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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

1486～1495年

里斯本的圣乔治城堡坐落于一个崎岖的海岬之上，视野极佳，可以远眺塔霍河。城堡收藏的宝物包括一张豪华版的世界地图。它是若昂二世国王的父亲阿方索五世三十年前聘请威尼斯的一位僧侣地图师绘制的，目的是囊括当时最尖端的地理知识。

毛罗修士创作了一幅非同小可的艺术品，极其详尽，饰有金叶、波浪起伏的蔚蓝大海和带有锯齿形城堞的城市的图像，熠熠生辉。它就像一张巨大的圆盾，宽10英尺，根据阿拉伯传统，上南下北。它展示了任何欧洲人制作的地图都不曾表现的东西：它将非洲描绘为一块独立的大陆，其南部有一个海角，他称之为迪亚布角。尽管非洲的形状被严重扭曲，而且很多细节因为若昂二世时期的发现已经显得过时，但毛罗修士努力根据他掌握的证据来创作。威尼斯与东方的贸易关系历史悠久，因此威尼斯是关于欧洲之外世界的信息与旅行者故事的交换中心。

除了图像，地图还配有数百条用红色或蓝色墨水写的文字评论，信息主要来自马可·波罗的耳闻目睹，一位名叫尼科洛·达·孔蒂 的15世纪旅行家的记述，以及“葡萄牙人执行或筹划的所有新发现的信息”。 ^[1] “很多人认为，并且写道，海洋并没有环绕我们整个可居住的陆地和南方的温带，”毛罗在他的地图上写道，“但有很多证据可以支撑相反的观点，尤其是葡萄牙人的证据，他们的国王派遣他们乘坐卡拉维尔帆船，去亲眼查看真相。”他特别提到香料群岛和印度洋各港口（葡萄牙人特别对其感兴趣），并直截了当地反对托勒密地理学的一个关键概念：印度洋是一片封闭的海洋。毛罗相信存在一条从欧洲通往东印度的海路，他给出的证据包括古代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对这样一次航行的记载，以及一个关于中国平底帆船环绕非洲航行的故事（可能是孔蒂讲述的）。

毛罗修士的地图以视觉形式表达了葡萄牙人寻找通往东印度海路的雄心壮志。它也突出了欧洲人是多么无知。世界从来不曾如此分裂过。欧洲人在中世纪与东方的接触比罗马帝国时期少得多。马可·波罗曾徒步和骑马，取道蒙古人控制下的丝绸之路，然后乘坐中国平底帆船渡过印度洋。他的记述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力，因为到15世纪时，欧洲与东方的几乎所有直接联系都被切断了。蒙古帝国已经土崩瓦解，远途陆路贸易路线由此消失；在中国，新朝代明朝在宝船的伟大远航之后，产生了仇外心理，封闭了自己的边境。除了孔蒂的报告之外，欧洲人对东方的几乎所有知识都还是差不多两百年前留下的。伊斯兰世界把基督教欧洲封堵起来。奥斯曼人攻入了欧洲，封锁了欧洲去往东方的陆路。开罗的马穆鲁克王朝 控制着令人垂涎的东方财富，通过亚历山大港和大马士革，以高额垄断价格兜售东方商品。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从马穆鲁克王朝那里购买香料、丝绸和珍珠，但对于这些东方奢侈品的来源，只有一些含混不清的传言。

康企图绕过非洲之举的失败并没有让若昂二世灰心丧气，他继续坚持。他探索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不会轻易排除任何可能性。两名僧人奉他的御旨，在地中海各地搜寻关于东方祭司王约翰的信息。关于哥伦布提议的西进路线，若昂二世也下了赌注。他雇用一名叫作费尔南·德·乌尔默的佛兰芒冒险家，授权他自费率领两艘卡拉维尔帆船向西航行四十天，允许他占据他发现的任何土地，王室提成其全部收入的10%。也就是说，国王认为西进路线主要是推测，可能性不大，但他又不能完全排除其可能性，于是将这项冒险事业承包给了私人。看起来乌尔默似乎没能筹措到足够的资金；两名僧人也因为不懂阿拉伯语，在耶路撒冷被拦回来。若昂二世无所畏惧，继续努力尝试。

国王在自己身边聚集了新一代的忠心耿耿且才华横溢的航海家、水手与冒险家。他选拔这些人的时候看重的是才华，而不是出身地位。他呼吁这些人做一次最后的冲刺。1486年，他精神百倍地筹划了三路并进的计划，去解决印度问题并找到祭司王约翰。他打算在问题的两端同时下手。一路是集中力量于非洲西海岸，超越康立下的石柱，继续南进，努力绕过非洲；沿途，探险队将派遣会说葡萄牙语的非洲土著深入内陆去打探传奇基督教国王的消息。同时，为了弥补从陆路前往东方计划的失败，他招募会说阿拉伯语的人，进入东印度腹地，去打听香料产地、基督教国王和通往印度洋的可能航线。

1486年10月，也就是康（或者他的船只）回国不久之后，若昂二世任命宫廷的一名骑士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去指挥沿着非洲海岸的下一次远航。大约在同一时期，他为从陆路去往印度洋的探险选择了新人。

他为此次行动招募到的人是佩罗·达·科维良。此人大约四十岁，出身低微，却是一位机智敏锐、多才多艺的探险家，剑术高超，是葡萄牙国王的忠实仆人，也是一名间谍。除了葡萄牙语，他的卡斯蒂利亚语说得也很流利。更弥足珍贵的是，他还懂阿拉伯语，这可能是从西班牙的阿拉伯居民那里学来的。他曾在西班牙为若昂二世执行秘密任务，并与摩洛哥的非斯 国王展开秘密谈判。如今若昂二世将一项大胆的任务托付给科维良和另一个会说阿拉伯语的人，阿方索·德·派瓦。

1487年春，在迪亚士准备船只的时候，科维良和派瓦听取了丹吉尔 主教和两名犹太数学家（是拒绝哥伦布提议的委员会的成员）的介绍报告。两位探险家得到了一张中东和印度洋的航海图，这可能是欧洲内部关于地中海之外世界的最好的猜测，或许大幅度参考了毛罗修士的作品。5月7日，他们在里斯本城外的圣塔伦宫最后一次秘密觐见了国王，领取了信用状，以便支付去往亚历山大港的海路旅费。此次会议在场的人当中有国王的堂弟，十八岁的贝雅公爵堂曼努埃尔，对他来说，此次冒险将会有着重大意义。这年夏天，他们从巴塞罗那乘船去往基督徒统治下的罗德岛，在那里买了一批蜂蜜，以便在阿拉伯世界假扮商人。从罗德岛，他们又坐船去了亚历山大港，那里是伊斯兰世界的门户。

在里斯本，迪亚士正在为自己沿着西非海岸的远航做最后的准备。他得到了两艘属于王室的卡拉维尔帆船，另外由于航程遥远，而卡拉维尔帆船的载货量有限，他们还带上了一艘横帆补给船，“以便运载更多给养，之前多次就是因为缺少给养，探险船返航时吃了极大苦头”。 ^[2] 迪亚士效仿康，也在船上运载了一些石柱，以便标示航行的每个阶段。迪亚士本人是经验极其丰富的航海家，他的部下也是当时最优秀的水手，其中有佩罗·德·阿伦克尔，此人注定要在印度冒险中发挥关键作用。若昂二世国王显然对阿伦克尔评价极高，称他“凭借其经验和航海本领，理应得到荣誉、恩宠和奖赏”。 ^[3] 补给船的领航员是若昂·德·圣地亚哥，他的名字被记载在叶拉拉瀑布的岩壁上，他对追踪康的远航极点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这支小型船队于1487年7月底或8月初从塔霍河起航。这将是人类地理大发现历史上最重要的航行之一，也是最神秘莫测的航行之一。当时的文献记载中几乎完全没有提及此事，仿佛葡萄牙编年史家故意对其视而不见。只有一些地图和书页边缘留下了一些零星记录，编年史里也有少量零散的信息。此次航行的细节、规模和成就还要再等待六十年，才由16世纪历史学家若昂·德·巴罗斯来记载。虽然迪亚士远航任务的具体细节已经佚失，但我们可以重建其大体情况：首先从康的最后足迹继续南下，追寻那捉摸不定的普拉苏斯海岬，即非洲的最南端。然后，派遣人员沿着海岸搜寻通往祭司王约翰国度的陆路或水路通道。这将与派瓦和科维良的探险相配合，为葡萄牙朝廷确立坚定不移且连贯一致的战略，去破解亚洲之谜。

为了这个目的，迪亚士船队带着六名非洲人，两男四女，都是康在某次旅途中绑架的，并向其传授葡萄牙语。据若昂·德·巴罗斯记载：“国王命令将他们留在沿海各地，给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并分发黄金、白银和香料。” ^[4] 目的是“让这些非洲人进入村庄，告诉当地人，他的王国是多么辉煌壮丽，他是多么富有，他的船只在沿着这片海岸航行，并且他在寻找印度，尤其是一位叫作祭司王约翰的国王”。葡萄牙人特意选择女性来执行这个任务，是因为她们不会在部落纠纷中被杀死。

在亚历山大港，科维良和派瓦这两名间谍发了高烧，奄奄一息。

迪亚士沿着西非海岸南下，途经康的最后一根石柱，沿途用圣徒瞻礼日给他发现的海角与海湾取名，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出他的旅程所取得的每个进展的日期：圣马塔湾（12月8日）、圣多美（12月21日）、圣维多利亚（12月23日）。到圣诞节时，他们抵达了一处他们称之为“圣克里斯托弗湾”的海湾。此时，他们出海已经四个月了，顶着海岸沿线的西南风蜿蜒前进，海流则涌向北方。他们一定在途中的不同地方放下了那些不幸的使者，不过其中一人已经在途中死去，其他人的情况则没有留下记载。此时，他们决定，将补给船以及九名水手留在纳米比亚海岸，待另外两艘船返回时再与补给船会合。

随后几天内，两艘卡拉维尔帆船经过了一片丘陵起伏的荒凉海岸。这时，水手们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大约在南纬29度的某处海面，他们放弃了针对逆风与逆流的消耗战，而是远离海岸，将帆降到半桅，向西驶入了苍茫大海，尽管这与他们向东航行的目的相反。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可能是水手们预先设计的方案，也可能是灵机一动的天才之举，因为他们之前从几内亚海岸返航时（他们向西航行，远离非洲海岸，绕一大圈进入大西洋中部，然后借助西风，向东返回葡萄牙）已经了解到大西洋风的特点。或许，他们推断，这种规律在南大西洋同样有效。不管他们的逻辑如何，这都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

一连十三天，将近1000英里，船帆降到半桅的卡拉维尔帆船驶入茫茫大洋。他们进入南温带之后，天气变得酷寒。有水手死亡。在大约南纬38度的海面上，他们的直觉产生了效果。风向越发多变。西风将他们的船只吹向东方，他们希望并期待会抵达他们想象中仍然由北向南无尽延伸的长长的非洲海岸。他们继续行驶了几天。海平线上没有出现陆地的踪影。他们决定改为向北航行，希望能找到陆地。将近1月底时，他们看到了高耸的山岭。1488年2月3日，他们登陆了，并将这个地点命名为牧牛人湾 。他们在开阔海域已经航行了将近四周。他们绕的一大圈已经让他们错过了好望角和厄加勒斯角，即非洲的最南端，也就是大西洋和印度洋融为一体的地方。

此次登陆的情形高度紧张。他们看到大群的牛，守护牛群的人“头发似羊毛，就像几内亚人”。 ^[5] 他们无法与这些牧牛人交流。九年后，领航员佩罗·德·阿伦克尔故地重游，回忆了当年的情形。葡萄牙人将礼物堆到海滩上，当地人却逃之夭夭。此地显然有泉水，但“迪亚士在靠近海滩的地方取水时，当地人企图阻止他。他们从一座小山上向他投掷石头，于是他用弩弓杀死了其中一人”。 ^[6]

在此次冲突之后，葡萄牙人继续航行200英里，海岸线毋庸置疑地折向东北方。他们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一定已经绕过了非洲的最南端。海水变得更温暖，但海浪的颠簸起伏给他们造成了沉重打击。3月12日，他们抵达了一处海湾，在那里竖立了最后一根石柱。此时，精疲力竭的水手们“开始异口同声地喃喃抱怨，要求不再继续前进，说给养已经濒临耗尽，他们需要返回补给船（载有给养物资）那里。此时他们距离补给船已经非常遥远，他们可能还没到那里就已经全死了”。 ^[7] 迪亚士希望继续前进，但国王给他的指示是，在大事上，他必须征询其他官员的意见。他们同意继续航行三天。他们遇到了一条河，给它取名为因方特河 ，随后便调头返航。迪亚士显然大失所望，但服从了民主决议。在六十年后写作的历史学家若昂·德·巴罗斯称，迪亚士在开始原路返回的时候，依依不舍地回头望去：“他离开自己在那里竖立的石柱时，感到莫大的悲伤和极深切的情感，仿佛他在向一个被终身流放的儿子道别；他记起了他和所有部下曾面对的巨大危险，他们走了多远才到这一步，然而上帝却没有把最主要的奖赏给他。” ^[8] “他看见了印度的土地，”另一位编年史家写道，“但不能进入，就像摩西无法进入应许之地一样。” ^[9] 但这些都只是后辈的想象。

在里斯本，若昂二世国王一边等待迪亚士或科维良的消息，一边在多方下注。他不能彻底排除西进路线的可行性，并且深切地认识到西班牙与葡萄牙的竞争越来越激烈。3月20日，他向哥伦布颁发安全通行证，允许他返回里斯本。哥伦布之所以需要通行证才能回到葡萄牙，是因为他在葡萄牙负有债务。与此同时，在亚历山大港，患热病的科维良和派瓦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他们乘船溯尼罗河而上，来到开罗，接着跟随一支商队跨越沙漠抵达红海之滨，然后乘船来到红海出入口处的亚丁。两人在此分道扬镳，派瓦将择路去往埃塞俄比亚，他相信那里就是祭司王约翰的王国，而科维良则将前往印度。

现在，迪亚士率领船只向西返航，首次发现了好望角。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明确无误地证明，非洲大陆是有尽头的，这就一劳永逸地推翻了托勒密地理学的一大重要信条。根据巴罗斯的记载，迪亚士及其伙伴将这个地方命名为风暴角，而若昂二世国王将其改为好望角，“因为它承诺了印度的发现，我们为此渴望了那么久，追寻了那么多年”。 ^[10] 在迪亚士离开好望角的时候，背后吹来对他有利的劲风。

补给船上的人被困在纳米比亚的沙漠海岸达九个月之久，凄凉地等待那或许永远不会再出现的卡拉维尔帆船。1488年7月24日，当两艘卡拉维尔帆船返回到补给船那里时，补给船上原先的九人已经只剩下三人了。其他人都在与当地人因为贸易而发生的纠纷中被杀。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自己的兄弟佩罗可能就死在这里。幸存者之一，补给船的文书费尔南·科拉索因为患病而羸弱不堪，目睹卡拉维尔帆船出现的景象，“重逢自己的伙伴，竟喜极而亡”。 ^[11] 补给船已经被虫子蛀得千疮百孔。他们将补给船上的物资搬到卡拉维尔帆船上，将停在沙滩上的补给船付之一炬，然后踏上了归途。饱经风霜的两艘卡拉维尔帆船于1488年12月再次驶入塔霍河。迪亚士此次旅途耗时十六个月，发现了1260英里新的海岸线，并首次绕过了非洲。

我们知道他的返回，是因为此时仍然滞留里斯本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一本书的边缘写下了一条著名的记录。当迪亚士向国王汇报的时候，哥伦布显然也在场：

他写道，1488年12月，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三艘（原文如此）卡拉维尔帆船的指挥官，抵达了里斯本；葡萄牙国王派遣他去几内亚探索；他报告称，他在此前已经抵达的极限之外又航行了600里格 ，向南行驶450里格，然后向北150里格，一直抵达一个他称为好望角的地方；我们估计这个海角位于阿吉辛巴，根据星盘判断，它应当在南纬45度，距离里斯本3100里格；迪亚士在海图上描绘和描述了每一里格的路程，以便向国王汇报；汇报的全过程，我都在场。 ^[12]

哥伦布提及的纬度成为历史学界激烈争议的主题。但似乎没有疑问的是，当国王及其宇宙学家们研究迪亚士远航的细节（它们将很快被当时的地图吸收）时，哥伦布的确在场。迪亚士取得了两项伟大突破。他明确地证明，非洲是一块大陆，与印度有海路相通，因此推翻了托勒密地理学的一些准则；他天才地先向西深入大西洋的航行，解开了季风之谜的最后一部分，其告诉人们，抵达印度的办法不是紧贴着非洲海岸缓缓前进，而是绕一个大弧线，先进入茫茫大西洋，然后信赖可靠的西风会将船只吹过非洲大陆的最南端。这是葡萄牙水手六十年艰辛努力的巅峰，但听取迪亚士汇报的人们未必理解这项成就的意义。空欢喜那么多次之后，他们或许比以往更谨慎了。迪亚士没有得到奖赏和荣誉，也没有宣布发现陆地的公告，仿佛人们还不能相信迪亚士揭示的真相：更温暖的海洋，以及海岸线的弯曲。人们仍然坚守古典地理学的残余部分，仍然相信，非洲的最南端还没有被发现。次年，一份新的演讲（内容与之前向教皇做的报告几乎雷同）宣布：“每一天，我们都在努力抵达那些海岬……以及尼罗河的泥沙，我们通过那里可以抵达印度洋，然后从那里去往野蛮人的海湾，后者就是无尽财富的源泉。” ^[13] 迪亚士远航的价值要到九年之后才能为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而哥伦布感觉到，若昂二世对他的兴趣已经消失了。于是他返回了西班牙，去游说西班牙朝廷。

在遥远的印度洋，科维良还在旅行。这年秋季，他搭乘一艘经商的阿拉伯三角帆船，穿越印度洋，来到了卡利卡特（今天的科泽科德），那是香料贸易的中心和从更东方来的大部分远途贸易的终点。1488年年初，他可能已经到了果阿，然后乘船北上，来到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这里是印度洋的另一个中心。他在印度洋来回穿梭，搜集并秘密记录关于航道、风向、海流、港口和政治的信息，搭乘一艘船从东非海岸出发，抵达遥远南方的索法拉，那里与马达加斯加岛只有一海之隔，是阿拉伯人在印度洋南部向南航行的极限。他在努力研究从海路绕过非洲的可行性，以及沿着非洲东海岸航行的信息。1490年或1491年年初他返回开罗的时候，他已经几乎马不停蹄地奔波了四年。他已经侦察了印度洋的主要贸易航线，能够为国王提供详尽的报告。

回到开罗后，他得知派瓦已经在去往埃塞俄比亚途中的某地去世了。在此期间，若昂二世还派出了两名犹太人，一位拉比和一位鞋匠，去寻找他那两名杳无音讯的间谍。两名犹太人想方设法在喧嚣的开罗找到并认出了科维良，将国王的书信交给他。国王命令他在“目睹并了解伟大祭司王约翰之后” ^[14] 返回里斯本。科维良写了一封长信给国王，由鞋匠送回。在信中，他详尽记述了自己曾看到和了解到的所有信息，涉及印度洋的贸易与航行，并补充道，若昂二世那些“频繁出入几内亚的卡拉维尔帆船，可通过四处航行并寻找马达加斯加岛和索法拉海岸的方式，轻松地进入那些东方海洋，抵达卡利卡特海岸，因为海路是贯通的”。 ^[15]

此时科维良似乎已经沉迷于漫游，一心向往远方。他决定完成派瓦的工作，但对若昂二世的命令做了宽泛的理解。他陪同那位拉比来到亚丁和霍尔木兹，然后乔装打扮，游览了伊斯兰教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然后前往埃塞俄比亚高原。他成为第一个见到他们所谓的祭司王约翰（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皇帝）的葡萄牙人。当时的皇帝埃斯肯德隆重欢迎他，但不肯放他走。三十年后，一支葡萄牙探险队在埃塞俄比亚找到了他，他向探险队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一直留在埃塞俄比亚，直到去世。

迪亚士和科维良的冒险实际上已经摸清了通往东印度的可能海路。印度计划业已完成，不过我们不清楚科维良的报告是何时被送到国王那里的，甚至不能确定他的报告最终有没有被呈给国王。我们也不知道，葡萄牙朝廷对迪亚士的成就保持沉默究竟意味着什么。不过，在此期间，一名埃塞俄比亚神父被教皇派到里斯本。若昂二世让他送递一封写给祭司王约翰的信，表达了“他与祭司王约翰缔结友谊的意愿，以及他如何探索了整个非洲海岸和埃塞俄比亚”。 ^[16] 这种措辞可能说明他已经收到了科维良的消息。到15世纪90年代初时，若昂二世可能已经掌握了做最后冲刺，进入印度洋将整个世界连接起来所需的全部信息。

然而，他无所作为。在停顿了八年之后，葡萄牙才重新拾起此前几十年探索的努力。迪亚士回国后的岁月里，若昂二世遇到了许多麻烦。15世纪80年代末，他在摩洛哥卷入了一场激战，毕竟宗教圣战始终是葡萄牙国王的责任。他患上了肾病（最终因此丧命），并且接二连三地遭遇噩运。1491年，他的独生子和继承人阿方索在骑马时出事故死亡。1492年，西班牙开始驱逐犹太人，很多犹太人逃往葡萄牙，这虽然给葡萄牙带去了一大批勤劳而受过教育的人才，但也需要小心处置。

次年又来了一次沉重打击：1493年3月3日，一艘破破烂烂的船挣扎着驶入里斯本附近的赖斯特罗港，这里是从海外返回的船只的传统锚地。但是，这艘船不是葡萄牙的。哥伦布回来了，带回了消息。他在葡萄牙的竞争对手西班牙赞助下，乘坐“圣马利亚”号找到了所谓的“东印度”，实际上是今天的巴哈马、古巴、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哥伦布的谎言极多，编造和粉饰了自己的过去，很不可靠。我们不知道他是被猛烈的风暴偶然吹入塔霍河的，还是故意来拜访并羞辱曾经拒绝他的葡萄牙国王的。等候与他会面的人是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就是他的远航使得哥伦布丧失了葡萄牙朝廷的赞助。哥伦布自称抵达了靠近日本的岛屿，据他说自己随后得到了若昂二世的盛大欢迎。

葡萄牙方面的资料对此保持沉默。哥伦布的傲慢狂妄和居高临下的态度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葡萄牙宫廷看到，哥伦布“趾高气扬，在讲述自己的旅程时不断夸大其词，极大地夸张了自己此次航行获取的金银与财富”， ^[17] 并指责国王对他缺乏信任。若昂二世看到哥伦布作为证据带来的土著人质（从外貌看他们显然不是非洲人），大受震动；这些土著看上去的确更像他想象中的东印度居民，但没人说得准这个自吹自擂的热那亚人发现的究竟是什么。国王的谋臣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不动声色地把哥伦布杀掉，西班牙的发现就将湮灭。若昂二世否决了该提议，因为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外交上也很糟糕，毕竟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高度紧张了。

他决定，迅速给正在塞维利亚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声称哥伦布侵犯了葡萄牙领土。1479年，为了结束之前的一场战争，两国同意在大西洋划一条水平边界，规定双方专有的探索范围，并得到了教皇的批准。若昂二世相信，哥伦布发现的土地属于他的势力范围，于是准备派遣自己的探险队。西班牙人向西班牙裔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博吉亚）求助，后者支持西班牙人，将大西洋的很大一部分判给了西班牙，剥夺了葡萄牙人自认为属于自己的海域。突然间，葡萄牙人在大西洋的霸权受到了威胁，他们可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几十年的投资化为泡影。若昂二世以战争相威胁。两国决定绕过教皇，当面协商，以避免一场大规模的外交冲突。

在西班牙中部平原的古老小镇托尔德西利亚斯，两国代表团举行了会议，为瓜分世界而讨价还价。他们简单地“从北极到南极” ^[18] 画了一条直线，将大西洋一分为二；这条线以东属于葡萄牙，以西属于西班牙。若昂二世和他的天文学家与数学家的团队可能经验更丰富，本领也更强，迫使西班牙将这条线从原先的位置（即教皇之前批准的那条线）向西移动了1000多英里，到达葡萄牙所占的佛得角群岛与哥伦布发现的加勒比群岛（他认为那是亚洲海岸的一部分）之间。如此一来，《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就将尚未被发现的巴西海岸纳入了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因为我们没办法准确地确定托尔德西利亚斯子午线的经度，所以关于这条线的具体位置存在激烈争议。这场争吵一直持续到1777年。

如1492年发现美洲一样，这项条约本身也标志着中世纪末期的一个关键时刻。尽管《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后来得到了庇护三世教皇的批准，但瓜分世界的权利已经不在教廷的掌控之下。科学家们根据世俗国家的利益，做了计算和分割。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处于探索发现的最前沿，实际上已经将欧洲之外的所有土地变成了两国政治斗争的空间，这令其他国家的君主感到好笑。一些年后，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讥讽道：“让我看看亚当的遗嘱里有没有这么写。” ^[19] 但在1500年时，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进入大西洋，或者有足够的经验去挑战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位先驱。而哥伦布在奔向东印度的竞赛中无意识地驶入了一个死胡同，被美洲大陆挡住。只有葡萄牙人拥有足够的知识，能够找到通往东印度的海路，将世界连为一体。葡萄牙人拥有一个机遇，而他们的西班牙竞争者却丧失了这个机遇。

尽管哥伦布的吹嘘让若昂二世大受震动，他还是修订了自己的印度计划，准备发动新的远征。但这一次太晚了。1495年，若昂二世驾崩，据说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得知消息时喃喃地说：“那个人死了。”她曾希望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若昂二世的儿子阿方索，但阿方索已经去世了。王位被传给了年轻的贝雅公爵堂曼努埃尔 ，他曾听取派瓦与科维良临行前接受的报告。机缘巧合之下，曼努埃尔一世继承了王位、积累了八年的探索经验以及最后冲向印度的跳板，他甚至还能够获得建造船只所需的木材。若昂二世在葡萄牙历史上的绰号是“完美君王”，而曼努埃尔一世则注定要成为“幸运的国王”。

[1] Kimble，George. “Portuguese Policy and Its Influence on Fifteenth-Century Cartography.” Geographical Review ，23，no.4（October 1933），p.658.

[2] Fonseca，Luìs Adão da. The Discove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tlantic Ocean . Lisbon，2005，p.105.

[3] Fonseca，Luìs Adão da. The Discove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tlantic Ocean . Lisbon，2005，p.105.

[4] Fonseca，Luìs Adão da. The Discove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tlantic Ocean . Lisbon，2005，p.106.

[5] Barros，João de. Da Ásia . Década I，part 1，Lisbon，1778，p.187.

[6] Ravenstein，E. G.，ed，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1497-99 . London，1898，p.10.

[7] Barros，João de. Da Ásia . Década I，part 1，Lisbon，1778，p.187.

[8] Barros，João de. Da Ásia . Década I，part 1，Lisbon，1778，p.187.

[9] Peres，Damião. História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êses . Coimbra，1960，p.300.

[10] Barros，João de. Da Ásia . Década I，part 1，Lisbon，1778，p.190.

[11] Barros，João de. Da Ásia . Década I，part 1，Lisbon，1778，p.191.

[12] Ravenstein，E.G. The Voyages of Diogo Cão and Bartholomeu Dias，1482-88 . England，2010，p.20.

[13] ‘La configuration cartographique du continent africain avant et après le voyage de Bartolomeu Dias’，in Randles，W.G.L. Geography，Cartography and Nautical Science in the Renaissance：The Impact of the Great Discoveries . Farnham，2000，p.115.

[14] Ficalho，Conde de. Viagens de Pero da Covilha . Lisbon，1988，p.107.

[15] Ficalho，Conde de. Viagens de Pero da Covilha . Lisbon，1988，p.108.

[16] Diffie，Bailey W.，and George D. Winius. Foundations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1415-1580 . Minneapolis，1977，p.165.

[17] Fonseca，Luìs Adão da. The Discove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tlantic Ocean . Lisbon，1999，pp.120-121.

[18] Davenport，Frances Gardiner，ed. European Treaties Bearing o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Dependencies to 1648 . Washington，D.C.，1917，p.90.

[19] Fuentes，Carlos. The Buried Mirror：Reflecting on Spain and the New World . New York，1999，p.159. 98tTO8UCtOPcFSwPovT+EFGeyMz/jrnnmJab8zjF2uahD7IXQ1akpTU6odpfwN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