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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一旦开始，国民政府首要急务并不是从事外交运作，而是全神贯注在战场作战。主战派领袖的全副精力都放在应付千变万化的战局上。他们不但要赶紧拟订地区性和全国性的作战计划，争取国内各种政治军事团体支持战争（而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是反对政府和反对抗日的），重新分配中央军和地方军的职守，而且还要动员全国财力物力去支持军事行动。这中间当然包括借由一切手段获取武器弹药，俾使士兵得以进行战斗。在中国近代史中，没有一个其他时期的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生存所遭受的艰辛，能够和1937年的国民政府相比拟，特别是日本已经满怀信心地宣示，它在三个月内必定使中国灭亡。
当时中国政府如果还有余力去运用外交手段抵抗日本侵略，其重点也是放在欧洲，而不是美国。国民政府最初的努力是求诉于国际联盟和欧洲的强国，比如说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态度，则一直等到它的重欧轻美策略明显失效之后才开始转变。这期间所经历的是：国际联盟和华盛顿公约各国完全无法制裁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相继采取袒日政策，欧洲国家既不愿也不敢为中国而触怒日本，以免引起后者对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地进行报复行动，而原先由德国和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及经济援助也益趋不可靠。这一连串发展使得中国政府终于体会到美国对于抗日大业的关键性。事实上，这个过程前后历时两三年，最终说服中国领袖们，把中美关系从他们外交政策视野的边缘，移位到它的中央。
本章的目的就是要回顾中国政府在开战之初对美国如何评估，及其主政者当时究竟想要经由对美外交达到何种目的。
1937年中国政府领袖们在推行对美外交时，看到几个重要的阻力。
首先，他们了解美国人民普遍不愿意牵涉进国际纷争，而只想置身事外，保持美国的独立。他们了解美国一般人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充满反感，认为其他列强背叛了美国人的理想主义，一味追求各自的私利。因此尽管美国拥有丰厚的军力和财力，但其民情反对涉足国际事务，而只是想在国际上采取孤立主义，避免国际纠葛。
其次，他们认为美国人对于亚洲事务尤其冷漠。即便美国人民可能同情中国被日本侵略的遭遇，但也不可能采取实际行动去帮助中国。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中日战争只不过是遥远地区两个陌生国家之间的争执，与美国核心利益毫不相干。纵使罗斯福此时已经把日本看成亚洲崛起的隐忧，这个观点依然未能得到美国人民的普遍认同。事实上，美国驻法国大使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在1937年7月底就曾经坦白告知顾维钧大使，由于美国民间舆论反对介入中日战争，中国不可奢望获得美国援助。
按照蒲立德的分析，唯一能够说服美国人民参加战争的途径，是诉诸他们的荣誉感，如同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只是可惜他们对中日战争完全觉得事不关己。
最后，中国领袖们相信，美国还有一个和欧洲国家的重大不同之处，那就是，美国在中国并没有重大商业利益。他们知道，凡是和亚洲国家有密切贸易往来的美国商人，都不希望美国卷入亚洲地区的纷争，以免妨害他们的商业利益。由于这些商界人士在美国政坛拥有高度影响力，因此他们特别反对美国干预中日战争。比如说，美国南方的棉花商人就担心美日之间局势紧张将会导致棉花无法出口到日本市场去。
因此，依照中国领袖们的分析，中国最切合实际的指望就是设法促进一般美国民众对中国局势加深了解，使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好过对日本的观感。经由这种从人民基层做起的努力，中国或许能够在美国塑造一个更有利的氛围，让美国政府领袖们敢于对亚洲事务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
一旦蒋介石受到以上这些看法的影响而去设法提高美国对中国的关心时，他接着就需要去物色一位得力的官员去完成此项任务。在正常情况下，此项任务当然应该由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来承担。但是蒋介石对于王正廷的能力却完全缺乏信心，因为王氏既无组织能力，又有严重的个人缺点。
就组织能力而言，当时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职员工作效率低落，其肇因本来就是民国时期政府多年来忽视中美关系。比如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使馆值勤的最高职位官员是一位76岁的参赞，50年前就已经离开中国，他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留美学生对于该事件的反应竟会如此激烈。使馆内部的作业杂乱无章，以致在事变发生时，居然找不到一份精确的中国地图。虽然国民政府事后曾经多次努力改善其在美国的形象，但是收效甚微。它选派了资深外交官颜惠庆主持馆务，但是随即又把颜惠庆调到日内瓦去从事更重要的外交任务，那就是向国际联盟提交中国的控诉。颜惠庆的离职使馆务受到更大打击，因为他把馆内仅存的几位干练职员一扫而光地带去了欧洲。
简而言之，中国驻美使馆在美国是个空衙门，无所事事，混日子而已。
王正廷大使本人缺乏领导能力，不能提高使馆的效率。在中日战争爆发时王大使到任还不满一年，因为他是在1936年8月才从施肇基手中接任大使职位，而施氏本人也只有一个很短的任期。前后几任驻美大使的任期都是如此之短，使得中国的对美外交缺乏连贯性。虽然王正廷曾经留学美国，而且年轻得志，在北洋政治圈中很早就崭露头角，但是他仍然是一位旧派官僚，先后在几届北洋政府中任职，对于旧式官场作风非常娴熟，而在华盛顿任职时，却很少走出使馆去结交美国权要，更不必说和一般美国人民群众建立关系。在王正廷的主持之下，大使馆职员士气低落，极端无能。
所有这些缺点都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去寻找一位适任的外交官去加强对美外交。
最初动意让胡适承担外交使命的念头，并非来自蒋介石，而是来自汪精卫。早在1933年，汪精卫就曾经打算请胡适担任中国驻德国公使，后来又提议胡适出任驻美国大使。尽管胡适并非外交专业出身，但是汪精卫极力推崇胡适，认为他的外交才能远远超过当时中国的职业外交官。
然而胡适两次都婉拒了汪精卫的好意。
因此，当胡适在1937年接受蒋介石任命成为中国政府派遣赴美的特别使节时，表明他本人的态度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而且他下定决心要为国家做出一番贡献。
纯从胡适个人品质着眼，他无疑是当时中国人中少数最合格的外交代表，尤其适合出使美国，因为他不仅是在美国完成学业（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而且在美国学术圈中人脉甚广（如杜威）。胡适在归国后，立即成为全国知名人物，除了在几所高等院校任教外，还针对1920和1930年代中国重大的政治、哲学、文学、教育等议题发表过许多极具影响的言论和文章，流传极广。他在学术界的成就和热心于改革的活动力，使他成为当时少数能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望的中国学者。
然而纯从政治角度着眼，则胡适未必是一位适当的外交人选。他本人多年来一直极力避免涉足实际政治，既排拒党派色彩，也不曾和当权者有亲密的私人接触，更非国民党政府政策的支持者。事实上，胡适还不时对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加以严厉抨击。当然最重要的是胡适对日本的态度和蒋介石截然相反，为此经常冒犯后者。仅仅这一个理由，就足够让胡适的外交才能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二人心中产生极端相反的评价。
要想充分了解卢沟桥事变后胡适在美国所展开的外交活动，我们必须先了解他早先在1930年代对中日关系的态度。理由有二。其一是，他在1937年以前对和平的观点，后来屡次被他的政敌加以运用，来证明他一贯反对政府的抗战基本国策，因此不适宜主导中国的对美外交。
其二是，他从一位和平论的鼓吹者成为一位坚定主战派的这一巨大转变，也更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胡适外交生涯中所受到的来自国内政府的阻力，以及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和美国政府打交道的一些做法的由来。
众所周知，胡适在战前长期是和平运动的舆论领袖，但是在和战问题上，他的公开言论和私下信念之间其实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并不表示胡适言不由衷或是假冒伪善，其真正的理由是，他认为他的公开言论必须表现出乐观态度，以维持中国的民心士气，而他私下对局势的看法其实趋向更悲观。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适在日记中透露，他其实早就料到这类事件会发生，而他对中国本身的无能的愤怒，远远超过他对日本残暴的谴责。
在讨论中国外交处境时，胡适也和当时其他许多国人一样，严辞谴责那些向日本人出卖国家利益的中国人。
然而在所有1930年代中日关系的危机中，胡适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国力太弱，无法和日本人作战。因此中国必须向日本让步，以求换取更多的时间去增强国力和赢取国际支持。在当时中国舆论压倒性地主张抗日的声浪中，胡适坚持己见，认为和平是挽救中国的唯一途径，以致激怒不少反对者，把他贬称为投降派。
胡适对中国本身羸弱无能的失望，还夹杂着一丝事出无奈的对日本的赞许，认为日本现代化和自强运动的成绩，实在应该被中国用来作为学习的榜样。
令胡适特别赞许的，是日本人民所拥有的某些品质（如节俭、纪律、对中国艺术和哲学的珍惜）。他甚至认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赢得胜利，正好证明黄种人可以经由竞争去击败白种人。而他本人在日本旅行时所受到的日本人民有礼貌而毫无歧视的接待，也正好和他在西方国家受到的种族歧视待遇形成强烈对比。这都增加了他对日本的好感。
[1]
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因胡适的“主和言论”而误认为他是一位无条件的“和平主义者”。胡适既没有为日本的侵略行为开脱，也没有盲目迷信和平是最好的途径。他只是认为，无论中国人在情绪上如何慷慨激昂地声讨日本，只要是中国国力继续软弱不振，和平就是当前最务实的出路。
胡适在1930年代的政论中一贯伸张两个观点。
其一，他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同时不遗余力地运用各种渠道试图说服日本人民——他们对中国的侵略只能给他们自己的国家带来灾难。
胡适要求日本人千万不可蒙蔽自己，以为仅靠“中日亲善”的宣传伎俩就可以化解中国人的仇恨心。事实上，胡适所最担心的是，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已经高涨到宁可冒着自己亡国的灾难，也发誓要达成毁灭日本的目的。
其二，他同时也劝告本国同胞，千万不可对中国前途存在虚幻的乐观。他警告国人，日本对华的领土野心远远没有达到让它满足的地步，而且在中国彻底降服之前，日本的侵略行为将不会停止。因此他也呼吁国人千万不可心存侥幸，以为太平洋地区一旦发生大战，中国的困境就可以迎刃而解。他指出，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亚洲肆意妄为，正是因为西方国家只关心它们自己的问题。
基于上述理由，胡适主张，解救中国危机的出路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他同时指出，解救中国之道绝不是依靠发泄情绪而已。恰巧相反，他大声谴责那些鼓动反日情绪的群众运动健将，认为他们只知道耍嘴皮去发泄个人情绪，而不愿意为了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付出辛劳血汗，他直指这种人最为无耻。他把自己的主张讲得清楚干脆：中国只有依靠苦干，而不是玩耍嘴上功夫，才能成为强国，才能洗刷国耻。
基于这个理由，胡适主张，人民对过去历史上所发生的国耻事件，每一天都应该牢记心头，而不是只逢每年的周年日才去举行虚有其表的追念。
胡适同时指出，抵御外侮的先决条件是改革内政。
因此国人若在中国变成强国之前整日叫嚷雪耻复国，只是逃避现实，自欺欺人，毫无意义。胡适最强调的论点是，中国绝不可以贸然陷入一场全面性战争，而因此摧毁了将来自立图强的希望。
以上简短的回顾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在中国人民普遍要求政府立即进行全面抗日之际，胡适却依然坚持要求政府采取和平方针。胡适从来不自认为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反而强调自己是一位务实主义者。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在国家处于极端危机状态下，他依然能够维持头脑清醒，以理性态度去分析世局。对他而言，中国面临的选择非常简单：只要中国能够强盛，则以前历史上所有丧失的权益都可以收回。但是如果中国继续羸弱，则绝不可轻易从事战争。1933年，胡适在他著名的文章《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生命可以延续数千年，因此当代中国绝不可以为了逞一时之快，只求取眼前的报复而牺牲一切。因为这样的报复既无意义，也无法实现。他引用了法国的例子：它要等了48年之后（1918），才把1870年割让给德国的失土（Alsace and Lorraine）收回。他鼓励中国人也应该发扬同等的决心和毅力，先埋头苦干把中国变成强国，然后才去跟日本人算账。
如果我们细心研读胡适言论就可以发现，他其实不断地在修正他对中日关系的想法。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头几个月中，他主张接受日本政府所提的条件作为谈判基础。等到日本悍然拒绝国际联盟调停后，他改而认为和日本谈判并不能产生任何积极成果。然而这也并不表示谈判破裂就必须走向战争。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在个人良心上无法鼓励中国人民牺牲生命去维护国家的权益。说到最后，胡适既不主战，也不主张屈服，而是希望以拖延时间的方法来换取一个机会，使中国得以变成强国。
胡适引用了美国政府1932年初所宣布的“不承认”主义（史汀生主义，Stimson Doctrine），以及国际联盟在处理中日“满洲国”事件纠纷时所采取的支持中国的立场，它们都让胡适相信中国应该坚决拒绝和日本进行任何谈判，除非谈判的内容是如何恢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
胡适究竟是在何时从主和派变成主战派？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不少学者相信胡适立场改变的契机是淞沪会战，而胡适本人的某些文字也确实可以被用来支持这个观点。但是也有其他迹象显示，他的改变在稍早时节即已萌芽。根据胡适自己记载，1935年6月10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要禁止一切中国人民反日言行，这一发展使得胡适相信，中国必须从事武装抵抗。
[2]
到了1936年初，胡适在《大公报》《时事新报》的公开言论已经毫不掩饰地显示对日本的敌意，以致激起日本驻华外交人员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1937年4月，胡适在致好友蒋廷黻的信中坦言，他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变成一个彻底的“反日者”，因为他对日本感到可悲和可耻。并且他相信日本武力扩张的成果已经超越其所能消化的程度。如果日本人不能及早自我反省，则灾难必将不可避免。
这些文字显示，胡适的私下态度和他的公开言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我们无须怀疑胡适的爱国心，也不必像当时某些报刊把他看成亲日派。
但是即使当1935年他在私下已经承认中日之间不免一战时，依然不遗余力地想防止战争爆发，或是至少尽量延缓战争的爆发。
1937年初，胡适在一篇登载于《外交学报》（ Foreign Affairs ）的文章里写道：
概而言之，对于远东局势不外有两种看法。持第一种看法的人士认为，该地区的争端完全无法经由和平手段予以解决。这种人可以被称之为失败主义者。与此同时，另外依然有些乐观主义者，他们认为最近太平洋地区所产生的权力均势上的改变，说不定会为有远见和进取心的政治家提供一个机会，去找到和平解决的方案。本文作者在未来几页文章里，将会申述为什么我把自己列为少数乐观主义者的理由。 [3]
当战争终于爆发时，胡适立即赶上庐山参加会议（7月12日），而此时他依然怀着一丝希望，如果华北守军可以就地阻挡日军攻势，则就可以将战争局部化。虽然此项希望很快破灭，但胡适仍然坚信中国此时绝不可进行全面战争，因为他估计中国还需要10年的准备和训练，才有能力保卫国土。情况既然如此，则中国政府除了向日本妥协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在一封写给蒋廷黻的私信里（1937年7月31日），胡适把他对和战的想法做了最完整的分析，同时还对中国和苏联各自面临的困境进行了一番比较。蒋廷黻和胡适一样，其立场也是主和反战。如同蒋廷黻所指出的，尽管苏联的国力远远超越中国，但是依然极力追求和平。因此中国更应该加倍努力避免战争才对。但是胡适还比蒋廷黻更进一步地指出，两国间的重要差别是，苏联有足够的力量可以避免战争，而中国却没有同等的力量。按照胡适的分析，苏联的力量来自它有抵御外侮的军事武力，还有对内部严密的控制力，而中国两者都缺乏。难怪胡适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力量去抵御外侮，也没有力量去接受丧权辱国的和平条件而还能维系国家的统一。因此，中国的悲剧乃是，尽管国家领袖们竭尽全力去避免战争，然而战争终究无法避免。
虽然胡适对局势的看法如此悲观，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对维持和平的努力。为此胡适在7月30日求助于另外一位朋友高宗武（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是日本事务专家，政治立场接近汪精卫），敦促中国政府务必保持和日本政府外交沟通的渠道。他同时也希望中国有领袖能够拿出政治家的担当，去寻求中日冲突的和平解决方案。
当胡适在次日（7月31日）得知蒋介石已经做出对日抗战的决定时，仍然要求政府不可放弃以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的可能性。
在此后两周中，胡适一再呼吁中国应该忍辱负重寻求和平解决中日冲突。他所持的理由相当简单：既然中国必定会战败，然后被迫寻求和平，就不如及早寻求和平，以免国家遭受大幅破坏。在和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私人接触中，胡适甚至建议他们可以以承认“满洲国”作为争取和平的条件。
8月6日，胡适再度为和平做出新努力。他把一封未署名和未标示日期的长信（胡适亲笔书写，共4页）委托陈布雷（蒋介石私人秘书）转交给蒋介石。胡适在信中建议中国政府可以以承认“满洲国”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日本归还其他从中国夺走的领土，从中国境内撤走军队，放弃一切不平等条约下的特权，并承诺此后永远尊重中国的领土和行政主权。
胡适建议中日两国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两国同时也各自与苏联签订同样的互不侵犯条约，以维持亚洲地区的全面性和平。最后，日本还应该重返国际联盟。
无可置疑的，这是胡适在这个和战最后关头对于和平问题所提出的最完整的方案，也是他为和平所做出的最大让步。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并不是主张让东三省永远脱离中国主权，而只是把它当成权宜之计，他的最终愿望是让“满洲国”人民能够经由公民投票方式重新回归中国。
依照胡适的乐观想法，日本政府必定会欢迎他的建议。他同时也提出警告说，当前中国国家命运寄托在中央军之上，因此绝不可以让中央军去冒溃败的危险。
蒋介石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胡适，但是在7日召开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却极力讪嘲胡适的建议内容。其他与会领袖则表现出高度愤慨，参谋总长程潜将军甚至公开指斥胡适是汉奸，居正则要求政府将胡适立即逮捕法办。
要想了解胡适对和战问题的态度，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去看他本人的文字。胡适在1937年8月6日致蒋介石的长函里开宗明义地写道：“介石先生：只有一句话，就是在应战之前，还应该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胡适列举了三个理由：（1）近卫内阁是一个主张和平的内阁，他内心希望不让军人干涉他的外交政策；（2）日本本身财政有困难，因此也需要和平；（3）中国好不容易达到国家统一的雏形，靠的就是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中央军），万一这个军队被摧毁，则“国家规模就很难支持，将来更无较光荣的和平解决的希望了”。
在不战的前提下，胡适认为中国的外交努力目标应该有两个：一是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求中国可以获得50年和平建设机会；二是运用目前手中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用外交方法恢复新失的疆土，保全未失的疆土。
50年中国和平建设的思考根据是什么？和过去几年一样，胡适还是引用了欧洲历史，指出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之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约，然后卧薪尝胆44年才去挑战德国，收复国土，恢复国家荣誉。鉴于此时中日之间军力差距远远超过当年的普法之间，因此中国需要保证获得50年的和平建设时间，才可能达到同样效果。
那么中国又如何能够说服日本让中国有50年的和平建设机会呢？胡适提出的“壮士断腕”建议就是放弃东三省，以换取日本尊重中国在其他地区的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性。而他也判断日本将会接受此项安排，因为东三省是日本在亚洲大陆最大的领土野心。最后胡适写道：“如果先生认清国家五十年的和平，是值得一切牺牲的，那么，只有掬至诚请求政府与国人给先生全权作战前之最后一次和平努力。”
事实上，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几周内，很少有政府领袖对于抗日有高度决心或是整体战略计划。胡适在此期间所持的立场基本上和汪精卫及所谓“低调俱乐部”成员最为接近。这些人主和的理由一是中国国力过弱，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二是此时开战对中国国家利益和国民党都大为不利，反而有利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
但是更多政府领袖在面对如此巨大国难时，变得手足失措。他们既害怕中国会在战争中遭受惨败，又害怕中国如果惧战将会导致国内分裂。这些人唯一的选择是把“和”与“战”的选择权完全交给蒋介石，然后无条件地追随蒋介石接受一切后果。
最后，还是有一小群领袖坚信中国除了抗战之外，别无他路可走。比如说王世杰就认为，即使中国委屈接受和平也将会无力量维护和平，因为中国本身缺乏力量监督日本忠实履行和平条款，而西方列强也没有任何意愿作为中日和平的担保人。这样就可能使中国为和平而做出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因为日本在未来仍然可以无止境地要求中国做出新让步。如此说来，和平只能给中国带来灾难和内部分裂，而给日本更充足的时间去准备下一波的侵略行为。
有趣的是，相对胡适而言，蒋介石本人的态度也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大致而言，从7月7日得知日军在华北地区向宋哲元部队开火之后，他就不断地推测日本寻衅的动机究竟何在，是想趁中国备战准备尚未完成之前迫使中国屈服？是与宋哲元为难，逼使华北独立？中国的决心应战是正确的时机？全面战争果真是日本的利益所在？这些疑问一直在蒋介石心中盘绕。但是无论如何，他决定派遣中央军赶往华北积极备战。
关于卢沟桥事件，蒋介石的态度是，“此为存亡关头，万不使失守也。动员六师北运增援，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
从字面看来，此时只有做出“决心”的表示，才能为未来“和平解决”铺路。是和是战尚在观望之中。
在此后的十余日中，蒋介石仍然无法判断日本的真实动机到底是要维持华北战局的局部化，抑或是要使之扩大，但是他本人则利用这段时间争取四川、广西地方军人同意出兵到江南地区作战。
7月19日，蒋介石写道：“应战之宣言既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7月26日又写道：“遭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矣。”至此，作战的决心已经形成。
在这些动乱日子里，蒋介石全神贯注的大事是作战，对于外交问题无法分心照应。7月15日，他在日记中提到，英美两国似乎有意调停冲突，但是一日之后，两国政府只是各自建议中日双方应该寻求解决争端，而没有采取共同行动，因此并没有产生效果。而蒋介石本人也没有表态。一直到25日，蒋介石才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告以中国的冲突非常危险，希望列强能够给予密切注意，但是仍然没有向它们提出具体要求。
到了7月底，蒋介石开始思考政府在长期抗战的需要下必须迁都，此时他考虑的地点是武汉、长沙或是广州。
到了8月7日，中国政府对于在江南地区的作战准备已经有了信心。“动员各部集中者已十分之八矣。”日本当然也知道中国要在淞沪进行作战的企图，12日，当中国政府得知日本有运输舰8艘或将载兵抵达上海，蒋介石迅速下令沉船封锁吴淞口。沪战随之而起。
依照蒋介石此时估计，“倭寇战争持久时期约可一年”，
而且内心充满乐观，“惟望神圣保佑中华，使沪战能急胜也”。
可见蒋介石对于淞沪会战，从最初开始，其重点并不是借此虚晃一招希图引起国际干预，而是有预谋地集结一切政府能掌握的精锐之师，在淞沪地区主动挑衅日军，求取“急胜”，摧毁敌人锐气。
关于是和是战的问题，几乎从卢沟桥事变一开始，主和派的势力就很大，立场也很明显，并不躲躲闪闪，对蒋介石造成很大的困扰。蒋介石在7月19日日记中抱怨：“决定发表告国民书，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惟妻独赞成吾意也。”
7月下旬，中国政府探知，日本派了西园寺的孙子到中国来探测中方的意态。但是在此时刻蒋介石个人对于战局的判断充满乐观。他认为东京政府对于和战问题已经丧失决定权，理由是在中国前线的少壮派军人根本不听指挥。因此即便是东京政府示意求和，中日之间的冲突也不会停止。依照这个推理，中国即使响应和谈也不能维护国家利益。反之，如果坚持抗战，其实前途并不晦暗。因为依据他的判断，“若我能持久，则倭必不能久持也”。他所持的理由是日本经济根本无法支持长期抗战。
至7月29日平津失守，蒋介石依然毫不泄气，反而说：“倭寇欲以占领平津求告一段落，其弱点益露矣。”
而他对于自己一手缔造而由德国顾问训练的中央军的表现，也感到信心十足：“余得享余手造之收成，天之所以赐余者，何独厚耶？能不勉励？”
但是国内主和派的言论和活动显然是个不断的干扰。蒋介石在9月8日写道：“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又写道：“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次日更写道：“除牺牲到底外，再无他路，主和之见，书生误国之尤者。此时尚能议和乎？”难怪蒋介石会感叹：“对外非难，对内为难。”又说：“内部复杂，唯有逆来顺受耳。”
几日之后淞沪战局开始逆转，但是蒋介石似乎并没有为之沮丧，他写道：“各部死伤大半，已觉精疲力尽，若不坚持到底，何以慑服倭寇，完成使命也？”
次日，他的决心似乎更加坚定。在讲了一大篇对敌坚韧战斗的战术之后，他总结性地写道：“虽至最后之一兵一弹，亦必与敌在阵中抗战到底，上下共存一息尚存此志不懈之决心，凡我中国之寸土尺地，皆之洒满吾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血迹，使我世世子孙，皆踏此血迹而前进，永久不忘倭寇侵略与惨杀之痛史，必使倭寇侵略之武力，摧毁灭绝，期达我民族斗争最后之胜利。吾知以我将士过去牺牲之壮烈悲惨，总理与阵亡将士在天之灵，必能佑辅我军将士完成复兴民族之使命也。”
一旦蒋介石下定了如此坚毅的抗战决心，他对于胡适这种唠叨不舍地为和平奔走当然就益发感到不耐，特别是胡适的活动似乎是受到汪精卫支持。蒋介石认为胡适的主和论调只能打击国人士气，因此反而加强了他自己的决心，不容抗战的准备工作受到影响。蒋介石此时唯一做出的让步，就是答应汪精卫和胡适，不会命令外交部长王宠惠去彻底关闭中国政府和日本外交接触的渠道。在8月初，当胡适仍在不厌其烦地鼓吹和平论的同时，蒋介石政府已经秘密决定把首都从南京迁往一个内地城市，以便进行长期抗战。
岂知一个戏剧化的转变是，淞沪会战爆发最终让胡适从一名苦口婆心的主和派转变成为一名旗帜鲜明的主战派，而且从此坚决反对和日本进行任何调和试探。到了9月初，胡适开始对以前主和派的同志们（汪精卫、陶希圣、高宗武）宣称，和平要比战争困难一百倍。
胡适这种剧烈的转变当然很快就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而后者在此时也正在物色一位恰当人选到美国去推动外交关系。
但是胡适个人立场的转变并没有立即影响到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大计。虽然蒋介石在9月初决定派蒋百里赴德国和意大利进行外交工作，与此同时，也决定派胡适赴美。然而这两个外交使命的根本差别是，蒋百里赴欧洲是负有具体的军事战略外交使命，而胡适赴美则不过是去摸着石子过河，因为美国在中国外交上的重要性尚未显露出来。在开战的头三个月内，蒋介石在日记中第一次把注意力放在外交问题上是在9月底。而他所希望的，是九国公约会议能够如期召开，并希望对德国和意大利能够加强外交活动。至于美国，则是希望它能够召开太平洋会议，借此鼓励英国和苏联在亚洲事务上能够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当然，如果美国能够对日本施行经济制裁，则最为理想。但是中国政府此时并没有形成具体方案。
换言之，中国政府的外交关注点仍旧停留在重欧轻美阶段。到了10月底，淞沪会战败象已露，然而蒋介石的外交方针并未随之修正。中国政府在九国公约会议上所要采取的态度是：（1）不妥协，但是不拒绝列强调停；（2）如调停失败则责任由日本担负，促使列强对日本不满而采取经济制裁；（3）淞沪战争和华北战争必须同时解决，而不可分割处理。与此同时，蒋介石也预测，如果日本无法尽快结束淞沪战争，则它将拒绝出席九国公约会议。
换言之，中国政府除了在淞沪战争中坚持抵抗之外，在外交上则把重点摆在九国公约会员国，争取它们的同情和支持，并且判断日本政府当会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因此而激怒列强去采取经济制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此时外交努力的目标并不指望列强采取武力制裁。
蒋介石在10月底对于中国抗战的大策略和外交关系，做了一个通盘性分析，在此值得我们细心研读。他写道：
十年以来对倭之决心与初意：
甲、如我与之妥协，无论至何程度，彼少壮侵略之宗旨必得寸进尺，漫无止境，一有机会，彼必不顾一切信义，继续侵略不止也。
乙、即使解决东北问题，甚至承认，彼以后亦必侵华，毫无保障，一时妥协，不惟不能凑效，徒自破坏人格与国格而已。
丙、倭之望我与之妥协者，其唯一目的为破坏我人格，使中国无领导中心也。
丁、此次抗战，无论结果与成败如何，但如不抗战而与倭寇妥协，则今日国乱形势，绝非想象所能及也。
戊、倭寇非先击败我革命军，确实处置中国后，决不敢对俄开战。故我国虽欲与倭谋妥协以待机，绝不可能。
己、总之倭寇对我，一得国际动摇机会，必先向我进攻。此无可挽回，亦不能用任何策略转移者也。
庚、此次抗战实逼处此，无可幸免者也。与其坐以待亡，致辱招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留待后人之继起而复兴。况国际形势，非由我自身牺牲，决不能唤起同情与干涉耶？
辛、解决中倭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今九国公约会议已有召集确期，国际盟约亦有较好之决议，此乃抗战牺牲之效果也。
最后他写道：“如此次再不抗战，则国民之精神消沉，民族等于灭亡矣。”
蒋介石的这一大篇日记中的私语，可以说是把心中的话说得淋漓尽致。
但是我们在此还可以做出一点分析。首先，他把对日必须抗战而不可求和的理由（甲、乙、丙、丁），说得比当时许多政治领袖和学者要更全面和更透彻。这是他“十年来”思考的结果，自然有其深刻之处。其次，他对抗战必须不惜一切牺牲进行到底的理由（戊、己和庚的前半部）也再三强调。虽然他没有采用“苦撑”一词，但是含义高度重叠。最后，他当时的看法也是中日冲突最后解决脱不了列强的干涉（辛）。九国公约会议和国际联盟都是政府外交活动的焦点，赢得它们的同情使日本孤立，或是动用经济制裁手段使日本屈服。但是一切这些国际变化可能性的前提，都是非要中国先做出重大牺牲不可。至于蒋介石心目中所谓国际行动到底能够带来何种后果，蒋介石写道：“宗旨。只要第三国参加保证，则可调停。若中倭直接妥协，则任何条件皆不愿问。惟有抵抗到底，虽至灭亡，亦所不惜。”“停战必有保障与撤兵日期。”11月初，日方又委托德国传达媾和条件，并提出防共协定，遭到蒋介石“严词拒绝”。
但是11月是中国抗战的一个内忧外患夹攻的月份，此时淞沪会战的败象更为明显，而且已经无可挽回，于是求和之议再度活跃。依照蒋介石的说法，“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
11月下旬，国军的溃败局面更加惊人，战败的士兵沦为打家劫舍者。“抗战结果，东南财赋之区，反成为散兵游勇抢劫之场。此乃战前未曾想到之事，痛心疾首，无踰于此。实为抗倭惟一之致命伤也。”蒋又写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毫无革命精神，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如是之易为，果何所据也？”
因此蒋介石把注意力放在把国民政府迁往四川和筹划大局上，同时试图坦诚告知英、美、法、苏等国，中国抗战的能力有限，如果不能得到国际组织的制裁行动，则抗战前途将大受威胁。
但是即便处此逆境，蒋介石的信心似乎丝毫没有动摇，他在日记中写道：“战败敌军，制服倭寇之道，今日除在时间上，作长期抗战，以消耗敌力，在空间上谋国际干涉，与使敌军在广大区域，驻多数兵力，使之欲罢不能，进退维谷，方能制敌之死命，贯彻我基本主张。此旨万不可稍有动摇。国际局势不可视为沉寂无望，全可由我自造之也。”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在蒋介石宏观战略思想中，已经开始注意到把“时间”和“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中国战场上加以运用。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的坚决抗日并不纯粹是意气使然，而是显然经过深度的理性思考。作为主战派最高领导人，他并非对于主和活动一无所知。相反的，在七七事变后相当一段时期中，他收到大量关于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和各种不同身份的日本人之间进行和谈接触的情报。这些情报来自周作民、郑介民、陈仪、高宗武、董道宁和袁良等人。
尽管如此，他在11月底淞沪会战全盘崩溃之际，却很理性地把长期抗战能够带来的最恶劣后果做了一番梳理，其内容非常有趣。他写道：
考虑长期抗战之最恶场合：
甲、各省军阀割据，国内分崩离析
乙、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
丙、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民不了（聊）生
丁、人民厌战，共党煽动，民心背弃
戊、政客反动离间，各处伪政权纷起
己、各国与倭妥洽，瓜分中国
庚、倭俄以中华为战场，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热地位
辛、财政竭蹶，经济枯梏，社会纷乱。
七十多年后重读这些话，不禁令人感慨万千。依照蒋介石推想，长期抗战的最恶劣的场合不啻是一个火焰炕。在不同程度上，这八个最坏的结局都先后出现。其中唯一比较离题的是（庚）项，中国没有沦为西班牙，但是在抗战最后几天却果真成为日本和苏联的战场。
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使蒋介石当时对于这个火炕看得很清楚，但是依然横了心往里面跳。而他所持的理由在上述引用的10月31日的日记中已经说得非常明白。在这个意义上，蒋介石并不是一位闭着眼睛带领国家瞎碰乱撞的头脑简单的军人，反而是一位明知其会导致他个人和国民党政权遭遇粉身碎骨命运，但仍旧勇往直前的民族主义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德国大使再度趁中国新败之时转达日本的和平条件时，蒋介石依旧断然拒绝。
当然与此同时，蒋介石还要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和平呼声。依他形容：“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此时若果言和，则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且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害，而不知敌人之危害甚于我也。不有主见，何以撑持此难关耶？”
1937年12月是一个更难熬的月份。南京的防卫瞬息瓦解，日军展开全面总攻击。此时国民政府面临的是一场此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大灾难。12月26日，蒋介石在心力交瘁情况下生了一场大病，高烧至华氏101.2度（38.4℃），不能起床。当晚德国大使却转来日本最新的和谈条件，主要内容是：（1）要求中国政府放弃亲共、抗日、反满政策，承诺与日本共同防共；（2）某些地区划为不驻兵区，并成立特殊组织；（3）中日两国建立经济合作；（4）中方向日方赔款。日方的附带条件是日军在谈判进行时不停战，而且中方代表必须到日方指定地点和日方进行直接谈判。蒋介石在看到德国转来的条件后第一个反应是大为高兴，认为日方条件既然如此苛刻，则终于可以让主和派从此死心。因此他除了置之不理外，还以为中国内部不致再发生纠纷了。
岂知蒋介石仍然低估了主和派的信念和能耐。当他次日向国防会议报告日方条件时，与会者居然热心议和，而老一辈政治人物的言行也令他感到特别气愤。“于右任等且评余为优柔而非英明，此种胡涂凭（评）论固不足计较，但一经失势，则昔日趋炎附势者，今皆变为投石下井矣。本党老糊涂亡国元老之多，此革命之所以至此也。”
这番话说得既火冒三丈，又沉痛无奈，但是非常准确地表露了蒋介石力排和谈众议，而要把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到了1937年最后的几天，蒋介石把坚持抗战的决心表露得更无回旋余地。他写道：“外战如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又说：“除抗战以外，再无其他办法。”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还是委曲求全地与主和派的大佬进行沟通，指望能够争取到他们的支持。29日的日记中写道：“约于（右任）居（正）谈抗战方针不可改变，此种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也。”次日的日记再度透露他对主和派的忧心忡忡：“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
这些文字在此后四年的抗战辛苦过程中，一直很忠实地代表蒋介石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