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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8年3～5月
数千英里之外，在里斯本的圣乔治宫，墙上悬挂的毛罗修士绘制的圆形地图展示着它自己版本的世界形态。这幅地图上的非洲被严重扭曲，印度不像是个清晰的次大陆，而是巨大的圆形亚洲被撕裂的一角。地图的大部分注释和地名来自15世纪威尼斯旅行家尼科洛·达·孔蒂的漫游和讲述。但这幅地图清楚地表明了葡萄牙人需要跨越的印度洋，以及沿海城市卡利卡特。孔蒂说，卡利卡特是印度贸易的核心。地图上，“卡利卡特”下方写着诱惑人的图释——“胡椒产地”。据说，间谍佩罗·达·科维良在消失于埃塞俄比亚的高原之前，在开罗转发了一封信，里面记录了他前往印度的任务的详情。这应当能给葡萄牙人许多信息，帮助他们了解他们将要驶入的那个世界。但至今我们都不清楚，科维良的信有没有被送回里斯本，更不知道若昂二世国王有没有将其中的信息传递出去。而达伽马在远航时，脑子里有怎样的秘密指示、地图、目的地或地理学知识，是记载他的航行的那位不知名日记作者所不知道的。达伽马似乎携带着一封信，收信人是非常含糊的卡利卡特的“印度的基督徒国王”。这封信是用阿拉伯语写的，表明葡萄牙人知道印度洋地区有许多穆斯林。除此之外，从此后发生的事情来判断，葡萄牙人对这个世界——它的气候规律，历史悠久的贸易网络，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之间复杂的文化关系，商业与政治传统——知之甚少。他们犯下了许多错误，产生了许多误解，而这些错误和误解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印度洋的面积是地中海的三十倍，形状像一个巨大的字母M，印度就是M中间的V。印度洋的西面是阿拉伯半岛的炽热海岸和东非斯瓦希里的漫长海岸；东侧是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澳大利亚西部的末端将印度洋与太平洋隔开；南面是南极那冰冷而狂暴的海流。在风帆时代，印度洋一切航行的时机与贸易路线都由规律性很强的季风所决定。季风是地球气象的最宏伟戏剧之一，根据它季节性的周而复始，就像一套互相啮合的齿轮一样，人们得以将货物运过这片大洋。印度洋西部传统的海船是阿拉伯三角帆船，这是一个大类的名称，包括样式与类型不同的配有三角帆的瘦长型船只，尺寸和设计根据地区不同有所差别，从5吨至15吨的沿海船只到数百吨的远洋航船不等，后者比达伽马的克拉克帆船雄伟得多。历史上的阿拉伯三角帆船是用椰子外壳纤维制成的绳索固定起来的，而不用钉子。
与哥伦布不同，葡萄牙人闯入的并非沉寂的海域。数千年来，印度洋一直是世界贸易的十字路口，将货物运过遥远的距离，从广州到开罗，从缅甸到巴格达，其借助了一个由诸多贸易体系、航海风格、文化类型与宗教信仰，以及一系列中心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这些中心包括：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它比威尼斯更大，是来自中国与更遥远的香料群岛的商品的集散地；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它是胡椒市场；霍尔木兹，它是通往波斯湾与巴格达的门户；亚丁，它是红海的出入口和通往开罗的路径，也是伊斯兰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洋沿岸还有其他数十座小城邦。印度洋输送着来自非洲的黄金、黑奴和红树枝干，阿拉伯半岛的熏香和海枣，欧洲的金银，波斯的骏马，埃及的鸦片，中国的瓷器，锡兰的战象，孟加拉的大米，苏门答腊岛的硫黄，摩鹿加群岛的肉豆蔻，德干高原的钻石，以及古吉拉特的棉布。在印度洋，没人能够形成垄断，因为它太庞大、太复杂，所以亚洲大陆的各个强国把海洋留给商人。印度洋有小规模的海盗，但没有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武装船队，也几乎没有领海的概念；曾经的海上超级大国——明朝的星槎船队一度前进，又后退了。印度洋是一个硕大无朋而相对安定的自由贸易区：全世界财富的一半以上要通过它的海域，流过一个被许多玩家瓜分的商业联邦。有人说：“神把大海给了大家。” [1]
这就是辛巴达的世界。它的主要商人群体中大部分人是穆斯林，他们零散地分布在印度洋周边，从东非栽种棕榈树的海滩，到东印度的香料群岛。在印度洋，伊斯兰教不是通过武力传播的，而是由传教者和商人乘坐阿拉伯三角帆船，播撒到各地。这是一个多种族的世界，贸易依赖于社会与文化的交往、远途移民，以及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的信徒和当地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一定程度的互相协调合作。印度洋世界比葡萄牙人起初能够理解的要丰富得多、层次更多，也更复杂。决定葡萄牙人思维的，是他们在非洲西海岸发展起来的垄断贸易权，以及在摩洛哥开展的圣战。他们似乎不知道印度教的存在，而他们受到遏制时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咄咄逼人地发动进攻：他们随时准备绑架人质，点燃了的蜡烛始终在射石炮的点火孔附近待命。他们带着船上高射速的火炮闯入印度洋。他们是来自印度洋世界固有规则之外的闯入者。最致命的是，他们在印度洋遇到的那些船只都没有可与他们相提并论的防护。
达伽马的船队在接近莫桑比克城时，当即发现此地与他们见识过的非洲大不相同。这里的房屋整洁优美，屋顶覆盖茅草；他们能够瞥见宣礼塔和木制清真寺。那里的人们显然是穆斯林商人，衣着华丽，身披丝绸镶边、带有黄金刺绣的长袍。他们是说阿拉伯语的城市居民，葡萄牙人的译员可以和他们交流。葡萄牙人通常都受到友好的欢迎。“当地人立即踌躇满志地登上我们的船，仿佛他们早就与我们熟识，并与我们亲切地交谈。” [2] 葡萄牙人第一次听到了他们前来寻觅的那个世界的音讯。通过译员，他们得知了“白穆斯林”（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商人）的贸易情况；港内有四艘“白穆斯林”的船只，运来了“黄金、白银、丁香、胡椒、姜和银戒指……珍珠、珠宝和红宝石”。不知名的日记作者以怀疑的语气（他不肯轻信也是情有可原的）补充道：“在我们即将前往的地方，这些货物很多……宝石、珍珠和香料极其丰富，根本不需要去购买，只要收集来放到篮子里就是了。” [3] 这种令人陶醉的财富的诱惑对葡萄牙人而言是极大的鼓舞。他们还得知，沿岸地区居住着大量基督徒，并且“祭司王约翰的住地离这里不远；他统治着沿海的许多城市，那些城市的居民都是巨商富贾，拥有自己的大船”。 [4] 不管翻译过程当中出了多少错误和遗漏，“我们兴高采烈，恳求上帝赐予我们健康，好让我们亲眼看见我们如此憧憬的东西”。 [5]
葡萄牙人渐渐意识到，当地人把他们也当成了穆斯林商人。起初，当地的苏丹秉持友好的精神，登上葡萄牙船只。尽管达伽马努力摆开排场（这应当不是很轻松，因为他的船和人员的外表都很寒酸），但当苏丹看到葡萄牙人呈上的礼物的质量时，他还是大失所望。葡萄牙人显然不知道这个新世界有多富庶，所以从里斯本起航时只带了一些用于取悦西非酋长的小玩意儿：铜铃铛和铜盆、珊瑚、帽子和朴素的衣服。苏丹想要的是鲜红色的布匹。既然这些怪异而憔悴的水手无法证明自己是商人或显贵人物，那么他们的身份和目的就招致了怀疑。苏丹起初以为他们是土耳其人，因此热切希望一睹他们著名的弓和《古兰经》。达伽马不得不逢场作戏，谎称他们来自邻近土耳其的一个国家，而没有带《古兰经》来是因为害怕神圣的经书在海上损失掉；不过，他为苏丹演示了弩弓的射击，并请其参观一套甲胄，“苏丹对这些大感满意，并非常惊讶”。 [6]
葡萄牙人已经了解到，海岸是多么险象环生——“贝里奥”号在入港时不慎搁浅——而他们前方的海域也遍布浅滩。达伽马请求苏丹派一名领航员帮助他们。苏丹派了两名，并索要黄金作为酬劳。达伽马对穆斯林的意图抱有根深蒂固的猜疑，于是坚持要求其中一名领航员始终留在葡萄牙人的船上。东道主的心里狐疑渐增，双方交流的气氛很快压抑起来。3月10日，星期六，葡萄牙人的船只离开城镇，来到3英里外的一个岛屿上，秘密举行弥撒。这时，船上的一名当地领航员逃走了。达伽马派了两艘小船去追捕他，但小船遇到了六艘来自岛屿的武装船只，被命令返回莫桑比克城。到此时，基督徒可能觉得自己的伪装被揭穿了。他们把手边仅剩的一名当地领航员五花大绑以防止他逃跑，然后用射石炮驱散了穆斯林。上路的时候到了。
然而，天公不作美，他们无法起航。风向转了。他们被迫返回岛屿。苏丹努力议和，但遭到拒绝。随后十天，大家神经紧绷。岛上的水有咸味，葡萄牙人开始缺少淡水。他们不得不于3月22日返回莫桑比克港。午夜时分，他们企图偷偷登陆以补充淡水，把剩余的那名领航员也带了去。此人要么是找不到泉水，要么是不愿意找到。第二天晚上，他们又试了一次，发现泉水有二十人守卫。他们用射石炮轰击守军，将其驱散。争夺淡水的战斗在继续。次日，他们发现泉眼处仍然有人把守，这一次守军搭建了木栅来掩护自己。葡萄牙人炮击了这个地点三个钟头，直到守军逃走。3月25日，炮击的持续威胁使得当地居民都闭门不出。葡萄牙人取了淡水，从一艘小艇抓了几名人质，最后向城镇放了几炮，这才离去。
葡萄牙人倍感挫折，于是做出咄咄逼人的反应，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船长们的脾气越来越暴躁，猜疑心越来越重，渴望得到可靠的给养和一个基督教港口的友好欢迎。但是，他们的愿望得不到满足。
北上的航程十分缓慢，他们被逆风往相反的方向推。因为不信任扣押来的领航员，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试探水深，以躲避沙洲和浅滩。他们错过了基尔瓦港（他们相信那里有许多基督徒），认为是领航员欺骗他们，于是狠狠地鞭打他。“圣拉斐尔”号不慎搁浅，他们最后终于抵达蒙巴萨港。这一天是棕枝主日
。“我们欣喜地在此地落锚，”日记作者写道，“因为我们相信次日一定能够登陆，与基督徒一同听弥撒。据说这里的基督徒有自己的聚居区，与摩尔人
隔开。”
[7]
与基督徒待在一起的想法令人宽慰，难以磨灭。
在蒙巴萨登陆的情形与之前相似。当地苏丹起初很欢迎他们。葡萄牙人试探性地派了两人（可能是犯人）上岸，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他们第一次遇见了“基督徒”，“他们给他们（葡萄牙人）看一张纸，那是他们膜拜的对象，纸上画着圣灵的草图”。 [8] 葡萄牙人早期最根深蒂固、几乎滑稽可笑的一个误解就是，拥有自己神祇形象的印度教徒（葡萄牙人对其几乎一无所知）其实是基督教的一个离经叛道的派系。葡萄牙人来到印度洋的时候，希望能找到背离正统的基督徒。这些当地人拿着拟人化的图像，葡萄牙人就想当然地以为他们是基督徒。
苏丹给他们送去了一些香料样品，以开始贸易活动。不过，葡萄牙人的恶名可能已经传播到了此地。当地人的欢迎让葡萄牙人放松了警惕，小船队准备在当地人的引导下入港，但这时“圣加百列”号开始漂移，撞上了另一艘船。在混乱中，船上的当地领航员惊慌失措，可能是因为害怕受罚，跳入海中，被当地小艇接走了。现在葡萄牙人惊恐张皇起来。当夜，他们严刑拷打两名人质，向其皮肤泼滚油，使其“供认”当地人已经下令要俘虏葡萄牙船只，以报复他们炮击莫桑比克的行为。“第二次上刑的时候，其中一名穆斯林虽然双手被缚住，但还是跳海了；上午，另一人也效仿他而去。” [9] 他们显然宁愿冒被淹死的风险，也不愿承受酷刑。
将近午夜时，船上的瞭望哨发现，月光下海面上波光粼粼，似乎有一群金枪鱼游过。其实那是有人在静悄悄地向船只游来。在接近“贝里奥”号后，他们开始割断缆绳；其他人则爬上船，爬到索具上，但“看到自己暴露，就静悄悄地滑下去，逃走了”。 [10] 4月13日上午，船队再次起航，前往沿海以北70英里处的马林迪，寻觅更好的运气和可靠的领航员。佚名日记作者的记述表明，病人的恢复情况不错，“因为这里的气候非常宜人”。 [11] 当然，病人恢复的原因更可能是他们食用的大量柑橘中的维生素C。即便如此，远征也举步维艰。水手们起锚时因为筋疲力尽，无力将锚升起，不得不割断绳索，将一只锚留在了海底。他们在沿着海岸北上时，遇见了两艘小船，“立刻追击它们，打算俘获其中一艘，因为我们需要一名能够将我们带到目的地的领航员”。 [12] 一艘小船逃走了，但他们捕获了另一艘。小船上的全部十七名乘客，包括一名地位显赫的老人及其夫人，都选择跳海，而不是被海盗活捉。但他们被拉了上来，葡萄牙人还从小船上获得了“金银和大量粮食，以及其他物资”。 [13] 葡萄牙人认为印度洋世界对他们抱有敌意，所以到此时已经将捕捉人质当作惯用策略。
4月14日晚，他们抵达了马林迪。这里的房屋高耸，墙壁刷着白石灰，有许多窗户，坐落在肥沃田野与葱翠的景致之间。日记作者或许被思乡之情打动，说这里让他想起了塔霍河畔的一座城镇。次日便是复活节星期日。没有人前来查看这些奇怪的船只。他们的坏名声已经传开了。谨慎起见，达伽马让他俘获的老人登上城镇前方的一处沙洲，作为中间人，并等待当地人来营救他。当地苏丹的最初反应与葡萄牙人前两次登陆遇到的情况类似。老人带回了消息，苏丹“很乐意与他（达伽马）议和……并自愿将他国家的所有出产，不管是领航员还是其他什么，全都奉献给总司令”。 [14] 达伽马带领船队接近了城镇，但还是拉开一段距离，努力判明局势。他拒绝了让他上岸的邀请，说“他的主人不准他上岸”。 [15] 双方在小划艇上谈判，但交流还是很友好的。苏丹送来了羊和香料。他询问葡萄牙国王的名字，以便记录下来，并表示希望给葡萄牙国王派去一名大使，或送去一封信。
达伽马斟酌这些言辞，放松了自己的警戒，释放了小船上的人质，以表达善意。葡萄牙人有所不知的是，他们其实是在学习印度洋政治外交的第一课。苏丹在寻找盟友，以对抗海岸南北两面的穆斯林贸易竞争对手。基督徒闯入者后来渐渐学会如何利用当地不同宗教的纷争，建立联盟，分而治之。双方举行了彬彬有礼的庆典仪式，由一大片海域将他们安全地分隔开。苏丹“大为满意，乘船绕我们的船只行驶。我们鸣礼炮向他致敬”。 [16] 双方都派遣使者互相拜访，葡萄牙人派犯人上岸试探。苏丹端坐在海滩上一座青铜宝座之上，在乐师的奏乐声中，命令他的骑兵沿着沙滩举行模拟战斗的表演。达伽马拒绝了多次请他上岸拜访苏丹老父亲的请求。
与此同时，葡萄牙人百般振奋地得知，四艘印度基督徒的船只前不久抵达了马林迪。不久之后，这些“基督徒”便来到葡萄牙人的船上。葡萄牙人向他们展示一幅受难的基督及其母亲的图画，“他们匍匐在地。我们在那里时，他们就在画像前祈祷，并奉献丁香、胡椒和其他物品”。
[17]
这些“基督徒”的船只显然配有大炮和火药。夜间，他们发射火箭并鸣放礼炮，照亮了夜空，以此向基督徒朋友致敬。他们的呼喊“基督！基督！”振聋发聩。
[18]
他们还借助不流畅的阿拉伯语，向达伽马发出警示，不要上岸，也不要信任穆斯林。他们和葡萄牙人见过的基督徒都不一样。达伽马在日记中写道：“这些印度人皮肤黄褐，穿的衣服很少，蓄着长胡须和长头发，并且把胡须与头发编成辫子。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不吃牛肉。”
[19]
这可能是个文化上的误会。让葡萄牙人期待了许久的所谓基督徒可能其实喊的是：“黑天！黑天！
”
葡萄牙人在马林迪受到的接待颇有些节庆气氛。“我们在这座城镇前方停泊了九天。在此期间，我们举行宴会、模拟战斗表演和音乐演出。” [20] 但达伽马急于找到一名领航员，于是他又抓了一次人质，这才得到了自己需要的领航员。苏丹派遣了一名“基督徒”，此人愿意带领葡萄牙远征队跨越重洋，去往他们渴望的目的地。这个人更可能是一名来自古吉拉特的穆斯林，拥有一幅印度洋西海岸的航海图，并且熟悉四分仪，懂得观测天文。五百年后，阿拉伯三角帆船的船长们还会咒骂这个穆斯林领航员，因为就是他最早向法兰克人，即欧洲人泄露了印度洋航海的秘密。
达伽马的小舰队，绕过好望角后，补给船被焚毁
4月24日，季风的风向转为对他们有利，于是他们驾船出海，前往“一座名叫卡利卡特的城市”。 [21] 日记中的说法表明，至少其作者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盲目地闯入印度洋的整支远征队可能对自己的目的地都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一路顺风，横穿新海域的航行惊人地迅速。他们的航向是东北方。4月29日，他们宽慰地发现，自从进入大西洋南部以来就看不到的北极星再次出现在夜空中。5月18日，星期五，离开陆地仅仅23天，在开阔海域航行2300英里之后，他们看到了崇山峻岭。次日，瓢泼大雨猛击他们的甲板，使得能见度大幅下降。猛烈的闪电划破了天空。他们目睹的是季风的前奏。风暴平息之后，领航员认出了海岸：“他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在卡利卡特以北，这里就是我们想要去的地方。” [22] 雨停之后，他们第一次观察到了印度：昏暗的阴影中，高高的山峰屹立着。这是西高止山脉，与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几乎平行。他们能看得见林木繁茂的山坡、一块狭窄的平原，以及拍击白沙滩的波浪。
葡萄牙人目睹这景象，一定百感交集。309天之前，在赖斯特罗，他们曾看着自己的亲朋好友涉水走进海中，为他们送行。他们航行了1.2万英里，已经损失了不少人。而在他们的远航之前，葡萄牙人还经历了更漫长的旅程，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恩里克王子最早的一批探索之旅，沿着非洲海岸的艰难南下，探索河流，损失许多船只，以及航海和死亡的许多代人。葡萄牙人第一次模糊地看到印度，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时刻。达伽马结束了欧洲的孤立。大西洋不再是一道屏障，而变成了一条将两个半球连接起来的通衢大道。这是全球汇聚的漫长过程中一个标志性时刻，但佚名作者写下的这本日记并没有体会到自己的重大成就，而稍晚的葡萄牙史料对此也只有一些含糊的暗示：瓦斯科·达伽马慷慨地赏赐了领航员，呼吁水手们祷告，并“感谢上帝，是他把他们安全送到了渴望已久的目的地”。 [23]
他们抵达的时刻正是雨季的开端，此时一般不会有任何船只造访这片海岸。岸上的人们立刻对葡萄牙人产生了极大兴趣，这既是因为他们的船只很新颖，与在印度洋航行的任何船只都不同，也是因为他们到来的时机不符合常规。四艘小船赶来查看这些陌生的访客，并向他们指出一段距离之外的卡利卡特。次日，这些小船返回了岸边。达伽马派了一名犯人与这些当地人一同上岸，这个犯人名叫若昂·努涅斯，是个改宗犹太人，命中注定他要执行葡萄牙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登陆。
海滩上的人们误以为他是穆斯林，将他带到两名突尼斯商人那里，后者会说一些卡斯蒂利亚语和热那亚方言。双方会面之时，都大吃一惊。努涅斯发现对方用属于他自己的大陆的语言向他说道：“让魔鬼把你抓走！谁带你来的？” [24]
长久的期待没有迎来高潮，反而一下子泄了气。在这个瞬间，世界一定都大失所望。葡萄牙人绕过了半个世界，却发现对方用和他们的母语差不多的语言说话。伊斯兰世界的贸易联邦，从直布罗陀的大门到中国海域，比葡萄牙人目前能够理解的要广大得多。
努涅斯相当沉着和机智地答道：“我们是来寻找基督徒和香料的。”
这可能是对曼努埃尔一世所发布航行指示的相当好的描述了。突尼斯人同样感到难以置信。他们无法理解，葡萄牙人怎么可能做这样的航行，目的又是什么：“卡斯蒂利亚国王、法兰西国王或者威尼斯共和国政府为什么不派人来？” [25]
努涅斯大力捍卫葡萄牙的尊严，回答说，因为葡萄牙国王不允许他们。两名突尼斯商人带他到他们的府邸，请他品尝精美食品——小麦面包和蜂蜜，然后热情洋溢地陪他回到船边。其中一人刚爬上船，就高呼道：“好运气！好运气！好多红宝石！好多绿宝石！你们应当好好感谢神，因为他把你们带到拥有这些财富的国度来！” [26] “我们听了这话，大感震惊，所以虽然听到了他的话，但还是不敢相信。”佚名日记作者写道，“在距离葡萄牙这么遥远的地方，居然有人能听懂我们的话。” [27]
与友好穆斯林的会面可能和之后发生的事情一样，让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仿佛葡萄牙人在透过望远镜的错误一端，端详着自己的世界。无知和孤立的是欧洲，而不是他们跌跌撞撞地闯入的这片大海。并且，他们真是超乎寻常的幸运。其中一个突尼斯人，被称为孟塞德（可能是伊本·塔伊布），将帮助他们理解这个新世界。此人对葡萄牙有些怀念之情，他于若昂二世在位期间曾经看到葡萄牙船只在北非海岸经商。他为葡萄牙人介绍和指引了卡利卡特那极其复杂的礼仪与风俗习惯，这种帮助是极其宝贵的。他告诉他们，这座城市由一位国王统治，即扎莫林
，意思是“海王”，他会“非常高兴地接待将军（达伽马），因为后者是一位外国君主派来的使者；如果将军航行的目的是与卡利卡特建立贸易联系，并且如果将军为了这个目的带来了恰当的商品，扎莫林会更加喜悦。因为扎莫林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他对贸易征收的关税”。
[28]
卡利卡特虽然没有天然良港，但凭借其统治者治国有方和对商人公正的美誉，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马拉巴尔沿海香料贸易的主要中心。15世纪的一位访客写道：“不管一艘船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只要在卡利卡特停泊，都会受到不偏不倚的公正待遇，被征收的关税与其他船只并无二致。”
[29]
这里有一个规模相当大、根基很深的穆斯林贸易社区，被称为玛皮拉人，他们是穆斯林水手与低种姓的印度人的后代，也有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商旅（即所谓的“麦加商人”）。所有人都与高种姓的印度教统治者和睦相处，穆斯林与印度教徒这两个群体之间互惠互利。中国人在一次大航海过程中注意到了卡利卡特的这种互惠关系。编年史家马欢写道：“先是王与回回人誓定，尔不食牛，我不食猪，互相禁忌，至今尚然。”
[30]
葡萄牙人则注定要扰乱这种和谐共存的关系。
扎莫林一般与其他高种姓的印度教徒一起生活在距离城市有一段距离的一处宫殿内。他在卡利卡特城内也有一处宅邸，居高临下，可以从那里俯瞰港口，查看船只穿梭来往，并征收税赋。他通常也在这里接见外国商人与使者。达伽马此时还在城外，于是派了两名犯人当使节，和孟塞德一起去拜见扎莫林。
扎莫林立刻给出了友好欢迎的答复：他向使者赠送了礼物，表示自己愿意会见这些奇怪的访客，并带领随从返回城内。他还提供了一名领航员，引导葡萄牙人的船只去一段距离之外的更好的锚地，那是一座安全的港口，葡萄牙人把那个定居点称为班达里
。达伽马同意转移自己的船只，但根据自己在非洲海岸的经验，他非常谨慎，不肯径直驶入领航员指示的锚地。葡萄牙人在这个新世界活动的时候，猜疑和误读对方动机是家常便饭。
在船上，几位船长就下一步该如何做展开了激烈争论。他们已经以最大的恶意揣摩伊斯兰商人了。多数意见是，让总司令亲自上岸的风险太大。他们相信，即使当地大多数居民是基督徒，城内穆斯林商人在商业和宗教上也对基督徒抱有敌意，所以不能让总司令亲自上岸。达伽马在一次演讲（可能是编年史家虚构的）中坚持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们已经以国王使臣的身份来到了印度。他必须亲自去谈判，哪怕拿他自己的生命冒险。他打算带少数人同去，并只作短暂停留：“我不打算在岸上待很久，那样就会给穆斯林机会，搞阴谋诡计反对我。我计划只和国王谈话，三天后返回。” [31] 其他人必须留在海上，由他的兄弟指挥。每天要派一艘武装小艇接近岸边，与岸上保持联络；如果他不幸遇害，其他人应当立刻起航离开。
5月28日（星期一）上午，也就是他们抵达卡利卡特一周之后，达伽马带领十三人出发了。队伍当中包括译员和佚名日记作者，所以能够记录下真实的第一手材料。“我们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日记作者写道，“将射石炮搬运到我们的小船上，还带上了喇叭与许多旗帜。” [32] 一方面，他们尽量摆排场；另一方面，他们又做好武装防御的准备。饱经风霜的水手们还因为船只的颠簸而步伐不稳，就这样踏上了印度次大陆的土地（它“隐匿了那么多年”）。他们尽其所能地摆出威武雄壮的姿态，在喇叭声中登陆。19世纪画家将以浪漫化的笔法描摹这个场景。
扎莫林的总督以截然相反的风格迎接他们。对步履蹒跚的水手们来说，岸上欢迎委员会的景象一定让他们大为警觉：一大群人，有的蓄着大胡子和长发，戴着金光闪闪的耳钉耳环，许多人上身赤裸，手里利剑出鞘。这些人是“奈尔”，即印度教一个武士种姓的成员，自青年时代便宣誓捍卫自己的国王，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葡萄牙人误以为他们是基督徒，于是迎接的场面似乎很友好。一顶配有雨伞的轿子（专供权贵使用的交通工具）已经在等候达伽马。六名轿夫轮班将轿子抬在肩膀上，快步前进。其余人只能尽快跟上。卡利卡特离海滩有一段距离，他们沿途吸引了大群人围观。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在一座房屋停留，吃了带有大量黄油的米饭和非常香甜可口的蒸鱼。达伽马非常警惕，或者已经感到心焦，拒绝用餐；总督及其随员到邻近一座房屋用餐。他们之所以分开吃饭，可能是因为种姓制度的要求。
然后，他们登上两艘束缚在一起的船，驶过一条河。两岸有许多棕榈树，他们身后有一大群其他船只跟随，河岸上也有人在观看。河岸沙滩上停放着大船。“他们全都出来看我们，”日记作者写道，“我们下船后，总司令又一次坐上轿子。” [33] 随着他们接近城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女人抱着孩子从屋里出来，跟着他们在路上走。在人群层层包围之下，日记作者似乎感到浑身不自在，还有点晕头转向。他东张西望，努力观察周围的一切：这些人的外貌十分陌生，他们“面色黄褐”， [34] 与葡萄牙人见过的非洲人十分不同；男人们有的脸剃得干干净净，有的蓄着大胡子；女人们按照他的看法“全都矮小丑陋” [35] ，但佩戴着沉甸甸的金项链和金手镯，脚趾上也戴着镶嵌宝石的趾环（或叫脚戒），似乎炫耀着东印度的财富。一般来讲，他看到的人“十分友好，显然性情温和”， [36] 但最让他惊愕的是此地人口极多。
他们进城后，被带到“一座大教堂……像修道院一样大，全是石质建筑，表面覆盖砖瓦”。 [37] 这其实是一座印度教神庙，但这段记述里没有迹象表明它并非某个非正统的基督教派别的教堂。神庙外有两根石柱，可能是湿婆神的林伽。走进神庙，他们看到中央有一座圣所小堂，门是青铜的，“圣所内有一幅小圣像，他们说是圣母像”。 [38] 我们不知道在翻译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多少误会：葡萄牙人可能需要用阿拉伯语交流，由一名懂阿拉伯语的当地人将其翻译成马拉雅拉姆语，即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的语言。达伽马跪下祈祷；祭司们洒了圣水，“给了我们一些白土，这个国家的基督徒惯于将白土涂抹在自己身上”； [39] 达伽马把他拿到的白土搁到了一边。他们离开的时候，日记作者注意到，墙壁上的圣徒戴着冠冕，“形态各异，口中的牙齿伸出一寸长，而且有四五支胳膊”。 [40]
走出神庙来到大街上后，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山人海，让他们根本无法行进。他们不得不暂时躲在一座房屋内，然后唤来卫兵，敲锣打鼓、吹奏喇叭和笛子并鸣枪，这才清出道路。为了围观这些异乡来客，人群挤到了屋顶上。他们抵达宫殿的时候，差不多已是黄昏。“我们走过了四扇门，每一次都要拼命挤进去，对围观人群推推搡搡。” [41] 入口处有人因为拥挤而受伤。最后，他们终于来到国王的觐见厅，“那是一座宏伟的大厅，周边是一排排高高的座位，就像我们的剧场里一样，地板上铺着一张绿天鹅绒的地毯，墙壁上悬挂着五光十色的丝绸织物”。 [42] 端坐在他们面前的，就是他们航行1.2万英里来寻找的那位基督徒国王了。
[1] Sheriff，Abdul. Dhow Cultures of the Indian Ocean . London，2010，p.314.
[2] Castanheda，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1979，p.19.
[3] Ravenstein，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1497-99 ，London，1898，p.23.
[4] Ravenstein，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1497-99 ，London，1898，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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