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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分，我将对围绕性与爱情的关系而开展的学术研究进行简要概括，从而为阐述本书的研究方向奠定基础。既往的相关研究可以概括为两大类：本质取向的研究与实践取向的研究。前者首先确定性和爱情各自的本质，然后探讨二者的关系。后者关注的不是性和爱情的本质，而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看待或者处理性和爱情之间的关系。
本质取向的研究有两个重要的分支，一个是社会生物学视角，另一个则是社会心理学的某些流派。总体而言，本质取向的研究采取的是一种还原论的方法，因为它将世界的复杂性简化为其组成成分的假想的简洁性。同时，它也是一种决定论，因为它将现象解释为内部动力的自我实现，无论这种动力是来自基因、本能、激素、上帝的旨意还是各种神秘的存在。 [8]
社会生物学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爱情。爱情被认为是促进物种生存和繁衍的一种策略或机制。新生的婴儿很脆弱，既需要来自母亲的关爱，又需要来自父亲的保护，两者缺一不可。爱情正好可以将父母结合在一起，使他们愿意在一定时间内共同抚养孩子，从而保证自身基因的延续。 [9] 当然，在决定结合并进行生殖活动之前，人们需要选择合适的对象。此时，男性和女性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因为他们面临着不同的境况。
在社会生物学的视野中，由于繁衍必须借助生殖活动，而生殖又必须借助性活动，所以，爱情和性联系在一起。性实际上被等同于生殖，生殖则被看作性的内在本质。结果，爱情的本质最终也被归结为生殖。爱与性的关系被认为是单向的、固定的和毋庸置疑的。其中，性被看作自变量，爱情则被看作因变量。
性决定了爱情，而它们两者又都是为生殖的目的服务的。
心理学强调爱情带来的心理体验，尤其是在陷入爱情或者爱上某人（falling in love）的阶段。心理学家Dorothy Tennov甚至专门创造了一个名词limerence来指称这种非同寻常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人深深地迷恋上了另一个人，把对方理想化，情不自禁地产生一些想法，并对对方的反应极其敏感。这种状态很强烈，并且具有非理性和不可控制的特征，因而往往被戏称为“爱情就是疯狂”
[10]
。另外，生物化学家还试图为爱情的心理体验寻找化学上的基础。例如，人们已经注意到催产素（oxytocin）和苯基乙胺（PEA）在促成爱情心理体验中的作用。
在爱情和性的关系上，社会心理学关心的问题是：在爱情所带来的心理体验中是否包括“性”的成分。在此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爱情不包括性的成分，或认为性不是爱情的必要特征，爱情可以独立于性而存在。另一种则认为爱情包括性的成分，正是这种成分使得浪漫的爱情（romantic love）区别于爱（love）的其他形式，比如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但是后一种观点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其分歧在于：爱情包括的究竟是性的哪些内容。有些人认为是身体或性方面的吸引，有些人认为是性的兴奋状态，有些人认为是生理的性唤起，有些人认为是性的满足，有些人认为是性的活动，还有人认为是性的欲望。 [11]
无论爱情是否包括性的成分，或者爱情是否有别于爱的其他形式，上述研究取向都假定了爱情具有固定的本质，而研究者所设计的那些量表工具就在于测量和揭示这种本质。
实践取向的研究可被概括为三类：性爱观的定量调查、性爱观的定性研究、艾滋病流行背景下对爱情与风险性行为之关系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曾数次在对大学生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中涉及性爱观方面的内容（北京地区：1991年和1995年；全国范围：1997年、2001年、2006年）。在问卷中，具体的提问方式是：“您认为，爱情与性交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如同前述，这个问题被明确地提出来，本身就意味着爱情和性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被想当然地联系在一起。其统计结果如表1-2所示
。
表1-2 大学生对于爱情与性之关系的看法
表1-2告诉我们，在长达15年的时间内，尽管社会在剧变，尽管大学生的性行为增加了，但是他们的观念却基本没有变化：相信“先有爱才有性”的人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其次是“爱与性可以同时有”，两者总共占到90%左右。
定量调查使我们能够对人们的性爱观有一个一般的认识，但是它无法让我们了解个人选择的背后所隐含的意义。这就需要求助于定性的研究方法。
在《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一书中，李银河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对女性的感情与性生活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探讨，“感情与性的关系”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李银河把女性被访者的性爱观概括成四种类型：（1）只有同感情联系在一起的性才是可以接受的；（2）双方有感情时性的感觉才会更好；（3）感情比性重要，可以有感情而无性；（4）可以接受无感情的性关系。在介绍这些类型时，作者使用了大量被访者的原话，作者自己的话很少，而且基本上是为了衔接，而不是进行分析。作者的分析集中在该章节的最后一部分，但并非针对前面引述的访谈资料，而是概述历史上一些大思想家关于感情与性之关系的三种观点（情性共存-有情无性-有性无情）。
相对于定量调查，访谈研究能够让我们了解选择背后隐含的意义。因此，李银河的研究代表着可贵的进步。但是，该研究也存在如下一些局限。
首先，研究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月经初潮、情窦初开、性压抑、性无知、性学习、初恋、异性感情、初吻、手淫、生育、家庭暴力、色情材料、性侵犯等），“感情与性的关系”只是其中一部分，所用篇幅非常少，很多内容未能充分展开。
其次，“本书采用的叙述方法是：将人们在前述每一项中的行为方式分类；在每一类中选录若干被调查女性的经历和叙述；并在每一项的结尾处略加评论”。
由于作者给自己的定位是“略加评论”，分析较少，而且未能紧密结合访谈资料。
再次，一个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作者通篇使用的概念是“感情”而非“爱情”。尽管二者存在密切联系，但也存在微妙而重要的差别。旨在探究意义的定性研究不应忽视这些差异。
最后，显而易见的一点是，该研究只针对女性，因而难以通过与男性的比较分析来达到更深入的认识。
在艾滋病流行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关注爱情和可能导致艾滋病感染的风险性行为之间的关系。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在爱情关系中更容易发生风险性行为？
索伯对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中心地区居住的贫穷黑人女性进行了研究，发现在爱情导致的风险性行为背后，存在着如下机制。首先，这些女性十分憧憬一夫一妻制的爱情关系，并且把这种关系理想化，默认了双方之间的忠贞、专一和诚实。其次，相互专一的爱情关系被认为不存在传播性病和艾滋病的风险，因此，使用安全套是不必要的。再次，使用（或者只是提议使用）安全套破坏了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从而也就否定了爱情的存在，这是她们所不愿接受的。最后，女性在爱情关系之外的社会交往圈子越小，就越是在情感和社会关系上依赖自己的伴侣，就越倾向于在爱情关系中避免使用安全套。 [12]
萨缪尔森的研究地点虽然位于非洲的布基纳法索，但得到了大致相似的结果。在艾滋病预防工作者看来能够带来风险的那些性行为，在相爱的伴侣看来则显示了相互的信任、忠诚和专一。爱情被认为是预防艾滋病传播的一种手段，甚至是比使用安全套更为可靠的一种手段。
不过，爱情的意义远远不止这些，它还体现了人们对于安全感的渴求。在一个动荡不安、机会匮乏的社会中，在一个传统的大家庭并不必然能够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的社会中，爱情变得尤为重要。它提供了人们在其他地方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所不能得到的情感慰藉和社会支持。正因为此，爱情的缺失变得让人特别难以接受。正因为安全套的使用否定了双方的忠贞，从而也否定了爱情本身，人们才唯恐避之不及。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