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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谈及爱情时，理性与非理性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区分经常出现，而且这两组概念之间存在微妙而复杂的联系。
在有些被访者眼里，爱情是一个包容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综合体，其中有些内容是可以控制的，有些内容则是不可以控制的。
问：那你感觉到了30岁以后，变化的可能性大吗？
思瑗：我觉得，30岁之前，我憧憬的是一种爱情，爱情的结果是婚姻，这是每一个女人都会憧憬的婚姻。但到了30岁，可能婚姻会占主导地位。我还想说，爱情其实是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我很喜欢一个有家室的人，我可能就不会继续去喜欢。爱也是慢慢地，没有一个人一下子就会非常喜欢，那不可能，它是可以控制的。
问：可以控制的？
思瑗：我觉得可以。
问：你觉得不应该爱的话，就可以控制不爱他？
思瑗：嗯。可以躲避他，可以不去想他，我觉得是可以控制的。喜欢一个人是控制不了的，但是爱一个人，我放任自己爱上他了，就是一种任性。因为他不可以让我爱，但我爱上他了，那就是一种任性。但是从理性上说，我自己可以控制。这个人我不应该爱，我就可以不去爱他。
问：你刚才说不会一下子爱上一个人？
思瑗：对呀。
问：那一见钟情你觉得可能吗？
思瑗：一见钟情只是喜欢，不是爱。我觉得，一见钟情只可能是喜欢，它绝对不是爱。我不相信，一见钟情就爱，就托付终身，我不相信。
在思瑗看来，一个人无法控制自己是否喜欢一个人，或者说无法控制是否对另一个人产生心动的感觉，但是却可以控制是否爱上这个人。在最初的喜欢与“爱上”之间，还存在一个发展过程，正是在此过程中，理性可以发挥控制作用。如果忽视理性的要求，放任自己去爱上一个不应该去爱的人，那就是“任性”。
正因为思瑗在喜欢和爱情之间拉开了距离，所以她认为一见钟情不属于爱情。反过来说，如果一些被访者认为一见钟情便是爱情，那么他们会倾向于强调爱情中那些不可控和非理性的方面。如同丛歌所说：
这个东西很微妙。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不会为了什么，你什么都不为，就为了爱他。你不觉得吗？你爱一个人之前，你会问自己说，我是为了得到一个什么而爱他？（爱上的）那个时候，什么都顾不上想了，爱上就已经爱上了，啥都白想。
在丛歌看来，不是一个人选择去爱另一个人，而是他们被对方所吸引，而且显得无能为力。或者说，他们是被命运选择和决定：狂热的激情支配着他们，使他们忘却世俗社会秩序的各种限制，而力求双方的结合与爱情的保持。与其说他们是在主动地对抗社会，不如说他们被激情所控制，丧失了之前曾经具有的理性控制能力。
与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分相呼应，人们能够构想出两种“理想的爱情”。
问：你刚才说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什么样的爱情？
檀香：我觉得是那种感情第一吧，爱情和面包分开的那种。但我觉得，我既要爱情也要面包。我觉得，物质决定意识，没有一定的基础，可能爱情也很难长久。
檀香把柏拉图式的爱情理解为“理想之爱”，即只考虑爱情本身而完全不考虑现实生活条件（“面包”）的爱情。在这里，我们并不关心她对“柏拉图式的爱情”的理解是否正确，也不关心她自己的选择倾向，而只关心这种“理想之爱”本身。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无视现实条件的爱情”被视为理想的爱情呢？
联系前面讨论的理性与非理性，我们可以意识到，在“无视现实条件的爱情”这种爱情理想中，对现实生活条件的无视其实不是基于理性算计之后的刻意而为，而是被狂热的激情激发和控制的结果。或者说，“无视现实”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但一个人之所以能够从之前的理性状态进入非理性状态，往往是因为假定了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爱情对象的出现。面对着这个完美的爱情对象，一个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进入一种强烈的着魔状态，无法自拔。
“无视现实条件的爱情”之所以被认为体现了“理想的爱情”，除了因为它假定了极具魅力的完美爱侣的存在，还因为它体现了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完全摆脱现实生活的限制，去追求自己心仪的爱情对象。
很多被访者都提到，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轰轰烈烈、充满激情、完全无视现实阻碍的“理想之爱”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出现，它们更多地出现在各种爱情文学作品中。现实中的爱情自然要面对现实，这是人们无法彻底摆脱的宿命。但是，“现实的爱情”也可以有自己的理想形态。
例如，艾歆在前面所描绘的“心灵高度契合”的爱情就属于这种状态。这种爱情之所以出现，首先是因为它不是仅仅跟着感觉走，如果是这样，两个路人擦肩而过时产生感觉，那么就可以发展恋爱关系。艾歆强调，感觉很重要，但是仅有感觉又远远不够。在决定是否发展爱情关系时，艾歆期望双方在更多方面（“个性、气质、对事物的认同”等方面）“对上号”，在此基础上形成“很多方面有共同的认知，甚至是心灵上的很契合的感觉”。而要寻找能够和自己形成心灵契合的对象，显然需要借助理性的甄别和筛选。
艾歆和沐瑾都意识到，要找到与自己高度契合的对象是很难的。所以，艾歆提到，假如和现在的男朋友分手，她发愁还能不能找到如此令自己满意的对象。这里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理性选择被认为能够与爱情相兼容，与爱情并不冲突，或者并不会导致爱情的变质。其次，伴侣的高度契合是很难实现的，如果它发生了，那么其中有运气的成分；换言之，理性选择并不能确保人们能够找到与自己高度契合的对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双方高度契合的爱情”代表着一种“理想的爱情”，一种在现实生活中不容易实现的爱情。
如上所述，理想之爱总是预设了爱情对象的完美：要么是能够产生无法抗拒、横扫一切、所向披靡的吸引力的完美对象，要么是需要理性甄别、同样可遇而不可求、双方各方面高度契合的完美对象。但是，现实中的爱情通常是不完美的。此时，人们需要借助理性在各种不完美的对象中进行筛选。换言之，我们可以把理性的介入理解为面对不完美的现实生活条件时所采取的一种应对方式。
两种理想之爱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重新理解。以非理性的狂热激情为特征的理想之爱不需要理性的介入，因为完美的爱情对象已经在那里，不需要选择；同时，它也抗拒理性的介入，因为当面临现实阻碍时，它要求相爱的人无视、挑战或冲破这些阻碍，而不是基于理性的考虑而进行妥协。能够让人如此狂热、义无反顾或如飞蛾扑火般地为之牺牲的爱情当然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爱情。但是，这种爱情往往只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现实中很少发生。面对现实中不那么理想化的爱情和爱情对象，人们被迫要借助理性进行权衡和选择。例如，艾歆正是在“看穿”文学名著的爱情描写的虚幻性之后，才意识到“真正的爱情还是要细水长流的”，而爱情要做到“细水长流”，就必须与现实生活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当然，妥协并非意味着彻底放弃自己的需要或要求，而是在无法同时满足的各种需要/要求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而这个过程必然要求理性的介入。
思瑗之所以要对爱情的发展过程（从喜欢到爱上，以及爱上的程度）进行控制，也是因为面对着不够完美的爱情对象，例如她所说的“一个有家室的人”。现实的约束迫使她进行理性思考，而“不可以爱”或“不应该爱”表达的正是理性思考的结果。
在面对不完美的爱情（对象）时，荣枭同样被迫去进行理性选择。不同之处在于，荣枭厌倦了无休止的理性选择，甚至怀疑自己“得病了”。
问：然后你刚才说，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后才产生强烈的感觉。你在大学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情况？
荣枭：总是在不停地选择。
问：为什么？
荣枭：这么选择，我觉得我就是不确定。
问：那你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你有哪些标准？
荣枭：怎么说呢？很多女孩子都不错，而且都有自己好的一点。虽然不很漂亮，但特别温柔体贴，跟她在一起很舒服。或比如说，她很淘气，那么的任性，但是她长得那么漂亮，然后当你比较闷的时候，能帮你把思想啊或者情绪调得很高。或者，当你跟她在一起（时）就像受保护的感觉，姐姐跟弟弟的感觉。我觉得，是不是比较贪心？或者……所以……人总是……人无全人。我总是跟我的同学说，我要是能把那些女孩子的好的、把我吸引的一些性质糅合在一起，为了这个，哪怕我这一辈子什么都不干，我都愿意去！但是，就是不可能，所以就在不停的郁闷中。而且，也比较迷茫。假如说我要干吗的话，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喜欢若即若离的感觉。
问：在大学，还是现在？
荣枭：在大学，若即若离的感觉。
问：不想老缠着？
荣枭：是啊。
问：为什么？
荣枭：所以就说，关键就处于那样的中间状态。
问：那你不是说，你跟一个女孩产生了很强烈的感觉？你觉得若即若离的感觉还能保持很久吗？
荣枭：但是说，我在大学一直没有啊！一直在不停地若即若离！跟这个若即若离，跟那个若即若离。
问：那你刚才说，你觉得现实中不可能有那样完美的人？
荣枭：我觉得不可能。我同学告诉我说，“这么比较的话，说明你都不是特别地喜欢。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的话，所有的缺点你都看不到了”。我说，“如果那样的话，你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他们就说，“你不要拿法律那一套”，法律啊，知性啊，理性思维啊，现在的问题是根本就没法比较，（如果）喜欢你，不管你怎么对我都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没有碰到过特别愿意的。
荣枭幻想的理想爱情对象是把女性该有的优秀品质集于一身的女性，温柔体贴、漂亮、能在你郁闷时帮你调动情绪、给人受保护的感觉……然而，令他郁闷的是，现实生活中，人无完人，不可能找到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在大学期间，荣枭交往的对象都不是那么“完美”，所以荣枭与她们都是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若即若离”意味着既不放弃，也不全身心投入。荣枭认为，他之所以无法投入，是因为“没有碰到过特别愿意的”，也就是没有碰到能让他心甘情愿、义无反顾地投入恋爱的爱情对象。
正是在不完美的现实状态下，荣枭倾向于不停地比较和选择，看哪一个女孩子更好或更符合他的要求。但是，这种比较总没有结果，最后导致“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或者我喜欢谁都不知道了”。荣枭认为，他在爱情中遇到了“选择困难症”，并拿人生道路的选择做类比。
第一就是，选择多了，就不知道选哪条路。第二就是，选了这条路，就觉得那条路好。你觉得你没有找到那么好的，你被逼到角落了，你死也只有一条路了，你也就成功了，还走过去了。人有时候就这样。
和“选择困难症”密切相关的是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选了这条路，就觉得那条路好”；选择和这个人谈恋爱，又觉得那个对象好。患得患失本身是理性比较引发的结果，而它又会激发进一步的理性比较。选择的丰富性（或者对这种丰富性的认知）会加剧理性选择与患得患失之间的相互作用，促使人们不停地进行比较，却难以做出最终的选择。荣枭认为自己已经坠入这种恶性循环之中，而且他认为周围很多同学——尤其是男同学——都存在这种状况。他提到一个要好的同学的例子。
（一个）同学，他××的吗，在海关，本科考了公务员回去了，跟我的状况挺像的。后来他和一个高中同学好了，他们大二就开始好了。平时在宿舍打打电话啊，聊聊天啊，感觉特别好，也特别高兴。考了公务员回家，两个人老待在一起。那个女孩子比他高一届，等于他（高中）念4年。他现在比那个女孩子工作好。你说，和人家分手吧？男人吗，有责任道德，你说你去说吗？你把人家耽误了3年青春！出去都是那女的掏钱。好啊！觉得你工作也更好了，你能找一个条件比她更好的女生了？！肯定不道德！你说不分吧，两个人在一起，就说说很表面的东西……所以，他说：“很痛苦的，你一定（要有）前车之鉴啊！”……他说：“每次坐地铁，看到那么多漂亮的女生，我就老了，就觉得这一辈子就完了。我刚20多岁，就看到了六七十岁的样子。”这也挺麻烦的，好多也是（这样），我遇到的情况。但是，怎么说呢，这样的情况在我的身边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也有那种非她不爱的那种，我隔壁有个男生就这样。
大家可以细细体会一下下面这句话所传达的悲观失望：“每次坐地铁，看到那么多漂亮的女生，我就老了，就觉得这一辈子就完了。我刚20多岁，就看到了六七十岁的样子。”这种失望和患得患失的心态密切相关：选择和一个人相恋，那就失去了所有其他可能性；除了这一个，满地铁的漂亮女生都将与我无关；在“那么多漂亮的女生”中，肯定有更好、更完美的选择，但我已经做出了选择，该怎么办？荣枭的同学不再爱（或至少不再那么爱）自己的女朋友，但又顾忌道德责任，怕被指责为“忘恩负义”，所以选择维持原来的恋爱关系。但一想到自己的一生就要这样度过，他便觉得悲观失望。所以，他告诫荣枭，在选择恋爱对象时千万要慎重，不要走他的老路。荣枭认为，上述情况在他身边挺常见，不只出现在这位好友身上。朋友的告诫以及他自己的观察不可能不对他自己的选择产生影响。
在患得患失和“选择困难症”背后，是自由选择空间的扩大和“婚恋市场”的出现。荣枭的同学所描绘的“地铁上那么多漂亮的女生”的景象其实就是“婚恋市场”的象征。如同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市场一样，“婚恋市场”唤起的形象是“商品”的琳琅满目和丰富多样，只不过这里的商品不是物，而是有待选择（当然也进行选择）的婚恋对象。选择的丰富性以及（误以为的）可及性促使人们采取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来面对婚恋对象，而如同荣枭的同学们所说，这种理性的态度本身倾向于让人关注和放大对象身上的缺陷，阻碍人们更加积极、深入地投身恋爱之中。“或许还有更好的”“可以再等等”……这或许是荣枭采取“若即若离”姿态的根源。
荣枭说，一般人都希望选择多一些，但是他宁愿选择少一些，因为他害怕选择。在高考填志愿时，他没有被理想专业录取，由于不知道如何选专业，就让爸妈帮他选了；在面对婚恋选择时，他同样怀念古时候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觉得这样会使自己省事很多。但现实的困境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他感到不再能完全依赖父母来给自己挑选婚恋对象。因此，尽管特别不喜欢选择，但他又必须进行选择。
前面我们说，因为爱情的不完美，所以人们依赖理性来选择婚恋对象。那么，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因为（过度）依赖理性进行选择，所以人们看到了更多的不完美，或者慢慢丧失了在不完美之中发现完美、体会完美的能力。
婚姻显然是与爱情密切相关的日常概念。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详细地予以讨论。把婚姻放到这里讨论，是因为它与爱情的区别与联系往往是从理性的角度切入的。
前面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文化理想是“爱情婚姻”，即把浪漫爱情与婚姻相结合的一种状态。今日社会中的普通人——例如本书考察的那些被访者——大抵仍然坚持这种文化理想。但是，很多被访者也提到爱情与婚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问：有的人也说，“爱情都是现实的”。那你怎么看？
丛歌：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觉得电视上的速配怎么样？
问：反正我不会去。
丛歌：我也只能这么说。可能有的人（他）真的找到了一生的真爱或是怎么样，但是我不太相信，我会在那种地方找到。你说一个人，爱情，它怎么可能是在先知道了对方的身高、体重、职业、收入，然后我再想这个人适合不适合我？爱情，应该是把它当作一个“人”来对待。这个人，他的性格，我跟他在一块儿开心不开心，我觉得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才能衡量爱情。那种我先考虑他的收入、他的职业、他的家庭背景，再去考虑我应不应该跟这个人在一起，这个更倾向于婚姻。
问：爱情和婚姻不一样吗？
丛歌：必然不一样。
问：为什么？
丛歌：婚姻更近似于亲情吧，就是它中间靠责任来维系的成分比较重。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会找一个我不爱的人结婚，只是这个人他不需要是一个完美的情人。
问：什么叫“完美的情人”？
丛歌：比如说，如果我现在28岁，同时有两个选择，就是有两个男人都爱我。其中一个长得很帅，很懂得女孩的心思，知道怎么样女孩会高兴，情调也不错，也挺有品位的，我知道我跟他在一块儿他会变着法地讨我欢心。但是——我得想个极端点的例子——但是他就是很穷，他的家庭背景、职业等让我的家里人都觉得这个人很不靠谱，很飘忽不定。另外一个人，他不太那么有心思花在搞浪漫上面，但是我也知道他会很踏实，肯定会对我好，如果我跟他结婚的话，他会给我比较富足、比较安定的生活。那我18岁的时候会找前面这个人谈恋爱，28岁的时候会跟后面这个人结婚。就是这样。
丛歌认为，爱情和婚姻不同，因为它们的要求不同，与理性的关系也不同。爱情关注的是爱情对象本身的特征：他或她是不是一个“完美的情人”，性格、外貌、情调、品位如何，是不是会讨人欢心，我和他或她在一起是不是开心，等等。而婚姻则会更多地考虑物质现实条件：职业、收入、家庭背景等。严格来说，在丛歌所描绘的爱情和婚姻对象的选择中都有理性的参与，只不过理性应用的领域不同。但是，通常来说，人们倾向于认为，关注物质现实条件是“理性的”，只关注个人自身的魅力而不关注个人的物质现实条件则是“非理性的”。
人们还倾向于认为，“真正的爱情”应该是非理性的或排斥理性计算的，婚姻应该是理性的、现实的。于是，真正的爱情和婚姻就很难共存。面对这种冲突，很多被访者——主要是女性被访者——会像丛歌一样，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追求不同的目标：年轻时追求完美的爱情，到了必须谈婚论嫁的年龄时则追求现实的婚姻。例如，思瑗也提到过类似的想法。
问：那假如，你生活中遇不见这样的人，你碰不到你爱的人，你会结婚吗？
思瑗：我不会，我会单身。
问：你可以接受单身生活？
思瑗：嗯，我可以。我现在就是单身生活，宁缺毋滥吧。再说，我还年轻，我才27（岁），着急什么呀。因为人的观点是不断在改变的，也许到了30多岁的时候，我会想随便找个人结婚就可以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吧。到时候，如果我还没有找到我要的那种爱情，也有这种可能吧。
问：那你感觉到了30岁以后，变化的可能性大吗？
思瑗：我觉得，30岁之前，我憧憬的是一种爱情，爱情的结果是婚姻，这是每一个女人都会憧憬的婚姻。但到了30岁，可能婚姻会占主导地位。
在这里，思瑗设想了一个年龄界限：30岁。在此之前，她会继续追求她想要的、能够让她崇拜和心动的爱情对象。在此之后，她有可能放弃之前的那种追求，找一个适合的（也就是物质现实条件比较好的）对象结婚。很多女性被访者都提到过类似的模式：年龄越大，对婚姻的考虑——也是对物质现实条件的考虑——就越占上风；到了某个年龄，有些人甚至愿意放弃所有对心动的要求，而仅仅关注物质现实条件。
当然，不同的人愿意为物质条件而牺牲心动感觉的程度是不同的。例如，丛歌说，“这并不是说我会找一个我不爱的人结婚，只是这个人他不需要是一个完美的情人”。可见，她并不打算完全放弃对心动的要求，但愿意降低要求。思瑗在接受访谈时仍然把心动的感觉视为恋爱的必要条件，但不排除将来会发生变化。相对而言，泳慧则是一个更加坚定地要求心动感觉的人。尽管在接受访谈时已经35岁，但她仍然不愿仅仅为了结婚而放弃感觉。
当然了，人的心理愿望可能是找到一个理想的伴侣，男朋友，爱侣。他，一般的男性“他”，三人行必有我师，还有她，同性的。我的目的不是一定要找到这个伴侣，甚至独身的想法我也是有的。我这个人就是，没有我自己爱的人，我是不会结婚的，或者走在一起的。为了其他的，都不是我要选择的。
在接受访谈时，泳慧正处在一段网恋之中。让她特别纠结的是，男方并不是特别令她满意的对象，她也没有感受到心动的感觉。她在犹豫是否还要交往下去。“三人行必有我师”是她用来宽慰自己的话：如果这段关系不会发展为恋爱关系，那就权当交了一个朋友吧。总之，尽管是很多人眼中的“大龄女青年”，她仍然不愿为了结婚而放弃对激情之爱的追求。
[1] Schubert，J.D.，“Defending multiculturalism：from Hegemony to Symbolic Violenc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5（7）（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