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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周内，中国政府在争取国际支持的努力中，最显目的措施就是派遣特使代表团赴西方国家。它最初的重点无疑是欧洲列强，因为它们都和中国有长远而又复杂的政治和商务关系（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和苏联）。美国也顺便被当作一个次要的国家一并处理。
国民政府对于列强的外交关系显然采取了差别待遇。它派往欧洲的特使团都是经过长时期筹备，并且收到指令必须和中国驻各国使馆保持密切合作。唯有派赴美国的特使团仓促组成，也没有接受任何指示要去和中国驻美使馆进行合作。在这些特使团中，最重要的一个无疑是由孔祥熙所率领的团。不但孔本人在中国政府中拥有最高官阶，而且其他团员也都是部长级官员，是由权力核心的重量级人物组成，以便达成具体的财经政治目的。孔祥熙代表团其实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前（1937年4月1日）已经自国内出发，名义上是参加英国乔治六世国王的加冕庆典，实际上的秘密任务是争取西方列强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实现中国全面对日抗战的计划。
孔祥熙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比利时，并且和许多国家的元首会谈，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6月中旬，孔祥熙趁访问行程中一个空当赶去美国，希望能够得到借款，但是没有成功。
等到中日战争爆发，孔祥熙又兼程赶返欧洲（7月14日），继续争取欧洲列强对于中国抗战的支持。孔祥熙特使团前后在国外停留共六个半月，其中在美国逗留时间不足一个月。
在此期间，除了孔祥熙之外，中国政府还派遣了其他高阶层代表团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支持。
相比之下，蒋介石到淞沪会战开始之后（1937年8月13日）才把部分注意力放到美国，而且派遣代表团的动机只不过是进行宣传工作而已。碰巧正在这个时节，胡适刚刚放弃了他的和平活动，使得蒋介石可以在8月19日任命他为特使去美国争取舆论支持，除此之外并没有交付任何具体使命，基本上任由胡适自由发挥。而胡适在接受此项任务时，心中同样不知道究竟能够达成何种效果。
虽然胡适代表团是中国政府派往美国的第一个特使代表团，但是它显然缺乏政治力度，这一点从它的成员即可看出。代表团是由政治圈外人士所组成，其中包括一位大学文学哲学教授（胡适本人）和两位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教授（钱端升和张忠绂）。他们只是北京大学的同事，既非蒋介石的亲信，又在美国政治圈中缺乏广阔人脉。他们更非政府经过深思熟虑而后任命的人才，而只是由王世杰一人推介仓促组成。
除了政治分量微薄之外，这个代表团也缺乏具体使命。蒋介石指示王世杰去和胡适商定一个整体外交计划，但是王、胡二人并未完成此项任务。换言之，代表团到底去美国做什么和如何做，从未在政府高层中取得共识，甚至没有经过策划。
当时政府内部对美外交的笼统概念，只是去争取美国舆论对中国抗日能够给予同情和声援而已。
依据当时中国政府的观点，既然美国属于西方国家，则当然应该去争取它的支持，但是支持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则并未明确界定。然而尽管有这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胡适依然在离华赴美的当天（1937年9月8日）充满豪情地预测，他有能力争取到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事实上，这几位大学教授要等到上了开赴美国的轮船之后，才有机会首度去思考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达成了两项协议：一是向美国民众解释中国为何必须抗日，以求获得美国人的同情；二是劝告美国人民不可在国际事务上继续奉行“孤立主义”。教授们自己在心理上也做出准备，了解他们的工作可能费时费事，在短期内未必能够取得成效。
除此之外，他们也想不出到底美国人民还能如何帮助中国。
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缺乏政策焦点的特性，也同样在它当时对美的定向广播工作中显示出来。这些向美国人民做广播的中国领袖，包括宋美龄、宋子文和外交部长王宠惠。
而当蒋介石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面谈如何打击日本侵略行为时（7月23日），也只能敦促美国密切注意中国局势的发展，给予中国道德支持和维护国际法尊严，如此而已。
中国政府其他领袖也无人向美国提出具体的经济或军事支持项目。
至于胡适本人，他获得任命的理由既不是因为他具有政治实力，也不是因为他享有中国政府或美国政府特殊的信赖，而是因为大家认为他对美国社会比较熟悉，又是在美国有知名度的中国学者。对于一个无关紧要的外交任务而言，他看起来是一个适当人选，不致产生高风险，而且说不定还可以引发一些意想不到的成果。从最低限度来看，三位教授应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公关团队，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或许决定让他们尽其所能地见机行事，做出一些好成绩来。
由于上述理由，因此即使在胡适抵达美国任所之后，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工作依然远远落后于它在欧洲各国的活动，以及对国际组织的重视。
胡适代表团成员抵达美国之后，很快就得到一个初步结论，认为中国政府对美国群众的宣传工作收效太慢，因此他们应该从美国领袖层着手争取支持。他们（尤其是钱端升）首先拟订的目标是设法接近罗斯福周围的有力人士，争取他们给予中国借款、军火、运输设备等援助。但是当美方人士问及具体内容时，教授们却无法列出中国所需要的物资以及如何解决运输问题。当他们询问中国驻美使馆和李国钦时，也未能得到回应，因为后者本身尚未从国内接到任何争取美援的指示。
这几位学者本人对于中国抗战的军备、财务、交通、军队可谓完全是门外汉，难怪他们在面对美国官员时提不出具体方案。
显而易见地，教授们的工作都只能够摸索前进，或是根本漫无目标。结果是，胡适刚到美国头几个月的工作完全没有进展，以致另外两位教授很快就觉得兴味索然，而要求早日打道回府。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发展。在中国国难当头的时刻，它派驻到美国的外交代表团居然会觉得无可作为，而想回家？而胡适典型的解决之道就是劝他们多读些书以便消磨时间。
胡适本人也很快就发现，原来王正廷大使根本没有意愿向胡适代表团提供协助。
实际上，胡适的代表团和中国驻美大使馆各自为政，互不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