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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政府希望胡适能够做出重要贡献的第四个方面是促进国际合作，说服西方列强共同支持中国的抗战。抗战刚开始时中国政府领袖们就察觉到，原来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和其他列强对美国的看法存在极大差异。在中国人看来，既然美国不愿意涉入中国战局，那么它就应该被安置在中国外交舞台的边缘。但是他们从欧洲列强所得到的信息却正好相反，因为后者把美国看成太平洋地区的主轴。欧洲列强认为美国必须在抵抗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高的侵略行为上扮演主导角色，这样才能让其他国家敢于采取同样态度对付日本。然而即便在中国政府已经察觉这种认知上的差异之后，它仍然未感受到必须立即采取应变措施的压力。考其原因是，只要中国政府依然有信心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打击日本的侵略气焰，或是中国可以不断地从德国或苏联获得必需的武器，它就大可以继续把中美关系摆在次要位置上。
然而，1938年欧洲紧张局势的升级，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认识美国对中国事务的重要性。
如前文所言，自七七事变开始，中国政府外交工作的焦点就一直放在欧洲各国。在德国占领奥地利（1938年3月11日）和签订慕尼黑协定（9月29日）的这一段时间里，中国领袖们逐渐认识到欧洲局势也可以对中国抗战产生严重影响。在欧战爆发之前的至少12个月里，中国领袖们对于欧洲局势发展给予高度关注，他们特别担心英国和法国会在日本强烈压力下出卖中国。正是这种新局面，使得中国领袖们也开始思考应该跳出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的格局，改为努力去促进国家间的集体行动。
毫不奇怪，在中国领袖阶层里，最初对于欧洲局势的看法颇为分歧。孙科和蒋方震认为欧战一旦爆发，必会对中国有利，他们认为欧洲将会速战速决，继之将召开全面性和平会议，而中日争端也可期望随着欧洲争端一并解决。中国前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则主张中国应该对德国和意大利表示亲善，因为这些国家很可能在大战中占上风。但是也有人认为欧洲发生战事一定会对中国不利，因为中日两国的冲突问题很可能根本就排不进欧洲和平会议的议程。他们还认为，即使欧洲和会解决了欧战问题，它处理中国问题的结果也未必对中国有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正是前车之鉴。
中国领袖们的这种意见分歧，最终导致蒋介石决定要去提醒欧洲列强必须主动关心日本崛起对它们的威胁。一个例子就是，在武汉和广州相继沦陷后，蒋介石当即告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 Kerr），日本的军事胜利不但打击了中国，也同时威胁了英国，因为如果英国不做出强烈反应，则日本最终的目的必将是要把英国赶出中国。
事后蒋介石认为，他和英国大使的谈话是他个人介入外交工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努力，前后花费了5个小时，企图说服英国。
相形之下，英国人则是充耳不闻，无动于衷。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层内部也针对美国在维持世界均势中究竟是否重要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辩论的结果让蒋介石认为，欧洲如果发生战争将会对中国极为不利。因此他要求胡适设法从美国政府获取承诺，万一欧战发生，不至于牺牲中国而对日本做出让步。
更有进者，蒋介石不仅关心美国是否可以直接给予中国援助，更希望美国可以在国际事务上声援中国。就是这样，蒋介石开始把美国看成在中国抗日的大战略中，可以扮演牵制日本的角色。因此他利用日军在广东省海岸登陆一事向美国提出警告（1938年10月13日），把此一事件形容成将对英美两国造成重大威胁，促请两国必须认真考虑共同出面干预远东事务。
在他看来，如果英美两国能够采取坚定立场，共同对付日本，则法国和苏联也将会有更大勇气去抵制日本的扩张。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从驻欧洲使节的报告中，在西方国家合作的可能性问题上得到了一些启示。比如说，驻英大使郭泰祺和驻法大使顾维钧的报告称，英法两国政府均表示愿意考虑国际合作途径，并指出问题症结是美国不愿参与行动，英国更抱怨过去曾经向美国试探均遭碰壁。因此国际合作方案的关键端视美国是否采取行动。
姑且不去深究英法两国的说辞是否只是以美国作为托词来敷衍中国，它们一致突出美国的重要性，则是让中国政府领袖们不能忽视的现象。1938年底，蒋介石再度亲自出面与美国驻华大使进行会谈，他强调的重点，一是除非美国调停，中日战争将不会停止，因为中国政府绝不会主动求和；二是抗战是否继续完全有赖于罗斯福是否愿意负担调停责任，中国政府相信罗斯福在其总统任内必定可以帮助中日两国达成和平。
鉴于武汉、广州两地相继沦陷，美国政府在考虑是否应该援助中国抗战时，最担心的就是中国政府会与日本达成和平协议，因此蒋介石向美国大使的表态等于是向后者提出保证，如果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中国政府绝不会和日本私下议和。蒋介石的举动显示，在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考虑上，美国的重要性又增加了许多。
但是事实证明，中国政府此时期望西方国家共同行动的想法，其时机仍然没有成熟。就英、美、法三国而言，它们唯一愿意采取的共同行动，只是要求日本（1938年11月7日）恢复它们在中国的内河航行权而已，而即便是如此温和的要求也当即遭到日本拒绝。
同样地，中国政府提出警告称，日本占领海南岛（1939年2月10日）已经对英法两国在东南亚的利益造成严重威胁，但这并没有引起西方国家些微反响。
而中国政府试图说服英法同意让中国加入其在远东地区的反侵略战线，并且缔结中、英、法三国联防协议之事，更是得不到任何回应。
欧洲列强这种不理不睬的态度，让蒋介石大为失望。他在对于英、法、苏对华态度感到高度不满之后，自然而然地希望美国能够有所作为。他写道：“而美国之和平与正义之传统精神，则自不同耳。故美国实为今日惟我中国之至友。”
在整个1939年5月里，蒋介石似乎做出了结论，认为与英、法、苏建立合作关系已属毫无可能，而美国则可能成为中国的挚友。但是偏偏美国的态度并不积极。尽管如此，蒋介石对于罗斯福个人的动向还是存有乐观期望。比如说，罗斯福拒绝日本要求重新调整上海租界和美国决定派兵到鼓浪屿抵制日本势力等措施，都使蒋介石视为对中国有利的举动。当然他也希望美国能够尽快修改中立法使之更有利于中国，也希望中立法能够赋予罗斯福更大的裁决权。
换言之，蒋介石对于美国在远东的重要性是逐渐认识的，对于影响美国政策的企图也逐渐增强。到了6月，蒋介石又认为美国的远东政策在9～10月将会有重大动作，中国应该及早做出准备。而美国对于天津租界所持的强硬态度和对于日本轰炸中国城市的谴责，更让他感受到鼓舞。
特别是他感到世界大战在9月可能爆发，更让他增加了影响美国政策的企图。他认为中国应该为世界大战及早做出准备，特别是为保护滇缅公路的安全，必须和美国进行协商。
这一切都能充分说明美国在蒋介石心目中与日俱增的重要性。
与蒋介石形成鲜明而有趣的对比的是，胡适此时对中国政府的献言却是敦促重庆领袖们不要采取任何行动，而是应该相信美国领袖们的判断力，尊重他们得以从容地为美国本身的利益做出最好决策。胡适所持的理由则是，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所提的国际合作方案根本缺乏兴趣，也不认为英法两国应该等待美国的决策然后采取自己的行动。胡适认为中国能够采取的最上策就是静观时局变化，不要无事找事和庸人自扰。因为中国政府如果打算去影响美国，只能适得其反，徒增美国人民的猜疑而已。
胡适最后成功地说服了重庆外交部，先去要求英国采取行动，然后希望美国能够同意参加。
然而由于这种想法和英国的立场完全相反，所以中国政府早先设想的四国（英、美、法、苏）合作方案，最后胎死腹中。胡适处理中国外交策略的设想与蒋介石存在极大的差距。
更让中国不安的是，蒋介石对于欧战可能对中国造成负面影响的看法，即欧战可能占据欧洲列强的全部精力，使日本得以趁机威迫它们放弃对中国的友善政策似乎不久就得到了证实。1939年7月24日英国首相张伯伦宣布英国和日本在天津签订了一项协定，英国承认日军在中国的“特殊需要”。
在这种新情况下，美国的政策就可以对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而蒋介石也就更迫切地希望能够获得罗斯福的保证，美国将会尽一切努力阻止欧洲列强向日本的压力屈服。
到了1939年8月初，蒋介石对世界大局的分析似乎更趋具体。在他看来，英国和苏联之间在亚洲无法采取合作，其关键是美国。如果美国能够出来主导远东时局，为英苏做中介，使英、美、法、苏四国在远东事务上能够采取一致立场对付日本，则远东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否则就可能导致往昔英日同盟的复活，苏联甚至可能在英国之先与日本妥协，进而导致日、苏、意和法国建立统一阵线。而美国总统最有能力阻止这种结局的出现。更具体地说，中国政府希望美国政府积极劝说英国切不可对日妥协。
而胡适的判断恰恰相反。在他看来，英日同盟的恢复完全没有可能性，纯属杞人忧天。英国既然高度依赖美国，则一定不敢冒险丧失美国的同情与支持，因此英日妥协或是同盟，可说毫无可能。至于美国政府内部政策，胡适认为美国政治体制限制甚严，不能担任联络英苏的责任，因此中国大可不必去麻烦美国。但是从大局着眼，胡适说：“鄙见以为，此时国际形势急转直下，显见问题已自然成为整个问题之一部分，此事与我国最为有利。”那么中国在此时应该怎么办？胡适指出的出路是：“只要我国能站稳脚跟，继续苦撑，则两年助我之友邦，必不中途负我卖我，必能继续助我，不须疑虑也。”
换言之，蒋介石希望中国驻外使节能够经由外交途径，去敦促美国在远东事务上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政策。而胡适的看法，则是中国政府应该自求致力于苦撑，不要去打扰美国，因为美国绝不致出卖中国。这两个政策主张的冲突在未来的几年中屡次呈现。从事后世界局势的演变来看，蒋介石的这些分析似乎更符合现实。如果一定要挑毛病的话，或许就是蒋介石对于日苏之间必有大战的预测属于乐观过甚。
在国际问题上，蒋胡二人之间显然产生了根本性的歧见。此后数日中，蒋介石警告胡适，关于英法与日本妥协之可能，绝非出于臆断，而是有事实依据，因此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则可能导致大祸。蒋介石告诉胡适：“对英日妥协事，请勿过作乐观与大意。若美国不作警告，则英法不止与日本妥协，而且安南、缅甸对我后方之惟一交通，亦将即生阻碍……情势危急，无论如何，请速设法面告罗总统是荷。”
短短一封电报，除了完全暴露蒋胡二人对世局看法的极端差异之外，同时显示胡适敢于对蒋介石直言不讳，而蒋介石还选择不以国家领袖的姿态要大使遵照命令办事，反而以委婉口吻请求胡适配合，这些都是值得读者注意的几个不同层面。
有了蒋介石的明确表态，胡适只好如实向罗斯福当面转达（1939年9月8日）。而根据胡适的回报，罗斯福也持高度乐观态度，认为英法在远东之地位不致受欧战影响，以英、法、美等国在亚洲的实力，日本不敢用武力逼迫。
有了罗斯福的呼应，胡适更增加了对自己判断正确的信心。因此过不了几天，他再度致电蒋介石称：“关于英法，鄙意以为英法对日或不免作一局部的妥协，但凡有关根本原则者，似不致退让，因英法今日皆须依赖美国，决不敢牺牲我国，而大失美国感情也。”说来说去，胡适又重弹老调，告诉蒋介石中国政府的基本外交政策应该是，“在现势之下，我国只有咬牙苦撑一途，两年之抗战已过，世界形势骤变至此，此正国运转变之纽，倘能立定脚跟，安然应付，终有苦尽甘来之日”。
换言之，蒋介石和中国政府不应该总是想在外交领域里找出路，去妄想催促美国采取行动改变国际局势，而应该咬牙苦撑，被动性地等待国际形势变成对中国有利。
在这几个电文来往之间，我们可以察觉到几个现象。其一是，胡适是中国派驻外国的使节，他的职务本就是运用外交手段去维护国家的利益，但是“苦撑待变”听起来似乎应该是国内领袖在抗战找不到出路时为了鼓励士气而发出号召的语气，令人不禁有职务错位之愕然。其二是，蒋介石作为在抗战困境中的领袖，对于国际情势，理应要做最坏的打算，防患于未然。而罗斯福所反映的是典型西方白人对亚洲黄种人（包括日本人）的“想当然尔”心态。胡适最赖以分析世局的权威就是白宫和国务院，缺乏独立见解和批判精神，这就难怪他身为中国大使，在许多事务上却不知不觉地在唱美国的调子。其三是，才不到一年时间（1940年夏），远东局势的演变就证明胡适和罗斯福的乐观毫无根据，而蒋介石的忧虑却不幸而被言中，因为英法两国果然相继在越南和缅甸向日本屈服。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1939年8月23日）使国际局势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改变，也严重影响到蒋介石对中国局势的盘算。一方面，蒋介石担忧德苏条约可能导致英苏关系急剧恶化，进而导致远东局势恶化，同时迫使英国和法国向日本的压力低头。为了防止这种危险，蒋介石赶忙训令驻西方国家使节敦促美国主动去协调英苏间的冲突，同时也敦促英国、美国、苏联和法国政府采取共同行动去阻止日本扩张。
另一方面，蒋介石也认为，比起苏联加入英国和法国阵营而言，或许德苏条约对中国更为有利。依照蒋介石的思路，德苏条约其实可以帮助苏联从欧洲争端中抽身而退，而去全神贯注于亚洲事务。
尽管苏联当前的行动是拒绝与英国和法国就欧洲事务（纳粹崛起）进行合作，但是它意想不到的效果却是可能鼓励苏联更大胆地与这些国家在亚洲事务上进行合作。
这些发展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含义是，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政策既有密切关联，却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蒋介石知道，英国和法国在德苏条约签订之后对于苏联只能深怀疑惧，因此自然地做出推理，认为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把这三个国家在亚洲拉进同一条战线。蒋介石认为苏联在远东事务上应该可以接受美国的领导，因为苏联在亚洲最担心的是英国和日本恢复以前的合作关系，共同对付苏联。
蒋介石的这些分析显示出中国领袖们已经开始对国际关系做出相当细腻复杂的思考了。
欧战爆发迫使中国领袖们考虑中国被英国和法国出卖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在开战后的头三周里举行了一连串紧急会议，评估欧战的影响和中国的对策。
在这些会商中，有几位领袖（包括王宠惠、张群、朱家骅、孔祥熙等人）强烈主张中国应该对欧战宣布保持中立，但是也有领袖主张中国切不可放弃其道德原则和对西方国家的传统友谊。蒋介石却主张中国应该有更积极的作为。在连接几天的会议里，蒋介石再三强烈主张中国应该立即对德国宣战。他的用意不但是要把中国的命运和西方国家紧紧绑在一起，而且也想防止日本趁此兵荒马乱之际，胁迫西方国家出卖中国利益。
但是也有领袖指出蒋介石的主张不切实际，因为在德苏条约中有一项特别规定，那就是苏联不可以帮助任何与德国敌对的国家。因此，如果中国对德国宣战，则苏联马上就无法向中国输入大批武器，这就会直接危害中国的抗战。当时温和派领袖们建议，中国依然可以表达对西方国家的支持，但是所使用的手段则是要求国际联盟对德国施以惩罚，或是召回中国驻德国大使。中国政府最终决定召回驻德大使，而蒋介石也不再坚持对德宣战。
有关这些会商的中方资料显示，有一小部分领袖怀疑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真实态度，因此不愿意公然采取亲西方的政策；而另外一部分领袖又对苏联对欧洲的暧昧态度感到不安，因此建议蒋介石不要过早表态而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蒋介石则对于中国应该采取的立场似乎自有主张，而且从欧洲危机酝酿之始就持一贯坚定态度。当人们回想起当时日本、德国、苏联、英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它们之间离合变化无穷，则蒋介石的这种自始明确的态度着实颇不寻常，乃至难能可贵。蒋介石似乎在欧战爆发之前早已对其影响予以深思，而且也形成了中国政府的对策。
比如说，欧战爆发当天（1939年9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务必做出两项努力，一是阻止日本参加欧战；二是阻止日本与苏联建立和缓关系。蒋介石判断西方国家必会获得最后胜利，因此中国务必参加英法联盟，并且阻止日本参加这个联盟。更为理想的发展是，中国应该设法使日本成为英法联盟的对手。但是蒋介石也决定，万一在中国参加英法联盟后，日本也随即参加了同一联盟，则中国也依然对日本进行抗战，绝不停止。
不幸的是，即便在欧战爆发后，英法两国仍然对中国提出的合作方案不予理睬，而法国的态度尤其恶劣，使得蒋介石不禁怒火中烧地写道：“欺善怕凶，且无信义，真无国格可言。此种民族与国家岂能久存于世乎？”
但是尽管感情发泄，依然没有动摇国民政府的外交大政策。
没有中方资料显示蒋介石曾经设想过和意大利或是德国结盟，也没有奢望过欧战可以使中国抗战提早结束。正好相反，他更关心的是欧战将会如何影响中国的作战能力。他一方面对于西方国家必会赢得最后胜利的结局高度乐观，比如说，他写道：“此后我国自处之道反形简单，即对内建设四川，对倭更作持久抗战到底，以待世界战争之结果而已。”
但是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又高度担忧欧战可能会对中国抗战在近期内造成不良影响，使英法两国把资源全部投注于欧洲战场，而使日本有可乘之机，在亚洲遂行其愿毫无顾忌，因此中国可能会面临更艰苦的局面。
众所周知，战争的真相远比其表象要复杂得多。在国际冲突中，各国不但会竭尽所能地掩饰其真正意图，还会故布疑阵，混淆敌人和旁观者的视听。中日战争也不例外。正当中国政府致力于探讨和西方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时，日本政府也在散布谣言，使西方国家误以为中日间即将达成和解。
日本新闻界甚至传出谣言，指称中国打算参加德苏阵营，冀此引起西方国家疑惧。日本的谣言攻势立即引起蒋介石的警惕，并且尽速召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后者保证中国绝不会背弃英国和法国。
欧战爆发使得蒋介石相信，即便是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气氛依然浓厚，它最终必会承担起全球性责任，而中国的利益也必将受到美国全球政策的严重影响。1939年下半年，中国政府所获得的情报也使蒋介石提出预测，日本和苏联签订的边境停火协议不久将会变成互不侵犯条约，而日苏间的这些协议又将鼓励日本实行“南进政策”，同时促使苏联向中国施压尽快与日本议和。
尽管此种情势已经足够让蒋介石头疼不已，但是更让他忧心忡忡的是英国和法国对于日本的计谋似乎缺乏警惕，而且还心存侥幸地以为只要牺牲中国就可以保护它们在远东殖民地的利益。在蒋介石看来，除非美国能够承担起领导责任，否则英国和法国必将在亚洲节节败退，中国必将变得愈加孤立无援，而日本将更能实现其东亚新秩序的野心。反之，如果美国政府此时做出坚决反对日本的姿态，则或许可以为英法两国壮胆，阻止它们对日妥协。
显而易见，蒋介石到了此时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的命运和世界某些其他国家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即使遥远的欧洲也必会密切影响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中国外交的处理，明显地采取了一个世界视野。他同时也越来越相信只有美国才有足够力量去影响全世界的政治和军事演变。正是这些思维方式，使得美国在中国政府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变得益发明显。
在这种国际局势瞬息剧变的环境下，蒋介石和胡适之间在对美政策上逐渐产生了重大分歧。简言之，蒋介石渴望从美国取得援助，而胡适则并不积极地将之付诸实行。基本上，蒋介石想要做到的是，建立一个全球性而又常规化的国际合作机制，例如由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也可容许苏联参加）组成国际会议，而胡适则不认同这种想法。
蒋介石心中最大的恐惧，就是英国和法国被迫对日本妥协，因此强烈希望胡适能够从罗斯福那里获得承诺，去协助这些国家敢于与日本抗衡。但是胡适除了本性乐观之外，还对西方民主国家的荣誉感充满信赖，因此对于蒋介石的疑惧，忍不住拿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教诲语调，开导蒋介石无须对英日之间的协调太过操心。更让蒋介石气愤并无法释怀的是，胡适居然坦然承认他已经自作主张决定不把蒋介石致罗斯福的重要电函亲手交给对方，而是托由第三者转交。而胡适所持的理由居然是美国领袖们都正在全神贯注于欧战战局，根本无法顾及中国这类次要问题。所以胡适的建议是，中国政府应该“识相地”避免去强人之所难。
胡适继续以开导式语气劝告蒋介石，应该体谅美国政府手中的时间和资源都有限，而需要处理的事务又很多，因此也无暇顾及修复英苏之间关系，或是促进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共同对付日本这类事务。
事实上，胡适毫不婉转地告诫蒋介石毋庸操心，也不要用中国问题去烦扰美国领袖们，因为美国人需要关注的是更重要的世界大事。但胡适的信立即受到蒋介石的驳斥。蒋介石同时提醒胡适称，假如美国不能及时向日本提出警告的话，则英国和法国不仅会向日本屈服，而且会对经由越南和缅甸通往中国的国际运输线采取不利措施。
1940年夏世界大局的发展，很快就证明蒋介石的忧虑是有根据的，而胡适对西方国家荣誉感和善意的信心却是悲剧性错误（见本书第六章）。但是胡适对于蒋介石屡次要求他去促请美国政府担负起领导国际合作的责任的要求一再推卸，而他回复蒋介石要求的一贯说辞则是，美国的法律不容许其政府去做任何政治或是军事的承诺，
因此中国的饶舌并无意义。
胡适不假辞色地告诉蒋介石，后者希望美国能够出面领导西方国家对抗日本的想法，根本脱离现实，因为很少有美国领袖会对此有兴趣。他指出，更糟糕的是有些美国人甚至怀疑英国和法国的阴谋，正是想激怒美国去和日本发生冲突，借此避开锋芒而坐收渔翁之利，以保护它们自己在亚洲的殖民利益。 [27] 蒋介石和胡适之间存在如此重大的意见鸿沟，中国促进国际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侵略的努力毫无进展就不足为怪了。
有关中国政府努力促进国际合作想法的演变，还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虽然蒋介石对国际合作这一观念深感兴趣，但是他最终目的还是想让中国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对日抗战。中方史料显示，每当蒋介石畅言国际合作时，他的唯一的或是主要的目的，都不曾是想借国际力量去替中国和日本作战。易言之，蒋介石希望国际合作可以增加中国的作战能力，而不是去取代中国军队本身的战斗。在西方史学界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国政府从来不想对日作战，或是它急于想要挑起国际干预以便让中国本身可以停止战斗。到目前为止，本书作者还没有看到史料可以支持这个论点。
第二，中国政府对于国际合作的思路，从早期就是想要团结西方民主国家的力量，去对付日本及其法西斯盟友。在这个思路里，苏联占据了一个特殊地位，因为中国政府一直无法猜透苏联的意向。一方面，在蒋介石心目中，苏联一直是中国军事结盟的首选，但是苏联与英国和法国的摩擦以及它与纳粹德国和日本的友好关系，又让中国政府难以安心。中国政府的最大愿望是由中、美、英、苏、法五国达成合作。但是在实际上，中国政府也一直持有心理准备，苏联很可能参与敌对阵营。
第三，从1938年开始，蒋介石和其他领袖就已经相信，唯有美国同意出任领导，才能使国际合作成为事实，因为只有美国才具备足够力量对抗日本，以及保护英国和法国免于在亚洲遭受日本威迫。还需要指出的是，其实中国政府对于“国际合作”这个概念的内容，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给予明晰界定，只是停留在泛泛而论的层次。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提出具体的政治军事联盟方案，因为它显然以为，仅是用西方列强的外交力量和声势（比如说，召开国际会议）就可以遏止日本的侵略野心。
最后，中方史料显示，蒋介石一直是国际合作概念的热心推动者，并且也经常以全球战略眼光去分析国际局势。即使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下，蒋介石也总是高度关切欧洲和亚洲局势的互动关系，随之把中国的战局放在一个全球性的框架里去分析。一个颇为明显的例子是，早在1939年3月，蒋介石就曾经说过：“非将中倭战争，加入于欧战局势之内，形成整个问题不可。”
蒋介石推动对美外交的困境，是不得不高度依赖胡适去帮他争取美国的帮助，而胡适又偏偏有他自己独到的想法。透过胡适大量的文章和演讲词，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对很多问题显示出思想缜密，而对时事发展也有合情合理分析的人。但是在1937～1940年，胡适对于国际合作这个课题，却似乎并没有为后人留下资料，因此我们并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相比之下，蒋介石、外交部长、驻法大使顾维钧、驻英大使郭泰祺，甚至驻苏联的杨杰都积极参与工作，彼此互相呼应地，致力于说服欧洲列强团结力量共同对付日本，而胡适对于扮演这个角色则似乎完全缺乏兴趣。事实上，当中国驻欧洲各国使节都为了不能达成此目的而感到沮丧时，胡适在美国却不断地给重庆政府泼冷水，敦促后者打消此念。
结果是，胡适在促进国际合作工作上的成绩，可能是他在履行大使职务时最乏善可陈的一部分。本书后文将要说明，这种现象并不难解，因为胡适基本上认为国际事务的发展自有其逻辑和规律，绝非中国政府一厢情愿所能改变。因此，如果中国政府妄图扭转局势发展，或是改变世界列强的外交政策，则无非庸人自扰而已。总的来说，当时中国想要促进某种程度的国际合作，它的原动力主要来自重庆，特别是蒋介石个人，而中国驻美的外交官并没有提供任何协助，反而是一盆一盆的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