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胡适责任的第三部分是尽量降低美国中立外交政策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同时增加它对日本不利的影响。具体而言，中国政府敦促美国放松中立法案对中国武器禁运的限度，同时增加对日本禁运的限度。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希望美国能够停止向日本提供大量的战略物资，因为这些物资使得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得以无限延长。胡适的任务正是去达成这些目的。
回溯中立法的来源，我们可以发现最早的中立法由美国国会在1935年8月通过，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上弥漫的反战和自保的情绪。法案内容是全面禁止美国与任何交战国进行战争物资武器的销售运输。美国公民如果乘坐交战国的交通工具也责任自负，美国政府不予理会。1936年2月修正后的中立法进一步禁止美国向交战国提供贷款或信用支付。
1937年5月国会再度修正中立法，但是与前两年（1935年、1936年）的内容有几个重要不同：（1）中立法同等适用于外国的内战和国际战争；（2）美国船只不可开赴交战国，美国公民不可乘坐交战国船只；（3）该法案没有固定有效终止期限。但是在罗斯福的坚持下，这个中立法做出了一个所谓“cash and carry”的规定，即交战国如果使用现金和自己的船只，可以向美国购买货品并自行负责运输。这个特别条款规定有效期为两年。
但是1939年9月欧洲大战爆发，罗斯福为帮助英法两国获得美国战略物资，说服国会在1939年11月4日制定的中立法中，继续维持cash and carry条款，等于取消了过去武器禁运的国策。
等到1941年3月通过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时，中立法自然寿终正寝。美国政府在租借法案下可以租赁、出售、出借任何战争物资给任何国家。
美国的中立法案是在中日开战前三个月成为法律的。依照法案规定，如果总统宣布两个国家间处于交战状态时，总统必须禁止美国武器及借款进入该国家。中国最初采取的立场是提出抗议，认为法案没有对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做出区别对待。因此，如果美国选择不采用中立法案的话，则中国和日本将有同等机会获得从美国进口的武器，这就可能使日本以其丰富的财源成为主要受惠者。中立法案经过修正后，又规定允许交战国以现款付账和自行运送（cash and carry）形式购买武器。这种做法依然对日本有利而对中国有害，因为日本以其雄厚的财力可以购买大批战略物资，又能以其大量的船只把物资从美国运走。而中国则两者均无能力受惠。
要想了解中国对中立法案的担忧，我们必须记得，中国在进行战争之前一度乐观地估计，中国的顽强抵抗必将使日本国内资源很快就消耗殆尽，进而迫使日本政府必须倚仗外国进口战略物资去持续作战，而美国又正是世界上战略物资最丰沛的供应国。因此，中国如果可以说服美国停止向日本输出战略物资，就有希望迫使日本早日终止对中国的侵略行为。胡适作为中国特使出使美国的初衷，本就是敦促美国不要引用中立法案，因为那时中国的港口依然对外国航运开放。但是一旦这些港口被日本海军占领或封锁，胡适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说服美国政府对于侵略国和被侵略国做出区别对待，而让中立法案只去惩罚侵略国。 [25]
虽然胡适循规蹈矩地为中国政府转达了向美国政府提出援助的请求，
但是他内心其实非常不认同重庆政府的做法，并且认为这些努力将毫无成功的机会。依照胡适推理，美国政府对于中立法的盘算其实更多是受欧洲而非亚洲局势的影响。所以按胡适的分析，罗斯福和赫尔想要修正中立法，废除其中关于武器禁运的条款，其意图主要是对希特勒刚刚侵入捷克斯洛伐克提出警告，不得继续其侵略行为。如若不然，美国就会向英国和法国提供武器，不再受任何限制。换言之，中国抗战在美国政府眼中无足轻重。
实际上，由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者的阻挠，其政府一直等到欧战爆发后才开始修改中立法案，国会立即通过了新的中立法，废除了武器禁运条款。 [26] 然而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罗斯福都从未引用中立法。在此期间内，胡适对于改变美国政府政策的努力也只是虚应故事，难怪他对于局势后来的发展也没有产生任何作用。
除此之外，胡适对于中国应该如何处理美国的中立法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他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政府绝不可以贸然对日宣战，因为其害处有二：一是一旦宣战，则美国政府不得不施行中立法，中国的借款和武器购买计划均将落空，而日本却仍然可以用它自己的船只运送原料到日本；二是日本可以享受交战国的权利，搜抢中立商船，使其针对中国的封锁政策执行得更为彻底。
从中日战争开始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希望西方国家不要向日本输出战略物资及商品去帮助日本的侵华行为。它首先努力的对象是要求国际联盟实行全球禁运。此项努力失败之后，中国政府改变方针，转而要求个别西方国家制定自己的禁运政策。但是这一努力也必将失败，其原因是既然西方国家缺乏采取集体行动去惩罚日本的勇气，也就更缺乏采取个别行动的勇气了。
果不其然，当中国要求英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时，英国立即予以拒绝，它提出的理由是英国在远东地区的海军必须有美国海军的密切支持，否则根本不是日本海军的对手。
这对于中国而言，不啻是一盆冷水泼顶。别的西方国家随之而来的不作为，迫使中国政府只好决定改而向美国下功夫，因为美国才是真正向日本提供这些物资的最大输出国。美国和日本密切的商务关系，最足以说明美国是中国被侵略灾难的最大受惠者。在1937年上半年，美国输往日本的货品增加了38%，其中包括钢铁、汽车、石油、废铁和机械，它们全部和日本的侵华政策密切相关。1937～1939年，美国对日本的出口货物总值为7.69亿美元，其中主要部分是军用物资。与此同时，美国银行界还向日本提供贷款购买军用物资。
胡适就任大使不久，就不断收到重庆官员的信函，要求他务必设法促成美国实施对日禁运。
中国政府越是感到被西方国家抛弃，它对美国政府的期望就越趋强烈。
在1939年，中国政府同时也注意到，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日趋强硬。
在年初时，蒋介石就似乎为日本所可能面临的窘境感到鼓舞。比如，他注意到，日本报纸发布的数字显示，七七事变以来，日本军费已经达到119亿日元，超过日俄战争时期的7倍以上。
这就让他认为是美国中立法修正案之作用，如“能再加强其总统权限，于我为最有利”。
反之，如果修正案采纳基·皮特曼（Key Denson Pittman）参议员的提案，就会对中国有害。为此，他还特意给罗斯福写信，提请后者务必注意。
事实上，蒋介石此时对于国际事务绝大部分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瞬息万变的欧洲政治军事局势之上，而且希望中日战争终究可以从欧洲战局中得到良性影响，因此每日花费大量时间思考欧洲局势。但是在中美关系的领域里，中立法和禁运无疑也逐渐成为一个焦点。应该一提的是，蒋介石对于日本对欧洲的态度也做出了分析。根据他的推想，日本固然意图避免涉足欧洲局势，但是它必然乐意随从德国去挟持苏联。因此蒋介石认为，欧战一旦发动，即使日本设法避免参加亦不可得。更何况日本军方有一个传统政策，就是想要把白人势力赶出亚洲，而由日本予以取代。所以欧战果真发生时，日本军方“非乘势贯彻不可”。基于以上分析，蒋介石所得到的结论是“故不必患倭寇对英美之妥协，而吾处劣势耳”。
如此说来，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国政府此时面对欧洲局势的发展，并不需要担心日本会向英美寻求妥协，而是要设法劝说英美政府主动加紧对日本的制裁。
当美国政府在1939年7月26日宣布将任由美日商务条约在1940年1月26日如期终止而不再续约时，蒋介石感到备受鼓舞，认为此项发展将使美国得以实施对日禁运。
美国政府的其他举动，比如在太平洋地区加强军备、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C.Grew）和其他国会领袖的强硬演说等，都引起了中国密切关注，认为美日关系必将急速恶化。依照中国领袖们的推测，日本为了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可能会向美国承诺由两国均分在华利益。假如日本能够和美国达成妥协，它就无须顾虑英国和法国的态度，径自建设其东亚新秩序。反之，如果日本无法与美国达成合作协议，则它依然可以利用汪精卫政权去指控美国在中国施行帝国主义政策。更因为美国商人的活动范围多半是在汪政权掌控的地区，因此后者也可以对美国商人施行各种要挟。
从另外一方面说，蒋介石也感到日本很可能比以往更依赖美国，因为欧洲局势的恶化可能导致德国不再有余力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如果美国也终止对日本的军用物资和商品输出的话，则日本很可能被迫在中国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
正因为如此，中国此时对美国的期待，是后者能够坚持禁止输出军用器材，禁止日本重要物资输入美国，以及禁止日本船只使用某些特定商港。而中国对于美国援助的要求，则仍然限于美国“政府与金融界能继续在物质上予以及时之接济与积极之协助”。换言之，即使到了此时，中国尚未向美国提出军事和武器援助之事。
然则美国施行禁运到底能够达成何种目的？蒋介石的设想，是希望它们可以“迫使日本采取对于其本身唯一安全之途径，而同意以集体会议之方式，以解决一切有关中国及其他关系国家之问题”。换言之，美国最终扮演的角色是以九国公约签订者身份，召集会议，依理智公义法则，终止中日战争。
以上的这些盘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中国领袖在1939年中期之后开始把美国因素放进他们的战略考虑之中，并且越来越希望胡适能够说服美国加强对日本的压力。
至于说到日本，它对美国禁运所可能产生的威胁，也推出了一系列的反制行为，其中包括对滇越铁路和重庆施行大规模空军轰炸，以图瓦解中国的斗志，早日结束“支那事件”。按照日本的推理，一旦它能够解决中日冲突，就无须担心美国的威胁，而美国也就无必要去威胁日本。但是当中国政府抵死不肯屈服，反而加紧了对美国的外交攻势时，日本的对策就只能是加紧对英国和法国的压力，希望借此使美国陷于孤立，同时完全切断中国通往西方国家的通路。而这种发展又随之彻底地改变了美国对日本在亚洲侵略行为的战略估计。
毋庸置疑，造成日本处境困难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政府的“冥顽不灵”和拒绝投降，并不断地向美国求助。在表达中国政府请求时，胡适的基本态度是尽到“本分”，但是并不竭尽全力以求达到目的。比如说，依照本书所参考的中外资料，胡适既未曾在私人场合向美国领袖们做过恳切动情的说服工作，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批评过商业界与日本的贸易活动，以阻止美国战略物资流向日本。反过来说，胡适在对美国公众的演说中经常谈到日本侵略的本质和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而这种论调却也呼应了其他美国人要终止美日贸易的大声疾呼。持平而论，胡适在美国的外交活动和公共关系活动，对于促使美国政府施行对日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的工作，只是起了些微作用，并没有产生决定性效果，中国政府也没有因为胡适的工作而获得更多的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在这方面，胡适的成就的确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