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在1930和1940年代对日本的作战，是中国近代史上民族命运的转折点。当然，日本早在19世纪末期明治维新成功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参加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且后来居上，成为掠夺中国土地和资源最凶狠的国家。从割占台湾开始，继之占领东三省，再继之在华北扶植地方政权，在这数十年中，无论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纵或有抵抗的意愿，却没有抵抗的效果，以致日本食髓知味，最终导致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中日两国爆发全面战争。

自中华民族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现代化外交关系以来，抗战最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和西方的交往，也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国家。列强在中国瓜分土地（租界、势力范围），控制中国的各种资源（工、农、矿业），僭越和分割中国的行政权（包括海关、邮政、铁路、内河航行、驻军屯兵、经济实业发展，乃至司法管辖，等等）。其方法就是以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迫使中国屈服。

但是到了1945年大战结束时，中国的国家地位彻底改观。列强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在主权和治权上成为一个充分独立自主的国家。更甚于此者，中国成为亚洲的领袖，而日本则完全成为战败国。在战后新建立的国际秩序里，中国还成为世界四强之一，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一切发展不但将19世纪以来中国在和西方国家交往过程中所遭受的屈辱一扫而空，而且使中国跃升为新世界的领袖和维持世界和平发展的磐石。这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蜕变。

众所周知，导致此项蜕变的最关键因素是，中国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立即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结为全球性战略盟友，对抗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轴心国同盟。而其中特别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是中国和美国的结盟。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局、太平洋战区、中美同盟关系等重要课题，几乎从大战刚结束就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每隔数年就会有中外文佳作问世。笔者在几年前也做过一些梳理的努力。 “二战”受到学界重视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西方列强一致参与的全球性大战。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到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长达53个月的中美关系，却很少引起学术界关注。特别是在英文学术论著中，多则一笔带过，少则只字不提，造成学术上一大片空白。

其实，就中美关系发展而论，抗战前半段四年的外交来往，正是为后半段四年的同盟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一天，美国政府不但极力邀约中国成为盟友，而且推崇中国是世界抵抗法西斯阵营的四个领袖国之一。

然而在这53个月中，中美关系到底经历了何种变化？特别是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的大课题：决策过程是什么？由何人执行？中国的外交目的是什么？谈判的技巧如何？美方的反应是什么？中国政府在这段时间内，总体的得失又当如何评价？何以在1937年7月卢沟桥战事爆发时，美国政府认为事不关己，而到了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政府却十万火急地促请中国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友？

以上这些问题，都值得学术界去进一步探讨，因为它们对于了解中国外交策略的构思和中美外交关系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努力。这也是本书希望达到的目的。

在本书研究过程中，作者非常注意使用原始文件，除了参考堆积成山的官方档案之外，还尽量把中美两国关系人性化，而不是引用冷冰冰的官方文献、文告或宣言。在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领域里，学者经常运用“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这个概念来解释外交行为，认为“国家利益”是一个行之四海而皆准的钥匙，可以科学客观地解释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殊不知“国家利益”的界定因人而异。这在抗战的前半段中美外交关系上极为明显。因此本书尝试把这些领袖人物的形象、个性、心理状态、内心的盘算策划尽量予以呈现。在这个过程中，举凡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光甫、胡适等人的私人档案、日记等，都给了作者极大的启示，也不免影响到本书的写作风格和分析方式。这些都敬候读者指教。

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并非一气呵成，而是经过相当岁月，其间或是由于教学责任，或是由于其他研究课题占了优先，所以虽然研究目标从未转移，但是进度却时快时慢。在这漫长时段里，首先要感谢一些学术单位予我慷慨的经费或假期支持。它们包括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的研究金，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金和学术假期。它们出了钱之后即使多年都没有看到成果，也没有向我施加任何压力，真是大度。而我的责任感告诉我，无论花多长时间，都应该尽力完成此书。

在这段漫长的研究岁月里，让我获益最大的是几个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他们无论是高层行政人员还是基层执行人员，都展现出高度的专业素养和乐于助人的态度，使得我获得完全满意的服务和善意的指点，大大提高了我使用资料的速度和效率。这些单位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善本书和手稿收藏馆（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台北的“国史馆” ，台北中研院胡适纪念馆，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没有那些敬业和热心的工作人员的指引和协助，本书大概难以问世。

最后，在写作和出版的过程中，作者也得到了许多亲朋好友的鼓励。特别是陈永发教授看过稍早的全稿，林载爵先生协助审核全书各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对本书文字的润色和严谨的校对，大大地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在此向他们诚挚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