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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的大使生涯里，一个令他特别关怀的问题就是对日和战的大是大非。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并无太多讨论。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和战问题通常并不是由其驻外使节去讨论，而是由国家最高层领袖们去裁决，然后交由驻外使节去执行。但是胡适认为他必须以坚强姿态加入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由于胡适有一群位居要冲的好友（包括王世杰、翁文灏和陈布雷），因此他对于国内和平运动的暗潮了如指掌，熟悉其领袖人物以及他们的论点和活动细节等。
身为中国驻美首席代表，胡适的地位让他能够告诉蒋介石有关美国政府对中国和平运动所持的负面态度。而胡适也能够告诉美国政府有关中国对于和平的态度。虽然胡适一生中对许多事务都采取温和中庸态度，但是他对抗战必须坚持到底却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而他对和平活动的反应则极为强烈，绝不妥协，甚至主动予以抨击。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时逾越一个驻外使节应有的权限，紧紧盯住国内政治领袖们的一举一动。这种作为可谓极不寻常。
为了评估胡适对于坚持中国抗战国策所做出的特殊贡献，本节将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决定和战问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敌人意向的估量，对其野心限度的猜测，对本国资源和民心的衡量，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团结的程度，两国武力的比较，各个国家承受痛苦和破坏的耐力程度，国际上可能产生的谋略，以及中国本身在当前世界中是否得以维持生存，等等，都会严重地影响到每个人对和战利弊得失的衡量和选择。从1937年开始，把战争看成爱国，把和平看成卖国，只能说是头脑简单的思维方式。同理推之，把所有的主和派一律视为“亲日派”或是投降派，也是不合情理。
诚然，有些中国领袖为了私利不惜放弃道德立场而去和日本妥协，但是也有许多领袖出于对国家及同胞的深切关怀而对和战问题感到左右为难。这些人的道德和爱国心不容置疑，但是他们对于国家利益之所在的盘算却可能大相径庭。更何况，他们的政治立场并不是自开战之初就一成不变，而是深受开战后不断的挫败而逐渐改变的。
蒋介石可能是中国领袖中自始就下定决心要对抗日本侵略的。也有其他领袖最初追随蒋介石立场，但是后来逐渐认为和平才是真正救国之道（如孔祥熙），更有一些领袖自始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纷争（如蒋廷黻和王宠惠）。战场上的重大失利当然也改变了某些人的态度。比如说，在1937年8月，国民党元老居正一度愤怒地谴责胡适的和平论调，但是到了11月底，他因对战场溃败感到极度忧伤，改而主张和平，乃至主动提出愿意牺牲个人政治生命去签订和平条约，以求拯救国家免于灾难。
即使是主和派领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不愿意和蒋介石正面决裂，而希望能够抓住机会去向蒋介石做出和平建议。我们还应该记得的是，在1937～1939年，和平论调并非政治禁区，讨论和平并不会引起他人在道德上的谴责。
尽管蒋介石个人在和战问题上早已采取了明确而强硬的立场，其他负责任和有爱国心并且头脑清醒的领袖，依然可以心平气和地去论证和战的利弊。“和平”并没有和“卖国”画上等号，它只是让中国去和日本讨价还价，争取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停止军事冲突。而鼓吹和平的人也不认为他们自己比主战派更不爱国。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像蒋廷黻这样受人尊敬的学者，可以毫无顾忌地承认他主张和平。这种高度自由的气氛，一直等到汪精卫从重庆逃走投靠日本之后，才发生了决定性改变。
以上这个简略的历史回顾能够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使在私下，当胡适已经完全得知主和派领袖们的主张时，也从来没有谴责过他们。他只是批评这些人不切实际而已。这个回顾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蒋介石在这些岁月里的处境颇为微妙。一方面他受到主和派压力催促他去试探和谈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他又不敢轻易地去钳制他们的言论，唯恐因此引起领袖层内部的冲突。
在最高领袖层中，既主张和平又对蒋介石忠贞不渝的是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和王宠惠（外交部长）两位重要阁员。两人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无疑具有重大影响力，而又正好都是胡适行政上的顶头上司。
孔祥熙倾向和平主张绝非因为他是亲日派。事实上，孔氏对日本从无太大兴趣，而在知识和感情上则非常接近美国。他的主和立场也和他的政治盘算扯不上关联，因为他不像汪精卫，从来没有野心脱离蒋介石的圈子去另起炉灶。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有很大野心的人，而且在私人关系和政治上，始终对蒋介石忠心耿耿。
作为一位财经界人士，孔祥熙对军事缺乏了解，但是他的专业背景让他相信一个经济和科技落伍的中国，根本无法和一个高度现代化的日本对抗。在开战初期，孔祥熙也曾经努力遵从蒋介石指示，争取西方国家的精神和物质支持。但是一旦西方国家援助无望而中国军队又节节溃退时，孔祥熙就相信中国已经竭尽其力，而应该尽快停止武装冲突，以避免全盘瓦解的悲剧。孔祥熙在个性上并不是一个刚强的人，他缺乏信念，更缺乏好斗精神。因此当军事挫败接踵而至时，孔祥熙就想要找寻一条出路退出战局。从1937年底开始，孔祥熙经常向中国领袖们发表议论，认为中国缺乏能力和日本继续打下去。
同样，外交部长王宠惠也非亲日派，他生长在广东，曾远赴西方留学。因此，无论是在感情或是知识上，王氏都只跟西方接近。王宠惠在个性上和孔祥熙颇为相近，他为人随和，对于敌人或许宁可停止冲突也不愿意抗战至死。几乎从中日开战以来，王宠惠一直担心冲突的升级，不断谋求和平之道。当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派军队驰援华北战场时，王宠惠立即大为紧张，曾经试图说服蒋介石对日本做出让步，赶快结束武装冲突。
当德国大使陶德曼（Oscar Trautman）在1937年底转达日本的和平试探时，孔祥熙和王宠惠二人立即力促蒋介石接受和平。
而当蒋介石拒绝正面响应时，孔祥熙在感到极端沮丧之余，还试图说服蒋介石，称德国的试探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
然而蒋介石拒不回应日本和平条件终于关上了和平之门，因为蒋介石始终坚持一个立场，那就是即使当和平条件的内容可以接受时，和平的形式也必须经由第三国调停和保证，因为他无法相信日本人。
以实质而论，孔祥熙和王宠惠对于和平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和汪精卫非常相似，然而他们对蒋介石的政治忠诚度比汪精卫要深厚得多，因此只要蒋介石坚持抗日，他们二人绝对不会和蒋介石分道扬镳。但是孔祥熙和王宠惠也无可避免地使蒋介石陷于一个尴尬处境。因为他们二人是中国政府的最高官员，虽然他们的忠诚度毋庸置疑，但是他们对于和战问题的政治判断则与蒋介石截然不同。蒋介石无法撤除他们的公职，因为他不容易找到如此可以信赖的下属，也不能对他们严词训斥。
就是这种微妙的环境，使得在美国任职的胡适，对于中国政府的国际事务战略考虑，反而能够扮演一个特殊角色。胡适没有参与德国的调停工作，因为他没有及时得知事件的发生。但是胡适不断地劝说重庆政府必须坚持抗战，却对蒋介石在中国国内的政治地位产生了正面影响。这倒不是因为胡适对于和战问题的个人意见受到国内各界的特别关注，而是因为胡适最熟知美国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由此增加了他发言的权威性。因此，胡适向国内政府所发出的电报，不但佐证了蒋介石坚持抗战立场的正确性，也让蒋介石可以据以警告孔祥熙和王宠惠等人，赶紧停止他们的和平论调，否则中国可能会遭受极大风险，失去美国的支持。
一般而言，中国领袖们对于和平问题的分歧看法，最多只是在政府高层内部交换而已，他们毫无可能控制日方言论或是实际行动。而在1938～1939年，日本方面对于和平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而且通过不同渠道把它对和平的信息向外界广为传递。日本似乎急于通过各种不同渠道向中国人传达和谈信息，也提出各种不同说辞冀图说服中国政府，战争其实对双方的国家利益都会有所损伤。不同背景的日本人士透过非官方和半官方渠道所提出的各式各样的和平论点，在中国领袖们中不免产生了一个印象，那就是日本希望能够展开谈判，最终导致日本从中国撤离。但是与此同时，日本也指望中国做出让步，让日本政府可以向本国人民解释为什么他们所承担的战争消耗是物有所值，也让日本军队能够体面地从中国撤回本国。但是蒋介石历来所能接受的和平是日本必须“无条件”从中国撤退，同时还必须重申保证尊重中国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就蒋介石立场而言，这些是让中日能够开始谈判两国争端的最低限度，而且不可附带其他条件。
蒋介石的立场显然让日本不敢贸然接受，因为风险过大，假如日本从中国无条件撤退，而蒋介石事后拒绝和日本签订任何协议，则日本将何以自处？对此，蒋介石的回应是，这正是他所坚持的“恢复七七抗战之前现状”的本意，那就是，伸张中国的完全自主权以决定是否与日本达成协议。无须赘言，蒋介石若要坚持如此不妥协的立场，则中国必须有继续抗战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寄望于能否得到国外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当中国政府的指望逐渐由苏联和欧洲列强转移到美国时，胡适的想法就将会在中国政府内部受到日益增加的重视。
但是孔祥熙却有强烈愿望去拉近日本人和蒋介石之间立场的差距，因此促使他在1938～1939年利用他已经建立的两个渠道，去试探是否可以达成和平。由于当时有许多和谈的传闻都声称与孔祥熙有关，但又无法验证，所以本节下文的讨论只限于目前公布的中方史料所能证实者。
孔祥熙的第一个渠道是运用个人亲信，分别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和日本人进行接触，这些日本人既有政府官员也有非政府官员。但是一旦蒋介石获知这些接触后，在1938年9月就命令孔祥熙立即终止。
然而孔祥熙阳奉阴违，并没有遵从蒋介石的命令。因此当蒋介石的情报人员发现了这些接触时，他当即对孔祥熙下达严厉警告（1939年9月22日）。而孔祥熙也被迫写了一份17页的自白书，承认他的亲信的确在香港和日本人保持联系，而且他本人也和某些日本人曾经互相问候致意。但是他坚决否认曾经和日本人私下举行过和平谈判。并且他表示，如果蒋介石的调查能够提出确切证据证明他曾经参与过这类活动，他愿意接受严厉惩罚。孔祥熙还声称这些指责都是有人对他存心陷害。
孔祥熙的第二个渠道是利用公开场合在政府领袖内部制造有利于和谈的气氛。在政府领袖们非正式的聚会中，或是国防最高委员会例行会议里，主和派分子在1938年都可以公开而又自由地阐述意见。委员会开会的气氛自由而委员们又可以畅所欲言，主要原因是蒋介石本人忙于战场事务而几乎从来不参加会议，而会议经常是由汪精卫或是孔祥熙主持。
当时领袖们如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人从不隐瞒他们的观点，认为中国必须尽快停止战争。
孔祥熙也明确表示他同意汪精卫等人的立场，主张中国应该以向日本做出让步来谋求停止冲突。1938年下半年，当广州和武汉的局势相继恶化时，主和派的论调变得更为明目张胆。
但是汪精卫和孔祥熙都感到不知如何去向蒋介石正式提出和平要求，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日本人所坚持的一个和平的先决条件，那就是蒋介石必须下台。
日本人也致力于制造和平气氛，他们所采用的策略是保持模糊态度，又让中国人认为和平在望。依汪精卫和孔祥熙看来，日本人在10月底对于和平条件似乎又有了松动，但是依然坚持蒋介石必须下台。11月2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称，只要国民政府放弃仇日亲共政策和改变其领导人（蒋介石），则日本愿意让中国加入它的东亚新秩序。这个声明显示，蒋介石已经成为和平最大的障碍，而只要蒋介石被排除在政府之外，则日本愿意和国民政府进行谈判。这和以前日本根本拒绝与国民政府谈判的立场相比，又似乎松动了许多。
更有进者，有些西方列强此时也加大力度，催迫中国寻求和平解决之途。不但意大利和德国继续致力于调停中日冲突，即便是英国在1938年也一再表示有高度意愿调停中日冲突。
唯一没有介入此项努力的西方国家是美国。事实上，日本也特别声明它不欢迎美国介入调停中日冲突。
面对政府内部和列强交叉催促中国寻求和平的巨大压力，蒋介石想要坚持己见实非易事。即便是他保持沉默，也很容易被外界解释为是对于和平活动的默认，因而严重打击中国的民心士气。只有蒋介石做出一个明白的反对和平的表态，才能使各式各样的和平活动中止或胎死腹中。因此在1938年7月初，为了有效地粉碎各种对和平的谣传，蒋介石特别向外国记者宣布，他反对任何不能完全恢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和平方案。蒋介石更指出，调停工作只能打击中国士气，有害而无益，同时希望他的公开声明可以有效地关闭所有的调停之门。
1938～1939年是抗战中情势极为严峻的年份，但是蒋介石的坚持抗战心理似乎未见软化迹象。这可以从他日记中选取几则作为说明。
1939年3月30日，他写道：“高逆宗武、周逆佛海仍以余之名义在敌国政府卖空求和，使敌妄念不断，而不知其全为高逆所欺弄贻误也。郑异不察其奸诈，而乃竟以高逆函件呈余，党员之愚鲁与国人程度之低劣，为之心痛不置。惟有断然决绝，除恶务尽，使敌能有所大悟也。”
1939年4月1日，他又恨声不绝地写道：“汪（精卫）怂恿敌攻南昌长沙，打通浙湘路之企图，汪肉不足食矣。”又写道：“汪高勾敌，不料其仍以中央代表名义卖空。此种卖国卖友，欺敌自欺劣性，诚狗彘之不若矣。而敌国不察其欺伪，乃竟照其言而行，更为可笑。”而蒋介石此时还希望国民政府在安南行刺汪精卫的举动应该让日本醒悟，汪的出走绝不是在和重庆政府唱双簧的一出戏。
此时日本又散布风声，表示愿意和中国政府达成和平协议，而其所持之理由是这可以使日本与德国共同对付苏联。在蒋介石看来，日本早在1938年就曾经使用过同样伎俩，最后终归失败。而蒋介石所持的立场则是中国必定继续坚持抗战，直至日本在中国战场筋疲力尽，才有真正的和平希望。
到了4月5日，他就把话说得更为绝情：“如有以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之声明为和平根据者，即为卖国之汉奸。”显然此时在国内还是有人希冀借着近卫的和平攻势做文章，而蒋介石则提出最严厉的警告。不久，他又亲自花了几天时间手拟谴责汪精卫卖国的文章，并且对自己的文章深感满意。
面对来自国际的压力，中国没有理睬意大利和德国的和平建议，对于英国想要插手调停的试探也不予回应。蒋介石此时唯一能够给予信任，并且可以坦诚地就和战问题交换意见的对象，似乎只剩下美国而已。
蒋介石向罗斯福通报（1938年10月8日）有关意大利和德国企图调停中国和平的动作，同时他也向罗斯福表示中国只把美国看成可以促成和平的领袖。也正是因为蒋介石对罗斯福的信任，使胡适得以有机会比中国其他驻外使节扮演更活跃的角色。
早在1938年中期，当胡适首次听到谣传称孔祥熙可能将会推动对日和谈时，立即向蒋介石提出警告说，中国寻求和平的念头荒唐透顶，因为和平比战争要困难得多。他认为坚持抗战可以给中国带来许多好处，而和平活动只能削弱美国的支持。
1938年末的情势为胡适提供了一个机会发挥更大力量去影响中美关系。罗斯福在1938年10月19日致电蒋介石称，只要时机成熟，他一定会尽一切努力去为中国争取和平。
胡适为了呼应罗斯福的电文，也致电蒋介石（10月20日）称，因为美国协助中国赢得正义和平的机会尚未来临，中国目前最好的策略是“苦撑待变”。
当第一次中美桐油借款谈判在1938年底将近成功之际，罗斯福获悉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而中国国内主和派又在积极倡议和谈，难免大为紧张。他所担忧的是，万一在美国政府刚刚批准借款不久，中国政府就放弃了对日抗战，这会给他在政治上造成重大难堪。因此当胡适得知（1938年10月25日）罗斯福希望中国千万不要放弃抗日政策时，他就赶忙要求重庆政府立即发布声明，做出绝不和谈的保证。
而当胡适得到蒋介石回电对罗斯福做出保证时，他还认为蒋介石的语气不够坚定，因此决定大幅删改蒋介石的电文，务求能够稳住罗斯福的信心。
胡适在处理这次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果断，和他以往行事的慢悠悠而又不积极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而且极不寻常。也由此可见，胡适在处理和战问题时几乎换了一个人似的。
与此同时，胡适为了帮助蒋介石压抑主和派气焰，又分别致函汪精卫、孔祥熙和翁文灏等人，反复申述他历来的主张，认为中国除了抗战之外，别无他途可走，因为国际发展已经越来越对中国有利。胡适一方面向蒋介石报告美国借款即将批准的好消息，另一方面又从蒋介石处得到了一个绝不和日本和谈的承诺，因此他既对阻止和平运动做出了贡献，又帮助蒋介石巩固了他在中国政局中的地位，加强了蒋介石反对和谈的决心。蒋介石采取焦土政策去对付日本侵略，使日军无法获取中国资源，同时显示中国决心，宁可大规模地自我毁灭，也不向日本人屈服。在此期间，蒋介石花了大部分时间在前线监督陆军作战，而且在政府机构从武汉撤往重庆时，他是最后一批抵达重庆的政府官员。就在这个时候，汪精卫决定做出最后一次努力，说服蒋介石去和日本进行和平谈判。这次汪蒋二人面对面的谈判，在蒋介石刚刚抵达重庆时就举行了，而汪精卫遭到彻底的拒绝。
这次会谈对于汪精卫和他同伙人的沉重打击，可以从陶希圣写给胡适的一封信里看出。陶希圣是汪精卫阵营中一员大将，他在信中对于此次会谈向胡适做了一个生动的叙述。在汪精卫和主和派的人士看来，蒋介石在12月初从前线回到重庆后态度截然改变。陶希圣抱怨蒋介石完全无视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危险，只是一味坚持称日本已经没有足够兵力可以继续战斗，并且对日本的和平试探完全不屑一顾。
12月9日，蒋介石在一个高层会议上，再度重申继续抗战的决心，完全不理睬孔祥熙关于日军可能会从广西向贵州进攻的警告。当汪精卫询问国民政府的和平条件究竟为何时，蒋介石的回答简单干脆，那就是必须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别无其他途径。
蒋介石这种强硬态度最终让汪精卫相信，只要他继续主持重庆政府，和平就没有希望。在汪精卫和主和派看来，蒋介石11～12月这种对日态度显著的强硬化，只能表示他对国家民族所面临的重大灾难完全视若无睹，他一心一意想战胜日本只是沉迷于自己的幻想世界，而主和派的努力注定必将全盘失败。更让主和派气愤难平的是，他们的主和论点在此前一向受到尊重或容忍，可以在政府内部自由表达，而现在居然被蒋介石指责为是一种罪恶行为。
12月18日，汪精卫终于自重庆出走，取道河内，去追寻一个和日本人合作的途径。
在整个中日冲突过程中，蒋介石个人的信念一直是和战决策最重要的因素。虽然他在1938年底对日继续抗战的决心和七七事变时相比并没有改变，但是他的政治处境因为1938年底的势态而受到重大打击。因此胡适来电转达美国政府不但希望中国能够坚持抗战，而且答应未来会向中国提供有效支持，对于蒋介石而言，不啻是来得非常及时。到了年底，中日关系的发展正如胡适所希望的，即双方毫无妥协迹象，这与蒋介石和胡适在这个问题上的配合无间不无关系。
然而中国抗战国策不久又面临一个性质不同的挑战。1939年夏季欧洲局势持续恶化，导致部分中国领袖开始担心英法两国可能会向日本屈服而放弃它们在日本占领区内的租界，而这些租界多年来正是中国抗日人士所依赖的藏身之地。他们也担心英法两国将会向日本屈服，而关闭经由越南和缅甸通往中国的通道，而这两个通道则是中国抗战得以持续的生命线，因为所有重要的外国物资和武器弹药都必须经由它们运进国内。1939年8月23日苏德协定的签订，使得中国更为担心苏日和解即将达成，这就可能导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立即停止。而苏联和日本在边境冲突的停火，只能加重中国政府的担心。
面对这一连串发展，当胡适从他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好友处不断听到和谈谣言时，必然提高了警觉。胡适所听到的是，孔祥熙和王宠惠仍然在努力探索试探和平之路。在1939年9～10月，孔祥熙和王宠惠二人趁着蒋介石离开重庆到前线视察时，居然擅自向某些外国记者宣称，中国政府希望罗斯福能够调停中日冲突。
王宠惠同时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1939年10月19日）上，企图说服其他领袖去敦请美国介入调停中日冲突，并透露他本人已经就此事和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做过讨论。
这些事件表示，孔祥熙和王宠惠之间已经达成协议采取共同行动，也显示出当时重庆政府最高层领袖们对中国的对美关系和对日抗战大计，都严重缺乏共识。多数领袖在蒋介石缺席的情况下，不知如何处理孔王二人的建议，但是孔王二人则坚信他们的立场合情合理。在他们眼里，任何和平方案都必须得到美国人支持，原因是蒋介石一直坚持中日之间的和平协议必须经由第三国来调停和出面保证，而美国则比任何其他列强更能得到中国的信赖。
为了使这些和平试探尽快胎死腹中，胡适赶忙警告王世杰（1939年10月17日）称，王宠惠的言论已经在美国激起了不良反响。胡适还警告说，和平比战争要困难一百倍，因为和平只能牺牲受害者，但是并不能满足侵略者。
但是不久胡适收到经济部长翁文灏的一封信，使他更为担心。因为翁文灏暗示有一位文人领袖（指孔祥熙）实际上已经派遣一位代表赴上海去和日本人进行谈判。翁文灏不仅担心和平活动可能严重妨碍中国的军事处境，而且还可能会使中苏关系变得益显重要，进而引起美国人疑惧，并且导致其他西方国家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在这一大堆有关和平活动的谣言甚嚣尘上之际，胡适收到了四条从重庆政府寄来的指令，嘱他去探询罗斯福是否有意调停中日冲突。胡适决定依据自己的判断，拒绝执行重庆的命令。胡适向重庆解释称，当此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中国第二次贷款之际，如果中国表示希图和平的话，必将会妨碍贷款进行。胡适同时指出，罗斯福前此已经拒绝了希特勒同样的建议，因为希特勒也曾经认为他是调停欧洲冲突的最佳人选，但是罗斯福不为所动。胡适相信罗斯福拒绝希特勒之举让他的态度非常明显，而中国不应该冒险提出类似的建议而去遭到拒绝。
但是，仅是告诉重庆政府不可寻求和平并不能让胡适感到安心，他进一步还想要肯定美国政府将不会与中国政府合作去寻求和平。胡适的这项努力在10月中旬基本取得了成果，因为他写了一封五页的长信（未签名）给亨贝克，敦促美国政府一定要拒绝扮演和平角色。他甚至劝告美国政府不要把王宠惠的要求当真去处理。但是胡适的目的并不仅是劝告美国政府拒绝接受调停角色而已，他要做的是告诉美国，调停工作有其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
胡适警告称，任何日本可以接受的和平，都不可能是一个公平的和平，而只能是一个远东慕尼黑协定的翻版，只能严重伤害美国的声望。
[28]
显而易见，胡适的目的是尽一切努力打消美国人介入和平活动的念头，即便是违背顶头上司的指令也在所不惜。最终结果是胡适得以如愿以偿，亨贝克向国务卿赫尔提出建议时称，任何美国政府寻求早日终止中日冲突的努力，都可能对美国国家利益造成重大伤害。
几天之后，胡适更是兴高采烈地跑去通知美国政府称，原来王宠惠在1939年9月27日对外国记者的谈话是在蒋介石离开重庆的情况下做出的，并没有获得蒋介石授权。事实上，蒋介石对于王宠惠的谈话内容深感愤怒，并且命令王宠惠立即宣布收回该项言论。
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蒋介石也同时向孔祥熙、王宠惠和其他官员下达了更严峻的指令（10月28日），此后不许再向罗斯福请求调停中日冲突。
不久之后，蒋介石本人又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宣布，中国将继续抗战，既不寻求和平，也不欢迎外国介入调停。他更进一步宣布，中国既不依赖外国施以援助，也不会在欧战持续的过程中去考虑中国本身的和平。
但是这一连串事件也显示出，蒋介石此时对中国政府内部并没有充分的控制权，而政府高层领袖们不但可以发表个人的看法，甚至还可以从事未经授权的和平活动。
而胡适本人不但想要使中国的和平活动胎死腹中，而且也想要阻止美国政府插手其事，即使是冒着越权行事的危险也在所不惜。而稍后在1941年，同样情况又再次发生。在当年晚春期间，美国国务卿赫尔向胡适非正式探询，中日冲突是否可能和平解决。依据赫尔的说法，日本官员曾经告诉美国人称，如果美国可以降低对日本的压力，则日本可以承诺去寻求途径结束中日战争，并且从轴心国条约中逐渐退出。
胡适闻言后，毫不迟疑地立即回复称，此种可能性完全不存在，并且随之又送给赫尔一份备忘录，重复他的立场。正如当时甫上任的郭泰祺外交部长所指出的，胡适的行为大大地逾越了一名外交官的权限。因为他在事前既没有要求政府授权，事后也没有向政府提出报告，
纯粹是独行独断，自作主张。但是他对和战问题之坚定，也由此可见。
总的来说，胡适在和战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和他在许多别的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截然不同。如同前文所述，胡适在许多别的事务上所持的立场多半是谦让的甚至是被动的。但是在和战问题上，他的立场却是从不迟疑，甚至逾越职权地反对任何有关和平的论调或行动。他有技巧地运用了在华盛顿的地理优势，密切注视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态度，随时向重庆政府通报。更重要的是，他利用了在华盛顿的优势向重庆政府传递信息，阻挡任何想和日本人寻求和平的努力。
在这方面，胡适的作为对于蒋介石可说是非常有价值。这并不是因为蒋介石需要胡适的开导和鼓励去进行对日抗战，而是他需要胡适帮忙去说服中国政府内部其他领袖必须坚持抗战到底，因为在政府中两位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参与人都一直倾向对日求和。胡适不断地来电警告称，和平将会损害美国对中国的支持。他的这一说法无疑加强了蒋介石在政府内部对付主和派的力量。我们或许可以设想，假如当时中国驻美大使反对和平的态度不如胡适那般坚决，则蒋介石面对来自主和派的压力或许就要大得多，甚至难以抗拒而不得不有所妥协。事实上，胡适不仅尽力阻挡中国不要去寻求和平途径，也同样尽力阻挡美国不要去充当调停人。在这个意义下，而且也是颇具讽刺性地，胡适对中国外交的贡献并非运用他的能力去影响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而是利用他的特殊地位促使中国坚持继续抗战。
[1] Min-chih Chou， 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4），p. 126.
[2] Min-chih Chou， 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 ，p. 126.
[3] Hu Shih，“I Became a Trained Public Speaker，”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Vol.14，1980-81，pp. 31-34.根据胡适本人透露，他有时会花费2～3周去准备一次演讲。参见唐德刚《胡适杂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第70页；《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40年6月1日。
[4] Chih-p'ing Chou， 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 ，vol. 2. 有关胡适在1937～1942年演讲更详细的资料，请参阅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出版社，1989，第163～177页。
[5] Min-chih Chou， 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 ，p. 126。
[6]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35-1971，vol. I，pp. 69，159.
[7]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35-1971，vol. I，p. 70.
[8]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35-1971，vol. I，pp. 90，159-160.
[9]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35-1971，vol. I，pp. 168-169.
[10]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35-1971，vol. I，pp. 196，268，306.
[11] “Speech Delivered by Hu Shih to Chinese Students in Chicago，” Chih-p'ing Chou， 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 ，p. 764.
[12] 任东来：《中美桐油贷款外交史末》，《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第107页。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FRUS ），Diplomatic Papers，1937，vol. 3，pp. 610，832-833；1938，vol. Ⅲ，The Far East，pp. 59-61，74-75，519-522，526-529；《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16日。
[13]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48～1649页；Michael Schaller， The U . S .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p. 24-25。
[14] Michael Schaller， The U . S .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p. 26.
[15] FRUS ， Japan ，1931-1941，vol.1，pp.477-81，797-806；Michael Schaller， The U . S .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pp. 27-28.
[16] FRUS ，1938，vol. 3，pp. 540，562-563，566，569-575，581-582；Michael Schaller， The U . S .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pp. 24-26.
[17] FRUS ，1938，vol. 3，p. 377.
[18] Michael Schaller， The U . S .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p. 29.
[19] Michael Schaller， The U . S .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p. 28.
[20] 国务院内部有些其他的官员也主张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和对中国增加援助。参见Michael Schaller， The U . S .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p. 31。
[21] Michael Schaller， The U . S .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p. 31.
[22] J.Blum， From Morgenthau Diaries ， Years of Crisis ，1928-1938（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59），pp. 508，510； FRUS ，1938，vol. 3，pp. 547-550，557，559，563-564.
[23] Minutes of the meeting，Henry Morgenthau，Jr.， Morgenthau Diary （ China ）（New York：Da Capo Press，1974），p. 124.
[24] Minutes of meeting on April 19，1940 between Ch'en and Morgenthau， Morgenthau Diary （ China ），pp. 112-118.
[25] 有关美国中立法的论述，请参阅Robert Dallek， Franklin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p. 102-108，117-121，139-140；张忠栋《胡适五论》，第118—119页。有关胡适在中立法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请参阅《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中华民国外交研究会”编印，1967，第182～218页；Robert A.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 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Ⅱ（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65.），p. 38。
[26] 有关胡适在修改中立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请参考《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182～218页；Robert A.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 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Ⅱ ，p.38。
[27] 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New York：Macmillian Co.，1948），vol. 1，pp. 445，544-545，554.
[28] 参见《胡适致Hornbeck备忘录》，Hornbeck Papers，Box 80；“Statement on the Prospects of Peace Prepared but not Signed by Chinese Ambassador，”October 16，1939， Morgenthau Diary （ China ），pp. 5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