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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发明应用、整体演进和群体突破，使万物皆可数据化。数据定义万物，数据连接万物，数据变革万物。数据化不只是一种技术体系，不只是万物的比特化，而且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重组，是一种更新中的社会体系，更重要的是，更新甚或重构人类的社会生活。
数据日益成为我们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这深刻改变着“人”的形象、内涵与外延。人的依赖关系被物的依赖关系取代，
人类、技术、数据的进化为把“人”从其对现代社会“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提供了新的现实可能性。
“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的发展的最初历史形态。在手工技术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即人类以“人的依赖关系”生存的时代，人的发展的最基本特征是人对自然的直接依附基础上的人身归属。这种依赖关系表明，人的联系是局部的和单一的，因而是原始的或贫乏的。
关于人类的起源有众多不同版本的说法，以至人类到底是如何被创造或进化来的显得扑朔迷离。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出，人类是由猿类进化而来的，并用充满想象力的文字证明：智人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物种，也是从低级动物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才逐渐成为当今的现代智人的。
普遍认为，距今2300万—1000万年前出现于非洲的森林古猿是现代人类和猩猩类动物的共同祖先。在森林古猿出现后的数百万年间，先后分化出猩猩、大猩猩和黑猩猩等分支。到距今500万—100万年前，非洲出现了南方古猿，其被认为是人类的最早形态。在距今370万—1万年前，人类实现了从猿人进化到现代人类的过程。
人类文明伴随古猿人的发育而发展，距今20万年前，出现了早期智人。到距今10万—1万年前，晚期智人出现并取代了早期智人，其在外形和相貌上与现代人类已经相差无几，可以被称为现代人，不过我们更多的定义是把从史前1万年开始的人类称为现代人。随后的时间，人类智慧和文明继续发展，到距今6000—5500年前，最早的人类国家出现，这代表着人类文明正式开始，人类的进化正式进入文明的一页。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出，智人通过共同的想象从动物界中脱颖而出，经历了认知革命、农业革命、人类的融合统一和科技革命的演进历史。人类能有今天的发展，除了依靠一双灵活的手外，更重要的是有一个优秀的大脑。正是人类大脑中卓越的智慧创造出了现在的一切，并且使人类站在地球生物圈中食物链的顶端。人类通过制造和运用各种工具，已经可以满足适应各种环境的需求，并且能创造出自己需要的环境，所以人类身体已经不需要太多的进化，取而代之的是人类思维、智慧、文明的进化。
在赫拉利看来，人类的发展已经来到了巨变的前夜。从40亿年前地球上诞生生命至今，生命的演化都遵循着最基本的自然进化法则，所有的生命形态都在有机领域内变动，但是现在人类第一次有可能改变这一生命模式进入新的领域（见表1–1）。他进而在《未来简史》中指出，当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发展日益成熟时，人类将面临进化到智人以来最大的一次改变。
表1–1 人类简史
资料来源：尤瓦尔·赫拉利. 人类简史［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从另一层面来看，迄今为止，人类进化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而下一代人类则是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类受到自然选择的约束，大自然通过稳定选择筛除了导致各种疾病和不适应地球环境的基因。第二阶段是我们所生存的当下，由于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部分完成，越来越多的遗传缺陷可以被修正和更改，人类可以利用科学知识有意识地掌握自己的遗传性，通过基因技术可以摆脱自然世界稳定选择的发展路径，通过智能基因技术可以改变族群层次上的人类遗传性，从而形成对现有缺陷基因的彻底改变。第三阶段是我们永久地彻底修复我们与生俱来的基因的时期。通过了解基因产生缺陷和内在组合的原因，人类可以创造出完全不同于自然进化的发展路径，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会出现一系列的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
以什么态度对待这个未来人类自由进化的世界，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人类主要依赖自然物和人的自然能力生存，也就是自然生存。手工劳动是最原始的劳动，在手工劳动中，技术集中表现为劳动者的手的技能。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维持人类基本生存所需的技术工具，出现了一个由“耕种、纺织、制陶、运输、医疗、统治以及类似的不计其数、大大小小的技艺和技术组成的粗俗世界”
。这一时期的技术实体形态主要是各种手工工具。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我们看到，和人最相似的猿类的不发达的手，和经过几十万年的劳动而高度完善化的人手，两者之间有着多么巨大的差距。骨节和肌肉的数目和一般排列，在两者那里是一致的，然而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够做出几百种为任何猿手所模仿不了的操作。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
人手与猿手有本质区别，这种区别不在于骨节和肌肉，而在于手的“技能”，人手能完成猿手不可能完成的“操作”，人手比猿手“完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与猿的本质区别在于，人具有在手工劳动中所形成的原始技术——手工技能。手工技能是人体所具备的能力，离开了人的双手就不复存在。当劳动者失去劳动能力时，这种技能就随之消失了。劳动效率的关键因素不是手工工具，而是劳动者的手工技能。作为原始技术的手工技能是属于人体的、人内在的东西。手工技能与人融为一体，手工技能不能脱离人体而独立存在。
除了生物学器官意义外，手在技术发生与人类成长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在过去的100万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自己使用的工具在数量上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也可能是造成人手在这个时期发生巨大的生物学完善的原因，尤其是控制手的大脑中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握手”代表和平友好，“高手”代表技艺精湛，“升旗手”与“火炬手”等却是人本身的代称。人类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的，“这些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在攀缘时从事和脚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直立行走使手脚开始分工，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
。
农耕文明时期是一个与手密切相关的时期。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从游牧生活到村居农业是跨得最大的一步。原始农业的出现促使工具需求的产生，农耕文明的技术对象是农作物、猎物和水产品等。技术体现在工具上，技术产品是被消耗的生活必需品。在这个过程中，手的功能得到凸显，而技术产品的形式则被淡化了。“在手工劳动中，原始技术同劳动者不可分离。采集、狩猎、农业和手工业劳动都是手工劳动。劳动器官是手，工具是手的补充。手工劳动的技术是最原始的技术，表现为劳动者的技能，即手控制手工工具的能力。这种原始技术本质上是人的体能。人的体能有两种功能：一是改变物体状态的能力，即体力；二是控制物体的能力，在手工劳动中就表现为控制手工工具的能力，这就是最早的技术——体技或手技。”
手技时期表现了技术对人的依赖。“早期技术仍受到人类的自然潜能，即直接由人的肉体给予的力量和能力的限制。它不能超越人的双手和感官的范围。这就叫前现代技术的自然性。不过由于其局限性，当时技术几乎没有发展。日常性经验由父传至子，由母传至女，由师父传至徒弟。”
早期技术镶嵌于实践活动之中，只能通过学徒制加以传递，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较强。手工技术水平取决于熟练程度，因此具有个体差异。对人的依赖是基础，离开了具体的人，技术是缺失的。
迈克斯·泰格马克在《生命3.0》一书中把广义的生命看作一种自我复制的信息处理系统，物理结构是其硬件，行为和算法是其软件。它的信息软件既决定了它的行为，又决定了其硬件的蓝图。
硬件是生命有形的部分，用来搜集信息；软件是生命无形的部分，用来处理信息。生命的复杂度越高，版本就越高。泰格马克将人类的进化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理解为人类1.0阶段，大约40亿年来，硬件（身体）和软件（生成行为的能力）都由生物学决定。人类1.0是以细菌为代表的简单生物阶段，其硬件和软件都是靠进化获得的，两者都是由DNA（脱氧核糖核酸）决定的，只有很多代的缓慢进化才能带来改变，且这种改变过程极为漫长。
在利用自然的进化阶段，人类的存在方式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的依赖性”的存在方式，我们把以自然经济为基本标志的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形式称为“自然生产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依附”性，在自在自然的意义上是个人，但在自为自觉的意义上还不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更谈不上自在自为的自由个性了。就其现实性来说，“人的依赖性”是人对“群体”的依赖性，人只是“虚幻共同体”的附属物而已。人的个性发展缺乏赖以存在的实践基础。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个人不是消融于氏族共同体之中，就是被特定的阶级统治吸纳。人的生存与发展只是在共同体的画地为牢的地面上的生存与发展，人是不可须臾离开共同体的人。这一阶段，人的生活还不能算作自己创造活动的结果，因为它仍然带有强烈的自然主义色彩。人对人的依附性，或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是以人对自然的依赖性作为中介而实现的。
在这个历史阶段，“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的”
，人的个性的发展尚处于萌芽状态。
在自然生产力时期，生产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发展着，这致使以血缘关系和家族为纽带所组成的共同体成为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主体，共同体及其家族长老控制社会的一切资源和财富。对共同体及其家族长老的人身依附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本质特征。个人必须依靠共同体进行生产和生活，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以对自然血缘的依赖关系或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人的依赖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形成人的发展的初级形态——人的依赖。人的依附时代，人与人表现为一种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人与人之间具有很强的人身控制性质，比如君王对臣民的控制、家族长老对家族成员的控制等。这种控制十分明显，因而在经过思想家的启蒙之后，人民逐渐认识到这种依附关系的邪恶而奋起反击，近代世界因此发生了多场革命活动。通过这些革命活动，人们终于摆脱了这种压迫。
从此，人类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技术的进步与人类的发展相伴相生。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人的依赖关系被物的依赖关系取代。“物的依赖关系”是人的发展的第二大历史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这一阶段，技术就像一个引擎，催化着人与世界的交融。技术深度嵌入并重塑人类日常的生活实践和意义生成，已成为人类的行为方式、生存方式、创造方式和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决定性力量。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应用，技术异化问题日益彰显。
当人类的始祖折下第一根树枝或者砸尖第一块石头时，人以及原始意义上的技术随之诞生。人的生存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技术性生存，由此出现一个以新的技术结构支撑新的社会结构的人类新时代，人类社会逐渐演变为“技术的社会”。美国学者维贝·E. 比杰克在谈到堤坝技术之于荷兰人的重要性时指出：“技术和海岸工程学使得大约1000万的荷兰人能够生存在堤坝背后低于海平面的土地上，如果没有这种技术就没有荷兰人。”
把视域放大，可以说，没有技术就没有人类的今天。人在技术活动中产生、形成、生存和进化。“假如某天早上醒来后，你发现由于某种神奇的魔法，过去600年来的技术统统消失了：你的抽水马桶、炉灶、电脑、汽车统统不见了，随之消失的还有钢筋水泥的建筑、大规模生产方式、公共卫生系统、蒸汽机、现代农业、股份公司，以及印刷机，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现代世界也随之消失了。”
技术推动了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使人类摆脱自然界奴役的主导力量，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力发展，技术的发展决定社会的发展。
正如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汉斯·伽达默尔所说：“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展为掌握社会生活，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是我们文明的标志。”
“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来自此前已有技术的新组合。”
所有技术的产生或使其成为可能，都源自以前的技术。从1712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命开始，历史中每一次重大科技的发明都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强大引擎。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一书，创立了生物进化论，使物种多样性的宗教阐释受到了科学观念的挑战。这种新的阐释告诉我们，在任何特定时间存在的生命形式的多样性，以及自古以来新的生命形式的出现，都是进化过程的结果。虽然达尔文从未考虑将其进化论运用于技术领域，但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很快在生物界和技术人工物之间做起了比较。他们认为，丰富多彩的技术世界也具有类似的进化历史。进化是普遍的，从宏观的宇宙到微观的生物甚至文化都处于进化过程中。
技术的进化使人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的体外进化首先表现为人的手脚在体外的延长。斧子、锄头、起重机、机械手等人类所创造的生产工具，无一不是人类肢体的进化。其次表现为人的感觉器官在体外的进化。借助望远镜、显微镜、雷达和航天飞机等设备，人的视力不仅能超越银河系，而且能深入微观世界。最后表现为人脑在体外的进化。这是人的体外进化的一个重大发展，电子计算机之所以被称为电脑，就是因为它放大和部分代替了人脑的功能。人的体内进化主要是指人的精神方面的进化，包括思维方式的演变和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两方面。不同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影响和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农业社会，与个体劳动和手工业劳动水平相适应，产生了以经验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在工业社会，与机械发达水平相适应，分析型思维方式成为主导；在数据社会，系统型的思维方式日益得到重视。
技术进化对人类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双重的，它让人类在全面控制自然的同时自身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奴役和束缚。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必须将技术的物质奇迹与人性的精神需求融合起来，重新建构起技术发展与人类发展的生态平衡。
技术异化就像阳光下的影子，如影随形。技术异化就是技术与人之间关系的错位，其本质在于人的异化。
科学与信仰的分化、技术与伦理的疏离、理性与价值的分裂是技术异化和人的异化的主要原因。“科学技术不仅导致日益严重的人的自我疏远，而且最终导致人的自我丧失。那些看起来是为了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结果却制造出无数虚假的需要。技术的每一件精致的作品都包含着一份奸诈的礼品。”
技术异化就是人异化的诠释，技术发展逻辑与人的发展逻辑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在今天，技术成为人类共同的命运，人类永远不会回到自然生存状态。“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关上技术发展的闸门。只有浪漫主义的蠢人，才喃喃自语要回到‘自然状态’……抛弃技术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不道德的。”
近代技术诞生的标志，是机器的大规模应用，是人类劳动从手工劳动发展为机器劳动。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因为它产生了机器装置，从而动摇了人和技术的传统关系。
马克思将机器列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发展、劳动生产力提高的三个阶段之一。三阶段分为协作、分工与机器。在《资本论》《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等著作中，马克思正是通过对手工工具和机器的深入比较，揭示了每一种新技术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组织了人类的感性生活，构造了不同的组织方式，从而改变着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深入探讨了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前提和后果，指出机器的发展是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
机器功能是人的劳动技术水平的标志。产品的技术水平、技术含量主要由机器的功能决定。技术成为一种知识，技术开始以知识的形式存在，可以大规模传播。在一定条件下，工人离开了机器，机器照样可以运转，机器成了无须工人直接控制的工具。技术家离开人世后，他所发明的技术依然存在。机器使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技术有了自己的实物形态和知识形态，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与发展逻辑。相对于技术的使用者，技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技术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同人相分离。人的价值被机器的价值取代，工人成了机器的一个零件，成为技术的附属物，技术开始具有反人性的因素。这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人们越来越重视技术的价值，忘记了技术的价值只是人的价值的一种形式，却反而漠视人自身的价值，颠倒人与技术的关系，形成“技术统治论”。这就引起了技术生存的危机——生态危机与人性危机。
“机器是一种工具，是一种机械，以机器为代表的近代技术的诞生，表明人类的技术从人体性技术发展为工具性技术，从生理性技术发展为机械性技术，从与人不可分离的技术转化为可以同人分离的技术。技术有了物化形态和知识形态。技术成了真正的技术。技术开始成为社会财富。”
机器技术突出的是技术产品，表现了技术对物的依赖。我们对技术了解很多，同时又知之甚少。技术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属性功能，人创造技术并借助技术生产生活；同样，技术是随着人的主体性提升而发生发展的，具有属人性和人性本质。技术是进化和异化的辩证统一。随着现代化的来临，技术获得了迅猛发展，促使人从自然生存转向人工生存，即强化了人的技术化程度，导致了技术与人之间关系的错位，也导致了人性技术化的异化状态，使技术开始偏离甚或挑战人性。
按照泰格马克的设想，生命2.0是以人类为代表的文化阶段，进化决定了我们的硬件，但我们可以自行设计软件，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改变行为和优化算法。
通过“复杂的口语交流软件模块”，我们能够复制和传递不同大脑中产生的信息，“读写软件模块”则能让我们存储和分享远超我们记忆总量的知识。知识的不断积累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创新，人类社会因此能够飞快迭代进化，这让我们搜集和处理环境信息的能力不断增强。正是这种主动设计软件的能力，让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成为更高一级的生命形态。生命2.0出现在大约10万年之前，人类就是生命2.0的代表，也可以说是“人类2.0”，但我们的硬件也就是身体本身只能由DNA决定，依然要靠一代代进化才能发生缓慢的改变。也就是说，人类2.0是通过软件升级快速适应环境变化的。
人类通过软件升级和运用技术武器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突破了外在自然力对社会生产的自然界定，社会生产发展到工业生产力阶段。以自然生产力的文明积累为基础的机器化、社会化的商品生产，是工业生产力形成的最直接、最根本的依据。在工业生产条件下，人的生产与发展具有鲜明的“物的依赖”特征。对技术、资本等物的依赖是人类从事社会生产的基本前提，具体表现为劳动依赖资本、劳动依赖机器。其本质是人的价值依赖并隶属于物的价值，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以对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由此，形成人之发展的“物的依赖”新形态。
由于技术的发展，这一阶段的人类不再屈从于自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征服了自然。个体脱离了对共同体的依赖，打破了以往以血缘或权力为纽带的人身依附关系，个体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开始萌芽发展，人的需要多样化、个性化，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需求，开始追求更为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个体摆脱共同体的束缚，一方面为个体心理摆脱低层次、依附性和谐而走向高层次、自主性和谐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使个体需要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处理各种日益复杂的关系，其心里充满了冲突与不安，同时陷入了对“物的依赖”。人的活动和关系普遍物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的劳动出现异化，表现出对科技、资本和机器的依赖，其直接目的就是获取货币；第二，人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货币换取商品满足；第三，在社会交换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以货币为纽带的物化社会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使人的价值被物的价值遮蔽，人自身只得到片面的发展。
然而，“以物为基础的独立性”本身就意味着人的自由发展受到了新的限制，缺乏真正的个性独立。人的异化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人类每向前进一步都会伴随着深刻的异化感。因此，可以说人是一种凭借着技术不断异化的动物。当技术不断加速发展，人类自身不断向前进步时，人的异化感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强烈。数据人，可以说是在大数据时代这个境遇之下对未来人的技术与人的异化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现象或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我们无法否定数据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据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数据是变革世界的关键资源，大数据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和深度介入与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存在方式。我们已经被甩进了大数据的海洋中，形成了对大数据难以摆脱的依赖性，同时扬弃了普遍物化的依赖关系。人摆脱了对物的依附和隶属关系，成为依靠数据自主存在、自由发展的新人。该阶段人的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人对数据依赖基础上的相对个性化和自由发展。
数据的进化史与人类的发展史密不可分。数据世界如同浩瀚星际，人类对数据世界进行不懈的探索，而探索的成果又推动人类不断进化。数据的进化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之上，受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遵循迭代更新的进化规律。人类社会从农耕时代发展到数据时代，数据经历了从数到大数据、从点数据到块数据、从数据到数权的演化。这不仅是数据科学维度的进化，而且是人类思维范式的升级。“用进废退、物竞天择”同样适合评判数据的重要度，我们应该有意识地促进数据的进化。数据的进化最终将人类带入人类3.0阶段。
关于数据的进化，必须厘清数到大数据存在的科学演变和内在逻辑。数的概念源自人类的计数活动。人类早在古埃及、古巴比伦时期就发明了数字及其计量单位，可以说数据一直伴随着人类一起进步。古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将数与形的研究最早形成独立的学科，特别是毕达哥拉斯将数提升到本体的高度，提出“数是万物的本源”这一超越时代的思想。“万物皆数”把数作为事物的属性和万物的本源，世界万物的物理运动和表达方式可用数进行描绘。用数来诠释世界的法则和关系，是古代人类认识自然界的朴素观念。
所谓数据，就是具有根据的数字，它由“数”和“据”共同构成。所谓“数”就是数字，它能够更加精确地刻画现象、描述规律；所谓“据”就是根据，也就是数据所刻画的对象、背景或语境，它让数据有了刻画的具体对象或指称对象。随着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据技术的发展，数据像洪流一样一下子暴发出来，形成了数据的汪洋大海，人类迅速跨入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是新一代数据技术条件下人与自然、社会之间互动及其相互关系的数字化描述。大数据认为，万物皆数据，世界万物皆可表征为数据，一切皆可量化，世界的本质是数据，数据与物质、能量一起成为构成世界的三要素。
历史上，凡是被冠以“大”的东西，都是后来被公认改变世界的事件。“地理大发现”引发了殖民主义热潮，为工业革命带来了知识和物质储备。“法国大革命”为人类提供了一整套新思想和全新的共和体制。“大爆炸”理论以超乎常识的卓越思考与验证，为人类认识宇宙空间提供了完美说明。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们并未认识到它们的意义，时间过得越久，伴随着这些事件所形成的概念名词就越显示出其丰富的内涵。“大数据”应该有资格成为“大”概念系列中最新的一员。
大数据不仅意味着所有小数据联通为一个整体，而且意味着数据管理范围的拓展：不仅自然界实现了数据化、社会实现了数据化，而且人本身也实现了数据化。很多人都把工具视为人体的延伸，把电脑视为人脑的延伸。在这一意义上，工业化意味着人体的延伸部分实现了数据化，而新工业化特别是人工智能则意味着人脑的延伸部分实现了数据化。赫拉利说，到21世纪，人的肉体和精神本身也必将被数据化，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将被联通到网络中。这是大数据时代到来的标志。
大数据时代带来了数据观的革命：大数据是一种世界观，大数据是一种历史观，大数据是一种价值观，大数据是一种方法论。大数据中的技术问题、商业问题自有专业人士、企业家操心，但由此引发的伦理道德、法律权利等的变迁，国家兴衰与全球范围的竞争，每个人都很难不去面对、不去思考。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不断要求承认新的权利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大数据是一种生产要素、一种创新资源、一种组织方式、一种权利类型。对数据的利用成为财富增长的重要方式，对数权的保护成为数字文明的重要象征。数据赋权，社会力量构成由暴力、财富、知识向数据转移。在数据的全生命周期治理过程中会产生诸多权利义务问题，涉及个人隐私、数据产权、国家主权等权益。个人数据权、数据主权、数据共享权等成为大数据时代的新权益，其中数权是推动秩序重构的重要力量。从数据到数权，是人类迈向数据文明的时代产物与必然趋势。
技术哲学家汉斯·伦克曾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技术力量的强大都会导致某种系统的反弹，会导致生态失衡，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在利用技术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
作为一项综合性技术，“大数据”依然无法回避技术的“双刃剑”属性所带来的负效应。与其承受灾难性后果的煎熬，倒不如在利用技术时就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大数据技术也是如此。大数据时代的隐私保护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就是佐证。毕竟大数据时代才刚刚兴起，原来的法律体系和伦理规范肯定不能完全适应大数据时代，法律失范和伦理滞后必然进一步放任大数据异化。因此，必须深入思考大数据的社会效应尤其是技术异化问题，以实现对大数据异化的有效防范与治理。
随着智能技术的诞生，人与技术的关系又开始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智能技术不是近代技术的延续，而是技术发展的新阶段，使技术出现了新的本质。近代技术使人类劳动机械化，智能技术则使人类劳动逐步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
恩格斯在谈论从猿到人的历史过程时，强调手技的同时还强调了语言的作用。他说：“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相互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
一方面是对自然界的认识，另一方面是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这二者的结合便是以语言形式（或数据形式）存在的知识。这种知识成为人类的劳动资源，即劳动的数据资源。恩格斯的这段话说明了数据资源的创造、交流和应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因为这正是人的本质。智能就是创造、处理、交换、应用数据的能力。
人类诞生以后，人就有了两种能力——体能和智能，两种劳动资源——物质资源和数据资源，但只有在智能技术条件下，智能和数据资源才真正成为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智能就是技术，每个人的智能就是每个人大脑所具有的技术。智能技术如同体能技术一样，存在于人体之内而不是人体之外，同人不可分离。智者离开人世以后，他的智能技术也就随之消失了。智能技术既保留了一些机械性技术的因素，又使手工技术的某些特点得到再现。智能也可以以实物、知识的形态存在，它对人仍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它同时又与人不可分离。如果说机械性技术是压抑人性的技术，智能技术则是呼唤人性的技术。
当代智能技术方兴未艾，这不是技术对象在又一个新领域的简单延伸，而是技术更彻底的“袪魅”。把脑力劳动中可步骤化和可计算化的工作交给计算机来处理，把生命秘密还原为生物学的DNA，其本质是对“脑力劳动”和生命“在一定意义”上的“解魅”。智能技术不是简单地造就“智慧社会”，不是使人的脑力简单地从机械重复中解放出来，而是形成新的“座架”和解蔽方式，以及新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境域及其矛盾：“算法”和“步骤”与人的感性存在以及创造性思维的“对立和统一”。于是，新的问题或危机出现了：数据爆炸使人成为海量数据的奴隶，思维被计算和步骤左右，生命的“制造”打乱了生命的自然生成和发展，等等。
以往的科学发现和进步，究其实质而言，都不过是人脑的进化，都不过是在人脑进化所发明之物的辅助下人的肢体功能的扩展罢了。正在到来的人工智能文明，则将以人脑所发明之物反噬、反控人类为特征，这预示着人脑将被机器脑超越、征服。当然，这里说的机器脑对人脑的“反噬与反控”指的是工具型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对人类自然智慧与传统能力的超越，而并非未来学家所谓的具有自主意识的“强人工智能”或“超人工智能”对人的整体性的超越。即使是工具型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在深刻影响“人”的形象，在改变“人”的内涵与外延，在将“人”转化为“自然–智能人”。
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上，虽然我们已经制造了各种工具来延伸自我，虽然技术已经改变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人类本身、生命本身一直没有太多改变。如今的技术发展相比过去，最让人振奋的是其将事物数据化的能力。在计算机被发明以后，我们将每种学科都变成了数据处理的一种形式，逐渐进入了每个问题都被视为数据问题的时代，因此，每种解决方案也都离不开数据。
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已经开始由工业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向数据生产力作用下的数据经济转变，人的发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数据经济通过强调和尊崇数据生产力，建立数据与数据之间的组合、整合、聚合的新型社会关系。这扬弃了工业生产力条件下人的普遍物化的依赖关系，把人从对物的依赖和隶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可以预见的是，多种技术的交融，孕育的这场新科技革命最终将把人类带入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关键的不同是，科技对几千年不变的生、老、病、死的“人类规律”发起了冲击，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生存和伦理问题。“今天，我们延伸自我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就是发展出能够改变生命本身的技术。因此，未来将是有机世界和合成世界的联姻，正如未来一定是人类和机器人的联姻。”
也就是说，人类的发展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或版本，称其为“人类3.0”再适合不过了。
按照泰格马克的设想，换句话说，人类3.0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阶段，生命不仅可以自行设计软件，而且可以自行设计硬件，由碳基变为硅基，最终摆脱进化的枷锁，让会思考的芦苇变得不再脆弱。在美剧《西部世界》第二季中，觉醒了的机器人接待员就是人类3.0的代表，他们不仅能在智能上快速迭代，而且在身体上也能随时重新设计更换。人类3.0挣脱了自然进化的束缚，进入“自我”设计阶段。人类3.0目前在地球上并不存在，只是人们依据技术发展而做出的一种设想。尽管早在几年前就出现了阿尔法狗围棋机器人（AlphaGo）这样的智能机器，攻破了号称人类智力最后一道防线的围棋，但是人类并不将其视为自己的对手或者威胁。
现代科技已经从满足人类对物质文化基本需求的历史功能走向了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需求的现实功能，这标志着人类全面自由解放与发展的再一次飞跃。著名未来学家、谷歌人工智能专家雷·库兹韦尔认为，相比人类大脑新皮质的“发明”，数字技术将带来智能上的飞跃。随着这些技术的革命和革新，人类今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新的技术革命或许将使人类文明脱离“工业革命”“工业文明”的范畴。未来，生命将以何种形态延续和呈现？受限于人类的想象力，当下没有人能提供一个特别明确的答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包含人类在内的众多生物并不是生命的终极形态。按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本来含义，即有资产的阶级和没有资产的阶级的划分，掌握大数据的人将成为数据资产阶级，而交出数据的人则成为数据无产阶级，由此又造成人的发展的分化。
当然，“在一个信息爆炸却多半无用的世界，清晰的见解就成了一种力量。从理论上来说，人人都能参与这场以‘人类未来’为主题的辩论并发表高见，但想要保持清晰的认识并不容易”
。任何关于未来的讨论，无论怎样立足于现实，相较于后见之明，许多细节都是不准确的。在这个创新不息的时代，唯一能够确信的，就是明天肯定会和今天大不相同。这些不同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技术方面的突破。随着技术的指数级增长，新一代数据技术正在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见表1–2）。
表1–2 改变未来的技术
资料来源：中银国际。
技术进步推动着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及生产力的提升，解放了人的体力和脑力，弥合了人的身体和精神、肉体和心灵、生和死，以及自然和技术之间的长期对立与分离。目前，通过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基因工程、赛博空间和虚拟技术促动人类自身由纯粹的自然人、肉体人向机器人、基因人进化，人类进入一个新的“后达尔文的进化阶段”或“后人类”阶段。一些专家开始惊呼：技术全面超越人类智慧的“奇点”即将到来。如果取消伦理约束，基因人也许已经诞生。“奇点”真的来了吗？人类清醒地知道，目前人工智能仍然只是在计算能力等特定方面超过人类，并不比汽车跑得比人快更可怕。只有在机器产生自我意识，甚至具有了一定的自我复制能力时才值得警惕。
面对以空前速度发展的各种科学技术，未来世界将会怎样？哪些新技术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怎样的重大改变？恐怕每个人类个体都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