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

纽约—香港—北平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我取得硕士学位后，经唐明照 介绍，在纽约一家华侨餐馆做了几个月的打杂工，这时已攒够了路费，可以回国了。但第一个目的地是香港。因在此以前，经过曲折的途径，得到以中共中央名义转来的口头指示，让陈忠经、申健和我到香港《华商报》找章汉夫。他俩因故暂留美，我先走。

4月底，我从纽约坐长途汽车到旧金山，搭乘“威尔逊总统”客轮西行，航程需时两周。在甲板上看着海浪，回忆往事，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特别是王石坚被捕，我在西安的住处被搜查，而我和筱华竟都安然无事，个中原因，实在猜不透。

香港许多旅馆安排人在码头兜揽旅客，我选住九龙租金较廉的小旅馆，随即找到华商报社，接待我的是被称为小谭的青年。他说章汉夫已离开香港，问我有何事？我告以姓名、来由及所住旅馆，请他转告负责同志派人同我联系。

等了一星期，没有回音。我剩下的钱已不多，卖掉英文打字机和半箱子书。又等了几天，小谭来了，引我见负责同志——乔冠华。乔冠华简短问了我几句，让小谭为我代订船票，到天津后，将有人持写着我姓名的牌子接船。

小谭为我买了“湖北号”轮的统舱票，我付给他票钱。到了天津，我东张西望，却没有看到写我姓名的任何标志。乘客已走光，码头只剩我一人，我遂单独去北平，下榻前门外一客栈，不知该找谁。在我党的领导人中，我只认识周恩来、董必武，却又不知如何找。闷了两天，从报上看到蒋南翔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讲话的消息，我大喜过望，立即去找南翔。阔别多年，南翔热情相待。他谈到，1941年，他从重庆到延安，周恩来指示他把我的情况详细向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汇报，陈云认真听了并要他再向康生汇报（我听王石坚说过，康生是书记处书记，是他的直接领导人）。我向南翔讲了在天津扑空的事。南翔问明我住的客栈，说他马上转告李克农。我问：李克农是谁？南翔说：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做你这项工作的，都由他管。

第二天，一位不认识的英俊青年来找我，说他叫罗青长，接到香港电报，说我坐“湖南号”到天津，他们派人接，却没接到。我说，我坐的船是“湖北号”，错一个字，引起波折。罗青长让我随他走，我已付不出旅馆费，请他代付。这是我第一次用党的钱。

罗青长安排我住弓弦胡同15号，这本是戴笠的公馆。罗青长告诉我：1940年，由申健掩护，他在西安三青团工作了短时期。因我处境特殊，没有见到我。他以后在中社部一室任主任，清楚我们的情况。1947年撤出延安后，他随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进行情报工作。周副主席说过，西北战场每天都有得用的情报。王石坚被捕，周副主席在陕北打电报给在山西的李克农部长，设法营救，未成。李克农部长爱护干部，很担心陈忠经、申健和我的安全，以中央名义的口头指示，就是李克农部长多方设法请人转达的。

罗青长说：进城后，查获敌伪大批档案，找到王石坚被捕经过和全部审讯记录。王石坚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只说利用你们。李部长已总结了这一事件的教训。

罗青长引我见李克农部长。李部长很亲切，请我吃饭喝酒，使我感到党的温暖。我奉准去南京，看筱华和尚未见面的儿子，把他们接到北平。

周恩来谈西安情报工作

7月间的一天，罗青长领我去见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非常高兴，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

周副主席谈到，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事先得到我的情报，中央做了准备。许多同志担心毛主席的安全，纷纷要求毛主席离开陕北，转移到比较安全的解放区，毛主席没有同意，认为陕甘宁边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没有问题。毛主席还说，只要了解敌情，最危险的地方也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周副主席说，得知蒋胡军有了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他很重视，下令中共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三天，并通知各野战军在作战前部署期间以及在作战中，不用无线电传达，改用小电台拍至大电台代转，以便迷惑敌人。在得知胡宗南打算固守延安、不再分兵出击的情报后，毛主席同意他到真武洞公开出席祝捷大会，公开宣布毛主席、党中央还在陕北，以此拴住胡宗南，牵着他的鼻子走。

周恩来说：西安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成功，你做了努力。罗青长说：还有陈忠经、申健，一共三个人。周恩来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可以说是“后三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做了贡献。毛主席曾设想，如果发勋章，也要发给你们。

周副主席还谈到王石坚。他说：王石坚被捕，克农很担心你们三人的安全，我倒不那么担心。这同1946年丢小本子的事件不一样。那次是顾虑马歇尔直接交给蒋介石，一旦蒋介石看到，下令查办，不论中统、军统，都不敢马虎。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紧要。王石坚是靠陈忠经掩护才站住脚，你结婚后住在王石坚的家，东西被搜走，这都是明摆着的事。王石坚说是利用你们，鬼才相信。蒋介石特务机关一向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有了这些线索，他们肯放手？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他不是爱护谁，是为了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还带你打延安，保荐去美国，这件事捅出来，蒋介石饶不了他，同他有矛盾的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们都安全。要考虑选一个被我们抓到的军统头目，把王石坚换回来。

以上这段话，是1949年7月周恩来讲的大意。30多年后，周恩来正确的分析判断得到了佐证。1985年出版的沈醉 著《军统内幕》，有这样一段：“1947年秋冬间，我曾去西安见过胡宗南，那是为了处理军统在西安几万包面粉的事。”“我在西安处理面粉时，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西北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清理出来的线索里，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中共党员，已经活动了多年。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胡在西北执掌军政大权，连对日抗战都不发一兵，而是全力对付共产党。现在发现在他身边居然有共产党暗中活动，这使胡最为丢脸，是非给蒋介石痛骂一顿不可的。”叶翔之认为：“这事关系胡宗南的声誉很大，问我应如何处理。我建议他立刻向毛人凤请示，估计一天之内就可得到答复。第二天，毛人凤复电指示，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先向胡详细报告，有关案卷都可送他去看。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周恩来向张治中“公开一个秘密”

1949年11月5日，我收到一份请柬：

“国历11月6日（星期日）中午12时半洁樽候叙

周恩来 谨订
座设中南海勤政殿”

由于我和司机不识路，到勤政殿晚了几分钟，我正想向周总理解释，总理却指着客人说：“都认识吧？”我一看，客人是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国民党当局原派的和谈代表。张治中说：“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总理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客人们似乎有些茫然。

席间，总理说：今天我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总理指指我，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客人们顿时大为惊讶。刘斐原是国防部次长，他说：真想不到！难怪胡宗南打败仗。总理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张治中说：我早知道蒋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上他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的特务如狼似虎，胡作非为，花天酒地，哪有像熊老弟这样的人？总理说：我们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有本质不同。

总理说：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说清楚，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是要他帮助胡宗南抗日，不是要他搞情报。当时，我们诚心诚意想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还决定不在国民党机关、部队里建立党组织。可是蒋介石硬是要反共，我们不能不自卫，我们就交给他自卫的任务。

总理向张治中说：文白先生最清楚，抗战胜利以后，毛主席去重庆，我们又诚心诚意同国民党合作和平建国，我们做了许多让步，但是蒋介石硬是要打内战，要消灭共党共军，我们为了人民的利益，绝不能听之任之。毛主席早就公开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是这样，在情报上也是这样。蒋介石、胡宗南已经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今天我向大家讲出来，希望文白先生有便转告蒋介石，让他知道来龙去脉。还要劝他改弦易辙，反共是自取灭亡，反攻是痴心妄想，劝他不要反动到底。我们对他还寄予期望。

总理又指指我说：今天向你们公开这个秘密，还有一层意思——以后要他在外交方面做些事情，你们都是熟人，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免得误会。

从此，我正式从“地下”转到“地上”，在周恩来的指引和领导下，踏上新的征途。

附录一：

毛泽东的评价和《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
发表后海内外的巨大反响与评论

1.1943年7月13日，毛泽东致电周子健（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指出：“蒋、胡秘密调兵准备进攻，你们所得情报完全正确，帮助中央甚大。现经我们揭穿，已引起各国大使干涉，我们又积极准备应战，故迫得蒋不得不于十日改变计划。”“为击破国民党的无耻反共宣传计，你们仍应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密发社会各方，不得停止不发。”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56-457页

2.罗青长：1943年6月18日，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进行反共军事部署。他们阴谋“闪击延安”，一举消灭我首脑机关，夺取陕甘宁边区。这是自“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策划的又一次新的反共高潮。7月2日，胡密令各部队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在这关键时刻，1938年在武汉根据周恩来、董必武“深入虎穴”指示打入胡宗南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熊向晖，及时获悉了敌人在陕北的军事部署情形，立即报告了组织，使党中央得以采取相应措施。中央一方面进行了军事部署；一方面在政治上发动宣传攻势，公开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蒋迫于内外压力，又鉴于其“闪电战”计划的彻底败露，于7月10日下令胡宗南停止军事行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遂被制止。毛主席称赞，在这个时候，凡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掌握之中，这是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

——《周恩来是我党我军电讯、机要和情报工作的创建者和领导者》，载《中共党史资料》总第36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77-78页

3.刘大年：研究抗日战争，“档案材料要抓紧收集，不见于档案的战争亲历者头脑里的活材料更应抓紧收集。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人很多已经不在世了，健在的人多半胡子头发也白了。按照春秋三世的说法，抗日战争在这些人是所见世，在今天40多岁以下的人是所闻世或所传闻世。我们应该抓住所见世的人掌握的资料，把许多事情弄准确，留下信史。举眼前的例子，1991年1月8日《人民日报》刊载的熊向晖同志的《周总理的魅力》一文所讲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内幕，刷新了事情的面貌。以前的讲法如今需要改变。而且照熊文记载，其意义超出事件本身之外。……”

——1991年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载《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4.台湾《传记文学》第58卷第2期编者按摘要

中共《人民日报》（海外版）自本年（1991年）元月七日起连载熊向晖所著《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长文，一周后，此间联合报有《胡宗南吃败仗身边有共谍》香港通讯，因系片段报道，语焉不详。《传记文学》特征得原作者同意，将原文、全文一字不易地予以转载。本文是两年来《传记文学》发表《中共地下党活动史料》，继江阴要塞之后，又一石破天惊之作。胡宗南抗战八年在西北屯养大军、训练干部，主要任务即“看住共产党”，因而有“西北王”之称。万万没有想到他身边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是中共的地下党员，更是中共的情报人员。这正如同《传记文学》征稿启事所言：“国共两党之争，国民党站在明处，共产党躲在暗处，国民党对共产党一无所知，共产党对国民党则了如指掌。”胡宗南之败，乃至国民党之败，毋宁说是当然之事。……

【1985年在凤阳中学校史陈列馆前】

——1991年台湾《传记文学》第58卷第2期

5.张佛千：《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读后

《传记文学》上期及本期连载的熊向晖作《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是国共两党情报战的最大案件，更是主角回忆的第一手资料。熊向晖原名彙荃，“彙”是表示行辈，他的兄弟姊妹都叫“彙×”，“彙”下面那一个字又都是草字头。他追随胡宗南先生，兼理副官、参谋、秘书业务，胡睡后他才睡，胡未起他先起，如影随形，十分亲信。胡对熊的父母兄弟姊妹都加以很好的照顾，为对其他部属之所未有。

熊对中共的最大功劳是延安之役。胡投下了他所训练的三个集团军共三十多个师的兵力，对于延安，本可围而歼之，但攻入延安以后，大鱼全部走光，小鱼甚至虾子都未捉到一个，而且在以后延安外围战斗中，好几个号称精锐的师都被共军歼灭。名义上是获得占领延安的战果，实际上是伤亡惨重的大败仗。熊文中记下周恩来引述毛泽东的话，熊一个人“顶得几个师”，这句话实在不足以形容熊的重要。

我在去年（1990年）四月第一次回大陆，目的之一是游览从前所未到过的东北及西北大部分，在中国旅行何必受旅游团体的限制，当然要通过旅行社办手续，第一站到北京，好几年前好友程开椿（是胡宗南最早的随从参谋，后来担任第八战区、第一战区的兵站司令，退到台湾又做胡的办事处主任，胡对他始终信任，胡逝世后，他依子女赴美）曾由美赴北京，函告我受熊热烈招待，其后闻熊患膀胱癌退休，所以这次我到北京，以为他是缠绵病榻，计划到北京后再托旅行社打听他的住所，不料在飞机上巧遇一位老友，与熊同是当年学生战地服务团的成员，他知道熊病已痊愈，并告我熊的电话，我到北京住进北京饭店已是晚间十时，电话熊宅，熊太太说熊每晚服安眠药才能睡，不能叫他，明早八时前请再来电话。

第二天七时半熊先来电话，他八时到医院例行理疗，八时半即来看我，他吩咐随从秘书十一时半再来，问我“谈三小时够不够？”我笑说：“不够，再谈嘛。”以后又接我到他家谈，《传记文学》所刊一文的内容，都已详细告我，当时并未说他要写出来。熊在西安因工作特殊，个人无自由，所以极少与外界（包括胡的部属）发生关系，因为我的工作，随时向胡直接请示，所以与熊接触比较多，又因我们有乡谊，也比较亲切。我至北京初见，他即说：“我告诉老伴，你是我的老友好友，要收拾一间屋子给你住。”我深谢他的厚谊，还是住旅馆方便。

我在赴大陆以前，看《传记文学》所载毛泽东的卫士及侍医的回忆录，写毛泽东在延安不守后，一直留在黄河南岸，不怕危险，亲自指挥战事，深觉毛的料事如神与精神可佩，在听了熊的谈话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胡的大军，兵分多少路，哪一个部队走哪一路，每天随时都有情报，毛对胡军行动，了如指掌，所以毛可以在胡军三十多个师密集的空隙中安全游走，更能伺机对胡军作致命的突击。

后来因为西安共党地下电台破获，才明了熊的身份与工作，这时熊已由胡保送至美读书，立刻知道自己身份曝光。胡当然痛愤至极，要求戴笠不公布（戴死于1946年3月17日），戴、胡互相联络，关系十分密切，戴可能连局内高干一律瞒住，但他绝不敢瞒蒋委员长。于是蒋始明了延安之役所以致之的原因。就情理推测，蒋对胡可能也痛愤至极。我国最有名的军事家郭寄峤上将曾告我：胡在西昌即将失守时，蒋坚决不准胡来台，郭时任副参谋总长，一再坚请、甚至直言“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反战争利益，也违反指挥道德”。由于郭的坚持，在蒋的默许之下，胡得于最后一分钟乘机飞台。

胡到台后，每年旧历元旦，首先向郭拜年。郭在回忆录中也记述这一节。最初我十分奇怪，就过去所知，蒋对胡信任之专，倚畀之隆，逾于寻常，何以最后弃之绝地而不顾，我在北京与熊谈话以后才得到解答。在熊案揭穿以后，延安之役，已成过去，当时国军向国内国外大肆宣传，以为这是对共党扫穴犁庭之战。熊案既不能公布，又不能追究胡的责任。如果能围而歼之，只要堵住黄河南岸，即有重大战果，国共战争的历史就会重写，可能不致有大陆沦亡渡海逃难的结局。因此蒋对胡之痛恨，可以理解。论者或以为胡的大军入川勤王，未能扭转西南局势，当时因素甚多，蒋之恨胡，这应非最重要的原因，而延安之役才是最大的关键。我想，大溪档案中，蒋的日记中，应该可以找到解答。胡来台后，除准其所请戍守最前线的大陈岛，后又退守澎湖，再后则无下文，不但谈不到参谋总长，连陆军总司令都无份。回想对日抗战之初，派他在西安练兵，负经营西北的全责。胡兼主任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规模之大，几乎是其他九个分校之和。据关系方面传说，全国陆军团长以上的干部由胡保荐的占百分之八十，信任之深实际超过陈辞公。当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汉创立，特命胡兼负组织处长的名义，由康泽代理负责。可想见蒋对胡的器重，前后对照，相待真有天渊之别。

这里，我要为胡说几句公道话，胡十分重视人才，也重视对人才的磨炼与驾驭，尤其重视对共党潜伏的防范。因为胡开始西安练兵大业之际，三十多位著名大学的大学生适时到达，人人优秀，共产党的熊向晖、陈忠经、申振民（现在大陆）；国民党的徐先麟、洪同、陈大勋（现在台湾），都是人才。李芳兰（在美国）也是能力极强的女性。熊的最突出之处，是他的气质之纯，为我平生所仅见，我绝对不相信，也不会想到他是做情报工作的人。胡之选其为随从人员，是非常应该的决定，如我是胡，也会做同样的选择。怪只怪周恩来善于择人，造成胡的毕生大憾。

这里，我也要为熊说几句公道话。有人见到《传记文学》所刊熊文的前半，而责备熊忘恩负义。依理而论，熊参加共产党在先，并非受到胡的重用后再投共。他是为共产党工作，自当对共产党忠诚，正是各为其主之义。而且是胡坚持要他做随从，他并表示不愿担任。胡最不应该的是在熊已将动身赴美，又特派专人要熊留下：“打下延安再走！”我要说一句对老长官不敬的话：“真是鬼摸了头！”

胡之敢于用人，有其气魄，用我即是一例。我同他非亲非故，我到西安不久，即令我负责西安办事处。我到差请示，他只说一句：“做我的代表。”四面八方来的众多的客，胡都不见，要我代见，但我认为胡应该见的，经过力争，胡才见。胡从不理地方人士，当时西安是北部中国的枢纽，不仅陕西士绅集中，包括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以及甘青一带西北人士都避寇暂住西安，我一一联络与胡见面，由于我的力争，胡破了许多例，为人做寿、拜年、请春酒、尊贤敬老，并分赠市面难购的上等面粉与高级煤炭。去年我在北京熊宅，熊向其妻女介绍我：“他是为胡宗南打统战的，打得大、打得好。”可是在抗日胜利的前一年，我成了闲员，我忍耐到胜利后才离开。一直到四年前我以环游世界八十日纪念八十岁生日，由欧到加，遇见西安好友侯一鸣，他是胡的亲信干部，他说他为我问胡五次：“为什么不用张某某？”第五次胡才答复：“他的思想有问题。”这是与“他是共产党”的同义语。如果我是共党，胡不理地方人士，如鱼失水，岂不正中共党下怀。我一方面十分辛苦地建立全面地方关系；一方面还要说服胡，更不惜犯颜力争，焉有如此共党？这样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明白的道理，胡竟然不懂。我对熊苦笑：“你忠于共产党，胡送你赴美读书，我忠于国民党，胡却说我是共产党。”

虽然，胡对熊谓之失察，对我谓之不明，但我仍要说，胡在军人中是一个卓尔不群的人，我在胡逝世时曾写了一篇《胡宗南先生的小事》，因是追悼之文，不便作客观的记述，在读了熊文之后，窃恐使读者以为胡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则是大误。因拟补写《胡宗南先生小事》续记。对其人之兴衰成败，或可于此中得到一些启示。

又，上期本刊编者对熊文所作注释，引述我的推测：“王中，可能系王大中。”实误，王中向熊收党费，当是收共党的党费。而王大中曾任“蓝衣社”助理书记（刘健群任书记），当时在西安任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的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的忠贞干部。王中应该另有其人。

——台湾《传记文学》第58卷第3期

6.赵千方：中共地下“后三杰”与胡宗南

读《传记文学》二、三月号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长文，真是“石破天惊”之作，读后令人感慨系之。假如蒋介石、胡公宗南健在或地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初读熊文，因不识熊之过去，以为是无名之辈，所以曾采保留态度，或认为他难免有夸张炫耀之处，殊不知向此间抗战时期曾在西北或与胡宗南共事的前辈和朋友们打听，熊彙荃（原名）其人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每个人都可以讲一段或描写一段熊的故事。所谓“地下工作”者，应该是躲在暗处，但熊的“地下工作”则是在阳光之下，在胡长官保护之下无往不利，诚令人不可思议。熊虽非三头六臂，但其精于心计、善于伪装与随机应变，绝非常人所能及。

周恩来谓中共地下工作有“前三杰”与“后三杰”，“前三杰”姑不论，“后三杰”熊向晖（彙荃）、申振民（健）及陈忠经（翘）竟全出自胡长官的手下，而且在他们隐藏八年为共党立下大功以后，胡长官又在抗战胜利后一起栽培他们到美国去留学。因此三个人才会学得“胡儿语”，1950年以后都可以在中共外交界一展身手。饮水思源，不知他们对老长官是嘲笑呢，还是感恩？

“国防部”1972年所编《胡宗南上将年谱》（不公开发行）一书中，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部分有如下的一段：

公（指胡上将）以胜利后建设万端，需才孔亟，而抗战期中优秀青年无法出国深造者尤宜及时培育。于是先后派副参谋长盛文（在台病逝），党政处处长张研田（在台病逝）赴京与教育部交涉，同意由公以节余经费，派员出国留学，遂由张处长经纪其事，分批派遣朱文长（朱经农之子）、张奇、陈忠经（翘）、申振民（健）、熊彙荃（向晖）、涂心园、张绍良、阎子桂、何继高、马大恢、吕家鸿、马蒙、张维公、王克亮、宋寿昌、曹克寿、黄荣翰等十七人，其中马蒙留英国，其余皆留学美国。张维公、王克亮、宋寿昌、曹克寿、黄荣翰等为特选之陕西优秀青年，此外尚有李人士、余忠玲、熊彙芝女士（熊向晖之妹）等，亦各补助美金三千元助其出国深造。按十七人中张绍良、曹克寿、宋寿昌、黄荣翰等四人，大陆沦陷前已返国，其余大部分仍留美国。朱文长任教匹兹堡大学，何继高任教西东大学，涂心园任职联邦农业部，三人皆获博士学位。张维公任职美海军造船厂，张奇任职联邦内政部，马大恢会计师，王克亮经商，吕家鸿在美职务不详，马蒙任教香港大学。其返台湾者阎子桂任教政治大学，余忠玲现亦任教育部驻美文化专员。

周恩来所谓“后三杰”，俱在其中矣，其他十七人中有无中共地下党员尚不得而知。但朱文长、涂心园二人常在贵刊投稿，学有专长，俱为海外忠贞之士，可能当时对“后三杰”者情形并无所知。又“后三杰”案一九四七年十月为政府破获，此三人均在美国，奈何不得，倒也罢了。但二十五年以后，国防部为表扬胡上将事功，编年谱时仍将“后三杰”姓名列入，不知是失察？还是因三人化名改名的关系？抹黑胡上将竟因此而留下历史的文字记录。

——《传记文学》第58卷第5期92-94页

7.赵同信：《胡宗南遗事》

……胡宗南浙江孝丰人，初为小学教员，身材短小，相貌不扬，尤不善言辞，事先虽有讲稿，但一仰头，即忘稿文，听众常为他着急。十三年（1924年）投考黄埔一期，以身矮不被录取。胡急甚，向招生委员王伯群抗议：“身矮即不能革命吗？”王闻言惊奇，准其入学。

在校与陕人马志超编为一队。马矮胖有力，心直口快，熄灯后犹与同学喋喋不休。胡不能入睡，说：“睡觉了，不说吧？区队长要来查夜了！”马性躁，立起回骂：“你是什么东西？敢来多言，老子揍你！”胡默不敢言，一时传为笑话。抗战时，胡以总司令驻节西安，为驻军最高长官。马却任警察局长。马晋见胡时，胡笑道：“当年同队，马兄真厉害呀！”马闻言，面红耳赤。

胡虽面貌不扬，而官运亨通。黄埔一期毕业生皆派充排长。轮至胡时，无缺可派，遂改派为连指导员。北伐时，升为营指导员。未几营长出缺，由指导员代理营长。十六年（1927年）由营长升任团长。十九年（1932年）阎冯反抗中央，胡表现良好，升为旅长，归刘峙指挥。二十年（1931年）刘峙由师长升任军长，本呈报徐庭瑶为师长（徐时任副师长），蒋总司令问刘，何不保胡为师长？刘答：“徐比胡好”！蒋说：“你何以对胡有如此成见？”遂批改胡为师长。自此，胡青云得路，却终生恨刘峙入骨。

胡喜人呼称“先生”。何以故？据闻胡驻沪时，便装逛窑子（妓女院），兴尽出门，恰遇师政治处长。处长趋前说：“师长来了”！胡闻言大怒：“谁是师长？你不会呼我为先生吗？”自此而后，部下皆以“先生”称呼他了。

胡家境清寒，前妻嫌胡穷貌丑而离婚，胡遂从军，故对女人恨之。宁做北里游，不愿结婚。经义弟戴笠物色叶女，性淑惠，遂订婚。抗战军兴，胡婉言：“大敌当前，不愿结婚。”直至胜利方结婚，仅席开一桌，不发喜帖。他也恨部下娶美女、谈恋爱。如闻某人娶美女，定找碴儿撤职。伪淮海省长郝鹏举，原任职胡部，因爱女色被押遂愤而离职，立志要打垮胡宗南。即为一例。

胡好大喜功，一切设施，仿照蒋委员长；在西北设分校，办训练，集权一人。蒋因喜爱他，无不照准。

胡用人以黄埔、陆大、老第一师、浙江人为主干，故有：“黄陆一浙”之称。左右有四大金刚、八大秘书、十三太保、三十六小鬼，包围把持，惹起很多陕人反对。但当时不敢反对，至兵败来台湾后，李梦彪以监察委员的身份纠弹胡。

陕人作歌讽之：“七分校，瞎胡闹，白天睡觉，夜间拆庙，不要砖瓦，专要木料！”因当时各部经费不足，需取木材烧饭之故。

胡宗南的长处也很多。忠于领袖，苦干，自己清廉。但其部下却不见得，营私舞弊，比比皆是。由于局面大而顾不到，亦难怪也。新七军，为反正伪军，当时策反过来，极不容易。胡对新七军训话：“命令：师长以上调参议，营长以上调七分校。排长以上入军官队，士官分编各师！”全师闻令变色。本希反正以达升官目的，结果实权交出，个个怀恨。

胡宗南第一喜爱能招兵的干部。有陈某，拥基本子弟六千员；每次招来的人被编入各部队，但不到一个月，这些基本兵便会再跑回来，陈自然欣喜，加以奖赏。然后再招入伍，如此一年一次，每招一次，便升一级，故有“招兵专家”之称。所招新兵，军粮先由地方政府垫出。事后陈某并不归垫，县长也不深追。但却被出纳看出窍门，拒不发粮。经双方协议，各分一半，利益均沾。而胡不知，反认陈某能干。第二，胡喜青年，故设有“战干团”“参谋班”“游干班”“军官队”等，来收罗文武青年。第三，胡喜欢搞生产事业，因而成立了很多工场。

胡先生善于并吞各方。例如，你在西北办学校，稍有成就，他便去参观，送麦粉、赠经费，又派校长为战干团教官。日子一久，便调你为他学校校长（胡在陕也办有很多学校），你办的学校另派他的老干部接任。无形中你办的学校，便在他指挥下，变成他办的了。抗战期间，山西大学移至西安。胡先生常常送款，不时去演讲。对校长、教授，加聘官衔之后，即介绍战员、教授。此举被阎锡山发觉，急速将山大迁回晋南，并向蒋委员长处告他一状，说他“鼓动学潮”！胡先生不唯对陕西主席要控制，即甘肃、河南，也要过问。遇机即向外扩展，事业心如此之强！胡有一副官，名熊彙荃（按即熊向晖），人长得英俊潇洒，清华大学生出身，写说俱佳，干练有为，极得胡喜爱。先任熊为随从副官，再提升为机要秘书，一切重要公文，皆由熊负责，依为左右手，竟是共谍，而且是直通周恩来者，潜伏胡左右达十几年。胡对他言听计从，直到卅八年（1949年）大陆赤化，胡先生的百万大军被击溃，兵渡来台，方知熊副官为周恩来直接领导之间谍。胡捶胸顿足，仰天长叹：“焉有不败！焉有不败！”

——台湾《龙旗》1991年4月号

8.龚正：《反面教材》

……台湾有些人不喜欢听那段不幸的历史，说真话的人往往被嘲笑为“反共八股”。如今熊向晖披露了他打入国军窃取情报的全部过程，这总算为我们这些矢志反共的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证据。

熊向晖的四万字回忆录，在台北《联合报》摘登了片段，2月份由《传记文学》全文转载。不久前，前辈军中记者刘毅夫先生将熊文呈交郝柏村院长，始引起中枢的重视。郝院长已下令将熊文影印一百份发给国军高级将领，作为必读的反面教材。

——1991年4月2日《香港时报》

9.刘俊南致熊向晖的一封信

熊向晖先生：

您好！从《人民日报》（海外版）拜读您的大作《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深受教育与感动，特冒昧致函于您，敬请原谅。

我叫刘俊南，原任中国通讯社总编辑、记者，现为日本中国语文翻译中心社长。

熊先生的文章《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后，引起了日本各界广泛、强烈的反应并受到重视。看了第一部的人，翘首以待盼望刊有第二部的《人民日报》快送上门。当读者发现中间几天没有登载时，他们感到失望，并更加迫切要求尽快刊登续篇。

鉴于这篇文章的历史重要性和情节的戏剧性，我觉得应该译成日文在日本刊印出版，以便让更广泛的日本人民阅读。既然要发行日文版，就要找宣传面广、影响力大的出版社。我认为合乎这种条件的有日本广播协会（即NHK）出版协会、朝日新闻、岩波书店等几家。由于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一项事业越有意义，竞争就越激烈，出版界也并不例外。例如，由朝日新闻出版，读卖、每日、日经等各大报就不介绍此书出版。只有NHK出版协会是国营，又最具权威性，各大报都较尊重它。考虑到这种情形，我认为由NHK出版协会出版最理想。

于是，2月22日我主动地找NHK出版协会图书部总编辑品川高宣先生洽谈。品川先生毕业于东京教育大学（现改为筑波大学）东洋史系，懂中文，他一看熊先生文章和我写的内容提要，当场就表示很感兴趣，并问我出版时是否需要加几页注解（因为许多地名和人名如不加注解年轻读者则感到陌生）。他还表示，在一个星期以内开会做出内部决定，并且要我三天译出其中一段约4000字，用文字处理机打成日文传给他，为的是使会议与会者深入了解这篇文章的意义和出版价值。……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附录二：

《毛泽东传》中对胡宗南侵占延安记述的补证

熊向晖

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年—1949年）》（简称《毛泽东传》），于1996年8月出版问世后，得到广泛的重视和高度的评价，普遍认为是研究毛泽东生平的权威之作，是学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宝贵教材。笔者读后，受益匪浅。其中难免也有需要商榷之处。该书《后记》中说：“书中不当的地方，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

《毛泽东传》对1947年胡宗南侵占延安前后的情况作了概述，其中有三段与拙作《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书中的有关内容大相径庭。一些读者据此向笔者质疑、非难。现先将《毛泽东传》中的几段文字抄录于下：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也就是占领张家口的当天，（蒋介石）就宣布在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出任“总统”。不久，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下达了进攻延安的命令。（第778页）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旬，蒋介石将握有重兵、长期坐镇西北、围困着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召到南京，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基本设想。二十八日，他又飞到西安，召集西安军政负责人开会，研究确定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三月十一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参加的作战会议，传达西安会议的决议，确定在洛川组织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西安绥靖公署（由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改称）所属各部的进攻行动。（第790至791页）

三月十一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刚撤离后七小时，国民党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十七日清晨，西安绥靖公署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指挥两个整编军十五个旅十四万人开始向北进攻。（第794页）

作者并非作史，不能要求在战史方面详述。但笔者发现，从抗日战争结束后到我党放弃延安，对胡宗南的阴谋和军事行动迄无系统记述。为此，笔者选用以下材料：《毛泽东年谱（1893—1949）》（简称《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1898—1949》（简称《周恩来年谱》），1972年台湾“国防部印制厂”印制的《胡宗南上将年谱》（简称《胡宗南年谱》）及其他文章的有关内容。引用部分凡加引号的均为原文，原文过长的由笔者作简要表达。

（一）1946年4月蒋军整编后，划归第一战区的部队有：整编第一军、整编第二十九军、整编第三十师。（以下除引用的文章外，简称整一军、整二十九军、整三十师。余类推。）

裴昌会（曾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写的《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纪略》（以下简称裴昌会文）中说：“1946年7月，胡宗南的整编第一军（辖第一、第二十七、第九十等三个师）和整编三十师联合阎锡山部队进犯晋南解放区。”与此相衔接，《胡宗南年谱》1946年部分说：“晋南战役自8月上旬至10月20日晋军会师止”，“对北窜晋西山区之匪，则于12月17日开始清剿”。此前，胡宗南曾要求蒋介石准许他把在山西的部队调到陕西，进攻延安，“已集兵待发，旋又奉令中止”。“中央拘于国际形势，未解决然实施。”

《毛泽东年谱》1946年“11月10日获悉胡宗南于本月上旬下令抽调在晋南的四个旅入陕，准备进攻延安（略去致陈赓电）。”“24日，获悉胡宗南又令暂编第一师从陕西禹门口东渡返回晋西南后（略去致陈赓电）。”“11月22日至12月12日（略去陈赓等部的军事行动）迫使胡宗南急令已入陕的整编第一、第九十师东返晋西南。”

《周恩来年谱》（1946年）11月11日，周恩来同马歇尔、陈诚举行非正式三人会议。周指出国民党正在布置向延安进攻。16日，在同马歇尔会谈时又说，由于“国大”的召开，国民党已关上了谈判的大门，他和中共代表团将不得不返回延安。马歇尔表示愿意为周恩来回延安提供飞机，负责送他们回解放区。1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访马歇尔，将中共留在上海、南京、重庆的人员名单交马歇尔，请他为上述人员的撤离提供方便。

到1947年2月，胡部整一军及整三十师均在山西。整二十九军军部在陕西三原，已无法“围困着陕甘宁边区”。1947年2月2日，毛泽东致续范亭的信中说：“边区局势现较平稳，如绥德方面住得相宜，似不必去晋西北，增加劳顿。”

（二）胡部整二十九军的任务是对付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以陕西旬邑县马欄镇为中心的关中分区，“是一个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的囊形地带，在地理上据有进攻之利。解放军关中分区部队向南可威逼西安，向东可切断咸（阳）榆（林）公路，断绝胡宗南北上的交通线。因此，在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中，关中分区是解放军的极为重要的前哨阵地，而对胡宗南来说却是极大的威胁，它不能不拼死争夺”。

胡宗南未能进攻延安，就先抢占关中分区（胡戏称为“囊形地带”）。以下摘录《胡宗南年谱》1947年部分：“二月一日，研究关中晋南形势，主张先收复囊形地带。二日奉委座电话核可。七日研究攻略囊形地带方案。十五日赴三原整二十九军军部指导。十八日拂晓向囊形地带攻击前进，二十日占领马欄镇，向甘肃宁县以南地区追剿。二十五日率僚属至邠州，决定一举收复庆阳。二十八日忽奉召入京，各部队遂原地待命。”

经查，以上记载属实。《周恩来年谱》1947年“2月18日胡宗南部队五路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裴昌会文：“整编二十九军的主力向陇东之庆阳、合水进犯。”

（三）据《胡宗南年谱》，2月28日胡宗南飞抵南京，蒋介石召见时，突命胡将所属部队立即集中于陕西洛川—宜川一线，于3月10日（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开始之日）向陕北发起进攻，“以闪击行动迅速夺取延安”，务必严格保密。“三月一日（胡）在国防部研究攻略延安方案，刘为章认为妥善，晚九时同谒委座即蒙同意。”

《周恩来年谱》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宗南，部署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得到情报后，决定延安紧急疏散”。

此前，美国宣布退出军事调处，马歇尔已返美。蒋介石决心完全破裂国共关系，《周恩来年谱》1947年“2月27日、28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军警包围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办事处，限三月五日前撤离全部人员，同时封闭《新华日报》”。“3月5日致函延安美军联络组转司徒雷登：‘感谢阁下给予中共留京、沪、渝人员在回延安运输上的便利。’”“3月12日就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建议对……中国问题……加以讨论，发表声明（略）。”3月初，蒋介石令其外交部公开宣布拒绝四国外长会议讨论中国问题。

（四）据《胡宗南年谱》，胡宗南于3月9日回到洛川，前进指挥所人员已先期到达。蒋介石发觉美军联络组尚在延安，即命胡将发起进攻日期推迟三天。裴昌会文说：“1947年3月初，胡宗南的整编第一军（三个师辖七个旅）附属迫击炮营和火箭部队，由晋南运城出发，在禹门口渡过黄河经韩城向宜川附近集中，整编二十九军（辖十七、三十六、七十六等三个师共八个旅）附战车重炮部队向富县、洛川地区集中。这两个整编军都在十日前集中完毕，并完成战斗准备。”

据《胡宗南年谱》，1947年“三月十日晚十时召整编第一、第二十九两军、师、旅长指授攻略延安方略”，然后进行讨论，并宣布任命前进指挥所主要人员，主任为裴昌会。会议开到凌晨。裴昌会文：“1947年3月11日，胡宗南下达作战命令。”

《周恩来年谱》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指挥的十五个旅十四万余人自洛川、宜川之线北犯”。“3月19日西北野战兵团从延安撤出，胡宗南部占领延安。”

（五）据笔者所知，洛川前进指挥所由参谋、副官、电讯、后勤、政工等人员组成，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抓总，负责处理具体事务。裴实质上是幕僚长，有责任在作战方面提出建议，接受咨询，而无权“指挥”。从裴昌会文也可看出，“下达作战命令”的是胡宗南，从《周恩来年谱》中也可看出，“指挥”部队“北犯”的是胡宗南。

据笔者所知，1947年3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毛泽东传》误为“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并未“改称”西安绥靖公署。这不只是“改称”，而是改组。在展开重大军事行动之时，绝不会改组指挥机构。那时，胡宗南还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不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47年3月21日，《中央日报》发表题为《劳解放延安的将士》社论。其中说：这一次胡长官所指挥的国军，……奏了犁庭扫穴的大功。当天该报还刊载了“嘉勉收复延安将士电”，电头就是“胡长官宗南转全体将士”。

（六）《毛泽东传》第791页上还有很长的一段，摘录如下：“国民党军队用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共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人。基本部署是：以胡宗南直辖的十五个旅……担任主要突击；……以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等部……担任辅助突击。企图一举攻占延安……”在此仅须指出：全段只有一个主词，即“国民党军队”。

据笔者所知，核准“一举攻占延安”计划的是蒋介石。在计划当中，并未提到马步芳、马鸿逵、邓宝珊。马步芳、马鸿逵部队隶属于以张治中为主任的西北行辕，不受胡宗南指挥。裴昌会文说：胡曾“通报甘宁青马家部队，要求派出一部兵力向庆阳、合水附近进击，以支援胡军的北进（但这个通报马家并未理睬）”。

有些读者根据《毛泽东传》的上引段落对拙作《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提出质疑和非难。本文选用的上述材料，除供《毛泽东传》编者参考外，也作为对拙作质疑和非难的读者们的回答。本文如有错误或不当处，欢迎批评指正。 kI4ME7bgQfU59EDMXxHx0pcult8AEZgELgsilI9PctCEjT3qezvp9PI85GPnWWm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