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在门外已经待了一分多钟,只是站在那儿听动静。屋里悄无声息,只能听到外面街道上车辆的嗡嗡声,还有楼下电视里传出的背景笑声。而在此处,上下都是陡峭、狭窄楼梯的平台上,四周一片寂静。他面前是自家的房门,左边的楼梯通往楼上的公寓。
他用手罩着耳朵,贴近那扇门,却仍然什么也没听见,没有说话声,也没有任何动静。他正要挺直身体,楼上公寓的门开了。一位年轻牧师走下楼梯,他慌忙站直身子。牧师看到男子手里的鲜花,微微点了点头。
“特殊日子,对吗?”牧师问道。
“什么?噢,是的。”男子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然后掏出钥匙,像是松了一口气,说,“我还以为弄丢了。”
“那就好,”年轻牧师冷眼将邻居打量了片刻,目光很快又回到花上,“这始终是弥补感情的最佳方式。”
牧师微微一笑,然后转身,一步两个台阶地下了楼,把没铺地毯的楼道踩得咔嗒直响。男子耐心等着,直到远远听见楼下临街大门打开又关上,他才用钥匙打开自家房门,走进屋里。
他刚走进公寓,钟声就响了起来。这可不是一般的钟声,是大教堂排山倒海般的轰鸣。约克大教堂(York Minister)是英格兰最大的哥特式教堂,塔楼就在这座公寓的后面,只隔着一堵城墙,对当地居民来说,教堂的钟声是他们必须定时忍受的精神折磨。他步入公寓门厅时,钟声如同波浪一般席卷而来,让他无法思考,也不能正常讲话,只能喊叫。
“谢莉(Shelley)?”他大声喊道,“我回来啦!”但他的声音如同雷雨中的轻声尖叫,被偌大的巨响一扫而过,如他所料,没听到任何回应。他转身向右,走进厨房,把装着鲜花、大蒜和橄榄油的塑料袋子放在橱柜台面上。炉灶旁放着之前削好皮,切成一堆一堆的蔬菜,有胡萝卜、土豆和洋葱。他想起冰箱里还有两块牛排,柔软的红肉把盘子弄得血淋淋的。
他将炖锅加满水,放入蔬菜,手指浸在水里,按住一块土豆,仿佛它会跑掉似的。他盯着那块土豆看了一会儿,寻思着接下来该做什么。然后,他迅速缩回手,自言自语道,小子,看在上帝份上,要镇静!按计划去做,会好起来的。但到底要 做什么 呢?钟声的轰鸣让人难以思考。他左顾右盼,困惑不已。
鲜花!当然——那些鲜花是他的妙计,是让一切事情变好的法宝。如果他们俩还能再次重归于好的话。
不过,他必须一试,至少是装装样子。女人不都是这样嘛,他嘲讽地想。样子是最重要的。即便出了差错,也要让一切看起来正常。要让她看到你希望她所看到的。你不能改变过去,但是你可以改变过去的样子。
他找出一个花瓶,装满水,甚至还记着撕开一小袋植物养料洒进水里,然后把花塞进去。实际上,这无关紧要,这些花只是摆摆样子,不会插很久。尽管如此,还是要好好做。象征性的东西会让一切变得不一样。
他把花瓶拿出厨房,漫不经心地穿过客厅,地板上凌乱堆放着谢莉的牛仔裤、T恤和内衣裤,然后他把花瓶小心翼翼地放在后窗边的小餐桌中间。
这里的噪音大得惊人。从窗户望出去,越过二楼的屋顶花园,就是城墙,再远处就是大教堂。钟声如同暴风雨般一浪接一浪冲进房间。他的心跳越来越快,呼吸越来越急促。
大约四五十米开外的城墙上聚集了一群游客,有的在给大教堂拍照,有的用手捂住耳朵。如果他们朝这边张望的话,能把公寓里面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他想,要是这群人来早一点的话,可真教人难堪,不过,现在不碍事了,他们只会看到一个男人正在整理桌上的鲜花。隔壁浴室的窗户上装有磨砂玻璃,谢莉正在里面。
一位中年日本女游客正朝他这边看。他阴郁地笑了一下,站起身来,像是表演日本能剧 似地再次大声叫喊,“谢莉?我回来了。你还好吗?”在那个日本女人看来,这大概像是一幕哑剧。他不得不高声喊叫,好让微弱的声音透过八口十吨大钟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巨响,多传出去几米。但是,仍旧没有任何回应。
他鼓起勇气,往浴室走了两步。城墙上那位矮小的日本女人一直无聊又好奇地注视着这一切。他打开了浴室门。
谢莉躺在浴缸里,脸朝着他。浴缸里满是鲜红的血水,漫过她的胸口,她像一个破碎的洋娃娃般,脑袋斜在一旁,任由血水流入嘴里。她的左手隐没在深红色的水里,右手无力地搭在浴缸边上,血有节奏地滴到地板上,洗脸盆下的血泊中浸着一把菜刀。
谢莉双目紧闭,脸色惨白,和浴缸边缘的颜色毫无两样。但是,当他一走进浴室,仿佛某个东西——也许是那越来越响振聋发聩的教堂钟声——一下子穿透了她的大脑,她的头滑向左边,又冒出水面,右手腕抽搐着从地板上抬起,在浴缸边缘划出一道红色的曲线,然后又猛地垂了下去。
就在那时——虽然没人看到,连城墙上的日本女人也没有在看——他却张大嘴开始尖叫。
而就在他尖叫前吸气的那一瞬,钟声停了下来,所有的全停了,于是他的尖叫声划破了这突至的带着嗡鸣声的寂静。然后,他转身跑回客厅,抓起电话。
这时,谢莉睁开眼睛,看着他。
救护车停在八百米开外的地方。医护人员刚刚把一位领取抚恤金的老人送进急诊室,老人可能是臀部骨折。电话打进来的时候,医护人员在食堂里正打算喝杯茶。接到电话,他们争分夺秒地回到车里,不到一分钟,车便驶出了医院。所幸的是,星期天晚上的这个时候,约克地区医院(York District Hospital)和吉里加特(Gillygate)之间的道路非常顺畅,沿途只遇到两个红灯。经过救世军礼堂(Salvation Army Hall)外面时,救护车的警报器相当引人注目,接着,他们很快到达目的地。吉姆·斯韦尔斯(Jim Swales)沿着吉里加特驱车前行,护理员莎莉·巴尔内斯(Sally Barnes)朝她的搭档大喊着商店门口的号牌。吉姆把车停在双黄线上,莎莉马上跳下车。她看见临街的大门紧锁,便用拇指摁响一楼公寓的门铃,公寓门口贴着大卫·基德(David Kidd)的标签,这是拨打999电话的那位男子的名字。
没人应声。吉姆来到莎莉身边,张开手掌,同时按响三个门铃。又等了一会儿,一位老人才打开房门,小心翼翼地四处张望,然后问道。
“什么事?”
“救护车,紧急情况,”莎莉干脆利落地说,“这里有人拨打999。”
“噢,我不知道,”老人迟疑地说,“我没听说这事儿。”他正要关门,莎莉及时用脚抵住房门,老人往后退了退。
“是二楼公寓,就在楼上,先生。请让我们过去,情况紧急。”
他们匆忙上了楼。莎莉后来在法庭上作证说,他们快要到楼梯平台时,面前的公寓门才打开,门后站着一个年轻人。莎莉告诉律师,这人看上去很震惊,脸色苍白,眼睛睁得大大地瞪着他们。不过最显眼的,是他手上和白色T恤衫上的血迹。他的脸颊上也有血迹,是左脸侧,牛仔裤和T恤衫都湿透了。
“基德先生?大卫·基德?”
“我是……你们已经到了?”
“伤亡人员在哪儿?”
“在……在浴室里。我没有……”他用满是鲜血的手指了指公寓,但是,当莎莉大步经过他身边,走进门里时,他紧跟在她后面,挡住吉姆的路,急切地说道。
“我发现时她已经这样了,我以为她死了,我试着照他们电话里说的去做,但是没用,她自杀了。天知道为什么,我为她做了一切,但是……”
此时,莎莉已经找到浴室,没再听他说话,所以,她后来同意辩护律师的说法,她不确定大卫到底说了什么,只听说他发现那个女孩在浴缸里,认为她自杀了。毕竟,她的注意力不是放在他的解释上,而是眼前可怕的一幕。一个女孩倒在满是血水的浴缸里,身体很奇怪地斜在一边,右臂垂在浴缸一侧不停流血,鲜血流到布满血污、滑溜溜的地板上,右腿也垂在浴缸边上,这使得她弯曲的左膝正好靠在浴缸底部水龙头的位置,而她的左臂没入靠墙一侧身体下面的水里。她的头歪向左边,浅色头发夹杂着血污湿漉漉地扭成一团。后来,莎莉去理发店看见有人挑染头发就会想到这一幕。不过,立刻引起她注意的是,女孩的脸没在水下。
年轻男子还在不停地说话。“我试过了。我的意思是我试过给她做人工呼吸,但我以前从没做过,她太滑了,然后,你们按了门铃,我的意思是我试过了,但我做得很不好,她还是死了,看看我贴的创可贴……”
莎莉记得,他挡在前面大呼小叫,喋喋不休,而她径直走到女孩前面,把她的脸从水里托起来。血水从她的嘴里、鼻子里流了出来,身体出现虚弱的痉挛性窒息颤动。吉姆设法将那男子推到一旁,跪下来帮助莎莉。他也看见了这一情景。
“她还没死。快点,我们把她弄出来。”
没有脊椎损伤的迹象,他们无计可施,只能马上把她从水里抱出来,清理气管,让她苏醒并且给她止血。他们俩跪在浴缸旁,把手滑入浴缸将女孩托出水面。这并不容易,如同这个男子——她男朋友还是谁——说的,她太滑了,而且软塌塌的,像布娃娃一样松松垮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重如大树,又粘如水母的布娃娃。莎莉一周前弄伤了背部,现在这样做对她的背部完全没好处,她抬起女孩时深知这一点,但是没有办法,女孩在这里命悬一线,那个讨厌的男子又这么没用,叫他来帮忙也没意义……
他们把女孩的身体放到地板上,看见她右手腕上的割伤比左手腕严重得多。左手腕渗着血,右手腕的血则缓缓地向外涌出,莎莉想,她割伤的是动脉,但更有可能的是,她体内的血液差不多已经流完,流入浴缸,现在流下了出水孔。他们拔开浴缸塞,使劲把女孩抬出浴缸。她鲜活的血液正从浴缸流走,流入城市下水道,再流下乌斯河(River Ouse),流入大海。
不管怎么说,她的大部分血液都流走了。剩下的血正涌出来,流到了浴室地板上,于是,莎莉用大拇指按住她的肘部动脉,吉姆从袋子里掏出止血带,在肘部上面拴紧,然后观察着,转动了几下,直到停止流血。不过,他们做的这些都无法让她呼吸,于是只好把她的头推到一边,希望气管会畅通。差不多过了一两分钟,莎莉才让吉姆在那儿止血,自己开始仔细观察这位病人,除了失血过多死亡外,是否也可能因溺水而死去。
他们不用检查脉搏——动脉微弱的震动表明,她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但她嘴里淌出的粉红色血泡却是个可怕的信号——这与莎莉压住女孩胸口时吐出的殷红洗澡水不同——这更像啤酒沫,颜色如草莓慕斯。不过,莎莉还是检查了她的气管,虽然没有明显堵塞,呼吸却难以察觉。尽管呼吸微弱,却还有一口气在,对不对?这时,女孩呛着了,咳出更多泡沫,莎莉也更有把握了。
“她自杀了,对吗?我不知道原因。她割腕自杀了,这就是她干的事情。”
“还没有。”莎莉轻蔑地瞟了一眼在门口兀自徘徊,却什么忙也帮不上的男子。“你很幸运。不管怎样,她现在还活着。”那天晚上,她还记得自己如何说出“ 你 很幸运”,而不是“ 她 很幸运”,或者“ 我们 很幸运”,她想自己说这话是否意味着什么,或者只是口误而已。但她觉得不是,这不是口误,这正是她的意思。无论在这个年轻女子的身上发生了什么,这个男子必定是事情的起因,他要对此事负责,所以 他 很幸运,因为她没有死,或者还没死,他应当心怀感激。
但他要是心怀感激的话,就不会有那样的神情。他看起来很震惊,站在浴室门口反复不停地说:“她一定死了,她自杀了。看看,有那么多的血,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做,我当时不在这里。天哪!她现在肯定死了,肯定……”
吉姆和莎莉没时间听这些废话,他们必须尽快做决定。吉姆站起身来,把一只胳膊放在男子肩上,把他推到一旁,“我要去取担架。”
他一离开,莎莉就把压迫绷带缠到女孩的左手腕上止血,因为左手流出来的血虽然不像右手喷涌而出的动脉血那样有力,但也渗得到处都是。她在止血时,女孩的男朋友——叫什么?大卫?——走回浴室,俯身看着她。他从地板上捡起一样东西,一条血迹斑斑的弹性绷带,朝她挥了挥。
“我试过用这个救她,但是粘不牢,我想她太湿了,但是你们有经验,不是吗?可我真的试过,你也看见,我尽力了,只是我不知道怎样去做……”
“哦,是啊,要是你拔掉塞子,可能会有帮助,不是吗?”
话一出口,莎莉就有点后悔,她知道这样说很不专业,在例行询问前,这样说会很容易给她带来麻烦。在如何对待事件目击者方面,她曾接受过大量训练。她被反复告知,当某个危机事件毫无征兆、出乎意料地骤然发生时,人们通常会感到震惊,不能责怪他们当时的做法和说法。她也知道,当他们回忆起那恐怖的一刻,有时会伴随强度昏厥。如果出言不慎,责备无辜的旁观者,可能会让他们陷入创后内疚的深渊,如果要摆脱这种内疚,就算真的可以摆脱,也只有依靠精神治疗。她第一眼就厌恶这个年轻男子,这是她的问题,作为专业人员,她曾接受过训练,学习如何处理和忽视这种情况。如果她因此不得不面对纪检小组的话,他们会拿所有的事情来质问她,没完没了。
所以,话刚离口,她就试图尽快收回。“不过,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她还有呼吸,看到了吗?如果她还没有失血过多,我们处理得快的话,至少她还有机会。你的电话打得很及时。”
但是,她刚才那句话一定比她想的影响更深,因为这之后是一阵沉默。她完成压迫包扎,再次检查了女孩的气管,摸了摸她颈部微弱却还可以察觉的脉动,然后,眼神越过女孩的肩膀看向她的男朋友。他正用一种什么表情看着她?——莎莉冲动地认为那是惊恐。还有一种厌恶的表情,好像浴室地板上赤裸的女孩是某种怪物,会突然一下醒过来摧毁他。
“你的意思是她不会死?”他低声问道,“她没有杀死自己?”
“她还有机会,”莎莉回答说,“我想说,如果我们抓紧时间的话,就有机会。”
“那我也想跟着去,”他说,“我必须和她一起去,去医院。”
“你不能坐救护车,”莎莉说道。她不想一边努力抢救这个女孩的生命,一边还要应付他这种亲属,“你会碍事的。”
“但我必须去,”年轻男子坚持说,“她不能说话,所以我……”
“我做不了主,”莎莉说,“你问他们吧。”她指了指门口,吉姆正拿着担架进来,身后跟着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