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周内,中国政府在争取国际支持的努力中,最显目的措施就是派遣特使代表团赴西方国家。它最初的重点无疑是欧洲列强,因为它们都和中国有长远而又复杂的政治和商务关系(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和苏联)。美国也顺便被当作一个次要的国家一并处理。
国民政府对于列强的外交关系显然采取了差别待遇。它派往欧洲的特使团都是经过长时期筹备,并且收到指令必须和中国驻各国使馆保持密切合作。唯有派赴美国的特使团仓促组成,也没有接受任何指示要去和中国驻美使馆进行合作。在这些特使团中,最重要的一个无疑是由孔祥熙所率领的团。不但孔本人在中国政府中拥有最高官阶,而且其他团员也都是部长级官员,是由权力核心的重量级人物组成,以便达成具体的财经政治目的。孔祥熙代表团其实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前(1937年4月1日)已经自国内出发,名义上是参加英国乔治六世国王的加冕庆典,实际上的秘密任务是争取西方列强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实现中国全面对日抗战的计划。
孔祥熙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比利时,并且和许多国家的元首会谈,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6月中旬,孔祥熙趁访问行程中一个空当赶去美国,希望能够得到借款,但是没有成功。
等到中日战争爆发,孔祥熙又兼程赶返欧洲(7月14日),继续争取欧洲列强对于中国抗战的支持。孔祥熙特使团前后在国外停留共六个半月,其中在美国逗留时间不足一个月。
在此期间,除了孔祥熙之外,中国政府还派遣了其他高阶层代表团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支持。
相比之下,蒋介石到淞沪会战开始之后(1937年8月13日)才把部分注意力放到美国,而且派遣代表团的动机只不过是进行宣传工作而已。碰巧正在这个时节,胡适刚刚放弃了他的和平活动,使得蒋介石可以在8月19日任命他为特使去美国争取舆论支持,除此之外并没有交付任何具体使命,基本上任由胡适自由发挥。而胡适在接受此项任务时,心中同样不知道究竟能够达成何种效果。
虽然胡适代表团是中国政府派往美国的第一个特使代表团,但是它显然缺乏政治力度,这一点从它的成员即可看出。代表团是由政治圈外人士所组成,其中包括一位大学文学哲学教授(胡适本人)和两位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教授(钱端升和张忠绂)。他们只是北京大学的同事,既非蒋介石的亲信,又在美国政治圈中缺乏广阔人脉。他们更非政府经过深思熟虑而后任命的人才,而只是由王世杰一人推介仓促组成。
除了政治分量微薄之外,这个代表团也缺乏具体使命。蒋介石指示王世杰去和胡适商定一个整体外交计划,但是王、胡二人并未完成此项任务。换言之,代表团到底去美国做什么和如何做,从未在政府高层中取得共识,甚至没有经过策划。
当时政府内部对美外交的笼统概念,只是去争取美国舆论对中国抗日能够给予同情和声援而已。
依据当时中国政府的观点,既然美国属于西方国家,则当然应该去争取它的支持,但是支持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则并未明确界定。然而尽管有这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胡适依然在离华赴美的当天(1937年9月8日)充满豪情地预测,他有能力争取到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事实上,这几位大学教授要等到上了开赴美国的轮船之后,才有机会首度去思考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达成了两项协议:一是向美国民众解释中国为何必须抗日,以求获得美国人的同情;二是劝告美国人民不可在国际事务上继续奉行“孤立主义”。教授们自己在心理上也做出准备,了解他们的工作可能费时费事,在短期内未必能够取得成效。
除此之外,他们也想不出到底美国人民还能如何帮助中国。
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缺乏政策焦点的特性,也同样在它当时对美的定向广播工作中显示出来。这些向美国人民做广播的中国领袖,包括宋美龄、宋子文和外交部长王宠惠。
而当蒋介石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面谈如何打击日本侵略行为时(7月23日),也只能敦促美国密切注意中国局势的发展,给予中国道德支持和维护国际法尊严,如此而已。
中国政府其他领袖也无人向美国提出具体的经济或军事支持项目。
至于胡适本人,他获得任命的理由既不是因为他具有政治实力,也不是因为他享有中国政府或美国政府特殊的信赖,而是因为大家认为他对美国社会比较熟悉,又是在美国有知名度的中国学者。对于一个无关紧要的外交任务而言,他看起来是一个适当人选,不致产生高风险,而且说不定还可以引发一些意想不到的成果。从最低限度来看,三位教授应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公关团队,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或许决定让他们尽其所能地见机行事,做出一些好成绩来。
由于上述理由,因此即使在胡适抵达美国任所之后,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工作依然远远落后于它在欧洲各国的活动,以及对国际组织的重视。
胡适代表团成员抵达美国之后,很快就得到一个初步结论,认为中国政府对美国群众的宣传工作收效太慢,因此他们应该从美国领袖层着手争取支持。他们(尤其是钱端升)首先拟订的目标是设法接近罗斯福周围的有力人士,争取他们给予中国借款、军火、运输设备等援助。但是当美方人士问及具体内容时,教授们却无法列出中国所需要的物资以及如何解决运输问题。当他们询问中国驻美使馆和李国钦时,也未能得到回应,因为后者本身尚未从国内接到任何争取美援的指示。
这几位学者本人对于中国抗战的军备、财务、交通、军队可谓完全是门外汉,难怪他们在面对美国官员时提不出具体方案。
显而易见地,教授们的工作都只能够摸索前进,或是根本漫无目标。结果是,胡适刚到美国头几个月的工作完全没有进展,以致另外两位教授很快就觉得兴味索然,而要求早日打道回府。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发展。在中国国难当头的时刻,它派驻到美国的外交代表团居然会觉得无可作为,而想回家?而胡适典型的解决之道就是劝他们多读些书以便消磨时间。
胡适本人也很快就发现,原来王正廷大使根本没有意愿向胡适代表团提供协助。
实际上,胡适的代表团和中国驻美大使馆各自为政,互不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