变化中不变的，所以那种抵抗变化的能力具有最大可能的独立性和强度。人的感受性受到越多方面的培育，这种感受性就越敏捷，它对各种现象提供的感受面越大，人就可以更多地把握世界，并且在自身中就可以越多地发展起他的素质。人格获得的力量和深度越大，理性获得的自由越多，人就可以更多地 理解 世界，他在自身之外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形式。因此，人的教养就在于： 一方面 使人的感受功能与世界有最多方面的接触，从而在情感方面使受动性得到充分发挥； 另一方面 使规定功能保持对感受能力的最大独立性，并在理性方面使能动性得到充分发展。只要这两种特性结合起来，人就会兼有最丰满的存在和最高度的独立与自由，他自己就不会失去世界，而是以其现象的全部无限性将世界纳入自身之中，并使之服从于他的理性的统一。
人也可能 颠倒 这种关系，由此而在这两方面都不能完成他的使命。他可能把能动力量所要求的强度置于受动力量上，使物质冲动优先于形式冲动，把感受功能当成规定功能。他可能把受动力量应该得到的范围给予能动力量，使形式冲动抢先于物质冲动，用规定功能代替感受功能。在第一种情况下，人就 绝不会是他自己 了，在第二种情况下人就绝不会 有什么变化 了。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他 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 ，而等同于零。 [2]
如果感性冲动起规定作用，那么感官就成为立法者。如果世界压抑着人格，那么世界在这种关系中就不再成为客体，而成为支配力量。只要人只是时间的内容，那么 他 就不存在了并且因而不再 具有 内容。人的状态随着他的人格一起被扬弃，因为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概念——因为有变化就会有不变的东西，有有限的实在就会有无限的实在。如果形式冲动起感受作用，也就是说思考力优先于感觉，人格取代了世界，因此当人格排挤了客体的地位时，在这种关系中人格就不再是独立的力量和主体了。因为不变的东西要用变化的东西说明，绝对的实在要用界限来说明。只要人只是形式，那么他就不具有形式，并随着状态的被扬弃也扬弃了人格。总之，只要人是独立的，实在就处于他的自身之外，他才能感受。只要他在感受，实在就在他自身之内，他就是一种思维着的力量。
因此两种冲动都需要有限制，并且只要把它们作为力量来看待，冲动就需要缓和。前者（感性冲动）不要进入立法的领域，后者（理性冲动）不要进入感觉的领域。感性冲动的缓和绝不能是肉体无能为力和感觉迟钝的结果，这在任何地方都是值得蔑视的。它只能是一种自由的行动，只能是人格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通过道德的强度减弱了感性的强度，通过对印象的支配以减弱其深度，而增加其广度。性格必然为气质确定界限，因为只有依靠精神才能使感性消失。形式冲动的缓和同样不是精神的无能为力和思考力或意志力涣散的结果，这只能使人性恶化。感觉的丰富必然是它荣耀的源泉，感性本身必定要以决胜的力量维持它自己的领域，并抵制精神通过它的干扰活动所施加给自己的强制。总之，物质冲动必须靠人格维持自己的范围，形式冲动必须靠感受性或天性维持自己的范围。
[1]
只要我们断定这两种冲动存在根源上的、必然的对立，那么除了使人的感性冲动无条件地服从于理性冲动之外，当然就没有别的办法使人获得内在的统一。但是由此只能形成单一性而不能产生和谐，人仍然总是被分裂了的。在它们之间肯定有隶属关系，但这却是相互的：因为界限绝不会构成绝对的基础，所以自由绝不能依存于时间。同样可以肯定，绝对绝不会通过自己本身建立界限，处于时间中的状态绝不可能依存于自由。因此，这两个原则同时是相互隶属又处于同等地位，也就是说，处于相互作用中：没有形式就没有物质材料，没有物质材料也就没有形式〔相互作用的概念及其全部重要性，我们可以在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莱比锡，1794年）中找到透彻的分析〕。我们当然不知道，在观念的王国中物质材料是怎样与人格相处的；但是我们肯定可以知道，在时间的王国中形式不依赖物质材料就不能表现它自己。在时间的王国中物质材料在规定事物时不仅在形式之下，而且与形式相并列而不依存于形式。因此在理性的领域内情感不能决定什么事情。同样必然地，在情感的领域中理性也不能擅自决定什么事情。因此，我们为两者分别判定一个领域，使两者相互分离开来并为自己确立一个界限，超越了它就会造成损害。
在先验哲学中一切都取决于摆脱了内容的形式和清除了一切偶然事物的必然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很容易习惯于把物质材料单纯看作是一种障碍，把感性设想为与理性必定是矛盾的，因为它正是在这类事物中成为我们的障碍。这种思维方式绝不符合康德体系的精神，但在康德哲学字面上却完全可以找到。——作者注
[2]
过度的感受性对我们的思维和行动的不良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而过度的理智性对我们的认识和行为的不良影响是否同样经常出现和同样重要，则不是那么容易为人所看出的。因此，请允许我从大量这类例证中举出两个来说明思考力与意志力的干扰对直观和感觉的危害。
为什么我们的自然科学发展得如此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显然是对目的论的判断普遍而自发的爱好。在目的论判断中，只要在构成上应用了它，就会把规定功能强加给感受功能。自然界可能还如此强烈地多方面地触动着我们的感官——但它的所有多样性我们都失去了。因为我们在其中只寻找我们提出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允许它
向着我们的内部
运动，而我们只是以性急而超前的理性
对着自然界的外部
搜寻。如果一个人出现在几百年后，他以平静、纯真而明晰的感官接触自然界，那么他会遇到大量为我们所忽视的现象。我们会感到惊讶，这么多眼睛在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些。在我们把组成的各种声音汇合到一起之前，去急躁地追求和谐的努力，思维能力在不完全由它支配的领域中行使强权，这些是为科学的最大利益工作的许多思想家毫无成果的原因。很难说还有什么会比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感性和拒绝任何内容的理性对我们知识的扩大危害更大了。
同样难于确定的是，我们的那些实际的博爱受到干扰和冷遇，究竟主要是由于我们欲望的强烈或我们的原则的坚定，还是主要由于我们感官的自私自利或我们理性的自私自利。为了使我们成为有同情心、助人为乐的、积极的人，必须使情感与性格相互一致起来。为了使我们创造经验，必须把感官的敏感性与知性的活力结合起来。当我们还没有能力在我们自身真实可靠地接受别人的天性，使我们适应于别人的环境，把别人的情感变成我们自己的情感时，我们怎么可能按照令人称赞的准则，比别人完美、善良和富有人性呢？这种功能不论是在我们受的教育中，还是在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教育中都受到压制，就如同我们在试图打破欲求的力量和按照原则规定性格时那样。因为在情感很活跃的情况下忠于他的原则是很难的，所以人掌握了一种更便当的方法，通过使情感迟钝来使性格更稳妥。因为在解除了武装的对手面前保持镇定比制服大胆而强有力的敌人要容易得多。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关系到人的塑造，这不仅要改造人的外在特性而且要改造人的内心。这样塑造出来的人就不再具有或表现出粗陋的天性，同时抵挡着天性的一切感觉用原则武装起来，那么就不会从外部或从内部影响他的人性。
如果严格地以完美性的理想为根据来判断其他人或办事，那么这是十分有害的对完善性理想的滥用。前者（判断人）导致狂热，后者（办事）导致僵化和冷漠。如果人们在思想上用能够自立的理想的人代替需要我们帮助的现实的人，那么人们就非常容易完成自己的社会义务。对自己本身的严格与对别人的宽容相结合，就构成了真正的优良的性格。但是大多数人对待别人宽容对自己也就宽容，对自己严格对别人也严格。然而对自己宽容却对别人严格则是最可鄙视的性格。——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