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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国政府在抗战前对于美国政府政策取向的重视程度远远不能和英国、法国、苏联与日本相比，因此尽管有不少留美学生归国后进入中央政府成为领袖，但是政府有更多领袖对于其他国家的事务更为熟悉。比如说，日本和苏联事务专家在中央政府的外交部门中早已确立了稳固的地位，而对美国事务的情报基本上还需依赖驻美大使馆提供。
一旦美国的重要性增加，蒋介石就感到需要有人可以咨询有关美国的政局和如何与美国政府进行沟通。由于美国此时正是孤立主义情绪弥漫全国之际，美国人民对日本侵华行为并不了解，因此，若想改变美国政府对借款、中立法和购买武器的立场，则必须首先改变美国人民的认知和争取他们的支持。而就这两项任务而言，胡适的资历又似乎让他成为最佳人选。
作为一位典型的学者，胡适的阅读范围和题材兴趣极广，他有剪贴报纸的习惯，然后把所读到的资料大量回报给重庆政府，或是放进他对美国公众的演讲之中。毫无疑问，这些好习惯使他对美国社会政治的了解或许超过其他国家的驻美外交官们。
和王正廷相比较，胡适也做出更大的努力去结识美国政府的领导层，比如国务卿、财政部长，甚至罗斯福本人和他的家人。
而胡适和亨贝克的亲密关系则更不寻常。亨贝克是国务院远东事务部门的负责人，对于美国政府制定中国和远东政策具有高度影响力。胡适和他之间的交情好到可以彼此直呼其名，彼此之间经常传递便笺和通电话，胡适和亨贝克夫人（Vivienne Hornbeck）也是朋友。这层关系使得胡适对于国务院思考国际问题的思路非常熟悉。亨贝克不时成为胡适在国务院的内线消息来源，当然有其优势。但是随之而来的风险，也就是胡适或许过分依赖亨贝克这条内线，以致亨贝克的情报，他对美国行政单位内部的关系和政策，以及他本人的许多观点和立场，也都被胡适照单全收，成为唯一的权威来源。其结果是胡适有时会省略独立的思考和分析，把自己的判断束之高阁。说得更白些，胡适对于美国政府的分析思路和政策走向判断，有时会不自觉地被亨贝克牵着鼻子走。
和王正廷相比，胡适风度优雅，博览群书，谈吐机智诙谐，很容易赢得美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信赖与尊敬。这些个人品质帮助胡适更容易从各种渠道获取情报，比起中国以前历任驻美大使均大有过之。
从胡适的工作成果看，他向重庆政府的报告不仅是提供信息，而且充满对美国政治事务的解读和分析，这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和国会未来可能采取的措施、选举对于政府政策取向可能产生的后果等，内容极为丰富。这些报告不但要比王正廷的报告写得好，而且大大提升了蒋介石对于美国政治的掌握。
这些报告充分展示出胡适作为一个勤奋学者的优势，也显示了他的文笔和表达才华。
但是，胡适的情报搜集工作也有它的局限性。他的学者本色，让他的报告内容对于美国的内政外交在大方向上常有精辟的分析，但是对于美国政府的具体运作却鲜有实质性的描述。而后者对于中国政府官员制定对美外交政策往往最为重要。从表面上看胡适到处演讲，他似乎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交游广阔的外交官，但是从他自己的记载中，只能看到他如何把自己的知识和见解传达给对方，却很少看到他如何从对方得到有价值的信息和情报的例子。因此他的这些看似热闹的“广结善缘”，其功能多属“单向性”，他能够借此类活动而向中国政府提供的政治线索非常稀少。
胡适的“君子风度”或许使他在和一般人接触时无法降低身份去见缝插针和刨根究底，更不方便去探听内幕消息，而他在大使馆内也没有设立一个情报搜集机制。这或许也因为他此前的人生经验中，根本没有做过这类工作所致。其结果是，他的报告对于大局的“分析性”很强（或是学究气味太深），但是对于具体的事务却没有足够的参考价值。同理推之，他的报告对于长程性的政治发展常有精辟的阐述，但是对于美国政府逐日的运作细节却不甚熟悉。说白了，他的报告读起来经常像是学术论文，而不像是政治情报。
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胡适报告的品质和数量都较前大为改善，但是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内部的组织编制并没有显著改善。胡适对于大使馆和其他城市的领事馆都没有做出改进的努力。反观美国的驻华大使馆，即便是低阶的馆员也都搜集情报，广泛接触中国社会各阶层，并且提交各自的分析报告。但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馆员依然是呆坐馆内处理文书工作。胡适似乎并没有督促他们打进美国社会，也没有把这批旧式官僚予以汰换，改任一批具有现代思想和作风的年轻有为之士。当时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已经不少，但是很少被延揽参加使馆工作。其结果是，使馆的重头戏全都落在胡适一人身上。在胡适的日记和他与外交部之间的大量文电来往中，他几乎从未要求增加大使馆和各地领事馆的编制或办公预算，以提高工作效率。
更有进者，虽然胡适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给蒋介石（有时也给孔祥熙）写报告，但是他对外交部却经常不予理睬，以致外交部官员不时抱怨他们对于美国情况颇为隔绝。
这种情况可能显示胡适在内心自认为与蒋介石和孔祥熙是同一个等级的人物，而不是外交部体制下的一个外派官员。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胡适的贡献又远远不止于提供信息，他经常会“自告奋勇”地对重庆政府提出各种坦诚直率的“诤言”。胡适在这方面的表现不但大异于王正廷，而且也超越了绝大多数的职业外交官。一般在中国传统官场爬上来的外交官都会明哲保身，绝不质疑长官的指示。即使在他们不同意上级指示的内容时，也只是采用拖延或是阳奉阴违等手段进行消极抵抗或暗中破坏，绝不明目张胆地表达异议。然而胡适身为一位学者，完全没有想在中国政府内经营个人的宦途，而又对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感到无限骄傲，不容受到限制。结果是他和上级的立场经常相左。当他不同意外交部的训示时，不但会公然反对，而且还会向中国其他驻外使节广为散布，直言无隐。
这就难免让外交部更加难堪。
胡适历来不齿一般政府官员缺乏勇气向蒋介石实话实说，或是质疑后者决策的正确性，因此他自己更是务求达到尽言责的标准。胡适认为蒋介石如果做出错误的决定，原因多半是下属向他提供了错误信息。因此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胡适打定主意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纵观胡适给蒋介石的报告，他经常企图纠正蒋介石对美外交的一些“不正确”的观念或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有时胡适不免被自己的“高见”所陶醉，乃至开始以“授课”的语调对蒋介石大开讲座。而蒋介石尽管未必接受胡适的论点，却对他的高谈阔论一贯保持礼貌。这一点也颇能显示出蒋介石的风度。有少数几次，当蒋介石实在无法忍受胡适的训诲姿态时，也还只是委婉地抗议称，他并不是如胡适所指的对于美国一无所知。而胡适作为一个非国民党党员，蒋介石竟然把他安置在驻美大使这个位置上长达四年之久，这本身也是蒋介石尊重胡适的一种表示。在此不禁令人联想到，蒋介石在抗战初期把中国最重要的三个外交职位交给有外交长才的人士，而他们却和国民党或是蒋介石本人并无政治渊源。除了使美的胡适，其他两位是出使苏联的蒋廷黻和先后出使法国、英国、美国的顾维钧。
胡适不但对蒋介石扮演了一个忠心耿耿的批评者角色，对于其他中国领袖的态度也一贯如此。只要是他衷心认为有益于中美关系，便始终是以礼貌庄重的态度直言无隐，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一个例子就是他在1943年批评宋美龄在纽约处理外交活动的行为不当。
在这一方面，胡适的表现实在可圈可点，是一个称职外交官的楷模。或许他付出的政治代价就是在1942年（9月11日）被魏道明取代，而他本人原本是希望做到抗战结束。总的来说，胡适处理中美关系前后一共五年，其中四年担任驻美大使，仅就时间的长度而言，已经看得出蒋介石对他的尊重了。
从促进中美相互了解这项工作而言，胡适在中国政府的外交作风上的确树立了一个新风范，那就是拉近和驻在国人民群众的关系。在此之前，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开拓公共关系的业务上远远落在日本之后。日本入侵东北之后，中国驻美使馆也曾经收到过许多来自美国民间团体的要求，鼓励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虚假宣传进行有效反击，但是使馆内无人有能力处理此项工作。可笑的是，驻美使馆反而利用美国报纸上的舆论作为响应，而这些报纸的言论既无表达中国立场的踪影，又不能提供来自中国的现场实况。
相形之下，日本人却尽量主动地为它在中国的罪行求开脱。不但日本外交官经常出现在美国公共视线内，日本人还能巧妙地运用经济力量去进行收买工作，改头换面地以学术团体或是民间组织的幌子进行公关活动。其结果是，日本几乎霸占了美国的舆论市场，散布对中日冲突的片面说辞。
胡适在其任大使期间立即彻底地改变了这个宣传上的劣势。他展示出高度的主动性和语言能力，接触到美国人民，其能力和成就超过了19世纪中叶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任何一位中国外交官。因为毫无疑问地，他最能和美国的人民做直接的沟通。在胡适使美期间，其最杰出的表现就是能够以无限的热忱去接近美国人民，鼓动他们对中国产生好感，增进他们对中国事务的了解，进而支持中国对日本的抗争。胡适本人也对他这方面的成就感到最为自豪。而他达到此项成果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不懈地在全北美洲各地进行大规模公开讲演活动，真可谓无远弗届。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在1938年1～3月的51天之中，胡适总共访问了9个美国城市和11个加拿大城市，面对大学生和市民团体发表了56场公开演讲。
总计起来，胡适做了几百场讲演，行程不下数万英里，遍及美国和加拿大所有的大城市及主要大学校园。 [1] 这种成就不但远远超过了此前所有的中国驻美使节，也可能为同时期其他国家的驻美使节所望尘莫及。令胡适特别感到骄傲的是，他替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国际知名度，但是几乎完全没有成本。 [2]
尽管有这些令人瞩目的数字，但是胡适公共关系活动的成果依然应该接受实事求是的评价。如前所言，蒋介石一旦决定要在美国展开大规模的公共关系攻势，就急不可待地想要付诸执行。尽管中国政府此时面临重大军事挫折和财政困难，但是他依然愿意花费大笔经费去推动此项工作。此时孔祥熙被蒋介石委托去支持此项工作，因此他立即转告已经在美国的陈光甫和李国钦与胡适取得联系，展开工作，并且从国内电汇了5万美元作为活动经费。想不到陈光甫和李国钦的反应却完全不热情。除了前述美国国会通过法案（1938年6月份）规定所有替外国从事公共活动的美国人必须预先向政府注册之外，还进一步提出警告，中国运用国会议员作为说客可能会让后者遭受批评，甚且危害他们的公职，因为美国国会议员依法不可以替外国从事游说工作。他们更警告称，中国政府雇用美国人替中国工作企图影响美国政府决策，很可能结果适得其反，因为美国人打心底厌憎外国政府干预他们的内政。换言之，在陈光甫和李国钦眼中，蒋介石所向往的公关活动（雇用美国专业公关人士或具有影响力人士替中国做事）已经和美国时局格格不入。
在这种情况下，胡适能够以大使身份和美国人民直接沟通的能力，就变得更为及时而又难能可贵了。
胡适在公众场合讲演的兴趣和才华，从年轻时即已显示出来。在学生时期，他已经屡次赢得演讲比赛。他养成的好习惯是每次在演讲前必定花费大量时间去搜集资料，写好讲稿，再经多番修订和勤奋演练，务求完善。他在做准备工作时，不但会勤读报刊找资料，而且会广泛征求别人的意见。
根据其本人的估计，他为了能做出一小时的讲演，通常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做准备。
[3]
在成为大使之后，这些好习惯都变成他的重要政治资本。在他工作范围里，最让他称心快意的事就是能够做公开演讲，其听众包括学生、学者、教会、商会和各式各样的民间团体。换言之，美国社会里凡是可能关心国际事务的人都是他倾诉的对象。
至于演讲的题目和内容，则他最偏爱的是文化、历史和哲学，但是他也花许多时间讨论和中日战争直接有关的课题。一般而言，他的写作尽量避免政治色彩，读起来像是一位教授的学术论文。
[4]
即便是他讨论日本侵略的演讲和写作，也是强调理性分析而避免感情发泄，更不会破口大骂。因此其特色是保持尊严而又心平气和。他的这些努力是为了增加美国人对日本侵略的反感和对中国的同情，但是他很少向美国人提出在物资上帮助中国的要求。
作为一位学者型的外交官，胡适还着意保持和国民政府之间的距离。他经常谈到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当前的困难和对未来的憧憬，但是颇为刻意地避开中国政府当前政策的内容，特别避开不谈的是国共之间的摩擦。一般来说，胡适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一位中国的爱国者，而不是一个政府的代言人。 [5] 在私人场合，他有时甚至会强调他是为了国家而“屈就”大使公职。这两者所表现的其实是同一个心态。
胡适本人对于他的演讲能力感到自豪，对他的成果也感到满意。依照他的估计，美国民间的舆论在他就职大使之后两三个月就开始明显转向同情中国。他察觉到有一部分美国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局势可以影响全世界，因此值得美国关心。中国政府也看出来，美国的民意从1938年中期之后，已经逐渐偏向同情中国和谴责日本，更多的美国人民开始支持修改中立法和严厉谴责日本禁止美国船只在长江上航行的权利。
在胡适看来，代表美国民意亲中反日转向最好的证明，是一些重要报纸上的社论。
毋庸置疑，胡适的演讲在美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他让美国人民了解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这样就更帮助他们萌生了对中国的同情心和反日情绪。其次，他对日本在华暴行提供了具体而生动有力的指控，并且试图说服美国人民，他们必须帮助中国，因为西方国家必须保护它们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利益。
胡适巧妙地发挥了对英文运用自如的技巧，加上他熟悉美国人的文化和历史，因此他不但遣词用字深得其中奥妙，还能领会美国人的感情，使得听众感到是在和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谈，而不是面对着一位外国使节。
胡适在演讲中经常强调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点，使听众感受到中国人民面临的困难并非发生在一个遥远异族的身上，而是似乎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一般。在电视机还没有进入美国一般家庭之前，胡适这种勤奋的公共演讲把中国苦难的信息和场景，带进了许多美国人的客厅，并且深深地植入他们的脑海。这实在是一项非凡的成就。
胡适马不停蹄地到处演讲，不但让他有机会散布中国的观点，也使他能够更准确地掌握美国民众对中国和亚洲的观感。他的演讲也使得中国问题得以在美国的公共媒体上占据一个重要的版面。对美国人民而言，胡适成为他们对于中日抗战最权威的消息来源。而胡适从这许多和美国社会密切接触中所提炼出的报告在送回重庆之后，对于中国政府对美国的了解，当然也产生了重大作用。
除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之外，胡适是在美国媒体中曝光率最高的中国官员，而他的亲和力和知名度甚至可能超过蒋氏夫妇。值得一提的是，胡适的活动大大地激励了在美华侨的士气和社会地位，其中感受最深的可能是留美学生群体。因为之前他们都因历任中国大使的不露面和不作为而感到羞愧和沮丧。如今胡适不但形象清新活跃，而且把那些在美国为日本侵略行为粉饰的宣传家的气焰都压下去了，这就使中国的侨民感到无比骄傲。更何况，胡适到处出席华侨社会的各种社团活动，表现出特有的亲切和随和。这一切都远非以前在美中国官员所能比拟。
胡适多次穿梭北美洲大陆做公开演讲的时机，正和美国舆情逐渐转向同情中国的趋势不谋而合，或者两者互为因果。 [6] 美国国民态度的改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美国人在华目击的日军暴行、日军对中国城市的轰炸、日军对在中国内河航行的英美两国兵舰的攻击、日本兵对在华西方人士的粗暴举动等。胡适及时把美国人的注意焦点放在这些事件之上，让美国人自己目击的罪行成为中国控诉日本最有力的素材。
当然，胡适真正要克服的困难，是如何把美国民间的同情心，转换成其政府对中国的实质援助。而美国人民在这方面并没有显示出明确的态度，对于中日交战双方也没有采取明确政策。在有关美国银行是否应该向中日两国同时贷款一事上，绝大部分美国人在1937年9月份的民意调查中都持否定态度。 [7] 在问及美国是否应该向中日双方同时出卖武器一事上，1937～1938年两年中，美国民意逐渐支持向中国卖武器而向日本实行禁运。 [8] 但是在1939年，当美国人被问到美国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手段去维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时，大部分人只愿意对日本实施武器禁运，而只有极少数人认为应该以武力去维护这些利益。 [9] 只有等到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利益受到日本直接威胁时，美国人才开始认为美国可能必须使用武力去维护这些利益。 [10]
换言之，尽管美国舆论已经渐渐认为中日战争并非仅是两个亚洲国家间的冲突而与美国无关，并在1941年夏天开始认为美日之间可能发生战争，其动机却并非出自对中国局势的关心，而是出自对欧洲局势的关心，同时也是出自对日本危害欧洲国家在东南亚利益的关心。如此说来，尽管胡适正确地预测世界大局的发展对中国有利，但是美国民意的转变并不能视为胡适的功劳，因为世界大势远比胡适的影响力要大得多。日本要控制亚洲和太平洋所造成的危机、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崛起对欧洲均势的破坏、欧洲和亚洲发展的紧密关联性、欧洲国家在亚洲的利益受到威胁，这些同时出现的因素都使更多的美国人民相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只不过是它想独霸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前奏而已，而中国很可能是美国在亚洲能够找到的唯一盟友。
但是进一步去推敲，则胡适对于赢取美国同情的努力，也自有其可议之处。问题之一是胡适投注了太多精力于演讲活动，以致妨碍了他大使职位其他方面的任务。宋子文刚到美国没几天就告诉胡适，国内许多人批评胡适花费太多时间到处演讲，而忽略了大使的其他重要职责，并直截了当地要求胡适多多关注重要事务。
胡适在演讲中所接触到的对象并不是美国一般人民大众，而是受教育程度较高而且关心国际事务的人群，俗称为公共意见领袖。在胡适赴美的早期而且尚未担任大使之前，他花费大部分精力时间从事演讲活动自有其道理，因为那时中国政府赋予胡适的任务是促进美国人了解中国。更何况，既然王正廷打定主意要排挤胡适，不许其插手正规外交活动，则胡适剩下来可以做的事并不多，公共演讲既可以让他有所作为，又可以对国家做出贡献。尽管演讲并不能够立即改变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但是至少可以在美国人民群众中建立对中国的好感，也增进其对中国人民及其文化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他至少达成了一个文化外交的任务。但是一旦担任大使之后，他的工作重点就必须重新调整。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抵达美国一段时间之后，连他自己对演讲的效果也有了另一种新的衡量，远不如早先那般乐观。比如说，他在1938年7月1日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论宣传》（ Propaganda ），胡适此时说道：
你的宣传到底会有何种效果？宣传的信息能够传达给多少人？其中又有多少人会受到影响？依我个人过去九个月来的演讲经验看来，演讲所能达成的功效非常有限，因为原本和你意见相同的人总是会支持你，而原本和你意见相左的人则会继续反对你。举个例子说，你可能指望去说服反对你的参议员吗？如果演讲的目的是去赢得同情和促成行动的话，则我们现在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同情，但却无法促成任何行动。
再说募款。能募多少款？为救济基金多募到几块钱，则于事又有何补？
再说敦促美国施行禁运。各位应该可以想象去要求美国妇女们不穿尼龙袜而改穿棉布袜该是多么困难的事。所以禁运到底能够产生什么效果？答案是：不能产生效果。
但是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国际上拿出行动去恢复远东地区的和平，是采取积极行动去停止战争。而这却正是各位和我都无能为力的事。 [11]
胡适一方面马不停蹄地从事演讲活动，另一方面又发出如此悲观的论调，这个结果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假如以上论调果真代表胡适内心对演讲功效的评价，那么他在接任大使职务之后，似乎就应该重新考虑是否还应该继续花费那么多精力去从事演讲活动。事实上，到了1939年初，连他自己在给重庆政府的报告中都已经指出，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并非随民意而转移，而是由国家领袖们的态度决定。依据胡适的分析，孤立主义者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已经开始逐渐减退，因为他们无法迫使总统和国务院严格遵守中立法。正好相反，美国政治领袖们却有能力把美国的孤立主义气氛扭转为干涉主义。
显然，胡适和重庆政府都已经逐渐放弃了早先认为美国公众舆论决定其外交政策的看法。此时胡适对蒋介石明白指出，美国领袖们才是外交政策的决策人。既然有了这些观念上的改变，就让人更难理解何以胡适不能及时修正自己的行为，以求言行一致。具有高度讽刺性的是，胡适的新评估对蒋介石所产生的影响，似乎远远大于对胡适本人的影响。蒋介石很快就改变了他的对美策略，最显著的后果就是决定派遣宋子文去华盛顿，不再走群众路线，而是集中精力向联邦政府的高阶层做工作。胡适本人则仍旧处于徘徊之中，举棋不定。
对于胡适的言行不一致和仍然耗用大量精力从事演讲活动，除了旧习难改之外，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解释，那就是他认为中国并不具有改变美国政府高阶层政策的能力，而中国也必须小心尊重美国政府的自主立场。因此，尽管美国民意并不能产生决定性影响，但他还是认为自己对美国政府的决策使不上力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可以被批评的是，他作为一个危难中国派出的外交官，委实缺乏斗志。他过于体谅东道主美国政府自身的困境，而没有铆足全力为自己风雨飘摇的国家去争取外援。
作为一个学者和君子，胡适的个性可能根本不适宜从事外交工作。即便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国政府真正需要做的，是把美国的同情心转变成具体的物质援助，使中国的长期抗战得以维持，避免向日本屈膝求和。但是胡适的个性和他的人生哲学，都无法把他变成一个剑及履及的实践家，反而把他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在后文中我们将会用实例来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
虽然中国政府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就已经有意向美国借款，准备对日本作战，但是到1938年6月为止，中国政府所有的试探均以失败告终。 [12]
这些失败的原因可以从中美两方面去分析。对美国政府而言，它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既不想激怒日本，也不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而中国政府，除了王正廷所表现的无能之外，也没有积极地把美国当成一个重要的争取对象。只要中国能够指望继续从德国和苏联获得大量武器和其他物资，则美国贷款与否其实无关紧要。
事实上，在整个1939年，中国政府为了寻求从欧洲国家获得援助做出了更大的努力，也派遣了更多的高阶层代表团前往欧洲。
只有在受到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拒绝后，中国政府才开始认为，如果能够先从美国得到借款的话，则或许可以改变欧洲各国的态度。
换言之，中国政府最初向美国贷款，并不是看重它本身的价值，而是认为英美两国的国际借贷政策基本相同，希望借此软化欧洲国家的态度。
在中国政府逐渐了解美国和欧洲国家关联的同时，也从美国政府得到一些令人鼓舞的信号，表示美国也在考虑增加对中国的援助。
基于以上这些因素，中国政府才开始了一个新尝试。由于中国领袖们当时认为在罗斯福领导的联邦政府中，财政部长摩根索对于以财政援助中国最为热心，因此当胡适接任大使时，重庆政府立即训令他向美国政府接洽贷款之事。
[13]
没过多久，中美两国之间有关桐油借款的谈判就给胡适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和陈光甫之间建立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共事关系。
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1938年7月一次和顾维钧的会谈中就曾经明白建议，中国在与美国财政部及进出口银行进行谈判时，不宜经过王正廷而应改派他人负责。摩根索同时特别称赞的人是陈光甫，因为陈氏早先曾经在有关白银问题谈判中和摩根索发生过接触，而且深获后者敬佩。摩根索做出承诺，如果中国政府派遣陈光甫直接和他谈判，他将会尽快协助中国获得美国贷款。
美国驻法国大使蒲立德适在此时也向顾维钧进言，中国政府应该尽快地寻求美国协助，因为英法两国一定要等到美国表态之后，才肯做出实际援华行动。顾维钧在得到这些信息后，立即报告给了孔祥熙。
这个发展在中美关系上可说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终于有一位美国联邦政府部长级的官员，毫不含糊地向中国承诺了提供援助。
孔祥熙的热烈反应不仅是因为陈光甫在中国财经界享有崇高地位，同时因为他们两人之间有超过30年的友谊。不久，陈光甫接受任命，并且提出建议书，以中国的桐油作为抵押，向美国申请商业贷款。
陈光甫于1938年9月抵达华盛顿，立即透过联邦财政部关系展开借款交涉。
而此时的蒋介石，除了想要展开对美宣传攻势之外，也想要有计划地向美国政府借款。蒋介石的这个想法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逐渐形成，因为在抗战经历一年之后，虽然中国政府指望战争能够把日本的经济拖垮，但是也担心中国自己的经济会被拖垮。如果金融发生问题，势必严重影响中国继续作战的能力。因此政府在精密的计算之后得到了一个结论，认为在“此后一年内如能借足一千五百万镑之外汇基金，决可应付裕如”。当时中国政府主要的借款对象是英国，而依据政府情报，英国可能愿意借款，但是需要美国和法国也共同参与其事。因此蒋介石敦促胡适一定要向美国下功夫，只要美国肯借钱，“无论款项多寡，影响必极重大”。而他能够设想到的最便捷途径，便是由美国政府避免经过国会而径直采取借款行动，或指示金融界从旁支持。
换言之，只要是美国肯借款，就达到了伸张道义的目的，借款数量的多寡此时尚不是重要考虑，因为中国政府真正的大目标是英国。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蒋介石要亲自写信敦促陈光甫赶紧启程赴美，而陈光甫一旦抵达美国后，蒋介石又请其“借款务望于本月内（10月）完成”。
由此可见蒋介石心情之急迫。
因此，几乎在同一时间内，摩根索传达了美国政府愿意协助中国的新意愿，又适值陈光甫和胡适二人新官上任，急于改变现状，双方共同为中美关系创造了一个新气象。美国政府不再仅以表达同情中国和重申道德原则为满足，而是愿意具体地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而中国政府此时的打算是让陈光甫和胡适两人在借款谈判中，担负同等责任。但是在实际上，两人此后的责任并不等同，因为陈光甫的担子远比胡适所承担的要沉重得多。
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摩根索曾经对财政部的下属做出明确指示，他们只许和陈光甫一人讨论借款事宜。
其次，陈光甫的财经阅历和他对中国当时财政、工业、矿产等领域的了解，使他成为当时有资格处理这几个领域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不二人选，而且他可以在和美国政府交涉时无须假手他人。第三，陈光甫不但和孔祥熙关系非比寻常，和蒋介石也有密切来往，因此他得到政府充分授权，可以依据自己的判断去和美国进行谈判。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陈光甫的例行做法是绕开重庆政府的外交部，而以电报方式直接和孔祥熙联系，让后者完全熟悉有关借款各方面的发展。
陈光甫在1938～1939年的工作，包括直接主导和美国财政部官员所进行的每一项重要谈判，成立世界贸易公司（Universal Trading Corporation，UTC）作为中国政府在美国的商务代理机构，解决所有在中国西南省份的运输困难，使桐油得以如约交付给美国，然后以美国的贷款在美国购置中国抗战所需要的器材。
虽然陈光甫和摩根索之间存在深厚友谊，但是借款还是遭遇到多重困难。美国国会中的孤立主义派议员把任何与中国政府商谈的借款，都指称是美国政府好战的证据，即使美国外交界的领袖们也意见不一。亨贝克是在国务院内部主张借款最力的官员，而且也积极地去探索借款谋略。他不但相信借款可以作为对日本的一种警告，而且还相信，除非中国能够阻止日本的侵略，否则一场美日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大冲突将在所难免。亨贝克除了主张借款之外，更进一步主张美国政府应该单方面宣布中止1911年的美日商务条约，减少美日之间的商务，加强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而摩根索则对亨贝克的观点非常支持，他认为这种给予中国财政援助的手段，可以同时达到阻止日本和德国侵略扩张行为的目的。 [14]
然而亨贝克的观点也遭到国务院内部分同事的反对，后者认为如果想要达到阻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与其向中国提供小额贷款，不如向日本直接施加压力。即便是国务卿赫尔本人也认为桐油贷款的政治意味太过浓重，很可能会引起美日直接的军事冲突。基于这项考虑，赫尔给罗斯福的建议是在今后几个月内暂缓桐油贷款事项。
广州和武汉的相继沦陷，使得中国政府更急于想要获得美国的贷款。经济部长翁文灏给胡适写信时指出，中国政府既不能向日本求和，又缺乏继续抗战的能力，此时唯有获得美国借款才能防止中国全面性崩溃。
中国的状况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忧虑，唯恐中国政府内部会产生剧烈人事变动，转而投向日本求和。
其实，在广州、武汉沦陷之前，美国政府就已经看出，它必须采取某些更强势的措施，才能阻止中国和亚洲情况继续恶化。为此，美国政府于10月6日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文件，指责日本违背门户开放政策，并提出警告称，将施行经济制裁以防堵日本的侵略行为。美国海军部长甚至建议世界各国采取集体行动，阻止日本海军的扩建。日本的侵略行为似乎终于使美国人相信，援助中国并不仅是帮助中国，而且是防止日本对美国乃至全世界安全的威胁。
日本对借款所采取的手段，也同时影响了美国人的观感。1938年11月3日，日本内阁暗示它可能会采取更和缓的态度，放弃以前拒绝以蒋介石政府为谈判对象的政策。日本姿态的和缓自然增加了美国的疑惧，担心蒋介石会与日本达成和平协议。当日本政府宣布准备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以及鼓吹东亚和非洲应该从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时，美国舆论界立即指控日本意图在东亚建立霸权，施行“关门主义”和挑起种族冲突。
11月18日，日本又向美国政府提出照会，声称日本不再受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约束，暗示日本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西方国家赶出中国和整个亚洲地区。
这些接踵而至的发展只能加重美国人的担忧，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加强中国政府的信心，否则后者或将被迫向日本寻求妥协。 [15] 虽然罗斯福和摩根索之间的关系比他和赫尔的关系更为亲密，而且也相信美国应该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但是他也不想冒犯国务卿。罗斯福在11月25日接受了赫尔的建议，把借款一事暂予搁置。 [16]
然而，国际局势的演变不久又给美国增加了更多压力。摩根索很快提出警告称，如果美国不向中国提供借款的话，则中国很可能被迫向日本求和，或是投入苏联阵营。 [17] 因此，趁着赫尔因公前往秘鲁时，罗斯福改变了立场，火速批准了对中国的借款（11月30日）。美国政府中的激进分子，终于在摩根索领导下说服了罗斯福，把中国抗战当成美国国防的第一线，防止日本继续向亚洲其他地区扩张。美国对华借款所象征的意义是，罗斯福终于同意中国已经成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 [18]
从实质而言，美国的新借款对于中国抗战并无重大帮助，因为借款只被允许用以购买美国制造的卡车、汽油和设备，而不准许用以购买武器弹药去增加中国的作战能力。它们最多只是能够略微增加中缅公路上的运输效率。但是在心理上，由于中国政府正面临内部分裂危机，主战派坚持继续抗日，但主和派却主张去争取在最优惠条件下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因此美国借款的确暂时产生了鼓舞中国士气的作用。美国政府借款的决定对于蒋介石的主战政策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而又及时的大好消息。
这就难怪蒋介石把借款宣称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和日本的一大挫败。
此次借款在国际上造成的另一影响是它给英国吃了一颗定心丸，让后者感到今后在抵抗日本压力时不致孤单无援。果然，英国在1938年12月16日也给予中国45万英镑的贷款，随后又向中国贷款500万英镑（1939年3月）帮助中国偿还外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似乎是完成了原先的计策，那就是以向美国借款为手段，去争取得到更多的英国援助。
更让中国政府感到满足的是，日本对于美国贷款的反应非常激烈，指责美国的行为是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将会严重伤害美日关系。让日本领袖们感到特别气愤的是，美国借款宣布的时机正值汪精卫叛逃重庆之时，因此大大地冲淡了后者对中国民心士气的打击度。
[19]
然则胡适在此次借款过程中到底做出过何种贡献？
有些胡适的拥护者
历来把借款的功劳归诸胡适。最近的例子则更是推崇胡适外交全面性的成就。比如说，“胡适任内，对内不负国家重托，对外深受驻在国人民、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之礼遇及推崇，为中国解决了向美国借款、购买军机、洽购军资、重开滇缅、滇越路等重大交涉问题，更坚定了中国抗战决心，对抗战贡献，厥功至伟”。
但是事实上此说难以成立，因为胡适在整个借款过程中，并没有做出重要贡献。原因之一是他在接任大使不久就因病住院70天，基本上没有参与借款谈判。二是胡适完全缺乏财经背景和专业知识，无法对谈判过程产生作用。
诚然，蒋介石向罗斯福请求借款的电报一律经由胡适传递，但是真正重要的谈判工作都是在联邦财政部办公大楼内进行，而胡适却很少进入该大楼，或是完全不参与其事。
然而第一次借款成功的确让胡适大受鼓舞，所以到了1939年5月份，他开始主动宣布要在今后对美借款事宜做出更积极表现，而他所建议的途径则是通过美国国务院。胡适的这种热情表现也令陈光甫受到感染，因为陈光甫历来也认为向美国政府借款的正道应该是通过国务院。陈光甫一直感到不安的，就是通过摩根索和罗斯福这些“僻径”去获得借款，他也担心这种做法会使国务院大感不快。此外，他也一直认为胡适既然是大使，就应顺理成章地由他主导借款事宜。
尽管胡适表达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但是并没有改变他好整以暇的生活步调，因为等到他开始采取具体行动时，已经是三个月后的事情了。而就在这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已经另行发展出一套新方案。由于顾维钧大使对于第一次借款曾经做出重要的穿针引线工作，因此重庆政府决定改由顾维钧向摩根索提出二次借款的请求。1939年8月27日，蒋介石通知胡适和陈光甫，请他们对于顾维钧的努力从旁予以协助。
重庆政府这个不寻常的决定——要依赖驻法国大使去争取美国的借款——终于刺激了两位驻美代表不得不有更主动的表现。胡适很快向罗斯福提出以桐油作为第二次借款的抵押，而陈光甫也加紧步伐和摩根索安排借款谈判事宜。
在目睹胡适这种前所未有的积极表现之后，顾维钧乃决定退居幕后，不再参与借款的谈判工作。
在美国方面，摩根索和亨贝克的主张也得到进一步认可。在1939年内，亨贝克再三强调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对于美国在经济安全上的重要性，而中国又是东南亚安全的关键所在。亨贝克所持的论点是，美国在东南亚有两大利益，一是保证西方国家能够享有在该地区的天然资源，二是阻止日本获得该项资源。而中国正是在战略上控制该地区的基地。 [20] 财政部也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看法，承认中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同时也需要美国的援助。基于这个观点，摩根索的助理哈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大张旗鼓”地给予中国贷款（“a well publicized loan”），去遏止日本的侵略意图（1939年5月）。 [21] 1939年9月26日，摩根索通知胡适称，财政部希望采用桐油借款先例，再次向中国提供贷款。
在1939年里，苏联对华借款数目已达2.5亿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于苏联借款的可靠性逐渐产生怀疑，因此它急需找到另外一个国际财政援助的来源。另外苏联向日本传达的友好姿态和德国政府明白表示要居间改善苏日关系的姿态，都大大地加深了中国的疑惧，认为苏联的援华工作将变得日益不可靠。但是由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得不依靠外来的经济援助去购买西方武器，同时允许中国的天然资源得以运出口去偿还西方的债务，因此抗日战争进行得越久，中国想把天然资源运送出国去偿还债务的工作就会面临更多更大的困难。
在这种情形下，美国的贷款就变得更为重要，而重庆政府也不断地给胡适训令，嘱其向罗斯福请求给予更多和更大的借款。
1940年初，当罗斯福和赫尔在得到信息称汪精卫政权即将成立时，他们不再担心激怒日本，而决定给予中国（通过UTC公司名义）2000万美元的贷款。美国政府在批准贷款之前，也要求胡适做出承诺（1940年1月24日），即中国政府必将抗战到底，绝不中途求和。
当蒋介石1940年2月14日得知美国国会通过对中国提供第二次贷款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尽管贷款数目并不大，但是依然有力地证明美国对中国的同情，并且有决心保卫它在远东的利益。
这个第二次借款，在1940年4月20日经签署正式生效。它大致遵循第一次借款的模式，只是接受了美国人的要求，改以云南省出产的锡作为偿还品。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陈光甫原本希望借款的数目是7500万美元（1939年9月），而最后的借款远远小于这个期望。
1940年以前，中国政府寻求美国经济援助的经历，可以作为一个案例，来帮助我们去了解当时中国在美外交工作的实质及作风，从中可以获得一些启示。
从实质上来说，中国政府终于放弃了此前的被动心态，转而积极争取美国财政协助，其目的大概有三个。首先，它意图鼓励更多的欧洲国家，在看到美国的例子之后，能够因此壮胆也向中国提供贷款。其次，无论贷款数量多少，中国政府还是希望能够从更多国家获得贷款，借以分散它对外资的依赖性。第三，中国在承受了一连串军事和政治挫败之后，希望用美国贷款去激励低沉的士气，也借此打击此时仍然甚嚣尘上的对日主和派的气焰。总的来说，美国前后两次的对华贷款，对于以上三个目的都有相当成果。
从外交作风上来说，中国政府在进行贷款谈判过程中最值得注目的，是胡适和陈光甫之间所表现的合作无间的精神。他们二人无论是从个性还是政治目标而言，都可谓相辅相成。二人的行事作风各有特色，但是能够密切配合，做出实质成效。对他们这种合作关系进一步的分析，也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中国政府当时对美外交的基本设想和执行策略的优势或是弱点之所在。
实际上，中国政府此时处理对美外交的团队成员有四人：蒋介石、孔祥熙、陈光甫和胡适。蒋孔二人在重庆主持决策，而陈胡二人在华盛顿负责执行。虽然蒋介石掌控一切对美的政策决策，但是不久就可以看出这四个人之间其实有两条信息渠道。一条是蒋介石—胡适的渠道，另一条是孔祥熙—陈光甫的渠道。它们之间的交叉情况并不多见。在1939～1940年的贷款谈判中，陈光甫极少和蒋介石联络，而胡适也很少和孔祥熙联络，只是在少数情况下，胡适会在陈光甫致孔祥熙的电文中联署签名以增加电文的分量而已。一般来说，胡适—蒋介石的电文内容着重于贷款的政治军事含义（比如，美援对中国抗战的意义），而陈光甫—孔祥熙的电文则强调技术性问题（比如，还款日期及利率）。一旦重庆方面决定了基本政策，胡适和陈光甫的任务就是将之付诸执行。这就使得胡陈二人在美国的工作特别重要。在数量上，孔陈之间的信件来往远远超过蒋胡之间的信件来往，它显示借款谈判其实是由孔陈二人主持。导致此一现象的原因，将在稍后加以讨论。
在贷款谈判开始时，胡陈二人立即遭遇到的尴尬处境是如何应付美国的联邦体系，因为不同的联邦部门对于借款的态度并不一致。大致而言，摩根索相信，如果日本在中国的侵略目的得逞的话，必将鼓励法西斯国家在其他地区进行扩张，进而威胁世界和平。为此，摩根索愿意以美国的财政援助来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但是这一立场却遭到国务卿赫尔的反对。赫尔认为美国要给中国贷款，就必须也向日本贷款，以求在形式上维持对中日两国平等待遇。
[22]
在整个有关桐油贷款谈判过程中，摩根索被迫不断地提醒罗斯福，对中国贷款的后果是阻遏日本和德国的侵略，以及减低世界陷于混乱的危机。
通过蒋介石不断地要求美国经济援助，罗斯福当然了解中国处境的危急，也有心想要帮助中国。但是他也必须面对美国在法律上和政治上的种种约束。换言之，罗斯福只能使用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作为搪塞，“对于提出之事项，当予以最慎重及同情之考虑”。
因此，尽管他鼓励摩根索继续和中国政府进行贷款的谈判工作，但是也不能忽视赫尔的立场。对财政部来说，贷款的谈判一直进行得颇为顺利，因为他们谈的尽是技术性细节，而国务院则担心借款的长远国际影响和对美日关系的重大影响。因此每当财政部和国务院意见分歧时，罗斯福的典型对策就是拖延不决。
反观中国方面的对策则是采取分工。由于陈光甫本来就是摩根索私人邀请赴美的，缺乏官方身份，因此他着意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限于财政部长及其高级幕僚这个小圈子里，以避免让美国政府感到任何尴尬。
陈光甫自我设限的另一个原因，是猜测摩根索也可能把他视为财政部“私房”拥有的人际关系，因此不乐意看到他在美国政坛上交游广阔（而这个假设后来果然在摩根索对宋子文的不满上得到了旁证）。结果陈光甫只是在礼节上拜访过国务院和白宫官员，但是基本上只和财政部打交道。
相对而言，胡适以其外交官身份，能享有较大的活动空间和自由度，可以经常和国务院及白宫官员交往，也偶尔拜访财政部替陈光甫加一把劲。
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在借款谈判过程中所遭遇的最大阻力来自国务院，而陈光甫几乎在刚刚抵达华盛顿时（1938年9月）就已经察觉到问题之所在。
照理说，胡适既然是大使，本应该主持和国务院的交往工作，也应该更关心它的不合作态度，但是他似乎从来没有对国务院的作为表示任何不满，既没有在私人日记中提过，在和朋友同事间的大批信件中也未曾表示抱怨。其中道理，本书将在后文中加以说明。
相比之下，陈光甫和国务院甚少来往，却对其作为高度反感。陈氏认为国务院对他态度冷淡，对他的借款谈判也漠不关心。
到了1939年3月，陈光甫已经认定美国国务院是一个保守而又胆小的官僚机构，从来不敢主动采取任何行动，而只知道以不变应万变。
这个看法只能让陈光甫加倍努力去赢得财政部的合作，给予中国贷款。
胡适和陈光甫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亲密合作，而且是互相敬重。虽然两人之间以往并无渊源，但是二人都对国家事务关心，而且精诚合作去追求国家利益。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圈里派系纷争不断的社会中，胡陈二人的关系可谓政治圈中极为难能可贵的表率。和胡适一样，陈光甫接受任命的动机也只是最单纯的爱国心，而胡适对这一点也十分敬佩。
在1938～1940年，胡陈二人保持密切联系，经常聚会，传递简讯，把自己所得到的情报及时通知对方，也协调彼此的行事策略。多半时间他们对事情的看法相当一致，经常联名向重庆发电报，以增加电报的分量。他们在和美国联邦部门和国会领袖们交往时，也积极协调彼此的策略，务求达到最好的结果。
到第二次借款谈判正式开始时，二人的合作关系又更进一步。一旦得知罗斯福已经和摩根索讨论过借款问题时，胡陈二人就分别和摩根索及财政部官员举行会商，然后又彼此聚会交换心得，并协商下一步行动。在他们之间取得共识之后，陈光甫才向摩根索正式提出借款要求。
虽然这些做法看起来既正常又合理，却是大大地违反了中国官场行事的常态。这是中国政府战时在美国处理外交事务时，其重要官员首次如此地精诚合作。之前在王正廷做大使时，这种情形从来没有发生过，而一年之后当宋子文赴美工作时，这种做法也随之消失无踪。
胡陈二人的关系中不含丝毫嫉妒或是竞争，也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这也违反中国官场常态。正好相反，胡陈二人几乎不断地称赞对方，甚至几乎形成一个互相恭维捧场的团队。他们无论是为了公事还是私人交谊，经常聚会。他们在谈论问题时都直言无忌，但是又能够获得共同结论，采取一致行动。尽管陈光甫在美国的身份有其暧昧之处，但是他和胡适之间从没有地盘之争。事实上，只要是对国家有利时，他们反而是急着把主要角色让给对方去扮演。胡适从来没有因为陈光甫和摩根索的亲密关系而感受到威胁，也没有因为陈光甫和底特律的汽车大亨达成大笔生意出尽风头而心含醋意，而陈光甫也不时地表露出对胡适外交地位的尊重。他们两人关系最好的说明就是，陈光甫一直希望胡适能够挑起借款谈判的大梁，而他自己则甘愿退居幕后予以协助。
胡适不仅对于陈光甫借款的功劳赞誉有加，
而且在向重庆政府打报告和与朋友的私信中，也不断称赞陈光甫。
总的来说，胡适在和蒋介石通信中只要涉及陈光甫时，一律对陈光甫赞不绝口，要求蒋介石给予陈氏最大的支持。
或许胡适能够给予陈光甫最大支持的表现，就是出面去维护孔祥熙，而孔祥熙却正是胡适内心中最不齿的人物。事情开端于1938年，当时孔祥熙主持下的中央政府工作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交相责难，要求将其革职。胡适最敬重的朋友之一——傅斯年也正是批评孔祥熙最尖锐之人。尽管胡适内心同意傅斯年批评的内容，但是他也认为陈光甫在美国的工作因为得到了孔祥熙的支持才得以展开，因此他只好要求他的朋友们停止对孔祥熙的攻击。
胡适这份复杂心情在他请陈布雷转达给蒋介石的一封长电中最能表达无遗。胡适开宗明义地向蒋介石坦陈：“弟向不满于孔庸之一家，此兄所深知。”但是“一年来光甫在美所办各事业，所以能放手做去，无内顾之忧者，多因庸之绝对合作……”
而一旦胡适得知陈光甫在1940年中期拟不再留在美国工作时，他就停止为孔祥熙缓颊。
纵使是中国方面的两位主要谈判者合作无间，但是谈判仍然遭遇诸多困难。这也让陈光甫感受到极大压力，因为他总是想要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陈光甫非常清楚，借款成功的概率在于中国是否有能力依照约定的价格和数量，把货品（抵押品）交到美国人手中。它的先决条件就是中国政府必须有能力从桐油生产省份收购桐油。然而，一旦桐油成为中美贸易中的大项，政府中有权有势的人士就会想方设法先把桐油抢到手，然后以高价将之转卖给官方的采购员。而最让陈光甫气愤难平的投机者却正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依据陈光甫得到的情报称，孔令侃企图垄断浙江省桐油，使之不落入国民政府手中。陈光甫为此指责孔令侃是一个胆大妄为和人格低贱的年轻人，同时也指责孔祥熙惧内成癖，没有胆量阻止其妻子（宋霭龄）惯纵自己的儿子。陈光甫对孔令侃行为感到特别愤怒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自己远赴美国工作，不但是为国服务，同时也是帮了孔祥熙个人一个大忙，
而孔家的儿子此时却在暗中破坏他的工作。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因素也招致陈光甫极度不满，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他向美国政府请求借款的工作，那就是孔宋两家在美国的财富。1940年2月时，美国政府私下向陈光甫提供了一份资料，显示中国的富人在美国银行开立了大户头，存款总数接近1亿美元。这就让陈光甫觉得，一小部分中国富人在美国就有如此巨额存款，还要开口向美国政府借款，令他委实难以启齿。
但是陈光甫和孔祥熙之间最尖锐的冲突，则是有关借款本身。
在整个借款谈判过程中，陈光甫一直谨遵孔祥熙的指示，并且不断地向孔祥熙报告进展。但是孔祥熙的缺乏关心让陈光甫感到失望，孔祥熙对借款的态度也让陈光甫感到不快。陈光甫怀疑，孔祥熙只是热心向美国借款，但是从不曾认真计划如何偿还债务以维护中国的信誉。陈光甫也相信，在第一次借款成立之后，假如不是他个人努力去保护中国的信誉的话，则中国政府或许就会无法偿还借款而导致信誉破产，从此借不到外款。
在中国政治圈子里，陈光甫和孔祥熙两人的私人关系向来是大众关注的话题，而陈光甫也普遍被视为孔祥熙派系的核心成员之一。但是陈光甫个人档案清晰显示，这些传闻并不准确。陈氏档案文件中的确无数次提到孔祥熙，但是都显示陈氏的立场公正、态度超然、立论持平，而且公私分明。他评判孔祥熙所用的尺度，和他评判别人的尺度非常一致，并无偏颇。
到了1940年初期，陈光甫由于操劳过度，以致健康出了问题。而他对孔祥熙的无能和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日益不满。有趣的是，陈光甫是出于和摩根索的私人关系而赴美工作这件事，也被国内的批评者拿来作为攻击他的口实，指责陈氏有拥洋自重之嫌。这类污蔑不但使陈氏行事更加谨慎细心，最后也促成陈氏做出决定，在第二次借款成功之后，立即打道返回中国。
当然，如果陈氏此时能够得到重庆政府明确支持的话，他就有可能不必去理会那些政治上的恶意攻击。但是当重庆政府没有做出支持行动时，陈氏的最佳选择就是及早抽身而退。
当陈光甫1939年6月察觉到孔祥熙的儿子正在暗中破坏他的工作时，就在日记中预言，他有朝一日必将会与孔祥熙走上决裂之路。
事实证明，在陈光甫成功地完成了第二次借款案的尾声时，决裂终于发生。这也让陈光甫成功的外交活动在画上句号时，增加了一分缺憾。事情的原委是，在陈氏已经和美方把所有借款细节商妥之后，孔祥熙突然通知陈氏（1940年3月9日）称，中国政府改变主意，不愿提供云南省的锡作为借款抵押。由于孔陈二人早已同意以云南省的锡作为抵押，所以难怪陈氏对于孔祥熙的临时变卦大感意外，而且也为之愤怒不已。
更令陈光甫愤怒不已的是，孔祥熙的反悔动作是在借款消息公布之后的次日才做出。无可置疑地，陈光甫当然把孔祥熙的变卦看成对他个人的侮辱，因为前此孔祥熙已经向陈光甫保证授予其全权处理借款事宜，却在最后阶段接受某些人的建议，破坏了陈氏辛苦谈成的借款协议。更糟糕的是，陈氏竟是从美方人士那里才得知，原来孔祥熙向美国政府要求不以云南省的锡作为抵押的请求，是先透过美国驻华大使在重庆提出，而陈氏却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这就更让他耐不住火冒三丈了。
由于陈光甫担忧孔祥熙的新主意可能会导致整个借款谈判的流产，因此他立即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指责孔祥熙未能尊重他的判断力，同时坚持中国必须履行和美国政府已经达成的协议。事情的结果是孔祥熙做出让步，撤回他的新指示，允诺（1940年4月16日）依然按照陈氏和美国达成的全部原议，仍以滇锡作为抵押。即便孔祥熙做出这般让步，仍无法平息陈氏满腔怒气。陈光甫随即直接质问孔祥熙为何瞒着他而私下和美国驻华大使另外建立与美国政府的信息渠道，孔祥熙却装聋作哑，不予回答。然而孔祥熙的回函却节外生枝地提供了另外一个原因，引起了陈氏加倍的愤怒，那就是孔祥熙暗示想要委派陈氏出任外贸部部长。在陈光甫看来，这就等于是想用一个部长的职位去收买他的人格。
孔陈二人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和处事方式，不但生动地表露出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态度和责任心，也表露出他们的个性和人格操守。陈光甫的尽忠职守和直言无忌，与孔祥熙的优柔寡断和无能善变，形成尖锐对照。
事情发展的结果是，孔陈二人的公谊私情双双遭到彻底破坏。但是美国的第二次借款却得以顺利达成。在陈光甫接到孔祥熙回信的当日，他到白宫去向罗斯福辞行，随即取道返回中国。
陈光甫在1940年5月离开美国，结束了两年争取美国借款的努力。在当时局势中，美国两次借款是中美关系史上的突破，它们不但为此后美国数额更大的借款开启了先例，而且也让其他欧洲国家看出来，美国为了支持中国不惜开罪日本。
陈光甫本人对于借款成就也颇为自得，指出这两次借款较之此前的国际贷款对中国都更为有利，因为它们都没有附带政治条件，也没有干预中国经济自主权。虽然中国仍然不可以用借款来直接购买武器，但是可以购买国防工业所需的其他器材原料。
日本对于借款的强烈抗议也让中国感到满足，这些借款使美日之间关系更趋紧张，而这正是中国求之不得的政治效果。
但是如果仅从经济角度着眼，则桐油借款和滇锡借款的作用都并不重要，它们既不足以稳定中国货币制度，也不能购买美国军火。两次借款总数只有4500万美元，对于中国抗战的需求而言，远远不能满足，更无法扭转战局。但是它们多少能帮助中国维持抗战，也符合陈光甫本人原本对于美国借款的期望。
陈光甫在参加借款谈判后不久，曾经对中国战局做过一个全面性检讨。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借款应该遵循商业借款的原则。至于谈到中国更严重的财政和货币危机，则是应该运用本国资源和政策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依靠美国援助。
而重庆政府的领袖们多数无法接受此种看法。
还有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是，到底陈光甫与摩根索之间密切的私人关系，对中国是利或是弊？从美国政府观点看，二人的关系毫无疑问是一个优点。比如说，在财政部一次内部会议上（1940年4月25日），摩根索告诉僚属说：
陈光甫是唯一一位对我说实话的中国人，是唯一一位不跟我玩把戏的中国人。他说的话绝对可信。我建议借款4500万给他，理由就是因为他向我提出了个人的保证。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真是了不起。 [23]
陈光甫和摩根索之间的确存在真诚的友情和信赖，而这种关系在外交圈中也的确颇不寻常，真乃难能可贵。 [24] 但是在他们交往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现象，那就是他们两人之间并非平等的互动，而是一个由强国做出决定而由弱国照单全收的局面。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是乖顺而又充满感激的借债人，而美国则是把自己看成慷慨大方的债权人，因此难免露出财大气粗和施舍的心态，因为美国尚没有深切体会到，支持中国其实就是保护美国本身的国家利益。
事实上，重庆政府领袖们很快就对这种关系产生不满。1939年初，已经有人对谈判进展的速度感到不耐，进而批评陈光甫过于迁就美国人。
如果陈光甫和胡适果真在1940年春季以后继续作为一个团队的成员的话，则胡适的任务应该是拟定行动的大纲，而由陈光甫去操心技术问题，使之能够付诸执行。我们将在下文中解释为什么这个想法不切实际，因为无论是胡适的个性还是他的理念，都无法实现这样的分工。
诚然，如果胡适和陈光甫继续合作的话，中国或许可能从美国得到更多的贷款，但是基本上由美国单方面决定借款的速度和条件，而两者皆无法满足中国的需求。既然中国政府无法改变胡适和陈光甫的作风及策略，它如果想要得到更好的结果，就不得不采取其他的办法。
事实上，蒋介石对于胡适在借款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被动性感到极为不耐。难怪他在改派宋子文赴美总管借款事务时，第一个训示（1940年7月12日）就是叫宋子文自行裁决，而完全不必和胡适商议借款事项。
此后，借款事务就从胡适的大使权责范围中完全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