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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久在淞沪战争中的败绩严重地挫伤了它的作战能力，并且迫使政府更加费神去发展对外关系。
一连串军事溃败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局面。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力量在胡适离华赴美时达到最高峰。蒋介石属下的中央军是当时中国国内训练最严格、装备最精良的一支现代化作战部队，它们有效控制了长江下游五六个省份。这些省份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最成功的省份，拥有丰厚的财政资源。就是这些资源，才使得蒋介石有足够勇气和本钱去争取战略主动权，并且采用他自己选择的方法去主动向日军出击。不幸的是，一旦这一波战争失败而十年培养出来的精锐之师伤亡殆尽之后，蒋介石不但被迫放弃了战略主动权，而且在此后的抗战中再也无法将其夺回。在此后七年的抗战中，蒋介石不得不一再和地方实力派妥协（包括共产党在内），才能继续进行作战。他的权力根据地的丧失，在抗战后半段对国民政府的处事能力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 [4]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局面下，蒋介石个人的态度逐渐变成中国是否继续抗战的关键。这个态度可以分成几方面来了解：一是来自内部和外部要求谈和的压力；二是蒋介石个人意志的倾向；三是如何处理中国内部的关系以保证抗战得以持续？
就来自外部的和谈压力而言，日本和西方国家是双管齐下，而且有时呈互相配合之势。我们一般以为，以日本军力之盛以及其战斗进行之顺利，它必然是充满信心，坐待中国屈膝求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便是在1938年初，日本刚在淞沪和南京取得空前胜利，就开始各种形式的和平试探。而蒋介石却仍然斗志高昂，把日本的和平攻势看成一项阴谋。他在1月初的日记中写道：“注意：一，倭寇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应即严拒。”
几日之后，他又得到另外一种启示，写道：“敌国急于求和，而外张威声，其实外强中干。”“敌军愈进，则其对内对外之危险亦愈大也。”
换言之，纵然京沪战役之惨败打破了蒋介石原先想要取得地区性胜利的设想，但他已经开始转而产生一种新思维和信心，认为战争只要能够延长，就会对中国愈加有利。和谈的引诱力自然随之减少。而到了1938年1月中旬，蒋介石的抗战决心益发坚定，似乎中国在抗战中完全没有屈居下风。比如说，他在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此一星期中，敌人以宣战，否认国府与继续军事行动等等威胁逼迫，无所不至，可云极矣。以余视之，不值一笑。无论出于如何举动，皆不能摇动我抗战之决心与信心。彼本未停止军事，何谓继续。并未受有拘束，何谓自由行动。此种外强中干以进为退，求和不得，进退维谷之丑态毕露，盍不早日觉悟，明言撤兵为得计也。”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这种嬉笑怒骂的语气正表现出他顽强的斗志。如果吾人不是已经知道国军新近遭受的严重挫折，还会误以为中国军队是战场上的胜利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国家命运处于如此极度严峻的状况下，蒋介石私下的这些言论，究竟是他具有超乎常人的洞烛先机能力，还是一意孤行，无视于现实，甚乃自欺欺人？是他特具打不倒的刚毅精神，还是生活在自我封闭的虚幻空间中？这些都是值得从事抗战研究的学者进一步认真探索的问题。
就日本而言，它此时最依赖的国际传达信息渠道是德国，特别因为德国此时供应中国大批武器和顾问，使它对中国所能产生的影响力远非其他西方国家所能项望。因此，蒋介石在1月16日只好“对德大使明言，如倭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其转达”。
日本在经由德国探索和平之路碰壁之后，在2月下旬又改求意大利介入。
与此同时，让蒋介石感到更具威胁的是，英国也想借此机会把它自己在远东的处境和它与德国及意大利关系问题一并予以解决，而这就可能促使英国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参加德国和意大利共同向中国施压的行动。这当然会对中国更加不利。而日本虽然和英法两国的关系远不如和德意两国那么接近，但是只要有机可乘，日本政府仍然不会轻易放过。它在1938年9月就玩了一手。根据蒋介石的记载，“昨日英国代办携其大使转达倭寇要求划汉口为安全区之意见书见告，阅之发指。面斥英使之不当受倭之要求转达。彼并言法大使亦同意，可知英法帝国主义毫无公理与公义，而惟以势利是尚也。痛恶之至”。
岂知中国的相应不理，并没有让日本放弃和谈的企图。到了4月初，“敌又托德国间接探和意。可鄙也”。
3月间一则有关日苏关系的传言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传言大致是说日本可能在4月发动对苏联的攻击。
假如这个信息属实，则当然是中国求之不得的大事。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之后，蒋介石又得到了另外一种领悟，那就是日本故意施放攻打苏联的谣言，其目的是向中国施压。他推测的理由是，如果日本真要攻打苏联，则它显然应该保持高度机密以达成奇袭效果。而如今如此大张旗鼓地宣扬，其真正目的是希望中国政府信以为真，进而诱使中国政府相信日本必定会在发动攻打苏联之前，全力终止抗战。这样或许可以迫使中国政府抓住机会结束中日战争。换言之，日本根本没有攻打苏联的计划，但是非常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响应它的和平试探。
从这个分析来看，蒋介石观察国际事务也颇具独特的想法。
在早期这些列强企图插手中日和谈事务的活动中，美国也并没有完全缺席。比如说，当时胡适和美国政府部门接触最亲密的是赫尔（Cordell Hull）国务卿和高等顾问亨贝克（Stanley K. Hornbeck，又译为洪贝克、霍贝克）。当他们告诉胡适，美国政府中颇有一部分官员主张中日和谈时中方应该要求上海方面日军撤退，但是华北方面则任由日军占领时，胡适立即回复，日军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原状。而胡适对于政府外交方针的大局，也认为应该着重在布鲁塞尔的国际联盟会议上争取到一个“光荣可靠的和局”，或是退而求其次地去促成太平洋国际组织（当然包括英、法、澳、荷等国）。
综观1938年的前半年，日本累次使用它自己、德国、意大利等渠道传达早日结束中日战争的意愿，都没有在蒋介石身上产生预期效果。1938年7月，意大利又向国民政府做和谈试探。“意大使又欲来为倭寇说项转圜矣。当置之不理。该大使之卑劣与其国格相等矣。”
但是对于国民政府的其他领袖和某些民间舆论领袖，则产生了相当效果。如众所周知，汪精卫和他的支持者在政府中并非少数，虽然胡适的立场在1937年底已经从主和成为主战，但是他在知识界的许多朋友仍然对于抗战表示悲观，他们并非“亲日”，而是恐惧战争会使中国陷于万劫不复的国运。而在国民政府内，除了汪精卫及其亲信们之外，或许主张谈和最力、倡导“见好就收”言论的人，就是孔祥熙。蒋汪之间的和战歧见，还可以因浓厚的派系和争权色彩使之复杂化，而蒋孔之间则根本没有这些问题。简单的区别就是两人个性不同和判断不同。
早在1938年初，蒋介石在拒绝德国大使调停时，就想借此机会打击国内主和者的气焰。他写道：“拒绝倭寇媾和之条件，使主和者断念，内部稳定矣。”
而就在此时，日本政府也宣称从今以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可说是间接地帮助了蒋介石的立场。但是主和气氛在国民政府某些高层官员中持续弥漫，他们总想打开一条“挽救”国家的出路，因此各种活动不断在暗处进行。这就难怪蒋介石到了6月底仍需严重警告孔祥熙不可涉身其事。
为什么蒋介石从抗战一开始就如此坚持？他的信念是用何种语言表达？导致他坚持的因素又可能有哪些？我们在此无法对蒋介石的心理状态和政治盘算做一个总结性的处理，但是有些因素可以从他的言行中探窥一二。
蒋介石在此时的日记中不时宣泄对日本和抗战的看法。尽管他的王牌军队在开战后已经丧失殆尽，但是他的斗志显得无比高昂，甚至令人产生他几乎无睹于现实，到达了一意孤行的地步。因为蒋介石的内心不是存着打胜仗的希望，而是他不为打败仗的可能性而退缩。
早在1938年开春，他就写道：“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3月底他又写道：“和战问题，降不如战，败不如亡。若我不降，则我无义务而责任在敌，否则敌得全权而我全责，民不成民，国不成国，则存不如亡也。敌国政府无权失信，若我放弃东北，徒长敌寇侵略之野心，永无和平之一日。只要于国有利，则一切和战责任，我愿不顾一切负责断行，但此非其时也。”
几天之后，他又写道：“宁使民心悲壮而牺牲，毋使民气消沉而屈服。”
能够在如此恶劣情况下维持蒋介石斗志的最大因素，当然是他的个性，不管我们称之为惊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不服输的精神，或是独排众议一意孤行的胆识，都是历史上许多领袖所表现出的特质，难以量化。除此之外，日军在华的暴行肯定也在感情上给了他极大的冲击。早在1938年1月22日，南京屠杀的事件已经传入蒋介石耳中，他当时对于事件的规模和凶残真相，可能尚未获得全面性了解，但是写道：“敌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入深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
在1938年5月，蒋介石看到了一些照片，极可能是南京大屠杀的景象，使他大受震撼。他在日记中写道：“见我男女同胞受敌寇惨杀凶淫之照片，而不动羞恶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者，非人也。”
又写道：“敌寇残暴凶横实古今无例，若不消灭，何以维持人道？”
同样的情感不时会在日记中宣泄。例如在6月底，蒋介石又写道：“倭寇残暴凶横惨无人道，不知东北同胞在敌蹄蹂躏之下何以过生？若不与倭寇奋斗到底，将何以救我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耶？”
7月，蒋介石又写道：“见寇军残杀我平民同胞之照片，痛愤乃至瞑眩，极忧东方民族之仇雠相板，不知何日得了也。”
9月初，蒋介石写道：“每念人民受战祸之烈，与妇孺受敌军蹂躏之酷，不禁肠断心裂。战事完结时应对妇孺与灾民定一特别永久法律以爱护之。而对于刻刮人民之贪污尤应最密防制也。”
才隔一天又写道：“每见民众之菜色与妇孺之苦痛，不堪言状。所谓动心忍心之实情，非此不得而知也。”
这类言辞至少能向读者提供一些蒋介石心理方面的线索，去体会为什么他对抗战会表现出如此坚定的态度。
至于如何处理中国内部关系，务使抗战得以长期持续进行，这个命题在淞沪失败之后随即浮出水面。早在1938年开春蒋介石就已经着手思考，万一武汉失陷，则国民政府下一步就必须退守大西南，特别是四川和云南。在此之前，蒋介石的抗日部署只是着重和日本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军事冲突，而其最大的努力则只是试图说服各省派兵到江南地区参战而已。不过国民政府这项努力的成绩却极为有限，除了广西比较爽快送兵开赴淞沪战场之外，其他各省实力派都推诿责任，甚或在内心上根本就觉得事不关己，甚至可能暗中指望所谓“中央军”在遭受日军打击之后，就可以相对地调整地方和南京政府的关系，间接达到帮助地方势力抬头的效果。
岂知一旦国民政府失去老根据地，一种崭新的国内政局盘算就突然产生。蒋介石最早体察到这个问题的迹象是1938年1月2日，他开始盘算，“万一武汉失陷退守川黔，则国内变化与倭寇压迫之推想”，就变成不可逃避的难题了。而这个新形势所可能产生的困难，最初却远远超过蒋介石的估计。比如说，在1月20日四川军人刘湘病逝时，蒋介石最初的反应是持高度乐观态度，认为四川将从此纳入国民政府的有效统治范围，成为抗战大后方基地。但是此项估计完全错误，他很快就遭到严重阻力。因为没有过几天，他就发现四川问题远远大过刘湘一个军人。难怪他在一周后就写道：“处理川局须和缓安定。”“晚会报，为川事又须废（费）尽精力矣。”才隔不了几天，他再次提醒自己“川情只有缓和处之”。
此后几个月时间内，如何处理四川问题俾使抗战得以继续变成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重大问题。蒋介石在日记中几乎不断为四川问题而忧心忡忡。他先是指望派何应钦入川，借着何氏军事领袖的气势去压制四川省籍军人的不合作态度。此计显然不通，继之又指望借重四川社会名流刘航琛去动以乡情，使四川军人就范，所以说，“川局似以缓处为宜，应用航深（琛）”。
才不过几天之后，显然此路依然不通，蒋介石只好“对川事，暂从放任，勿心急之”。
换言之，蒋介石认输了，把川事暂且冷却一番。但是他依然不断地和宋子文、白崇禧及其他川籍人士探讨如何打破四川不合作的僵局，但是显然又找不出有效的方法。因此蒋介石在3月初才会有非常灰色的感触，他写道：“对内忍耐，与其亡于敌，不如让于军阀。”
但是随着国军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四川问题实在无法拖延下去。到了3月下旬，如何说服四川军人出兵抗战，如何取得他们允许将中央政府机关迁至重庆办公和推行政令政策，都必须做出有效安排。
8月初，战局的逆转使得中央政府机关必须转移到重庆办公。但是即便到了1938年底，四川仍是一个让蒋介石感到头痛的问题。
而这个现象在整个抗战时期，都没有获得解决。
四川历来的政治军事和财经重心本是成都，而成都又正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的是非地。国民政府为了躲开成都而在重庆另起炉灶，建设新基地，其本身就是一项委曲求全而又非常艰巨的工程。而一旦出了重庆市范围，国民政府的政令就会受到地方上大小军人的挑衅和阻挠。正因为地方军人也逐渐体会到，国民政府侵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并非一个短暂的现象，而将会是一个无限延长的局面，无论是国民政府的政策需要在西南各省推行，还是许多外省籍的军队开始从前线撤退到西南去整编和驻防，都是自清末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这让地方军人好不容易才培养成型的势力范围一瞬间受到极大的冲击，自然造成了许多新的摩擦点。因此难怪到了1938年底，除了四川问题令人头痛不断之外，蒋介石对于云南龙云的态度也开始感到难以处理。
然而在1938年底，当蒋介石环顾情形时，仍然提醒自己，“宁对外大败，毋使国内大乱。大乱则四分五裂，外侮更无已时，而国势更危矣”。
当时重庆政府内外交逼的压力可以想见。
在以上和中日战争有直接关系的因素之外，蒋介石对于国际情势的判断和对外关系的处理，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去了解。至少有三方面是和中日战争有重要的间接关系的。
如读者所熟知，国民政府抗日的军事本钱，无论是技术指导还是武器供应，最大的依靠是德国。而在中日开战之前，德国也是在全部西方国家中以最热切的态度响应中国各种军事现代化和国防需求的国家。因此无论在魏玛政府时代还是希特勒取得政权之初，中国对德的外交政策都是小心翼翼地培养中德关系，蒋介石甚至把次子蒋纬国送到德国习武，其双重目的就是向德国示好，同时掌握德国的军事技术。说得简单些，只要德国军事援助的渠道能够维系通畅，则中国的抗日就有了强力后盾，无须培植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军事关系。
不幸的是，中日战争的开始和德日关系的改变，使得中国政府这个长期既定国策受到重大冲击。由于德国认为德日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中德关系，因此积极向中国政府软硬兼施地要求终止对日抗战。这让国民政府面临一项根本性的选择。中国原本就是为了抗日而精心培养中德友好关系，如果现在德国希望中国停止抗日，则中德关系还有什么价值？
因此不难理解的是，国民政府屡次拒绝德国不请自来的和平建议，最后宁可冒着和德国决裂的风险，排斥了一连串德国传递的和平方案。最后德国终于失去耐心，在1938年5月下旬正式通知国民政府要撤回所有在华服务的德国军事顾问并停止对华武器输入，威胁中德军事关系将全面破裂。仅仅几天后，蒋介石也感到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宣泄久藏心底希望德国能够在世界舞台上遭受挫败的秘密想法。
由于德国态度之转变使得国民政府大增警惕，因此它也开始筹划在必要时找到能取代德国的国家的可能性。此时国民政府的设想是在军事上最能取代德国的国家只有苏联而已，因此在蒋介石亲自主导下，中苏之间秘密达成了若干协议。1938年初，中国政府订立了一个大目标，要向苏联借贷两笔款项，其中4亿元是购买苏联飞机，另外4亿元是购买苏联的武器和弹药。
但是即便是淞沪和南京的大挫败，似乎还没有让蒋介石产生挫折感。他在2月间检讨中国战局时，仍然颇具信心地写道：“外交形势日劣，惟有自强自立。此时武器人力尚能持久，不足为虑也。”
到了5月，蒋介石日记中写道：“对俄军械借款完成。”
中国政府在不久后又签订聘用苏联军事专家的协定，并在7月把苏联顾问派赴各个国军单位服务，等于是全面性取代了德国顾问原先的职责。而且一如过去对待德国顾问，蒋介石命令各个军事单位“对顾问诚正与工作条规，并供给材料”。
到了该年10月，蒋介石得到情报称苏联政府已将北伐之前曾经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加伦将军（General Galen或Vasily Blucher）拘捕时，显然为了眷念旧情，也是为了珍惜人才，立即两度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希望能够聘请其返回中国参加抗日工作，企图挽救加伦的生命。与此同时又做出决定，要向苏联“多购重轰炸机”。
这一切都显示，蒋介石希望苏联能够帮助中国摆脱德国威迫向日本求和的压力，以武器和人员全盘接替德国的军事功能，而不致干扰中国的抗战。
虽然中国和德国及苏联就武器的交涉分别以单线进行，由不同渠道和专人负责，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重要无比。如果和苏联的谈判缺乏进展，则中国政府对于德国就必须采取和缓态度。如今苏联借款和武器运送一旦得到保证，则中国政府就无须再对德国低声下气了。怪不得这个因果关系使他在5月首次敢于推想：何种情况可能使德国在国际竞争中遭受失败命运，而且接下来又断然通知德国大使，中国政府将允许德籍顾问全部返回德国。
苏联取代德国策略的成功，使得中国政府没有理由积极地去向其他西方国家争取新的武器供应来源。这种此消彼长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值得我们在试图了解国民政府此时外交运用时作为重要参考。
但是无论是德国或是苏联，一旦它们成为中国抗战倚重的对象时，就会自然而然地运用这些援助作为它们对华政策中实现其本国利益的筹码。中苏之间的军事扶持关系开始不久，中国政府就感到彼此之间问题重重。在8～9月，蒋介石显然对于苏联武器供应的情况感到不满，抱怨苏联迟迟不肯签订购买武器的协定。
当时武汉正受到日军进攻威胁，他两度直接写信向斯大林要求苏联能够在9月中旬之前将第二批武器运送到中国，岂知斯大林的对策却是不予理睬。蒋介石在私下抱怨说：“对敌国易，对友邦难，受人接济，被人轻侮，此种苦痛若不能大忍，则决不当此重任也。”过不了几天，当蒋介石召见苏联大使强调中国的需要时，所得到的结果却是让他感到对方“挟货骄人”，使他大为愤怒。即便如此，蒋介石仍然不得不承认，苏联给予中国的军事援助已经大大地超过英国和法国，因此也无法过分对之加以责难。
照理说，中国此时为了埋头抗战早已自顾不暇，对于欧洲列强之间的纷争自不应有太多精力加以关注。但是事实则不然，因为这些列强在亚洲和中国内地都各自有强大的利益所在。即便是中国不想去操心欧洲事务，欧洲列强也不会放过中国，而是会为了其自身利益去主动干预中国事务。这样就逼得中国政府也必须密切注视欧洲局势的发展，做出及时的相应决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瞬息万变的欧洲局势，蒋介石心中其实并没有一个明晰的概念，究竟欧洲局势如何演变才会对中国抗战前途最为有利？因此毫不奇怪地，他的看法随着时间在改变，时或前后矛盾。但是自抗战开始以来，他有一个不曾改变的信念，那就是欧洲列强相互之间关系的消长，很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他虽然不能预测这个影响具体如何，但是期望能对中国有益。正是为了争取这个机会，中国更必须坚持抗战，不可半途而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938年开春时节，他的看法会是“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又说“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形势到底必变，倭寇到底必败也”。
至于为什么倭寇必败，蒋介石当时并没有进一步说明。
到了1938年夏末秋初，欧战到底会不会爆发，已经是蒋介石脑中经常思考的问题。如前所言，到了5月底中德关系恶化之时，蒋介石还认为欧战如果发生，则可能导致德国失败。而到了9月中旬，他却写道：“欧战如能不起，则于中国总有利也。”才过不了几天，蒋介石却又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欧洲于我最后胜利，总有补益也。”
不过蒋介石的语气并不坚定。诸如谁会参加欧战、欧战何时可能发生之类问题，只是刚刚进入他的思维，尚未形成定见。
不过到了9月中旬，蒋介石对于欧洲局势的看法，逐渐趋向复杂和细腻化。依他所见，如果欧战爆发，则首先，日本可能趁机向中国宣战，借此振振有词地封锁和控制英国和法国在中国境内的租界；其次，中日战争在未来的欧战停战会议上可以借外力一并解决；最后，中国也可以趁机敦促英国和法国，在国际联盟组织里通过决议制裁日本侵略行为。
到了9月底，国际联盟通过引用国联盟约第16条对日本施行制裁，但具体做法则由各个会员国自行决定。这个发展在蒋介石眼中，代表着西方各国已趋向愿意承担把日本视为侵略国而付出的代价。这个发展对于中国的士气和秉持的法律主张显然是一大鼓舞。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写道：“如果欧战爆发，于我将来对倭之战略应重新考虑，此于倭寇是否参战攻俄，实为一大关键。然无论如何，欧战果起，则对倭更需作战到底。”
以上可见蒋介石分析欧洲事务渐趋明朗化，那就是，中国在欧战发生的局面下，更需要对日抗战到底，才能阻止日本从欧洲的乱局中渔翁得利。
但是蒋介石也推想到，假使欧战不爆发，则欧洲列强就更有精力去牵制日本，而对中国有利。蒋介石也察觉到，中国政府内有许多领袖乐观地认为欧战爆发对中国最为有利，但是他也看出一个相反的可能性，那就是一旦欧战爆发，列强忙于应付欧洲事务，而日本又决定不参加欧战的话，其结果将可能使日本更敢于扩大侵略中国，而不必担心受到列强制裁。
此时最让蒋介石体会到中国抗战和欧洲事务休戚相关的，是苏联的态度。前文已经提到，虽然在1938年前半年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把苏联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武器来源国，但是苏联运送武器的速度一直让中国感到不满。即使经过再三催促，苏联方面也并未采取积极行动，其用意似乎是观望中日战争的变化。1938年夏季之后，随着国民政府西撤，武汉成为日军进犯的下一个主要目标，而国民政府也希望经由苏联的武器供应可以巩固武汉防卫，但是苏联却无动于衷。等到10月初，欧洲军事局面紧张，苏联开始担心国民政府可能放弃武汉的防守甚至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斯大林才主动向蒋介石提出承诺，可以向中国提供装备60个师的武器和500架飞机。这个动作让蒋介石不禁感叹，国家间“只有利害，毫无信义，更无是非。弱国惟有公理与信义是从。凡不义之物非礼之事，虽至穷困败挫，亦不能有动于中。区区武器何足为意？且其已订之物尚不能如期交货，则其示意之事更不足计矣”。
换言之，虽然蒋介石拒绝把斯大林的承诺当真对待，但是他进一步了解到欧洲局势和中日战争之间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