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启微系列）最新章节_齐锡生著

五中国主动展开对美外交

本章以上几节反复地说明中国内政情况、中日战争的进展和中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处境，其目的就是要帮助读者了解中国政府改变对美政策的历史背景。

中国政府在甫一开战立即陷入严重财政危机，导致国民政府领袖认为只有列强的援助才能帮助中国免于全盘溃败。由于缺乏外汇，中国政府被迫以原料支付购买外国武器的款项。这种交易方式对于中国当然极为不利，其原因是中国的原料生产力相当有限，而运输更是一大困难，以致中国根本无法出口大量原料去支付采购武器所需的款项。因此，中国政府的希望是马上就能获得西方武器，但是将来以输出原料作为偿还。中国政府更希望的是能够直接从外国获得借款，以之购买武器。

基于这些考虑，蒋介石才开始在他的全球战略视野里，提高了对美国的评价。大约在1938年早春，蒋介石眼中美国所能扮演的角色开始复杂化。比如说，首先，他认为美国对远东问题大概会改变政策，不可能长期对远东问题置身事外。依他估计，罗斯福大概在今后一两年内会对远东问题采取更积极措施。到了4月初，蒋介石注意到美国通过立法提升海军力量，同时英美两国也充实军备。他认为这是对日本的一个重大打击。其次，他相信由于日本越来越了解它不可能以武力屈服中国，因此也将会更努力地把英美两国拉进中日战局，企图利用两国的干预去迫使中国接受向日本寻求妥协。

除了这两个推测性的想法之外，更具体的是，他开始首度向罗斯福提出要求给予中国经济援助。正如蒋介石告诉孔祥熙的（2月初），他认为从英国得到经济援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因为英国基本上是一个不可信赖的国家，而从苏联得到经济援助的希望也不大，因为它自己也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因此，美国最可能帮助中国，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舆论可以产生重大影响力。虽然蒋介石本人并非一位民主制度的信奉者，但是他或许是受到妻子宋美龄或是妻舅宋子文的影响，因此相信只要美国人民能够明确表达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则美国国会必定会顺从民意，而罗斯福也会对中国进行实际支持。蒋介石同时也认为，罗斯福对于亚洲危机不但具有准确了解，而且有决心去处理亚洲问题。因此，从中国的对美政策着眼，最需要做的就是去影响美国舆论。这也就能解释蒋介石为何授权孔祥熙可以编列每个月10万元美金的预算，在美国推展民间宣传活动。显而易见的，蒋介石到了此时已经渐渐开始体会到美国的重要性，而且开始探索一些方法去争取美国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求美国协助的性质、目的和程度，仍然极为有限。蒋介石在1938年1月30日致罗斯福一封长信，十之七八是讲客套话，称赞美国的立国精神和对华友谊，只有到了最后一段才讲到实质性问题：“吾人急迫之愿望，则美国即于此时在经济上及物质上，予中国以援助，俾得继续抗战。”至于援助的金额则未置一词，显然中方只知申论主旨而并没有产生方案向美方提交。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接下来说：“至其他美国所可采之有效办法，足使阁下意想中之最后解决得以实现，则惟阁下之裁夺。” 换言之，中国政府没有具体企望，一切听由罗斯福“裁夺”。至于罗斯福意想中的解决方案是否也符合中国的意想，则更是遥远话题。

也就是在这个环境下，中国政府开始更积极地思考如何展开对美国外交工作。在中国政府并不指望得到美国援助之前，王正廷大使的作为未曾引起政府重视。但是一旦抗战的需要提高了美国的重要性，政府就无法再对王正廷的外交能力视若无睹了。

（一）王正廷大使的缺失

总的来说，在王正廷的主持下，中国对美外交在三方面出了大问题：公共关系、借款和官方来往。

1.公共关系

在公共关系领域中，中国政府最基本的目标是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日的支持，而王正廷本人也是中国官员中最早强调美国公共舆论重要性的一位。王正廷的看法是，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颇为暧昧，但是美国人民则显然同情中国。因此他建议中国应该准备长期地增加对美宣传经费，争取美国舆论转向对中国有利，借此导使美国政府采取亲华政策。

具体地说，王正廷的计划是开展一个全方位的宣传攻势，动员美国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分子去支持中国的抗战。虽然王正廷的观点颇为有道理，但是他的实施计划却是极度商业化。他的方法并不是经由个人努力去接近美国群众，也不是借舆论力量去影响美国人民，而是去雇用美国人经营的公关广告公司去影响美国人，为此不得不花钱雇用一大批美国人士作为帮手，其中包括国会议员、宗教领袖和新闻记者等。

事实上，王正廷本人并不了解如何去估量民意支持度，而他属下的使馆职员又多属无能，其结果只是浪费公款而已。在这种情形下，无怪乎王正廷会所托非人，用了一群待价而沽的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而他们在美国社会中毫无威望，根本没有能力去改变一般人民的态度。简言之，公关活动完全失败。

2.借款交涉

王正廷在借款方面表现得同样无能。王正廷和美国的银行界不熟悉，又和联邦财政部缺乏联系，导致他的借款方法显得杂乱无章。他采取最简便省事的方法，就是雇用美国商业人士做代理（掮客）去和银行打交道。不幸的是他所用非人，找了一批自私自利的银行家、律师和一些自我吹嘘有内线关系可以直通财政部的个人，他们大肆夸耀可以替中国借到大量贷款，引诱王正廷上钩。

由于王正廷热衷于借款，但是又缺乏能力去评估这些“掮客”的渠道和能耐，更不知道他们工作的虚实，以致付出了大笔佣金却得不到实质性结果，只落得受骗上当。

王正廷的另外一个致命伤是好大喜功。1937～1938年，他同时开始了几项借款谈判，其中包括一个1000万美元、一个105亿美元和一个6亿美元的借款，而且一度误导重庆政府以为成功在望。然而在花费了大笔佣金之后，却一事无成。

另一个让情况恶化的因素则是孔祥熙，因为他不但放任王正廷去胡作非为，而且不时把王正廷完全不切实际的吹嘘电报转呈给蒋介石和政府领袖们，并且附加上自己的赞誉之词。孔祥熙这种玩忽的处理方式产生了极严重的后果，使重庆政府误以为大批美国借款指日可待。

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一直等到1938年初才被宋子文拆穿。宋子文明白指出王正廷的借款谈判是一场“骗局”，只是让不讲道德的美国银行家耍弄中国而已。即便在宋子文开始抨击之后，王正廷和孔祥熙还是没有立即收敛。1938年5月，孔祥熙再度向蒋介石报告称，美国可能近期内会给中国一笔巨额借贷，金额达6亿美元。一如往常，孔祥熙向蒋介石宣称，此项借款即将达成协议，而实际上完全出自王正廷的冥想。

王大使对于财务的无知实足令人震惊。他对借款可能达到的成果凭空想象，他对借款的努力懒散无章，他向国内政府长期提供虚假信息。其结果是，重庆的领袖们在战争环境极度困难的情形下，屡屡被王正廷的乐观报告所鼓舞，然后希望又被现实所粉碎，并且因此一再贻误军国大计。王正廷和孔祥熙不但缺乏判断力，更缺乏现实感。他们的错误情报让中国政府至少损失了一年的宝贵时间，未能及早探求其他的国际财政支持途径。

更糟糕的是，王正廷与他所雇用的中间人签订了许多措辞不严谨的雇用合同，让他不久就陷入几个诉讼案。有些中间人还向美国政府提出诉求，更让中国政府难堪不已。 ^[5]

3.官方外交接触

王正廷大使对美国政治的无知和缺乏判断力，也到了惊人地步，并且直接伤害到中国国家安全。王正廷的坏习惯是不主动了解和分析美国政策，而是直接向美国政府提交书面问卷，要求后者逐条提供答案，然后由他转交给中国政府作为自己的工作成绩，或是径自把他对美国政策的误解向国内政府呈报。比如说，王正廷向蒋介石报告称，美国政府将于1937年底之前向日本宣战，事后证明这是他完全听错了罗斯福的话语。在1938年2月，他又向中国政府报告，美国政府已经决定要对日本施行新一轮的制裁行动，而事实上美国政府根本没有考虑此类行动。此类误判和误报最终彻底摧毁了政府对他的信任。

就在这个关节口上，胡适也从华盛顿向国内发出了一连串电报，抱怨王正廷的无能和中国驻美大使馆拒绝向胡适代表团提供合作的真相。这些报告当然更加强了政府对王氏的不满。到了1938年6月，一个事件终于使政府的不满表面化。

此时宋子文直接向蒋介石抱怨称，广东省政府之前曾经交给王正廷7万美元，委托他购买防空用的高射机关枪，但是这些武器从未运达国门。蒋介石为之大为愤怒，要求王正廷立即提出说明。但是王氏却无法提出。

雪上加霜的是，不久中国政府又接到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的直接抱怨，指称王正廷无能。摩根索不但是美国财经界的重要人物，还是联邦政府首长中最同情中国的人物，其亲华色彩超过国务卿和其他联邦官员。摩根索访问欧洲时，直截了当地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声称（1938年7月27日），美国政府将永远拒绝和王正廷谈论借款事项，理由是王氏只晓得一味依赖中间人。摩根索的严厉批评终于让中国政府认识到王正廷实在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一大阻碍，必须尽快予以清除。中国政府当即接受了摩根索的建议，派遣陈光甫赴美，启动了新一轮的借款谈判。

与此同时，王正廷的工作表现在重庆也遭到严厉指责，尤以傅斯年和周鲠生的攻击最为尖锐。由于国内社会普遍认为王正廷和孔祥熙有亲密的私人关系，因此大众也认为后者必须对中国对美外交失败负连带责任。也可能正因为孔祥熙对王正廷的呵护，使得宋子文也参加了批王的行列。1938年7月，宋子文公开指斥王正廷两次处理对美借款的失误为可笑，同时还提醒蒋介石，王正廷在一连串处理财务问题上不干净。宋子文警告蒋介石说，由于王正廷已经在华盛顿变成笑柄，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尽快委派新大使赴美。宋子文的警告显然产生了效果，蒋介石在次日的日记中，就开始考虑驻美大使的人选。

（二）胡适成为候选人

当蒋介石本人也逐渐体会到需要另组一个新团队去改善对美外交时，他同时决定这个新团队不但应该有能力改善与美国官方的关系，还应该有能力和美国民间建立沟通渠道。而胡适由于人已经在美国，又在美国民众中享有知名度，因此看起来是一位合适的大使人选。再者，由于胡适相当熟知王正廷的缺失，因此理应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胡适看起来非常适任大使一职，那就是在中国领袖们的外交视野中，美国的重要性仅仅是较前产生了些微的提升而已。中国政府此时还没有把美国看成可能影响中国抗战前途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此，中美关系仍然可以托付给一位国内政治权力圈子之外的“外人”去掌管，这无关紧要。而胡适恰好具有这种身份。在此可以附带一提的就是胡适最重要的身份是学者。20世纪中国政治领袖对学者的态度和学者在政治圈里的地位和分量，都是一个值得后人深入钻研的课题。

在此我们可以提出的例证是，就在1938年春天，蒋介石还想要延揽国内的人才，成立一个类似智囊团性质的组织，在国家大事上向他提供意见。当时列入名单者包括张君劢、胡适、王世杰、张嘉璈、张季鸾、张群、蒋廷黻、朱家骅、周鲠生、左舜生、傅斯年等。读者可以注意的是，在此11人名单中，至少有8～9人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情况下，蒋介石信赖胡适使美，可谓合情合理。到了8月中下旬蒋介石已经相信，政府应该更积极推展对美外交，而且还希望胡适能够安排回国一次进行咨询。胡适回国虽然未能安排，但是在蒋介石心中已经做出决定。因此蒋介石在8月底致函孔祥熙，催问后者有关胡适大使任命和陈光甫赴美事项是否已经办妥，是否需要由他亲自出面写信去敦请胡适。

以上这些迹象显示，胡适被派去美国的最初动力，来自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尊崇他的“美国通”的扎实功夫。但是此后一年中，王正廷的工作不力，政府企图加强对美宣传，加上蒋介石对学者的尊重，使得胡适以“人在现场”的优势，顺理成章地成为大使继任人，并获得蒋介石的热心推动。但是孔祥熙还在想安排他自己偏爱的人选，甚至不惜抬出美国财政部来做挡箭牌。据孔祥熙宣称，该部官员私下告诉孔，“似以适之使美不甚相宜”。但是这些均不能动摇蒋介石的意志，而美国财政部的保留语言出自孔祥熙的转述，反而促使蒋介石致电王宠惠外长追问胡适使美事的进展如何。

或许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外交部终于在1938年9月17日正式发文任命胡适接替王正廷出任驻美大使，为中美关系开拓了一个新局面。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为了胡适任命大使之事，居然还需要三番两次地去催促外交部，原因就是对美外交并非国民政府外交的重点，因此此时依然在孔祥熙和王宠惠的掌握之下。

[1] 任骏、蒋：《胡适与蒋廷黻》，未刊稿，第5页。

[2] Chih-p'ing Chou，ed.， 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 （Taipei：Yuanliu Publishing Co.，1995），p. 698.此时正值所谓《何梅协定》签订之时。

[3] Hu Shih，“The Changing Balance of Forces in the Pacific，” Foreign Affairs ，vol. 15，no. 2（January 1937），reprinted in Chih-p'ing Chou，ed.， 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 ，p. 701.

[4] 详情见Hsi-sheng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45（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chap.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