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启微系列）最新章节_齐锡生著

一胡适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如同前两章所述，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从七七事变开始就是争取西方列强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得以继续。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对于胡适的指望和对派驻欧洲各国的外交使节的期望并无二致。所有这些外交官都在努力地向驻在国争取借款，以便可以购买武器，说服这些国家对日本侵略行为进行谴责，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俾使国际联盟能够采取集体行动去惩罚日本（比如禁运）。中国当时驻各国的大使们（驻苏联的杨杰、驻德国的程天放、驻法国的顾维钧、驻英国的郭泰祺）或是特使们（孔祥熙、宋子文、孙科）都致力于达成这些目的，但是成就各有不同。中国政府当然也期盼胡适扮演同样的角色。

再如前文所述，胡适最初被派赴美的使命，是基于中国领袖们的假设，以为胡适的资历特别适合这个任务。但是胡适的工作表现却是成败参半，甚至很可能落后于中国驻欧洲的使节们。我们应该如何去解释这个现象？

如果要找到答案，或许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层次上去评估胡适对中国对美外交政策的影响。一是胡适的个性如何影响了他的政治行为；二是他的学识和思想如何影响了他对美国政府政策的了解和剖析；三是他的政治判断如何影响了他对重庆政府的建言。

（一）胡适的性格

就个人层次而言，胡适是一位扎实的学者，一位人文主义者，举止优雅，风度翩翩，谈吐机智，博学多闻，为人诚恳，善解人意，诚实可敬。他待人接物谦虚有礼，从不盛气凌人，总是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几乎任何人邀请他去讲演，他从不拒绝，在做客人时，永远是一个讨主人欢心的宾客。他勤于写信，无论是和亲朋好友或是事业上交往的人士，他都写了一大堆信，文字清晰，语气亲切，既遵守礼数，闲话家常，又言之有物。他的一切官方报告及文电，均出自亲笔，从不假手他人。他的心脏病与工作习惯和压力有直接关系。

他的这些品质和习惯对于他的外交生涯产生了许多正面效果。由于他举止端庄和蔼，因此几乎所有跟胡适有过交往的美国人，从没有对他的形象吐露过一丝批评。张忠绂是和胡适私交极好的教授之一。他曾经说过，一个好外交官应该平易近人，有能力赢得驻在国人民的支持与信任。依照这些标准，则胡适无疑是历史上中国政府派遣到国外最好的使节之一。

作为一位政府官员，胡适表现了高度的公德心和良心。比如说，他对于使用公款的谨慎细心，有时简直到了过分的程度。在他和另外两位教授离华赴美之前已经私下决定，既然他们已经从各自任职的大学获得正规薪水，因此将拒绝接受政府为他们外交任务而支付额外的薪水。他们只愿意把与外交工作有关的费用，向政府实报实销。这种高尚的行为，可以说是他们为国服务最好的见证，在中国政府官员之中，这种行为简直是凤毛麟角（顾维钧大使是另外一个特例。顾夫人家族经济实力雄厚，经常使用其个人财产对大使馆进行体面修缮、买豪华汽车，或支付使馆经常性的社交活动费用）。一旦抵达美国，胡适代表团立即又采取了其他一系列的节约措施，其出发点都是为苦难奋斗中的国家节省外汇。这种行为实在是他们的爱国心和个人品德的最高表现。但是他们的节俭措施有时候又做得太过分，以致可能招惹批评，认为和他们的外交官身份并不相符。

比如说他们最初抵美时，只到小旅馆去租便宜的单人房，因此没有客厅去接待来访的美国官员。而这个安排又迫使他们不得不移步到美国官员的办公室去进行公事商谈。更有甚者，他们为了节省经费，不给旅馆门房服务员小费，还特意每天从旅馆步行到几条街之外去搭乘出租车。最离谱的是，他们为了省钱而决定不聘用办公室职员，而把办公室的公务分摊负责。其结果是，为了和重庆政府保持联系，通常由胡适执笔拟稿，经过钱端升和张忠绂润色，继之由张忠绂将原文转译为电报密码发给蒋介石。有时，胡适本人也参加转译密码的工作。

就处理行政事务层次而言，首先必须肯定的是胡适的语言才能。他用英文演说的才能好，所以美国知识界对他均有好感，视为中国罕有之人才。但是胡适改不了一个教授的习惯，就是在和客人谈话时，不但常持在野学者批评政府的姿态，而且把自己说成是学者降低身份而成为外交官，颇有不屑之意。如果对方是美国政府官员，这些则当然非他们所乐意听到的。

胡适绝对称不上是一位干练的管理人才，对于统御部属并没有表现出独到的能耐，而且对于许多实际运作的细节也缺乏耐心。在他的领导之下，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效率颇为低下。他不善管理大使馆，不习惯批阅国内公文。部下各自为政。馆中人员编制不足，一等秘书系由译电员提升。

胡适的个人健康有多重问题，因此他的精力颇为有限，而这些问题又影响到他执行公务的能力。即使是胡适最亲近的朋友也承认，他缺乏一个从政者必须具有的品质。他在外交工作上是个外行，而他私人领域所具备的若干美德，常常变成他工作上的包袱。他太容易信任别人，在处理问题时不能明快果断，不能展示一种权威的气度，不会玩弄政治场中的伎俩，也没有足够的警觉心能够看出其他国家之间的钩心斗角，而转换使之成为中国的外交筹码。他的心肠过于慈善正直，不善玩弄权谋把戏，而他的自尊心又过于脆弱，让他无法和别人去进行政治买卖。因此，在朋友们的眼中，胡适显然不够格成为一名政治人物。

尽管胡适无论在公开演讲或是私人交谈场合里，都以能言善道著名，但是他缺乏和别人讨价还价的能耐，也没有那份心情去做这类事。说白了，他是一个脸皮薄的学者，对于应付外交界的社交活动似乎特别无奈。通观胡适本人留下的生活记载，很少提到他出席华府的大小宴会、酒会、舞会等，中国大使馆对于举办政治外交交际也非常忽视，甚至有时孤僻到失礼程度。比如说，当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返抵美国时，胡适也并未邀请后者聚餐，忽略了基本礼节。

胡适的个性还充满了文化的矛盾。虽然他在中国是以一位西化运动的先驱者而享有盛名，但是在性格上却到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和教养的痕迹。最明显的冲突是他的西装革履和金丝眼镜，而且义无反顾地向中国传统文化挑战，但是另一方面却俯首屈从母亲为他安排的一场缺乏爱情的旧式婚姻。同样地，这个矛盾性也在他的工作中屡屡出现。比如说，在公众场合里，他可以义正词严地谴责日本的暴行，誓言中国抗战必须坚持到底。但是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他却竭力避免冲突和对立，而且当别人无情无义地利用他的善良与敦厚个性时，不知如何保护自己。在面对他人的尖酸刻薄时，他只能以宽容大度去处之，或是干脆逃避。

举个例子来说，他和亨贝克的密切友谊是人尽皆知的事，而他对亨贝克无论是在公开场合或是私下，从未透露过丝毫不满之情。但是陈光甫是一位有充分机会观察胡适和亨贝克互动的目击者，根据陈氏记载，每当他看到亨贝克以教训小学生的口吻跟胡适说话时，他就会感到痛苦不已，而胡适却完全不知道如何去应付这种场景。胡适所遭遇的羞辱只能让陈光甫加倍同情他的境遇，而且随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做大使的确是一件痛苦的差事。

事实上，陈光甫深信，胡适不愿意和美国国务院打交道的最主要原因，正是他想逃避亨贝克和其他官员那种居高临下的架势。这可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因为尽管国务院胆小如鼠，不敢主张援助中国，但是在国务院之内，亨贝克可是最积极地主张美国政府应该主动援助中国的代表性人物，而且坚信美日之间的冲突最终难以避免。然而，不管是在公务还是私人的接触上，胡适几乎从来没有运用他和亨贝克的友谊，去为中国争取到任何有利的待遇。当然胡适会和亨贝克不断地交换意见，有时极为坦白，但是很少借此去争取亨贝克的支持。

由于胡适很早就决定不参加贷款的谈判，因此他和美国政府最密切的接触点照理说应该是国务院才对。然而，胡适却着意避免和国务院进行密切接触，而其所持的理由则是国务院在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已经无足轻重。正如他在1939年1月对中国领袖们所说的，和国务院打交道纯属浪费时间，因为国务院的官员连他们本国外交政策的大方向都根本不了解。

当然，假如胡适果真相信自己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加倍努力寻找其他途径去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比如说去开拓通往白宫的路线。但是胡适却没有这么做。胡适并没有争取经常和罗斯福会面，而他所持的理由是罗斯福的日程已经繁忙不堪，因此不应该再去打扰他。而史料也显示，即便是在胡适和罗斯福会面时，气氛永远是客客气气，宾主尽欢，因为所谈的题目总是毫无争议性。胡适很少为中国提出要求，而是努力地站在罗斯福的立场看事情，有时甚至不惜违背中国政府的具体指示。胡适这种作为当然也给了罗斯福各种机会，去躲避许多和中日战争有关而又棘手的问题。

在胡适的性格里，或许最妨碍他执行公务的部分就是害怕求人伸手援助，或是以讨价还价的方式为中国争取国家利益。胡适个人向来重视一个外交官应该具有优雅的风度，能够赢得驻在国国人一致的赞美，他要证明他有能力充分体谅驻在国主人的处境困难，因此绝对不会粗鲁或是不识大体地去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让主人感到为难。即使是胡适最好的朋友也是最衷心的支持者——王世杰也曾经承认，胡适绝非外交长才，因为他过于不愿向任何人要求施惠。而胡适本人在私下也承认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在现实生活里很难想象，如果一个外交官无法施惠或是要求他人施惠，如何还能有效地执行他的任务；也很难想象，如果一个外交官的基本态度是任由世局顺其自然地发展，而不做出任何努力去试图主导及改变世局时，何以还能够做一个称职的外交官。

胡适对他人处境的体谅，有时不免过于极端。比如说，他认为向美国官员们提出公务约谈的要求，就等于是去打扰他们的公务，因此应该尽量避免。特别是在他需要和不熟悉的人打交道时，他的这种性格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说摩根索），尽管这些人的职位能够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利益。所以在和摩根索的交往过程中，胡适总是不断地表达歉意，宣称他实在不应该对后者太过打扰。而胡适的这种姿态，又偏偏并非一种虚假的客套，而是他发自内心的真诚感受。 ^[1] 正如胡适有一次致信摩根索时所言：

在过去繁忙的数月里，我知道您的工作有多么繁重，而且也知道您一直在努力地设法给予中国协助，因此我也一直避免去打扰您。您对我的赞誉，嘉许我的合作，其实只不过是我不敢去占据您宝贵而忙碌的时间而已。 ^[2]

胡适打心底认为美国官员都有更重要的事务需要处理，因此没有空闲去为中国的困难而烦恼。而胡适不断地使用这种语气讲话，最后达成的效果就是让美国人也相信，中国问题的确不值得美国人去过度关切。胡适这种讲话的语气，也会让美国人果真相信了他们自己的重要性。虽然这些语言可以使发言者（胡适）更讨美国人的欢心，但是它们也因此让美国人更不重视胡适语言的重要性。胡适所精心培养出来的“好人”或是“完美的中国绅士”形象，可能为他个人赢得了许多善意的回应，但是未必因此而增加了他的政治影响力。

正因为胡适对于求人一事难以启齿，因此他的解决之道就是把请求讲得模棱两可，最后变得面目全非，在对方听起来根本就不像是一个请求，这样就让他自己不会为被对方拒绝而感到难过。事实上，胡适经常使用这个方法去减少他个人的不安。比如说，在1938年初，胡适接到了他的好友，当时任经济部长翁文灏的严重警告，指出中国正面临严重财政危机，希望胡适尽快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要求任何形式的协助，以免局势变得不可收拾。然而胡适却不愿通过正式渠道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反而是采用了给亨贝克写一封私函的迂回方式，吞吞吐吐地表达了这份意愿，但是马上又给亨贝克吃了一颗定心丸，写道：“此信只是供您参考，因此您无需作复。” 换言之，翁文灏十万火急的求援，经过胡适的改装，最终变成一段轻描淡写的闲话。在1938年10月中旬，蒋介石亲自写信向罗斯福求助。而当罗斯福回复称他在时机成熟时一定会努力协助时，胡适反而赶紧向国务院提出保证，声称中国政府完全体谅美国政府为何此时不能做出承诺。

在1939年9月底，中国迫切需要美国向中国提供第二次贷款。但是在罗斯福建议胡适应该主动去和摩根索商量细节时，胡适却一直等到18天之后才向摩根索请求（1939年9月26日）商议下一个会面的时间。而当摩根索表示他早就在等候胡适主动来找他时，胡适的答复竟然是“我一直因为当前动荡不安的局势（disturbed situation）而不敢贸然来打扰您。因为我知道您是一个大忙人，因此我不敢来占据您的时间”。胡适笔下所谓“动荡不安的局势”指的就是欧洲战争的问题。而胡适认为欧洲危机必定早已霸占了美国政府官员全部注意力，相比之下，中国对于贷款的需求在美国人眼里，根本就是无足轻重。 ^[3] 事实上，胡适对于驻在国政府的体谅，可说是大可不必，因为摩根索比起胡适来，显然更把中国的危机当成大事一桩来对待。

诸如此类的案例显示，胡适在和美国政府打交道时惯用的几个技巧，其目的都是万一中国的要求遭到美国拒绝，可以避免难堪场面。简言之，胡适首先会尽可能地建议中国政府不要向美国政府提出某些议题，其所持的理由是美国有更重要更迫切的事务需要处理，不能费神去处理中国事务。他也可能表示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不适宜处理中国的某些要求。但是在重庆政府坚持一定要他提出要求时，胡适则宁可用“非官方”的方式，把中国的要求向他熟识的朋友提出（比如亨贝克），而不是以官方形式向国务院或是白宫提出。

但是即便是胡适终于采用了“非官方”方式提出要求时，他还是宁可把中国的“要求”装扮成“不是要求”和“指望”，而只是一个“愿望”。他的这种做法等于是将主动权双手让给美国政府，使后者完全可以选择去正视或是忽略胡适的所谓“愿望”。亨贝克当然不是傻瓜，他一眼就看穿了胡适的弱点，正如亨贝克有一次向他国务院上司做的报告中所说的，“胡博士没有就这件事情向我正面提出任何问题，而我当然也就避免表达任何意见”。

重庆政府向胡适发布的许多正式指令，嘱他去向美国政府提出具体的要求，最后都不了了之。其原因就是胡适把它们改头换面，装扮成了不是“要求”，而是非正式的“探讨”，这就让美国政府大可以装聋作哑，甚至置之不理。在这方面，王正廷和胡适正好形成一个明显对照。王正廷可以毫不怕难为情地要求美国政府把它的政策秘密向中国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而且还要以答问卷的方式白纸黑字写清楚，而胡适则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因此中国政府想从美国政府处合情合理地得到任何的信息，都会让胡适感到万分为难无法启齿。显然，即使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要求做出一个温和客气的拒绝，都会使胡适感到万分恐惧。

胡适不是一个高效率的外交官，根本原因是他缺乏进行外交事务所必备的权衡折冲的个性。在和平时期，胡适温文儒雅的气度、渊博的学识、进退有度的行为，或许会让他赢得许多西方人的喜爱和尊敬。但是在世界各国正在进行高度竞争的情况下，胡适的个性就显得过于被动和温顺，他被推上外交前线，实在无法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有效斗士。更何况中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险境之中，他的局限性就益发突出。多年后，胡适本人也曾经向一位友人承认他的外交官生涯对他而言是一项充满困苦的任务，而他打心底也不喜欢外交生涯。他的这种感受其实很容易理解。

胡适是一位爱国者，全心全意地为国家服务，这一点绝无疑问。作为一位从学术界转向外交界的门外汉，我们也不应该用太苛严的尺度去评判胡适。但是如果我们使用外交界惯用的尺度去衡量胡适的大使生涯时，那么他的成绩显然不符合标准。作为一个处于战争状态中的弱国的外交官，胡适必须具有请求外国协助的技能，而这正是胡适最严重缺乏的，也是他最不愿意去执行的工作。在他的心目中，请求他国协助无异于乞讨，它既使人尊严丧尽，又难以达到目的，只能自取其辱而已。

胡适之所以不愿请求他国协助，主要来自他对尊严和面子等观念的看法。虽然胡适早年在文化领域里塑造了一个反传统先锋的形象，但是他的个性其实带着浓厚的传统教养的痕迹。尽管他也曾旗帜鲜明地主张扬弃传统儒家礼教中的君子形象，但是在个人行为上他却不自觉地以那个形象为楷模。不管是作为一个学者还是外交官，胡适都认为，讨价还价的行为委实有损个人的尊严而不值得为之。

同样地，胡适也认为中国必须维持其“国家尊严”，而不应该喋喋不休地去请求美国给予援助。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朋友们，也经常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他的外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为中国争取到一些尊严，或是“为国家做点面子”，借此让外国人减少一些历来对中国的轻视，增强一些对中国的尊重。在他看来，一个外交官所能做的也无非只是如此而已。换言之，中国的抗战是中国人自己的家务事。当中国要求美国施以道德和法律援助时，这是完全说得过去的；但是当中国要求美国提供武器和财政援助时，就是一种丢脸，如果这种要求还遭到了拒绝，那简直就是国家的灾难。

与胡适这种行为模式最不相称的，可能就是他在和战问题上所采取的强硬立场。但是在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又并无相互矛盾之处。即便是在1920和1930年代，胡适在国内许多问题上，已经采取了清楚而坚定的立场去挑战传统，这包括文学改革、哲学辩论和政府政策等方面。而胡适对于和平运动的反对，以及他向蒋介石不断提出的进言，其实都符合传统儒家对于君子的要求，那就是一定要毫无保留地卫护道德原则，不可妥协，尽责地做一个诤臣。胡适的个性使得他在处理个人关系上显得温和谦让，但是在卫护抽象观念和原则时，却显示出高度的道德勇气和择善固执的气概。在这方面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他虽然对于和平运动口诛笔伐，但是对于倡导和平运动的领袖却从不疾言厉色地进行攻击。事实上，在一度参与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健将高宗武秘密抵达美国后，胡适一直和他保持亲密私人关系。总而言之，胡适在倡导和卫护抽象观念时的形象可以说是勇往直前，但是在处理个人交往关系时又瞻前顾后，过分体贴。

（二）胡适的知识理念

作为大使，胡适的基本责任是成为重庆政府在美国的耳目，去分析解说美国的政策，预测它未来的趋向，把影响美国政策的政治和观念上的各种复杂因素向中国提出解释，最后帮助中国政府做出更务实而有效的政策去和美国打交道。再进一步说，他也应该试图成为中国政府在美国有诚信和有说服力的代言人，去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并尽心尽意地执行中国政府的对美政策。

胡适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应该比其他同时代的中国人更具有知识能力，去应付千变万化的国际局势。他把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想介绍进入中国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虽然他极力避免参与实际政治，但是他对中国内政和外交问题的见解，透过大量文章的发表，已经在国内广为人知。他在学术界的成就也早已被国人普遍认可，即使是和他持反对立场的人也能够衷心赞赏他的学术诚实，以及看待事物时客观、务实等优点。派送像胡适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人到美国去代表中国，很容易就能够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更不会有中国人怀疑胡适在这方面还可能有能力不足的缺点。

同时，胡适在那些熟悉中国事务的美国人中间也享有崇高声望。或许亨贝克对胡适的嘉誉，在一般美国人中颇具代表性。

胡适可能是中国当代知识界最杰出的领袖。他的言论既没有官僚气息，也不是一位（向美国）求助的说客，而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和政论家。他的分析的敏锐性和阐述问题的清晰性可以说是和李普曼不相上下。

然而，尽管胡适具备了这些超乎常人的优点，但是他对美国文化和社会长期的熟悉和深入的了解，却可能并没有让他对美国的政治和政府运作做出更敏锐的分析，从而帮助中国政府制定更有效的对美政策。

胡适的好友张忠绂曾经称赞胡适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人士。这的确是一个很贴切的形容词，因为胡适一生从未偏离和违背民主的原则。即使是当他的某些亲密朋友，在某个特定的时段里向往独裁专制政治的优势，认为其更能有效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时，胡适也会坚持立场，和他们进行激烈争辩，畅言民主的优势，绝不动摇。

在人生成长过程中，胡适打从在美国做学生的年代里就深受民主意识熏陶，因此从心底对美国在知识层面上对他的启发充满感激，从而也坚信美国的政治传统和政府体制的优越性。他同时对美国人民有高度亲切感，认为他们善良、公正、崇尚理性。事实上，在他的生命的前半段中，我们在他公开的文章或私下的谈话里，都找不到任何迹象证明他曾经对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和制度提出过丝毫批评或保留意见。在国民政府时代，如果存在所谓“亲美派”的话，那么胡适无论在感情还是知识领域里，都对这个称号当之无愧。

胡适在中国国内的公开活动中，也一再表现出他的自由主义倾向，比如说他在早年就主张多谈实际问题，少谈空洞理论或主义。而他对于无论是政治界、语言文学界、哲学界、文艺界或美术界的一切新鲜观念都能够以开阔胸襟去看待。他能够倾听不同的意见，也愿意经过实证过程去评判这些意见的正确性。他对于各式各样的学说和主张都能持以高度的包容心，但是他也极力维护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认为其不容破坏。就像一位学者曾经说过的，胡适有一种趋势，就是高估了理性能够影响舆论的能力，而低估了人的感情和低劣的品质，可以让他们的行为违反他们自身的利益。 ^[4]

以上这些对胡适评语的正确性，可以从他对美国政治的态度上得到大量印证。胡适看美国政治的出发点，是以自由民主的学说作为依据，然后用这个学说去解释美国的实际政治行为。他在讨论美国的文章中，几乎很少提到个别人物的特性、自私、认知上的短视、种族偏见、不理性、粗暴个性、对于权力的自大或是任性，或是帮派利益考虑等因素。他宁愿相信理性必定会得到尊重，而心胸公正的美国民众最后一定会接受最符合理性的政策。依据这个信念，少数美国人可能会被错误的观念所误导，比如说无条件地信奉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但是这只不过是思路不清而造成的一个短暂现象而已，一旦他们得知世界局势的真相，就一定会迷途知返。

胡适认为世界上正直的人士，一定都会对侵略和野蛮行为同样感到痛恨。一般人只要能够获得充分的信息、理性的对话和一些温和的说服，就能够得到正确的观念。胡适深信美国人一定会寻求开明的自利观念，并且会和中国的利益互信吻合，而他也相信美国人的国家利益观念绝不可能和中国的利益相违背。既然如此，那么中国根本就无须试图把一些自己的观念强加于美国人。只要给予美国人充分的时间，他们一定会发展出一套政策，把日本视为侵略者，而且把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结合在一起。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胡适身为中国驻美大使，但是他向中国政府提交的业务报告却和中国其他驻外使节的报告显著不同。胡适的报告读起来像是教授写的学术论文，而不像是外交官的业务报告。胡适的报告内容很少提供有关驻在国的实质性政治情报，去帮助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或是对策。更常见的是，胡适的报告经常使用大量篇幅去详述美国政府的官方文告或是择录报纸社论，然后提出他自己的深度分析。

胡适的这种作风和中国派驻欧洲的使节形成尖锐对比，而最好的例子大概就是顾维钧。顾维钧在巴黎的日程表排满了和各式各样人士的会面，这其中包括地主国各部会首长，其他国家驻法国的外交官，社会各阶层行业的知名人士（以及任何可能向中国提供有用情报的人员），然后在夜里还要举行宴会、舞会、酒会等社交活动，而顾维钧最得力的助手就是他那位擅长社交的夫人。

相形之下，胡适在华盛顿的日程表包括偶尔去拜访国务院、白宫，或是少数几位国会议员的办公室，但是很少和其他国家驻华盛顿的外交官进行联系，并且完全不和联邦政府其他部门的官员交朋友。他这种特殊做法的背后也许出自一个特殊的心态，那就是他恐惧会引起这些联邦行政单位之间的争风吃醋，他如果尽量缩小接触面，就不致招惹国务院和财政部的不快和责难。作为一位外交官而有这样的心态，本身就是一件怪事。

再和顾维钧相反的是，胡适白天在办公室会花上数小时，勤奋地去阅读美国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各种报纸杂志，甚至亲自动手用剪刀剪贴报纸，然后在晚上又花上更多时间去阅读、准备讲演稿和处理信件。胡适一生的习惯是小心仔细地找材料做研究，而他在做学术和从事外交活动时都一再显示出这个习惯。形象地说，他宁可去仔细阅读美国领袖们的演说词和政府文告，也不愿意去和这群官员进行直接对话。在工作之外，胡适最大的享受是闭门读书、和二三亲近朋友谈心。在公私活动记录中，似乎很难看到他出于培养感情或是商谈公务的动机而举办过大规模宴会，邀请华盛顿政要或是金主们。即便碰上这类活动，不但胡夫人帮不上忙，胡适本人恐怕也兴致索然。一个学者的优点，反而变成了外交官的缺陷。

至于说到他向重庆政府提出的报告，虽然书卷气息浓厚，但对美国政府的表面文章和实际动机之间的差异显得缺乏警惕，又对官方政策在实施时可能发生的偏差缺乏敏感。他更不相信美国政府居然会言行不一致，或是蓄意不兑现它的承诺。同样地，他对美国政府制定政策时的一些微妙因素缺乏敏感，也不体察美国行政体系内居然还会有帮派门户之争的可能性，而这些又确实是影响其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无疑因其领袖们个性差异而受到影响，可是在胡适向国内呈送的报告中，对此则是一字不提。正好相反，胡适送回国的报告总是把美国的政策形容成前后一致，合情合理，而这是连美国领袖们自己都不敢吹嘘的现象。

有趣的是，胡适在讨论中国国内政治问题和人物之时，往往能显示出很敏锐的判断力，绝不天真幼稚。但是在他从美国送回中国的大量外交报告中，或是他的来往信函和日记之中，却找不到迹象显示他对美国政府和领袖们也采用了同样仔细严谨的尺度去分析批评。比如说，胡适对于罗斯福的观感是毫无保留的赞许。在第一次贷款成功之后，他也开始称赞摩根索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而贷款本身就足以证明摩根索的理想主义。

胡适似乎没有想过，尽管摩根索可能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也是一位经历丰富的老政客和一个爱国的美国人，他决定向中国贷款的动机很可能远远要比他想实现理想主义的目标复杂得多。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胡适对于中国人的透视力，远远超过他对于美国人动机和意图的透视力。还有一点是，从大量的资料对比中可以看出，胡适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好友私下聊天，似乎从来没有对美国遍地皆是的种族歧视做过任何评述。这一点与陈光甫、宋美龄和宋子文大不相同。

胡适的随和个性和他对于美国政治的高度信赖，似乎是不谋而合。这当然就会影响到他认为中国到底能够如何实事求是地向美国提出援助的请求，以及中国政府究竟有何方法可以达到它的目的。即使在胡适还没有担任大使职务时，他对美国政治的分析已经做出了几个引人注意的结论。首先，他认为美国领袖们在1937年7月已经有意识地制定出一套条理井然的远东外交政策，而且从此坚定不移地遵循该项政策，既不犹疑也不矛盾。其次，他认为美国该项政策的基本精神是谴责国际无政府状态，捍卫国际秩序，其目的远远不仅是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国民、投资或是贸易，而且要捍卫国际关系更基本的价值和秩序。其三，尽管罗斯福在1937年因为发表过有名的“隔离演说”而引起了孤立主义势力的抨击，但是胡适认为罗斯福政策终将会“隔离”国际侵略分子，而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将会有效地抑制侵略行为并维持国际法和国际秩序。

一个月之后，1938年7月3日，胡适在芝加哥对一群中国留美学生做了一场演讲，又把他的信念讲得更为透彻。他声称自己对美国政府文件和报纸言论做过细心研究之后的心得是，美国在未来必将会采取积极行动去恢复世界和平。而他所持的理由是，美国由于过去国内孤立主义及和平运动情绪高涨，因此政府难以采取断然行动。目前英法两国已经在帮助中国，而美国则尚未采取实质行动。不过，一旦美国采取行动，它就会显示高度实力。由于美国奉行积极进取的国际政策，所以它必将会采取实际行动，而国务卿和总统都已经先后阐述了这个政策。1937年7月16日赫尔发表了一份美国外交政策的声明，邀请其他国家予以置评。8月23日他又发表了另外一份声明重新阐述他的外交政策。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讲演。胡适在仔细研读这些文件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一直都尊奉着一个既定的政策。中国人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信赖这些美国领袖高尚和诚信的人格。虽然胡适承认他并不能预测美国此项政策在何时才能付诸执行，但是他认为诸如日本飞机攻击美国驻华海军船舰之类的事件，更可能激发美国政府将政策付诸实施。

胡适在讲演终结之前指出，美国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拯救中国，而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且这个政策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付诸实行。 ^[5] 胡适担任大使不久，就坚信中国根本无法也无必要去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其原因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乃是由有远见的领袖们所制定，因此当然是目标鲜明，充满理性和一贯性，毋庸他人置喙。

由于胡适对于美国外交政策本质的理想化和一贯持有如此高度乐观的信心，就难怪他会颇为自满地向朋友和同事们宣称，他在美国外交工作的基调就是“无为”。这两个字的真正意思，并不是说他果真不做任何事。他真正的意思是，如果中国政府总是要去追求一些不务实的目标或是做出一些兴之所至的行为，或是极力要去改变国际上无可扭转的发展的话，则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有害。因此，他拒绝浪费时间和精力去瞎忙一场。在他看来，中国许多外交活动的目的都只是应付宣传需要，而去营造外交积极的假象而已。

胡适始终坚信，美国领袖们早已制定好政策，只是在耐心等候时机去付诸实行，而美国对于中国的援助也正是这个政策的一个环节而已。让胡适感到特别欣慰的是，他认为美日两国关系走上了一条你来我往、冤冤相报的轨道。日本的每一个挑衅行为都会激怒美国做出双倍的反击。在胡适看来，如果中国政府妄以为它可以通过向美国施加压力，就能改变美国行为的话，那真是荒唐绝顶，因为国际政治自有其逻辑性，不会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种环境下，胡适认为，他真正力所能及的工作就是做更多的讲演，以扭转中国的形象，让中国少被他人厌恶，多被他人了解。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要采取“无为”的政策。

胡适相信，美国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一定会以其本身的利益为依归，而不会被中国的游说所牵制，不管中国如何努力亦是徒然。因此他建议中国政府最好的策略就是让国际情势顺其自然地发展，最后必定会有利于中国。他之所以提出这个看起来似乎颇为极端的说法，其原因是在他接任大使之初，重庆政府就向他颁发了一连串他认为不合情理的指示，让他感到为难。

胡适这种心态可以说明，何以他会一再地嘲笑重庆政府不应该浪费精力去指望能够经由中国单方面努力就可以得到效果。正好相反，他认为中国政府最有效的策略，莫过于和美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为了支持这个论点，胡适指出，美国政府其实已经主动地采取了许多措施，最后都使中国得以受惠。胡适甚至宣称美国贷款给中国一事，根本和中国政府的努力毫无关系，因为它完全是由于国际局势所造成，而且是美国政府的主动行为。换言之，中国政府和外交人员的努力徒属庸人自扰，毫无功劳可居。

胡适认为他对于“无为”的想法完全正确，因此还尽量地去阻挠中国政府，不要企图把美国拉进一些在国际关系里不切实际的大计划之中。所以当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英、美、法、苏在亚洲地区进行外交合作时，胡适却在1939年4月底批评政府，指出美国政府此时根本没有可能去关注中国所提的这个方案。胡适提醒重庆政府称，罗斯福和赫尔都具有正确的政治判断力，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听任美国领袖们采取他们自己的步骤，去拟定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中国政府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最后反而刺激美国人民提高了警觉性。换言之，中国要想得到好结果，上上之策就是等待，并且要无所作为。依照胡适的主张，中国政府不但不应该向美国政府官员施加压力，也不应该向国会领袖们进行游说工作。胡适为了支持他的论点，特别举出美国单方面停止美日贸易条约的事件作为证明，表明即使没有来自中国的游说，美国国会也会做出正确的决策。

然而胡适这种极端的主张，即便是陈光甫也无法认同，因为陈氏不禁怀疑，胡适之所以建议中国政府不要对国会议员进行游说工作，其真正动机乃是出于他不愿意冒犯美国的国务院。但是陈光甫也看得很明白，假如胡适能够鼓起勇气撇开国务院，而改向国会进行更积极的游说工作，或许国务院根本不会感到丝毫不快。反之，如果胡适自以为“谨守本分”地避免游说活动，国务院也未必就会领胡适的好意，更不会因此而加倍努力地去维护中国的利益。说不定，国务院反而会食髓知味，习惯了胡适的自我退让，从此更指望胡适会谨守本分，免开尊口。当然，陈光甫也看到另外一个曲线形发展的可能性，那就是万一胡适对国会的游说工作失败，他依然可以振振有词地宣称，他的“无为”哲学果然从来就是正确的。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假如一个弱小国家不愿意为自己的利益做出努力，那么它的命运必将永远操之于他人手中，而它的目标则可能永无实现之日。胡适“无为”外交作风的后果就是他不知不觉地把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引导上了这条路。

（三）中国对美外交究竟应该遵循何种途径？

无论吾人对胡适个人的脾胃或是知识的倾向究竟持何种看法，他作为一个外交官，其工作成绩最后必须接受鉴定。就胡适而言，有两个因素影响了他的外交行为。一个是他对外交工作本质的认知影响了他如何去界定一个外交官的工作范围和权限；另外一个是他向中国政府建言的质量和他认为哪些是可以经由中美互动去达成的结果。这两个因素都对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产生过重大后果。

1.外交工作的定义是什么？

胡适对于外交的看法委实令人费解。虽然他针对许多当代事物经常做出大量评论，但是他在任职大使之前、之间和之后，都对“外交”一词的含义甚少论及。我们只能猜测，或许胡适认为外交是政府功能的一方面，其性质是处理国家的大政方针，对象是战争与和平、结盟、制裁、禁运、中立法、公众舆论、国家间的互相了解与合作等大问题。虽然这类问题和中日战争有密切关系，但是也恰恰是中国政府无能为力去影响美国政策的大问题。换一个角度看，中国抗日战争急需金钱和武器，而它们又正是胡适最不愿意去处理的问题。这些主观意愿和客观事实格格不入的情况，必然严重地限制了胡适的外交运作空间。

胡适一就任大使职务，就立即给孔祥熙写信（1938年10月3日）。信中强调外交事务的确重要，而且誓言会尽全力地把外交事务做好。但是他话锋一转，紧接着声明，诸如借款、购买军火、宣传、募款等事务，虽然其重要性无可否认，但是非外交核心事务，因此应该付托给他人去处理。胡适这番对于大使职责的阐述让重庆政府大吃一惊，也让中国派驻欧洲各国的外交官大惑不解。

1939年1月，胡适向外交部长王宠惠提出下一年度工作计划书时，再度阐述了他对外交工作的展望。他声称，计划帮助美国政府和人民去了解中国抗战的决心和对外援的需要，这样就可以争取美国更多的援助和对日本进行制裁。其实胡适所指的只是对美国民众进行教育，使他们了解中国的需要，至于有关借款的具体事项，还是要交付给专家去处理。事实上，胡适在1939～1940年处理事务的做法，是让陈光甫去负责借款，而让李国钦去负责购买军火。陈李二人都和美国财政部关系良好，而又深得孔祥熙信任。但是事后这项安排的发展并不顺利，因为胡适本人既不愿意去协调，也不愿意去监督他们的工作。基本上他对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务的具体内容不愿意去学习了解，只是顺其自由发展。所以当陈光甫和李国钦两人关系恶化时，他们的工作效率就大受影响，而胡适始终是一位旁观者。胡适对于外交工作和对大使职责的偏狭观念，可说是直接限制了他无法制定出一套有系统的策略，去向美国政府争取到更多借款和军火援助。

胡适本人的文章和日记，对于中国购买军火的需求几乎一字不提，而中国政府的官方记录也印证了胡适几乎对军火购买事务完全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由于缺少了胡适的积极推动，中国政府在1940年以前几乎完全无法有效地向美国政府提出购买军火的需要，当然也就不受美国政府重视。事实上，中国政府资料显示，胡适与美国的战争部和军火制造商从来没有发生过接触，也没有参与过任何一项武器的采购工作。正因为胡适的全程缺席，直到1940年中期，中国在美国采购武器的过程依然是零零碎碎和断断续续，而且多半是以失败告终。

相比之下，胡适对于借款的态度则显得略微积极和具有弹性。因此，他在涉及借款工作时的表现，更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胡适本人对于外交工作的看法如何影响到他的成绩。

如上所述，胡适在第一次借款时所持的态度，基本上是让陈光甫全盘操控谈判过程的一切细节。即使在第二次借款时他已经自告奋勇地想参与更多的过程，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彰显。他只是在摩根索办公室举行的会议中露面一次，此后就不见踪影，把重担仍旧全部推给陈光甫。 ^[6]

胡适不仅在借款谈判过程中避免担当责任，而且对于显然属于大使分内该处理的政治事务也同样未能尽职。虽然摩根索的确有心主动帮助中国，但也希望中国政府方面提供一些声援，作为他去争取国务院、白宫和国会支持的筹码。但是当陈光甫向胡适转达摩根索口信敦促他采取积极行动时，胡适不但拒绝接受，甚至还辩称中国本来就应该听任世界局势顺理成章的发展，而不要勉为其难地妄图扭转局势。只是在陈光甫再三恳求之下，胡适才勉强地把借款要求向亨贝克提出，但是不肯向赫尔提出。至于说到向国会进行游说的功夫，摩根索对胡适不作为的表现更是深表不满，以致他坦白告知陈光甫，称他没有兴致和胡适打交道。因此在第二次借款的谈判上，摩根索露骨地宣布他只愿意和陈光甫一个人谈判。

总的来说，胡适不愿意和国务院维持密切联系，对于中国政府想从美国获得贷款的努力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财政部又表明态度不愿意和胡适打交道，则更加重了工作的困难度。由于胡适难得和罗斯福见面，而他又怕冒犯国务院以致不敢向国会进行游说，使重庆政府不得不做出结论，这种一事无成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善。

胡适对于借款事务的冷漠态度，有时甚至达到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1940年2月初的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借款的谈判在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面临一个关键性的投票阶段，为此陈光甫极力敦促胡适亲自出面去游说几位态度游离的参议员，争取他们支持通过此项议案。岂知胡适不但直截了当地拒绝了陈光甫的要求，而且还向陈光甫承认称，其实格林参议员早先已经向胡适表示过他愿意在投票前和胡适进行沟通，但是被胡适一口予以拒绝。而胡适所持的理由仍然是他不想干涉美国内政。用不着说，这个回答简直让陈光甫目瞪口呆。

在和陈光甫谈话中，胡适进一步表示，美国终止和日本的通商条约已经给了中国一个最大的恩惠，因此中国应该识相，不要再去强人所难，逼迫美国给予更大的恩惠。更令陈光甫意想不到的是，胡适宣称他在参议院投票的关键时刻无法留守华盛顿，因为他已经安排好与周鲠生到佐治亚州的海边风景胜地去度假，而他果然就按照原定行程表丢下华盛顿的“俗务”，安心地去度假了。陈光甫无法理解何以胡适不能体察眼下中国抗战的重大牺牲，居然还有闲情逸致去游山玩水。幸好在胡适出游之后，重庆政府赶紧找到其他得力人士进行游说，使参议院有关委员会最终做出了对中国有利的投票。

但是陈光甫也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他在离开美国之前，做出最后努力，恳请胡适今后能给予借款工作更多的关怀和参与。但是无论陈光甫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让胡适增加对于借款工作细节的了解，帮助胡适在未来可以顺利接管借款事务，胡适一概不予理睬。事实上，胡适直截了当地告诉陈光甫，他对财政事务缺乏兴趣，就如同陈光甫对哲学问题缺乏兴趣是一样的，要想强迫他们彼此去学习对方的专长，根本就是浪费时间，毫无意义。胡适这番怒形于色的表达，让陈光甫最后只好放弃任何努力。对于之后应该如何去处理与借款有关的事务，陈光甫在离开美国之前始终无法向胡适做出任何交代。胡适对于借款工作的排斥，可谓断然决然毫无商量余地。

读者们不禁要问，借款和军火对于战时中国如此重要，何以胡适会如此无动于衷，如此地事不关己？对于这个疑问，或许至少可以从三方面去寻求答案。首先，胡适对于这两个领域从来没有掌握过任何专业知识可供他做出正确判断，而他也毫无兴趣去学习这方面的新知识。其次，他对于外交事务所下的定义从不包括这两方面的工作。其三，他的个性和心理状态历来是运用温和言辞进行说服工作，尊重他人选择自己的道路而行。胡适害怕强迫他人采取行动，更害怕乞求他人施以援手。这一类的想法都会使他手足失措。但是当中国处于国难当头生死攸关之际，借款和军火正是中国赖以生存的唯二途径，是中国外交官必须全力以赴，从美国手里取得的最宝贵资源。更何况中国外交官在这两方面获得成功的概率，要远远大过于去游说或挑拨美国向日本开战。

不幸的是，在胡适心目中，这些事务在本质上却最令他嫌恶，不应该由外交官去担任，而应该交给专业人员，比如说银行家和负责军火采购的军官去办理。这就难怪在1940年以后，当中国政府对于借款和军火的需求日益迫切时，蒋介石不得不改派另外一个团队去接管胡适坚决不肯承担的责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蒋介石最后不得不派遣宋子文赴美，而胡适也毫无理由可以抱怨他被冷落的遭遇。

在中国到底应该指望如何经由外交途径在美国达成何种效果这个问题上，胡适和重庆政府领袖们之间也存在一条鸿沟。就最低程度而言，重庆政府指望驻外使节能够服从命令去达成政府所指定的目的。重庆政府更高的希望是使节可以发挥主动积极精神，表现出一些办事的能耐，甚至创造出奇迹。随着中国军事和财政情况的不断恶化，重庆政府当然希望从国外听到令人振奋的消息。随着中国遭到西方列强接二连三地背弃，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也逐日增加。到了1940年中期，美国可说是变成了中国唯一也是最后的国际支持。

对于重庆政府领袖们的这种窘迫心情和处境，胡适理当完全了解才对。岂知胡适的想法却自成一个格局。他不断地劝告重庆政府应该务实，不要心存幻想。令他特别感到自傲的是他有勇气直接打破蒋介石心中的幻想，并且“开导”蒋介石应该多去学习了解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不幸的是，胡适这种做法不但没有改变蒋介石的思想，反而是激怒了后者。在这种背景下，读者就不难了解，何以胡蒋两人之间的隔阂会日益加深。事实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何以蒋介石长时间以来能够如此委屈地容忍胡适？即使中国政府在1940年中期已经明确决定放弃由胡适、陈光甫争取美国借款和军购的做法之后，蒋介石仍然把胡适留在大使位置上达两年之久。而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不断地希望胡适能够改弦易辙，做出一些积极贡献。只有在对胡适彻底失望之后，蒋介石才终于在1942年9月免去了他的大使职务。

在胡适整个使美的外交年岁里，他对于美国政府所必须面对的政治环境里的各种限制和困境，总是表现得能够充分体谅，而又让自己举止有度。每当罗斯福或是其他美国政府官员在口头上表达对中国的善意，而又同时为他们无法做出具体援助行动而表示遗憾时，胡适的响应永远是赶忙劝告重庆政府领袖们必须体会美国领袖们的困境与善意，而不要给后者添麻烦。

但是身处国内的领袖们却无法接受胡适这种自我设限的做法，而抗日战局的日益恶化又使他们无法认同胡适这种气定神闲的长程构思，因此他们不得不催促胡适务必加倍积极地争取美国支持。即使是胡适在政府中服务的好友们，也乞求胡适做出更大的努力去争取美国支持。但是胡适对于这些来自重庆的呼吁基本上置之不理，而它们也只能让胡适越来越憎厌他的大使职务。

然而尽管胡适明确的排拒，也无法挡得住重庆的敦促。他最终的对策就是采用迂回手法去逃避这些敦促。比如说，在1939年1月，当胡适不愿意去执行一项来自外交部的指令时，他采取的办法是把他的反对意见向中国驻欧洲各国使节广为散播，希望借此可以赢得后者支持去抵制外交部。如果重庆压力委实过大而使胡适无法规避时，他有时竟然会使用一种离奇而出格的手段，去向美国政府透露他本人其实并不同意重庆政府的做法，但是为了忠于职守，又不得不在形式上向美方传达，这样就可以把重庆政府指令的效力大为降低。胡适所采取的策略，是运用他最擅长的分析能力，在美国人面前以貌似“客观”的立场，替美国人把重庆政府的政策内涵“分析”得一清二楚，而他个人所采取的姿态则是以超然态度置身事外，根本看不出他本应该是重庆政府政策忠诚执行者的踪影。胡适的这种做法在他1938年写给亨贝克的一封信里做了充分表达。胡适写此信的目的是把蒋介石的政策做一番分析。他写道：

他（蒋介石）非常担忧当前的军事情况，而他也拼命地想找到及时而又有效的援助。他的这种心理状况非常像一个即将溺水身亡的人，只想抓住身旁的任何物件（祈求活命）。坦白地说，他希望能够获得民主国家有效的干预（中国抗战）。他不想经由法西斯国家的调停而接受一个耻辱的和平。因此他数度拒绝了德国主动想做调停者的愿望。蒋介石之所以请求罗斯福总统主导推动和平调停，其原因是因为他看不到民主国家有意介入中日争端。在华南发生的情况（广州沦陷——引者注）显然重新激起蒋介石的希望，英美两国可以干涉中日争端。

胡适还写道：“中国抗日战争崩溃的危险的确非常大。如果民主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崩溃而投降的话，就必须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胡适这封信的语气委实令人纳闷。因为作为中国大使，他的基本职责应该是竭尽全力地去申述蒋介石的立场，再用自己的语言去强调蒋介石的要求。但是恰好相反，他把蒋介石的立场用一种事不关己的语调加以传达，然后紧接着帮助美国人对蒋介石做了一番心理分析。胡适并没有遵照蒋介石指令去极力争取援助，而只是把蒋介石的请求转告亨贝克，然后任由美国人自行决定如何处理。这样也就让胡适自以为他已经完成了任务。

2.胡适对重庆的忠告——“苦撑待变”

为了历史的公道，在此也必须指出，胡适虽然和重庆政府领袖们不断地争论政府政策的正确性，但是对于抗战却从来不曾是悲观主义者或是失败主义者。相反地，他坚决相信美国最终将为了保护它自身的利益，选择适当时机和日本一战。

然则在美日开战成为事实之前，中国的自处之道究竟应该是什么？胡适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苦撑待变”。

这个观念早在1937年就已经在胡适心中逐渐形成。他在1937年12月26日致陈布雷的电报中首次写道：“适等深知国力之艰，待援之迫，然此时舍苦撑待变一途，实无快捷方式。” 胡适之所以提出这个观念或许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不久前日本攻击了在长江航行的美国兵舰（1937年12月12日），在美国激起了人民的义愤，这使得胡适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美国原先的“厌战贪和”心理并非言语笔墨所能改变，然而一旦日本对美国施加暴行，则人民情绪将急速改变。这从美国人民的排日心理和抵制日货运动的激烈程度就可以看出。因此设若类似事件再发生几次的话，则战争必将难以避免。而胡适能够接触到的美国“政府要人”（亨贝克？）也向胡适传话：“只要中国能支持，必有意想不到的转变。” 换言之，胡适的“苦撑待变”并非凭空设想，而是得到美方官员的信息而衍生的理念。

自此之后，胡适在与朋友的来往书信中经常提及这个观念。到了1938年10月20日，胡适在致蒋介石的信件中更进一步地正式使用了这个观念。胡适对当前局势做了一番分析，他向蒋介石说明，美国运用它的国力去为中国争取和平的时机尚未来到。但是胡适也指出，苏联和美国都不愿意中国去和日本进行和谈，因此苏联才会向中国提供武器，而美国也向中国提供借款。有鉴于此，中国的最上策就是“苦撑待变”。不久，胡适在一次演讲（纽约，1938年12月4日）中首度公开推出这个观念。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支持对于中国抗战至为重要，因此中国必须坚持作战，等待改变的到来。

随着时间转移，胡适对于这个观念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对于它的内涵也逐渐说得更清晰。“苦撑”的意思是中国必须竭尽一切自身的力量去作战，并尽量延长作战时间。而“待变”的意思是中国必须耐心等待世界大局转变成为对中国有利。这个观念作为一个口号，颇能精确地表达胡适心中对于抗战中的中国所能做的选择，也表达了他的对美政策目标和他心中的外交到底可以为中国取得何种成果。

诚然，胡适从来未曾宣称他可以对世界局势的变化未卜先知，但是他的思想发展确实是前后一致的。早在1935年，胡适就已经形成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一旦做出抗日的决定就必须准备去承受“绝大牺牲”，独立苦战三四年，领土大量沦陷，国家受到严重破坏，然后太平洋战争才可能爆发。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必须做好孤军抗日的心理准备。

胡适1937年10月1日在旧金山的一场演讲中表达了他的信念，那就是美国迟早会被卷入战争。他说：

在我们的世界里，战争与和平都是不可分割的。假如一场战争进行得够久的话，它就会把其他的国家也拉进战争。不管人们是倡导中立法或是和平主义论调，都无法使他们置身战争之外。同样的那些侵略国家中愚蠢的好战者，他们既然能够强迫人们参与上一次战争，他们也同样能够把人们拉进当前的这场战争。 ^[7]

按照这个逻辑，胡适所致力的目标就是鼓励中国咬紧牙根单独作战，一直等到其他国家被迫参战为止。1938年夏末，胡适告诉陈布雷：“欧战必演成大战，甚难挽回。”这样就会使国际局势为之活跃，而“我必须咬牙苦撑，立定脚跟，始能利用此世界动态”。

在上述1938年12月4日于纽约市的演讲中胡适把这个想法说得更为明晰：

中国的最后胜利必须依赖两个因素：一，它必须坚持继续作战，而它也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作战。二，在中国的长期抗战中，国际情势很可能转变成为对中国有利，对日本则不利。 ^[8]

1939年1月，胡适自认为已经从美国的远东外交政策中看出了几个令人振奋的端倪，其中包括：美国给了中国经济援助，而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它也在太平洋地区加强军备去对抗日本的威胁；等等。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向胡适提供了更多理由去相信中国的耐心等待（苦撑）最后必将得到结果。在1939年4月19日的会谈中，罗斯福告诉胡适，中国应该坚持抗战，因为世界局势可能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假如世界大战爆发，则日本和苏联的关系必将恶化，甚至引发战争，而这对中国一定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假如世界大战不爆发，则日本可能希望寻求和平而相应去改变它对中国的政策。而在胡适眼中，苏联和日本关系的发展及欧洲局势的发展，都与他原先所预期的颇为相符。这就使他倍感自信。

1939年8月3日，胡适又向蒋介石发送一份详细报告，阐述对国际事务的观点。他反复强调，虽然世界大局的发展并非中国所能掌控，但是中国的坚持抗战仍然是强迫日本在国际上冒大风险的最有效方法，而这也是中国唯一能够做到的。胡适列举了美国政府最近的一些措施去证明它们全部都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在把美国1917年和1939年的态度做了一番比较之后，胡适认为世界大局对中国越来越有利，因为美国政府单方面废止美日商务条约只能迫使日本面对左右为难的选择，那就是要么向美国让步，要么导致美日关系全面破裂。胡适接着以他本人对于日本国民性的了解作为依据，预测美日关系破裂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

毫不奇怪，蒋介石最初的反应是认为胡适言之有理。因为胡适终究是中国人中最有资格解释和分析美国政治社会现象的权威，他的言论当然具有分量。再说，蒋介石本人也希望事情的发展果能如他所愿。因此，一直到1939年初，蒋介石依然习惯性地透过胡适去看中美关系。当蒋介石在1939年4月18日初次听说罗斯福刚刚把大西洋舰队部分兵舰转调到太平洋地区时，立刻感到非常振奋，认为罗斯福终于拿出勇气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了。但是当美国和日本关系不断恶化而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实质好处时，蒋介石对于胡适观点的准确性又逐渐丧失了信心。

正如本书第四章将会更详细地说明，蒋介石对于胡适处理中美关系的信心在1939年到1940年春天急速降低。在此之前，胡适之所以能抓住蒋介石的注意力，就是因为他为蒋介石指出在地道的尽头可以看到一缕光明。然而他却不能告诉蒋介石那个地道究竟有多长。从重庆立场来看，中国能够从美国获得援助的希望，甚至美日之间爆发大冲突，都不过只是影响中国抗战前途的众多因素中的一部分而已。在中国境内，抗战进行得极为艰苦，财政情况则更为拮据。在国际上，凡是有能力帮助中国的国家（英国、法国、苏联）不但不帮助中国，反而出于不同动机而对中国进行伤害。到了1939年底时，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在当前状况下，它实在无法再“苦撑”下去，而“待变”逐渐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中国逐渐警觉到一个更可怕的可能，那就是在“变”给中国带来好处之前，中国就可能会全盘崩溃。这些情绪最终让蒋介石摒弃了胡适所建议的“待变”外交方针，而采取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途径——把宋子文派遣到美国去。

事实上，蒋介石和胡适两人在七七事变前，对于中国如果进行对日抗战可能导致的后果，彼此所持的看法其实并无太大差异。简言之，蒋介石的信念是“攘外”必须首先“安内”，而胡适基本上也同意这个看法，认为中国对于日本不断地侵略必须暂时忍气吞声，以换取更多时间去达成国家统一，并且训练一支强大军队。如前文所言，胡适1935年就已经认为中国在能够争取到西方国家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侵略之前，必须准备好具有单独作战三四年的能力。同样地，蒋介石在1937年也曾明言，中国千万不可奢望战争很快就能结束，但是可以希望最终必定会战胜日本，因为他估计日本军队仅仅是在地面上进攻到四川省，就至少需要花费三年时间，而日本由于受到本身资源限制，根本无法把战争支持如此之久，更何况国际上反对日本的势力也必定会在这段时间内形成。这就是蒋介石对于抗战胜算的基本看法。

当胡适和蒋介石二人同时从中国角度去审视国际局势发展时，他们最终会得到相同的结论，这个现象并不奇怪。而他们也确实相信国际大局发展将越来越对中国有利。在抗战最初的年份里，蒋介石对于美国事务的陌生感，使他自然地高度依赖胡适的信息和判断力。即便是到了稍后的岁月里，当蒋介石对胡适的依赖程度逐渐减低时，他对国际变化对于中国所能产生的影响，依然大致和胡适的看法相同，这也仍然能够让人理解。但是面对这些国际变化时，中国到底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和中国到底有多大能力可以独力支持抗战？这几个重要问题终于导致他们分道扬镳。

胡适所主张的“苦撑待变”有其能够自圆其说的逻辑，更何况如果仅仅是把这个主张和美国政府长期的外交政策相对照的话，它的正确性也似乎言之成理。但是胡适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听在蒋介石耳中却毫无吸引力，因为从他的立场看来，胡适政策的致命伤正是因为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能力“苦撑”到国际局势“变”到可以让中国受惠之日。换言之，即便是胡适所指望的美日关系恶化果然正如他所预期，在此之前中国早已不堪战争负荷而败亡了。这就不免引发了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就是，胡适到底是否充分了解中国此时所承受的痛苦？抑或是他去国过久，以致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产生了严重隔阂，对国内的军事溃败和财政危机根本无法感同身受？

我们必须记得，胡适是在淞沪会战进入高潮之际（1937年9月）离开中国的。当时全国上下的民心士气正处于亢奋状态，而此后在他担任大使期间没有回国述职。尽管胡适在国内的朋友不断地向他传递悲观信息，并且大声疾呼要求美援，但是胡适可能依然无法切身体会中国在他离开之后的这段时间里变得多么虚弱。但是对于蒋介石而言，情况则大不相同，因为这是他每一天都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1939年底，日本政府发布了一份战事调查，称从七七事变到1939年11月底，仅仅是中国官兵的死亡人数已达1218462人，而日军自称死亡官兵为3万～4万人而已。抗日战争到此已经进行了约17个月，相比之下，中日甲午战争只持续了8个月（1894年7月至1895年3月，而且战斗稀疏），日俄战争也只持续了16个月（1904年2月至1905年5月，而且双方都不在本土作战）。鉴于蒋介石并没有指斥日方数字造假，而抗战结束又遥遥无期，则国民政府如何能“撑”便成为每日每时最大的挑战。

照理说，外交工作的重点是运用说服力去为国家达到其目的。如果依照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胡适在美国的任务基本上并未达成。

他对任何美国政府原本没有打算去面对处理的问题，都尽量避免去向美国提出讨论。这些因素也让我们更容易了解，为什么胡适在美国官员心目中有那么好的人缘，特别是在白宫和国务院，尤其获得喜爱。但是胡适的这种作为，也放弃了他成为中国一位有效率的外交官的机会。一个称职的外交官绝对不可以到一个外国驻地，只是表现得客气和谦让并因此而取悦于当地政府。不幸的是，胡适的个性却让他不知道如何用其他方式去执行任务。在他着意向地主国表示温文儒雅和维持中国“国格”的同时，事实上已经放弃了他的基本职责，而沦为一个软弱无能的外交官了。

胡适的行事作风不禁让人怀疑，一个弱国的外交官，是否拥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去奢谈“尊严”“风度”等问题？对于一个正处于生死交关的国家而言，它在任何时候或许都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扯起喉咙大叫大嚷地祈求外力援助。而这也正是中国政府当初把胡适派送赴美的主要动机。如果外交官开不了口去争取援助，这个外交使命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胡适在私人行为上，能够表现出咬紧牙关默默承受苦难而不失身份的美德，但是把它转移到处理国家事务时，就变成不合时宜的低调了。而胡适再三引以为自豪的“无为”政策，却正是出于这些低调，使他在外交战场上打不开局面，从而严重地妨碍了执行大使任务的效率。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的公众形象和内心感情之间有着重大差异。他内心明明对中国军事挫败感到极端沮丧，但是在公共场合还是表现得高度乐观。举例说，广州沦陷的消息对于陈光甫和席德懋在心理上都造成了严重打击。但是胡适还能够安慰他们两人不要泄气，其所持的说辞是，虽然他们三个人离战场距离最远，但是他们是中国剩下的最后（外交）军队，因此绝对不可放松自己的职责。这些话听起来颇有慷慨激昂气概。岂知几天后武汉又告失陷，胡适禁不住在日记中写道，在过去15个月内，多年来所有的噩梦都已经成为事实，而在过去12个月来所有的指望却没有丝毫实现的可能。即便胡适看不到美国有援助中国的迹象，他依然鼓励中国政府一定要勇往直前，继续抗战。

最让重庆政府日益感到灰心的是，胡适的“苦撑待变”口号不过是唱高调，内容空洞。胡适从来没有说明，在国际局势“变”了之后，中国究竟能够指望得到何种好处？在国际局势必然改变的前景下，胡适下一步的建议或许还是激励中国做出更多的苦撑，乃至了无止境。当胡适在1938年10月第一次向重庆政府提出他的主张时，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在当年11月国会选举后将会给中国的处境带来显著的改善。但是在国会选举以及一年后各种其他的改变都相继发生之后，胡适依然只是提到黑暗地道的尽头有一丝光明，但是提不出更具体的希望。

有关这一点，胡适在重庆最忠诚的支持者的反应最能一针见血地点出问题之所在。翁文灏是胡适在重庆的好友中，最初全心全意支持“苦撑待变”说法的，而且在其他领袖推动和平浪潮时（1938年），翁氏曾在蒋介石面前极力支持胡适的论点。但是到了后来，就连翁文灏也写了许多信要求胡适积极争取美国援助。因为作为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翁文灏非常清楚中国到底还有能力“苦撑”多久。

到底要“苦撑”多长时间？胡适自己倒是提供了一些信息。虽然他从未明白说出中国在得到有利的改变之前还需要苦撑多久，但在1938年10月间却提供了一个历史先例作为参考。胡适在日记中提到了菲力浦斯·拉塞尔（Phillips Russell）出版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第一位文明的美国人》（ Benjamin Franklin ： the First Civilized American ），书的内容是富兰克林作为美国使节，如何在法国奋斗了八年时间，最后成功地为美国借到2600万法郎借款。胡适在日记里对于这段史实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这让陈光甫和他自己都受到莫大鼓舞，因为富兰克林和今日两位中国使节的处境大致相同，因此他们必须拿出耐心，去“苦撑”得更长久些。

假如当时重庆政府领袖们得知胡适把富兰克林当作“耐心”的楷模，一定会大感恐慌，因为没有政府领袖能够相信自己能够苦撑那么长久。但是胡适却也实在提不出更好的方案来分担重庆政府的忧虑。

胡适的“苦撑待变”模式最大的缺点，是它既缺乏想象力，又完全使中国陷于被动。假如中国政府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依赖自己的国力去进行抗战，而任由其他国家去推行各自的外交政策的话，那么它大可以停止外交活动。胡适主张的被动性，最终含义就是放弃外交。即便是期盼的那个“变”终于到来之后，中国依然可能得不到所需要的外援去抵抗敌人，反而是可能被其他国家利用去作为一颗棋子，帮助它们去减少人力物力的损耗，而不是有利于中国本身。事实上，正是这个可能性，不但在此后变成中美两国间的严重摩擦点，也在珍珠港事件后变成中国和西方盟邦之间的冲突所在。而这些发展都完全超出胡适的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