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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给中美关系做一个较全面的检讨，那么就不能忽视陈光甫在借款谈判过程中扮演的极重要的角色，他的贡献必须加以认真分析。我们想要了解的是，尽管蒋介石对于胡适的外交作风非常不满，他是否曾经指望陈光甫取代胡适继续处理中美关系，或至少可以补正胡适的不足之处，为中国争取到更多援助？
不幸的是，重庆政府很快就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它将无法指望胡适或陈光甫两者之中任何一人能够为中国争取到外援。这个结论令人感到特别沮丧，因为陈光甫一直是争取美国借款谈判中的重要人物。仔细看来，陈胡二人之间其实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对于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看法相同，他们向重庆政府提供的建议也大致相同。1938～1939年，重庆政府和它在华盛顿的使节之间，就如何与美国人打交道一事一直存在摩擦。在重庆和华盛顿两地的中国政府官员的来往文电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而在私人信函中更可以看出他们的冲突程度。这些根本无法协调的歧见，使得蒋介石和其他政府领袖很难制定一个明确而又连贯的外交政策，更使得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产生严重不稳定。最终的结局是，陈光甫的观念和他与胡适的亲密关系使得重庆政府不得不另起炉灶，在1940年中期开始寻求新的外交途径。
从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从1937年开始就一直希望从美国获得财政借款和政治借款；它希望能够借到大笔款项，由美国一次付款，不附带条件，也不限制中国政府如何去运用这些款项。
中国政府最希望的是美国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向中国借款，因为如此则可以由中国政府选择其用途，或者用来稳定法币信誉，或是充实政府外汇储存，或是到国际市场里以最好的价格去购买武器军备。相对而言，政治性借款则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比如说，在中国遭受重大外交或是军事挫折时，可以运用借款来激励民心士气。毫不奇怪，孔祥熙对于桐油谈判，原先最高的指望是能够借到1亿美元现金，用来支持中国的外汇需求和稳定中国币制，并及时地与汪伪政权的货币进行对抗。
但是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极力抵制中国的这些要求。
陈光甫抵达美国后，逐渐对美国社会上的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强烈情绪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同时也更能体会为何美国领袖们难以克服来自国务院和国会对向中国提供政治性借款的阻碍。
比如说，财政部官员就一再告诫陈光甫，称美国借款不可用于购买直接作战所使用的武器，而只能购买与战争间接有关的器材，比如汽油。
因此陈光甫完全了解，美国政府必须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并顾及本国的公众舆论，而不能一味顺应中国的要求。陈光甫和胡适一样相信，中国必须依赖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抗战以及解决财政危机，切不可奢望外国人施舍协助。
因此，每当重庆政府官员似乎不能了解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限制，而不断地要他去麻烦美国要求给予借款时，陈光甫总是感到万般无奈。和胡适一般，陈光甫也一再抵制重庆政府的指令，因为他认为执行这些指令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只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
陈光甫进一步觉得，重庆政府过分强调借款的宣传价值和心理效应，而不看重它们在财政上的实效，这种做法根本不切实际。
结果是，陈光甫不断地抱怨重庆政府对他的进言没有给予重视。
事实上，陈光甫和胡适两人不时被迫采取联名上书的方式，企图让重庆政府能够认识清楚，向美国提出的多项借款要求根本都没有实现的可能。
陈光甫对于中国政府应该如何使用美国借款，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事实上，他认同美国的观点，认为在当前抗战环境下，中国政府想利用借款方式来稳固币制的成功概率非常小。
依陈光甫之见，中国币制是否健全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国际局势，二是国内战争进行是否顺利。假如两者皆对中国有利，则法币自然健全。反之，即便有百分之百的外汇存底，法币仍将难逃贬值命运。
他又认为，任何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其币制贬值本是正常现象，欧洲国家在欧战爆发时也历经同样命运。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应该让法币在自由市场里听任它的价值浮动。归根结底，陈光甫认为中国的出路是自救，而不是不断地去骚扰美国人。
由于陈光甫持有这些看法，使他对于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和着重点，与重庆政府的期待大相径庭。在1939年9月，陈光甫就已经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政府最多只愿意借给中国小额款项。
但是陈光甫和胡适有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即胡适的立场是把一切决定权交由美国，不去做任何强求，陈光甫则至少还愿意尽一份努力，帮助中国争取到更多的借款。
陈光甫曾拟订了一套计划，设法去赢取美国借款。根据胡适的认知，美国政府最终必将会帮助中国，其原动力将出自美国遵循的道德原则、民主价值和对国际法的尊重。但是陈光甫则以一个生意人的观点，认为美国帮助中国的最根本动机，是取决于借款是否符合美国自身的商业利益。
正因为美国不会采取任何可以伤害它自身商业利益的行为，所以中国政府想要得到美国借款，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利诱。那就是承诺用美国借款去购买美国产品，并且向美国提供它所想要的中国产品作为担保。陈光甫进一步指出，美国政府官员不愿意提供政治借款的原因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他们也需要迎合公众舆论，不想被指责把美国拖进战争之中。依照陈光甫的分析，中国唯一的选择是接受商业借款，这样既可以让美国政府在实质上帮助中国，又可以振振有词地向美国人民宣称借款是为了促进美国的商业利益。
一旦陈光甫认定美国法律的限制使得借款必须具备商业性质时，那么在他看来，中国应该要去争取合作的美国政府对口单位就不是国务院，而是财政部和进出口银行；借款谈判的重点，将会是如何帮助美国拓展商务、增加出口，并且保证债务得以顺利按期由中国政府偿还等问题。假如中国能够证明它有能力满足以上要求的话，那么它就可以帮助美国政府去降低来自国会的反对力量，并且增加贷款的额度。
在1940年2月，正当第二次借款谈判接近成功之际，陈光甫再度向重庆建议，中国必须小心使用有限的资源（2000万美元）去购买最迫切需要的物品，而且这些物品必须是能够在短期内运回到中国的，同时还需要拟出一套周全计划去赢取美国的信心。
扼要言之，陈光甫的策略是首先打开美国财政援助的大门，不管数量多少，务求先拿到美国借款再说。一旦美国商业借款大门开启之后，中国接着就必须尽量把这个门开得更大，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步骤是尽量遵守借款协议，同时巩固中国在美国的信贷地位。只有在稳固好基础之后，中国才可能希望获得更多的美国商业贷款，两国间才能发展出一个平稳的财经关系。
为了保证这个策略得以成功，陈光甫再三强调，中国必须尽一切努力去维护它的信贷声誉。
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政府就必须证明它有能力克服交通运输上的困难，把桐油准时运送到美国。他也要求中国政府尽一切努力去替美国政府设想，不要使它在国际关系上遭受不良后果。
如果这个策略能够付诸实行，则一旦借款有了开始，就可以源源不绝，而且它们的条件也将越来越优惠才对。
拿到美国借款之后，陈光甫坚决主张中国政府应该首先将之用来改善经济大局，比如说开发西南各省丰沛的人力物力资源和扩展国际贸易。为了达到此目的，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有效的运输系统，使西南各省的资源可以出口到国际市场，而外国产品也可以顺利进入中国本土。陈光甫不厌其烦地提醒重庆政府必须牢记在心的是，美国给予中国借款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借此开拓美国产品的市场。如果中国政府不能运用美国借款去采购美国产品的话，则美国就根本没有理由继续向中国借款。
在陈光甫策略中完全不曾提及的是军事器材装备，而后者正是中国政府越来越无法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到的要件。陈光甫当然理解中国的需要，但是他的立场非常明确，那就是中国必须谋求其他方案去满足军备需求，而不可依赖美国借款达成此项目的。换言之，武器和借款必须分别处理。
陈光甫从美国回到中国后不久，在1940年7月2日曾经和蒋介石举行了一次会谈。他告诉蒋介石，中国解决国内经济危机和争取更多国外经济支持的最重要手段，是增加西南各省矿产的产量，并且将其运往国际市场去销售。陈光甫认为矿产的生产和销售，不但可以大幅增加中国抗战胜利的机会，也可以为战后国家重建奠定稳固基础。
但是，陈光甫也同时给了蒋介石一个悲观的估计：尽管美国人对中国充满好感，但是他们只愿意对英国出力协助，因为“血比水浓”。
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则是蒋介石避而不谈的，那就是陈光甫计划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国民政府可以控制和开发西南各省的资源。如果国民政府根本缺乏这个能力，则陈光甫的计划只能成为画饼。这就使局面变得非常清楚：如果蒋介石仍然指望从美国获得更多援助的话，他就不能依赖陈光甫，而必须去找一位更积极的人去进行新的努力。
尽管陈光甫和胡适的行事作风或有不同之处，但他们对于向美国借款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则看法大致相同，他们都认为美国借款必将附带种种限制。如果这些限制无法符合中国期望的话，则中国必须另谋他法或他国去满足需要。陈光甫和胡适二人对于美国历来尽量表示尊重，而且在和美国官员接触时也一贯小心翼翼。他们不断地抱怨在工作上承受了太大压力，而事实上是因为他们二人自尊心过于脆弱，总是把美国的借款看成美国对中国所施舍的恩惠。陈胡二人又痛恨向他人求助，除非能够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绝对明确的许可信号，否则他们绝对不愿采取任何请求借款的活动。如此彻底的被动心理，对于中国外交而言，不啻是自我画地为牢。
平心而论，陈光甫并非不了解中国军事失败的惨状，对于美国政府加诸借款的种种限制也反感强烈，
但是他和胡适却认定他们毫无能力去说服美国人取消这些限制。反之，胡适的应付之策是告诉中国用尽一切方法去苦撑，而陈光甫则只能心怀不满却拿不出对策。1939年底，陈光甫在日记中不得不承认，英美两国对中国的援助，其实多半只是口惠而缺乏实际行动。他也认为中国政府有必要去争取政治性借款，但是由于英美两国表明不愿提供此类贷款，因此中国唯一的指望只能是向苏联求助。
然而从重庆政府立场来看，陈光甫的应对方法未必比胡适的方法更可取。因为即便是在和平时期最有利的条件下，经济发展也必将是一个漫长过程，而且成败未可预测。但是此时中国正在为了国家存亡而做挣扎，委实难以同时去发展经济。再说，陈光甫方式是否能够成功，有几个关键性的条件在当时中国都不存在。这些条件包括：国内能够维持稳定生产，地方政府必须高效率，必须维持通畅的公路系统，必须有足够的交通工具把物品运送进入和输出中国的国境。陈光甫争取到的美国借款，倒是可以用来购买美国造的汽车去改善交通系统，但是重庆政府没有能力去提供其他的因素，而根本原因就是因为重庆政府在退居西南地区之后，在政治和军事上并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些地区。即使是陈光甫的方案得以实现，它也将要经过一个极度漫长的过程，而中国的战事却无法支撑那么长久。
归根结底，一个影响陈光甫方案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能否保持通往国际市场的安全，而这根本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本身的合理性毫不相干。它取决于战场上的胜负，也取决于其他欧美列强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在陈光甫的经济计划还没有机会赢得重庆政府的首肯之前，它就已经被1939年中国国内情况的恶化，以及1939～1940年的国际变化所颠覆。当中国经由越南和缅甸通往欧美国家的生命线面临不断的威胁时，蒋介石也就不得不做出结论，认为陈光甫的方案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换言之，若要想救中国，必须另谋出路。
[1] 胡适对美国官员经常使用的歉语是“It is very kind of you to give us any time at all.We know you must be very，very busy.”Transcript of meeting with Morgenthau on April 25，1941，Henry Morgenthau， Morgenthau Diary （ China ），p. 396。
[2] Hu letter to Morgenthau，March 26，1941， Morgenthau Diary （ China ），pp. 361-362.
[3] 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F-2，p. 94； Morgenthau Diary （ China ），p.15。
[4] Min-chih Chou， 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 ，pp.107-109.
[5] Chih-p'ing Chou， 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 ，pp. 768-769.
[6] Morgenthau Diary （ China ），vol. I，pp.177-181.
[7] Chih-p'ing Chou， 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 ，p. 959.
[8] Chih-p'ing Chou， 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 ，p. 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