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并非仅导因于卢沟桥局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它其实导源于一些极为复杂的背景，其中包括国际局势的剧变和中国在1930年代政治局势的持续动荡。

1931年九一八事变意味着日本对华政策的重大转折。它象征着日本完全无视美国所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正面挑战西方国家在中国为保持其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利益所做的协调和努力。经由九一八事变，日本明确表示意图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独霸地位，然后试图逐步推展至华北和蒙古。为此，日本向世界高调宣示它和中国具有特殊关系，而且对东亚的和平安定负有特殊责任，不容西方列强插足。为了在武力上能够和西方国家一争高下，日本首先要求在海军军备上和西方国家获得平等待遇。当日本此项要求遭到拒绝时，它立即单方面退出1936年签订的伦敦裁军公约，以便能够摆脱在亚洲地区发展受到的限制。当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行为受到国际谴责时，又不惜悍然退出国际联盟。

当然，此时欧洲局势的变化也间接帮助了日本展开新一轮的扩张行为。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崛起和结盟，彻底动摇了西方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设计的和平稳定体系。希特勒的崛起，德国退出国际联盟（1933）和重整军备（1935），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1935），德意两国联手干预西班牙内战（1936），这一连串发展都对英国和法国构成极大的威胁，同时也使它们更不敢阻挡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行为。

而此时世界上另外两大强国——苏联和美国在面对这些危机时又各有自己的盘算。尽管苏联为欧亚两大洲的局势感到忧心忡忡，但是仍然认为最佳对策是避免和日本及德国产生冲突。苏联此种心态在1936年德、日、意三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益形显著。苏联政府的如意算盘，是让中国单独承受日本侵略的苦果，以帮助自己避开日本扩张的锋芒。

相对而言，美国政府在初期对于欧洲局势的变化并未高度警惕，对于亚洲局势更是认为事不关己。当时美国社会的孤立情绪高涨，很少人有兴致插足欧洲事务，更不愿意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更有进者，当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力相当薄弱，而它和日本的商业关系又大大超过和中国的商务往来，因此就实际利益而言，也无意为中国打抱不平。果不其然，面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和此后的侵华事件，美国政府的反应最多只是发表谴责宣言和拒绝承认日本行为的合法性，但是从来没有向中国做出任何实质协助的承诺，更不必说帮助中国去积极抵抗日本了。

然而就中国本身而言，尽管国际环境对中国从事大规模作战不利，但其国内情况却使它急速走上抗日的道路。最主要的原因是“满洲国”事件和日本继之对华北的侵略，这些都促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白热化。它主要的表现方式包括在城市中的大规模抗议游行活动，抵制日货、学生运动，最后甚至导致1936年的西安事变。尽管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领袖们历来的主张是“攘外必先安内”，而他们借重德国军事顾问所训练的新式军队又尚未完成，但是形势比人强，抗日的进度不得不急速提前执行。

除此之外，国民政府领袖们也曾经希望争取更充分时间去完成地方政府的税收和行政改革，并说服分据各省的军事实力派参加全国抗日大同盟。但是由于日本侵略速度加快，蒋介石只能提出警告，如果日本侵略仍旧持续进行的话，则中国到了“最后关头”，只能不顾一切地进行全面抵抗。到了1936年中期，中国政府声明不会再忍受日本对中国主权进一步的侵犯。 对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支持者而言，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的挑衅行为，显然已经把中国推向了这个“最后关头”。结果是，蒋介石认为中国已经退无可退，只能全面抗日。 2htHaAZnDH/EYRgf+EtveCHRnikO6q0/xPKdDohC/1tXF5//JJuCM7fZbD3vnIG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