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事之路与铁路交会

巴黎，外交部，1896年3月

奥赛码头满足了方苏雅在中国任职的愿望，任命他为驻龙州领事。龙州的名字对他而言并不陌生。在地图上，他看到这个城市位于广西的南部，镜面状地形的另一端，毗邻中国与东京边界。他1886年在印度支那任职的时候，此地界是在东京的法国军人时常讨论的话题。

他决心已定，要在中国以他的方式行使职权。他取道东面的路赴龙州，一路进行长时间的考察。他知道法国对中国南部心存野心，且料到理想的工具将是铁路。他质疑某些人渲染这个地区是“理想黄金国”（Eldorado），决定绕过东京赴任。在他看来，这条路已留下太多殖民梦的痕迹，十年前他就见识过那里发生的事情。因此他宣布，为了尽可能地收集情报，他要从香港出发，经广州，沿西江而上。尽管感到意外，外交部还是对这个提议非常高兴。因为军队和地质公司提供的地图存在漏洞，所有可以有效探查“中央帝国”腹地的行动均受到重视。

当时，向西方人开放的中国城市寥寥无几。在遥远的海外旅行需要特殊的心理素质。敢于在中国冒险的先驱主要由传教士组成。宗教领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存在多国竞争，法国天主教与活跃的英国新教在这里狭路相逢。一些英国商人也来往穿梭于中国，以图锁定资源和客户所在的地域。像方苏雅那样，愿意远离北京、广州、上海的舒适岗位去边远地区任职的外交官少之又少。至于方苏雅领事，他执意去南宁这个对西方人紧紧关闭的，同时也可能是该地区最能激发想象力的神秘城市。他尤其想了解巴黎殖民当局所热议的计划的可行性。为此，他必须进行实地考察，测量河的弯道，了解所有真实情况，并如实报告。因为那些计划将涉及他的使命，他绝不会放弃考察的机会。

尽管花了很长时间做必要的后勤准备，方苏雅还是欣然动身上路。中国，这是他很久以来就神往的地方。这次旅行无异于一种挑战。他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需要应对无法预知的情况，有待见证实际情况是否比他想象的还离奇。总之，他不甘在因循守旧的常态中苟且偷安。

启程时，他在行囊里放足了应付四季的衣服。讲排场的服装仅限于庄重的领事服，这是正式场合外交礼仪要求的。测量仪器、七部相机，以及第一批胶片被分开安置于一个密封的箱子里，还有几本游记 和几张地图。地图可以用来确定行程主要站点的位置，也可用于测量迄今只有零散情报的区域的面积。他将随身携带这些物品。给养方面，他只带了一点罐头食品以备急需。这样既经济实用，又减轻了行李的分量。总之，以简便实用为原则。此外，他知道需要时可在东京补充“西式”食品。他的做法与大多数赴印度支那或中国旅行的法国人的惯例大相径庭。某些法国人公务旅行 时所携带的物品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因为食物的储备量远远大于设备和文件的分量。

在里昂火车站，方苏雅登上开往马赛的列车。著名“海运公司”的邮轮最初主要业务是面向地中海地区，自印度支那征服行动以来，开始向印度支那和中国航运。充斥这里的殖民军头盔表明海外航运在这个城市的开始。此外，大部分亚洲公司都在这里设了代表机构。办理登船手续的人彼此已熟悉。于是互相致意的礼节此起彼伏。方苏雅厌恶这个群体的礼节惯例。殖民军约定俗成的做派在他那里引发的是尖刻的幽默感，这在他的私人书信中有所流露。他像昆虫学家一样观察身边的旅伴，尤其在餐厅用餐的时候。这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方式。余下的时光，他喜欢独自待在房间里，或者在甲板上长时间散步。十年前登船航行五周，而此次旅程要延长到下一站，经海防至香港。

在舒适的客舱房间里，方苏雅陷入沉思。印度支那使命的结束导致了奇异的职业间歇，而这种空闲很快又被新的任命填补。

他返回巴黎时正值保护国安南即将处于殖民政府的监护下。塞纳河周围的工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持续的建筑行动。那是修建埃菲尔铁塔的年代，在筹备万国博览会的当儿，铁塔转瞬间立起来。这个建筑是为了庆祝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而建，而殖民地展览在博览会中占据了很大比例。但是我们是否警觉到，在那里看到的只是一种劣质的异国情调。组织者向观众呈现了多姿多彩的法国海外属地的（漫画般的）图片，以及被临时征用的当地人。他们意欲使大多数法国人相信：殖民政策是完全合理的，并得到充分的认同。因为他们意识到许多同胞认为殖民政策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代价太大且不合时宜。博览会杂志清楚地表达了组织者的观点，希望这次活动“有助于引导舆论导向，由此给政府施加正面的压力”。殖民地展览融入了殖民企业家的宣传，旨在对抗某些国会议员在议会中唱的反调。

离职一段时间后，方苏雅被派遣到博览会有关安南—东京的部门负责组织工作。待遇不错，9000法郎，由博览会支付。任务并不轻松，他负责从东京发送和汇集展览需要的相关器材。面积600平方米的展览大厅位于荣军院广场的中央通道上。展厅由一个高耸的屋顶构架覆盖，被分隔成两部分，由两个长廊连接。在显眼的位置复制了一组亚洲风貌的池塘，四周竹丛围绕，水中可见微缩的舢板和帆船游弋。“在成千上万有见地的观众中，众多人将见识这些船只，从中领略安南人特意赶来巴黎展示的工业和艺术。我们也将遇到从这个讨厌的地方归来的法国人，而他们则一心期待重返那里”，报纸如是说。

依照行政当局的逻辑，方苏雅会后应该乘1890年2月9日的船返回安南和东京去继任二等驻外官员的职务。但他没有那样做。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知，他宁愿辞职也不去迎合新任殖民部副国务秘书的欧仁·埃蒂安（EugèneÉtienne） 。这个甘必大和茹费里的亲信是正在形成的利益集团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这个集团后来被贴上“殖民党”的标签。如今这个“政党”已淡出法国人的记忆。在教科书和百科全书中强调的是激进党曾积极参与关于共和原则的大讨论，旨在巩固共和国的基础。这种回避可以被看作是心理学所称的失误动作。“殖民党”实则是一场组织有序的政治经济运动（拥有工业、金融、运输、新闻等领域的分支机构），对政策决策者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直至1920年，它的发展主要有两个目标：捍卫“最强盛的法国”（即推行殖民化），以及从被征服地获取最大利益。在它的字典中，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哪怕是使用最不可告人的手段。

方苏雅将要面对的正是这个强大的压力集团。在他的任期内要落实两项铁路计划，这是当时整个发展政策的战略部署。1890年，“殖民党”的影响只是初见端倪，但势头已相当明显。方苏雅无法想象向擅自聘用和渎职的行为妥协，他亲眼看见了这些做法在印度支那盛行。这是原则问题，其动机在他看来是“最严重的”。“我伺候不了某些上司 ，告辞了。”他与印度支那殖民当局之间必然会产生相互反感的情绪。彼乌写道：“他与我一样敌视和憎恨那些没有道德感的人，他们因面具被撕破而恼羞成怒。”

以原则的名义说不，这体现出鲜明的个性力量。对于想获得这个职务的人而言，这种道德观被视为离经叛道和多少有点自毁前途。这个决定显示出敢于冒断送前程之险的勇气。此举导致了方苏雅两年多的半失业状态，在这期间他同时遭遇健康问题和经济拮据的打击。

在重掌殖民部副部长之职后，泰奥菲尔·德尔卡塞（ThéophileDelcassé） 指派方苏雅进行两项研究。一是研究比较外国的殖民管理方式，以便汲取经验，用以改进印度支那现行的体制；二是研究荷兰印联邦 的行政组织结构。但是每项研究的报酬只有2000法郎。这笔费用仅够维持生计。

他之后被派遣到巴拉圭，在那里度过了一年动荡的任期。那是美好的时光，他还记得在草原上骑马远行时的陶醉，捕猎凯门鳄和长蛇时的兴奋。他保存下那条蛇的蛇皮。在心情阴郁之时，他便想起那曾经体验过的令人厌恶的感觉：面对与印度支那同样性质的营私舞弊行为，这种反感情绪便侵入他的身心。接下来便是法国与圭亚那断绝外交关系，他不得不在艰难的处境中保证法国人撤离 。

乘船而行，旅程的中途停靠站逐一而至，重现十年前原已在记忆中褪色的种种景象：墨西拿远景的初次印象，从塞得港和吉布提开始的热浪，与科伦坡香料货摊鲜亮色彩对应的黯淡美景，新加坡初见的具有中国人特征的面孔，然后是土伦港和海防港更加熟悉的搬运工的面孔。

五个月后，轮船终于驶入躁动不息的香港湾。这个港口因汇集大量的茶叶和香料而被称为“芬香的海港”。轮船在舢板之间相互的吆喝声中有条不紊地停泊。雾气中，方苏雅看到远处山坡上的总督府上空飘扬的英国国旗。稍远处，维多利亚峰在低垂的云彩间依稀可辨。这个城市的无休止的商业活动充分说明当时英国的强大！

几天后，方苏雅登上了开往广州的轮船。他是唯一的欧洲人，手持头等舱的票，与其他乘客隔绝。九龙的海滨在眼前渐次滑过。船绕过澳门，在暮色中驶入珠江，随之而来的是刺鼻的鸦片烟味。曙光中，广州逐渐清晰，“奇异之城”“淤泥上的龟甲”显露真容。他开始坐轿子出访。如同之后坚持的习惯，他拒绝关闭轿帘，以便将外面的景象尽收眼底：字迹难辨的招牌、高谈阔论的路人，还能闻到阴暗巷道散发的臭气。“仿佛置身于幻觉当中。”他写道。但是严酷的现实将他唤醒。喊声爆发，他被人叫作“鬼佬”“洋鬼子”。只有不懂中国习俗的鬼佬才会不知道：自重的官员出行是放下轿帘的！

方苏雅由一艘炮艇一直护送到梧州。采取预防措施是必要的，尤其出了广州三角洲更应如此，因为那里频繁发生海盗团伙抢劫船只的事件。过了梧州，他必须自行保证安全，必要时向试图靠近的小船射击。他乘的船驶离平静的水域，放眼远眺满是稻田，嫩绿宛如东京的田野。之后轮船驶入波浪起伏的河道。在这里必须用祭品敬天地与神灵。每当经过激流之前，方苏雅都会记录下要履行的仪式程序。他心潮澎湃，因为实现了由来已久的愿望：面向南宁海岸停船升起三色旗。他是第一个造访这座城市的欧洲官员，他暗下决心，来日必要重返这里。他又在陡峭的石壁间蜿蜒航行了三周，最终抵达龙州 。

接踵而来的奇异风光，翠竹交织遮蔽的城市，因袭王朝漫长历史的臣民，灰暗肮脏的街道氤氲的阴气，烈日高照释放的阳气，被艰涩难懂的语言搅扰的听觉，帆船上方岩壁间腾挪的猴子：这就是方苏雅邂逅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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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领事馆是一座西式矩形拱廊建筑，矗立在围墙环绕的花园之中。一座覆盖漆釉瓦顶的简单门楼面向一条林荫道。它的位置远离市区，处于旷野之中，介于两条河之间，避开城市的气息和喧嚣，在骚乱发生时也有利于防卫。

方苏雅骑在一匹矮小的马上，远远看到前来迎接他的主任秘书约瑟夫·博韦的身影。他从东京出发，走最短的路线来此地迎接新上任的领事。他在谅山 乘火车，经中国门 入境。因此他有四个月时间来研究局势。

约瑟夫·博韦身材修长，椭圆形的面颊周围蓄着棕色络腮胡，近视的眼睛在椭圆形的小眼镜片后面闪烁。如同方苏雅一样，他出身卑微，拿到中学理科毕业证后进入东方语言大学学习。他谙熟中国语言和文化，二十二岁毕业于该校，继而投身于奥赛码头对中国的事务中。

领事和主任秘书巡视驻地。新“领主”在生活设施方面不加挑剔，随遇而安，但在意拥有一个坚实的大本营。然而他遗憾地看到，领事馆的内部与外部不相符合。建筑虽然完工不到两年，但墙壁因防水性差已经严重受损。

约瑟夫·博韦迫不及待地告诉领事他到达后了解到的情况。方苏雅急于知道更多细节，他动身之前只是接受了非常笼统的指示。“我受命向王朝龙州当局递交文书入主领事馆。通过个别谈话，我相当模糊地知道有一项悬置的铁路事宜，就这些。”他如此记述。

主任秘书一边喝着茶一边开始从拜访康启清（音KangQiQing） 讲起。康启清新近被任命为龙州铁路的主管官员，亲临此地审理相关事宜。此人“彬彬有礼，并且十分聪明”。康启清通报了兼任铁路督办的苏元春将军安置法国人的部署。苏将军为工程师们提供了住所，那是一座新建的名曰“追忠祠”的庙宇。寺庙矗立在领事馆对面，位于高平河对岸的城郊处，靠近海关、道台 衙门 、电报局和印度支那派出的医生的诊所。苏将军指定的新建筑宽敞且通风良好。博韦委托康启清向苏将军转达对这种特殊关照的谢意，并肯定他的同胞们将满意这种安排。第一次会面使主任秘书对接下来的谈判充满乐观态度。方苏雅以微笑表示赞同。

不过博韦提及不久前奥赛码头的一封来信，信中对领事馆关于六个月前（6月5日）签订的合同未做出反应表示诧异。来信说这份合同事关铁路问题，在高层被当作战略进展来庆祝，想必主任秘书及新领事有所了解。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GabrielHanotaux） 不明缘由，他从法国驻北京公使 那里确定龙州已接到通知。约瑟夫·博韦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回复部长说他不明白他的前任为何没有收到如此重要的文件。方苏雅很困惑。事有蹊跷。

事实上，新上任的龙州领事难以想象1896年6月5日的合同的来龙去脉。这个体现法国在中国的铁路战略计划的奠基性契约，尤其是实现合同所使用的手段，应该通知相关人员。两者昭示了法国在中国南部推行殖民政策的开端和常态，而方苏雅的个人作用也将贯穿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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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法国驻北京公使施阿兰（AugusteGérard）想到签订一份符合法国野心的铁路合约。他设想利用1895年6月20日签署的贸易协定获得可行性。这项协定制约着中法关系，可以将它加以改造，以便获得一个更加强制性的合约。根据其中简单的“有权在中国领土上延长现有的，或计划修建的安南—东京的铁路线”（条款5），再追加一条“允许中国门至龙州铁路的开发与中国门至谅山的线路连成一体” 。这个细微的改动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合法的先例，这样就可以（以他的设想）在未来的其他线路上被效仿。

法国公使极尽外交手段来迫使北京当局接受这种变动。1896年1月，他照会总理衙门 ：奥赛码头和法孚—里尔（Fives-Lille）公司已经达成一项只需签字即可成立的最终协议。他通过这个姿态表明无视中国当局的态度。中国驻法国公使秦（音Qing）先生致电法国外交部长：“你们无权做这样的决定，请给我们解释。”但是施阿兰不予理会。他有印度支那总督和殖民部（ministèredesColonies） 撑腰。他与奥赛码头的“节制”指令对抗，一意孤行，试图得寸进尺，从中国人那里获得通往南宁的铁路筑路权。这个目的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

这种态度就一个外交官而言无论如何都显得匪夷所思。这种躁动实际起因于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关键事件：1896年1月15日，通过《伦敦宣言》，法国和英国确定了各自在中国南部的势力范围。一个先于雅尔塔会议49年的“小雅尔塔”体系诞生了。随之而来的是两个欧洲强国之间的激烈斗争，它们使出浑身解数来试探协议的极限，以及双方公使馆的容忍度。在这种情况下，铁路是一个备受青睐的武器，因为它可以开辟新的领地。

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介入在相关事务中起到重要作用。大众将这个公司的名字与1867年世界博览会会址的建筑构架联系在一起。这个殿堂是该公司与卡伊（Cail）公司共同建造的。但是在外交领域，法孚—里尔铁路公司更具代表性。它是一个与政界联系密切的强大企业，公司董事长家族的若干成员是政界的显要人物 。由于第三共和国商界盛行的秘密姻亲关系，董事长就是该公司总经理埃德蒙·杜瓦尔（EdmondDuval）的连襟。

1896年2月末，埃德蒙·杜瓦尔与印度支那总督签订了一份合同，获得谅山—中国门印度支那境内铁路经营特许权。不过合同文本规定该特许权须在该公司获得中国门至龙州铁路的经营权后方能确定，“后一条铁路形成印度支那线连接至中国领土的延长线”。

但是，在随后4月的一次非正式的会谈中，埃德蒙·杜瓦尔向奥赛码头坦言：法孚—里尔铁路公司正处于财政困境之中，该公司指望用印度支那铁路的盈利来投资修建中国境内铁路，该段铁路只要不通达南宁，就是一个投钱的无底洞。

然而，不仅奥赛码头对与印度支那总督签订的合同一无所知，而且已被认可的法孚—里尔铁路公司至此也一直强调资金没有问题且愿意承担风险。埃德蒙·杜瓦尔不得不承认：考虑到东京方面的开支将在议会引起争议，殖民部不希望将此计划提交议会审批。

奥赛码头发觉，计划涉及的中国和印度支那双方已结成统一战线；并且从财政角度看，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中国战略是建在沙堆上的金字塔。外交部明白被人愚弄了。事情的后果已可以预见：“最终将由国家来承担风险。”不言而喻，纳税人被迫卷入风险中，而他们对国家有关当局蒙受的耻辱却一无所知。

会谈陷入僵局，埃德蒙·杜瓦尔受到言行不当的指责。但是法孚—里尔铁路公司不屑于外交手腕和约束，坚持要作为重大项目谈判，例如中国问题谈判的唯一人选。难道他们的立场不是在没有受到任何制裁的情况下变得更加有恃无恐吗？他们清楚，有可能通过铁路实施法国强权战略的企业为数有限，而他们是当仁不让的人选。此外，作为一家铁路公司，法孚—里尔铁路公司自认为是首要的领土征服工具。至于中国方面，他们严正告诫法方谈判必须建立在持续共同磋商的基础上。中方借机通知法方：中国政府已任命苏元春将军为龙州铁路主席，并指定他为铁路事宜的主要对话者。事态变得严重了。

苏元春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司职提督，受命督办邻接东京地域（广东和广西二省）的边防，统揽军政大权。查看该地区地图便可知此地幅员广阔，地势起伏，位置偏远。由此可见他肩负的使命之艰巨。苏元春是精明的战略家，受朝廷赐封宫保荣衔（太子少保）。正因为有这个人才，朝廷才敢于面对几乎无法应对的挑战。方苏雅要打交道的也正是此人。为了证实中央王朝致奥赛码头的信件得到重视，中国驻法国公使受到法国议会主席莱昂·布尔热瓦（LéonBourgeois）的接见。与此同时，一时间遭冷落的埃德蒙·杜瓦尔被拒绝就同一主题晋见法国政府首脑。

身居北京的施阿兰一明白谈判的重心从北京转到龙州，就竭力向北京、龙州和巴黎当局同时施压。他支持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主张，以至于让人难以辨别他是在执行外交政策还是在维护私人利益。

施阿兰曾经打算委派他的亲信安托尼·格约（AntoineGrille）去中国南方直接对会谈施加影响。不过他的初衷是尽可能使合同成为既成事实。紧迫感与日俱增，因为整个北京外交界在风传有关铁路的情况：俄国人和比利时人似乎正在取得重大进展（满洲里跨境铁路、京汉铁路）。更糟糕的是，英国人随时可能通过其缅甸属地进入中国南部。最后，另有一个大胆而新潮的举动使欧洲外交官员们感到震撼。身为著名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华北港口总监、一等侯、皇太子监护人的李鸿章，一扫北京朝廷固有的保守派形象，借沙皇在莫斯科的授职仪式之机，宣布出访世界各国的意图，旨在与欧洲和美国的投资者接触。于是，西方人开始向这位中国高层代表献殷勤。趁他途经德国之机，克虏伯公司试图拿下一桩大宗武器订单，不惜专门举行李中堂塑像的落成典礼。这件事以失败告终，教训是：手段过分张扬。

至于施阿兰，他大获成功：赢得1896年“6月5日合同”的签订。他不无得意，通报奥赛码头，安托尼·格约将携带中方总理衙门画押的意向性协议文本，赴东京和中国南部。为了先声夺人，格约在动身前通知苏元春协议已经签订。但是无论奥赛码头还是苏元春将军都不知道合同的实际内容。因为尽管有洋洋洒洒的通报，但合同悬置了所有执行条款……换句话说，合同没有实质内容，严重混淆了意图与达成协议之间的区别，这无疑会产生严重后果。这是一颗生虫的果实。

不过合同签订的消息还是使法国外交界和印度支那欢欣鼓舞。法国赢得了国际声誉，因为这抵消了西江对外通商的影响，即英国享受的实惠。

苏将军赴河内出席7月14日的法国国庆活动加强了这种感觉。他的到来被殖民界理解为忠顺的表示。印度支那公共工程部主任特意向苏将军展示了一段铁路，以炫耀法国的专有技术。施阿兰迫不及待地下结论：“苏将军是实权人物，我认为他是共和国政府当今有理由依靠的助手。”这显然是对苏元春不了解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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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州，方苏雅准备会见苏元春。他按规矩发出会晤请求。在此期间，他拜访了当地的官员，他们当中没有人给他留下多大印象。

在方苏雅到来之前，苏元春已经向约瑟夫·博韦了解了他将与之打交道的人的个性。心存对铁路和边境动荡的思虑，面对来自印度支那方面种种军事上和物质上的软硬兼施，他的确不得不仔细揣摩所有法国当事人。

在第一次会见中，苏将军采取了一种让法国领事难以理解的态度。“他整个人显得僵硬、不露声色、高深莫测。”*将军保持着含蓄态度，这种姿态在中国意味着严肃、庄重与尊敬，而给客人的感觉是：“他盯住对方，微闭的眼睛只露出一条缝，但可以感觉到里面的眼珠在转动不停。”

方苏雅大概期待更多的真诚。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对方带有威严的礼貌。“他高大强壮、精力充沛、精明强干［……］。我面前的这人五十来岁，身材高大魁梧，举止干练，迥然不同于我迄今为止接触过的中国官员。那些人态度狡黠，眼神游移不定。”

几天后，苏元春接待了方苏雅。领事给他留下好印象：言谈果断而冷静，直面铁路主题，强调遵守协议不受外来干扰。领事向苏元春表明他“不会受人愚弄”，这难道不是传递可以与他坦诚对话的信号吗？

那天，这个军人后裔、出身客家、阅人无数、笃信风水的高品武官，遣散随从，尽情让法国客人感受他的殷勤。“他拉着我的手，将我带到里间，异常热情地与我交谈。他说我们应该一条心，情同兄弟，共同为两国的利益协同工作；他又说我们应该互相通报遇到的问题，并且毫不迟疑地告诫我要防备那个最仇视外国人的道台，这人是他在北京的政敌派来搅局的。”*方苏雅没有用仇外的习惯偏见来评判他面前的这个人。他揣度着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此后，苏与我之间建立起一种亲近的关系，其特征是彼此坦诚相待。他对我的态度可能会对一个中国公务人员造成危害。在我接触过的中国官员中［……］，我没能与其他任何人建立起如同苏元春与我之间的这种坦诚信任的关系。”*方苏雅在中央帝国的边关遇到了一个与他一样刚直不阿的对手。

方苏雅刚刚熟悉了龙州和铁路问题，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工程师洛朗斯·沙普隆（LaurenceChapron）就从东京而至，他在印度支那总督那里滞留了几周。这家公司最终决定从巴黎派遣一位精选出的人来捍卫从龙州延长至南宁，甚至更远的铁路计划。

沙普隆像是一位有经验的人，尤其是他参加过塞内加尔铁路的修建。巴黎方面因此推断，以前在非洲实行的方法和策略在中国或许也适用！这位工程师以线路的商业盈利来阐述选择南宁的理由。然而在方苏雅看来，他之前遇到的中国官员对这些论据持怀疑态度。但是领事决定等谈判时再表达自己的意见。

十二位人物出席了在领事馆召开的首次会谈。洛朗斯·沙普隆向领事重申他的观点：印度支那政府与法孚—里尔铁路公司认为，这条铁路存在的理由在于商业价值，因此向南宁延伸理所应当。洛朗斯·沙普隆雄心勃勃，宣称这只是宏伟计划的一部分。苏将军代表中国铁路委员会发言说，他不反对修建这条铁路，但他在等待能证明铁路盈利的确切数据。方苏雅表示应该认真权衡所有的论据，并提出进行深入讨论。

一段时间后，方苏雅认为可以向奥赛码头提交他对铁路计划的初步结论，并且表达了批判性的意见。首先，把铁路特许权视为对西江向非中国航运开放的“补偿”，具有欺骗性：与官方文件的说法相反，这种法规的变更实际上是在获得铁路特许权之后的事情。他认为，法国本来可以运用外交手段阻止西江自由通航；他不明白为何外交部竟然毫不犹豫地同意用铁路来“补偿西江被英国人把持的悲剧”。因为任何便于进入西江的新通道仅有益于东南港口。

印度支那和法国的真正目的是将中国的产品向西面的海防港输送。就是这样。但是铁路并不妨碍货运朝东面的香港发送。朝这个方向的贸易往来沿西江和一条非盈利的铁路有效运转，东京的贸易实际上面临边缘化的处境。领事补充说，铁路向南宁延伸在他看来是行不通的，因为当地的地貌不允许。他在结束评判时指出：铁路有可能给中国军队提供越过东京边界的便利条件，中方委员会有司职防务的重要人物苏童林（音SuTongLin，苏将军的连襟）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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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试图推进谈判进程，但是受到法方内部利益冲突的不断干扰。这种冲突是殖民主义固有的，如同领事在印度支那、巴拉圭和中国经历过的一样。在龙州，这种利益冲突表现在与中国人的对话中，法国代表感到很不自在却无法找到摆脱困境的方法。他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相对孤立，感到不知所措。他们面对的人代表着一种古老而讲究礼仪的文明，不会轻易受到愚弄。总之，法国人感到拘束和不自信。他们的惯例在这里行不通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加激化，人人都想显示他们才是强者。这犹如一个爆炸性混合物，法国铁路计划成为其中的催化剂。因为这个计划关系到声誉和经济利益。

洛朗斯·沙普隆与方苏雅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沙普隆的翻译普通话掌握得不够好，致使谈判无法顺利进行。但是当领事提出由博韦帮他另找翻译时，遭到沙普隆的拒绝。

沙普隆不断表示他的不满。他感到受孤立，他烦闷，他认为自己作用过于受到局限。他对这次中国之行孤注一掷，期望给他的职业生涯增添筹码。但是他的意见不受重视。他认为中方委员会没有给他与身份相符的、应有的尊重，因而他就谈判的程序问题向苏将军发难。

尽管方苏雅警告他考虑自己的态度给法孚—里尔铁路公司带来的后果，沙普隆还是忍不住对中国人表示藐视，开始在谈判中向中国官员挑衅。面对一种以内敛为智慧的文化，侵犯对方的尊严成了策略的失误。试图让对方颜面扫地的人有何能耐？方苏雅不知道这段插曲竟然是一系列危机的序幕。这回轮到乔治·贝尔特朗（GeorgesBertrand）指望超越他作为苏将军翻译的身份，进而抬高身价充当铁路事务顾问。他有时甚至已经向外人如此介绍自己。这种他似乎拥有的或真或假的身份引起了洛朗斯·沙普隆的嫉妒。一场两个自以为是的人之间的真正战争开始了。

据公众传闻，乔治·贝尔特朗是一个有着不清白的过去的暧昧之人。对他没有什么可公开指责的，但是来自西贡的情报促使领事提醒苏将军与他保持距离。领事说：他扮演的角色“值得怀疑”。

方苏雅对贝尔特朗针对沙普隆的指控感到震惊，事关恶意中伤。沙普隆曾经信口开河地说贝尔特朗是同性恋，没有与他所谓的妻子结婚，而是将她“出卖给”苏将军。太过分了，这些传闻在边界两边扩散开来。在龙州驻扎的法国人显然不是未引起注意。现在这种气氛只能是有害于谈判。于是方苏雅通知苏将军：如果指控成立的话，他有可能受到牵连。反击很快到来。在接下来的会谈中，一部分中方委员会的成员与苏将军团结一致，将沙普隆排斥在外。气氛变得糟透了。

当天晚上，方苏雅在“衙门”凉爽静谧的花园里与他的主任秘书碰头。领事对阻碍处理铁路事宜的争吵表示愤怒。他们一致认为从次日起无论如何要回到主题上来。

在这当儿，约瑟夫·博韦不失时机地表态支持他，并表示与他一道工作很满意。他说，方苏雅领事与他的前任不同。他的前任皮埃尔·邦·旦迪是一位精明的外交官，兼人种志学者、地理学家、语言学家于一身。一开始博韦与他的上司尚可融洽配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得不忍受这个波德莱尔忠实读者的生硬呆板的作风。邦·旦迪也越来越难将就博韦叛逆的性格。据他说，博韦的这种性格影响了领事馆的气氛。邦·旦迪认为博韦这种行为的改变缘于他从1894年开始抽鸦片。然而吸食鸦片并没有影响约瑟夫·博韦的工作能力，当时没有，后来与方苏雅一道工作时也没有。前领事似乎无法接受博韦松弛和慢吞吞的作风以及对私人研究活动的投入 。

达成彼此坦诚、尊重和欣赏的共识（这种默契主导着他们整个合作期间的关系），两个男人相互对视了一下，会心地握了握手，然后回到各自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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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苏雅坚持重新调整谈判策略。他安排了一次与沙普隆的会见，认为单独交流会更容易说服对方。方苏雅谨慎地向对方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如果铁路必须以商业为目的延伸，那就向百色 方向（偏西北方向）走，而不是朝南宁方向。这种观点得到在云南省就职的法国传教士和中国海关职员的一致赞同。

沙普隆勃然大怒，声称不考虑违背公司的指令。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定论是：南宁是未来中国境内铁路网的枢纽。方苏雅被惹恼了，愤而驳斥这种“硬塞给铁路的、被所有不持偏见和公正无私之人所反对的固执己见”。因为实际上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目标是将它的铁路网与比利时人建造的未来的京汉铁路，以及可能修建的分支线路连接起来。一切都朝着有利于比利时和法国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铁路的发起人在北京公使馆区会面，宏伟的计划满足了法国殖民联盟（1893年由欧仁·埃蒂安创立），以及国会下属外交、殖民和铁路特别委员会的虚荣心。

不只是铁路计划提出意想不到的问题。有一天，司立修（Chouzy）主教大人在方苏雅面前炫耀其“法兰西共和国驻广西代表”的头衔。主教阁下已在中国逗留了16年，方苏雅曾为一桩诉讼案在中国官员面前为他辩护过 。领事非常吃惊地看到主教持有施阿兰亲笔签署的外交头衔。经质询，奥赛码头认为这个“委任书［……］实在离奇”，于是要求法国驻北京公使遵守规则。施阿兰不得不纠正他的错误。为了在众人面前有个体面的交代，司立修主教大人表示了“对他的冲动的歉意” ，然后与龙州领事馆保持距离，返回距此地一个月航程的主教府。

法国公使团认为首先要推动法国在中国的宗教政策。这种政策保护传教会，使之成为象征法国的工具，尤其是在没有法国外交代表机构的地方。非法使用这种权力激怒了方苏雅。但是他的反应与有些人所说的反教权主义没有丝毫关系。领事是教徒 ，尽管他承认没有接受过“真正的宗教信仰”的教育。他的生活遵循坚定的价值观和信仰。但是，在这方面，他厌恶炫耀卖弄，坦言尊重所有真诚的态度。他尤其与邓玉函（Mazel）神父、巴伊（Bailly）神父（在沿西江而上时相遇）以及在西藏任职的桑捷（Sénutier）神父保持良好的关系，另外还与光若翰（Guébriant）神父交情甚好，并于1901年与后者一起在中国南部建立了第一个法国邮局。他欣赏这些人，因为他们身体力行地履行使命并且忠实于信仰。

围绕铁路的谈判陷入僵局，由于洛朗斯·沙普隆而止步不前。他根据一次短暂的线路勘测 而坚持的意见激怒了中方委员会。沙普隆得到施阿兰的鼎力支持。公使在北京大肆活动以求获得铁路向南宁延伸的权利。这件事情方苏雅并不知晓。但是王朝摄政王将法国公使置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将延长铁路的权利给了法国，中国会同时将南宁向英国开放。施阿兰对计划可能如此执行十分不满。于是问题悬而未决。

在此期间，方苏雅坚持遵守谈判日程，会谈在不愉快的气氛中依次进行。沙普隆采取回避策略，而领事开始明白6月5日的合同对中国人来说只是一个简单的序幕而已。他提醒奥赛码头：应该“争取获得特许权”，合同尚待签订。这是法孚—里尔铁路公司拒绝接受的。公司高层不满未按照他们预期的速度推进，将详细讨论看作是妨碍议事进程的手段。

中方委员会同意方苏雅深入讨论的意见，要求法孚—里尔铁路公司拿出一个预算表。这是尊重协议文本的一个要求，如同领事在他后来的公务信函中指出的。

与此同时，人们得知新的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美 走马上任。东京的报纸着重渲染杜美的唯意志主义，以及他决意要在印度支那贯彻“最强大的法国”的观念。洛朗斯·沙普隆决定自行其是，立即动身到河内去招聘操作人员。受到这种新的藐视态度的刺激，中国人予以反击，使谈判笼罩破裂的阴影。中国人意识到方苏雅努力扮演的是调停人的角色，指望他干预沙普隆的行为。但是领事在他所扮演的共和国代表的角色与法孚—里尔铁路公司代表的角色间划了界限。“我只能提供意见。”他在给奥赛码头的信中写道。乔治·贝尔特朗向方苏雅提交了一份指控洛朗斯·沙普隆诽谤罪的诉状，扬言必要时陈述边境军人的证词。领事希望平息这件事情，以便专心投入铁路问题。经过最后的调解，他终于说服贝尔特朗打消了起诉的念头。由于他的调解，法孚—里尔铁路公司和法国外交界避免了丢丑的最坏结果。

在沙普隆方面，他趁机求见方苏雅。基于他在河内逗留时积攒的信心，尽管他把领事排除在他的活动范围之外，沙普隆还是要求领事给予超出其职责的支持 。他按指示在南关（NamGuan）与龙州之间安置了第一批跨境人员队伍，并与另外三个业务人员一同返回，使龙州城的欧洲人从七人增加至十人。新来的人不愿与领事馆保持丝毫联系，并且不加掩饰。

然而这三个人在社交上不加检点，制造了一桩极其有损法国形象的丑闻。事发不久，中方委员会副主席突然造访领事馆，强烈谴责这三个职员的不端行为。方苏雅十分吃惊地听到描述说：“一些不三不四的男女频繁出入这三个法国人居住的寺庙，在那里进行一系列的狂欢。”康启清甚至谨慎地在附近设了警卫，以防止民众对这些制造混乱者采取行动。

领事只得保证去澄清事实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龙州的行政长官吴（音Wu）含蓄地向他表示，出于职责他理应过问此事。但是方苏雅处于难堪的境遇中。因为他不具有处理类似案件的公安和司法职权，如同他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提到的。他有责任同中国警方合作。调查显示这些铁路职员与一些越南妇女同居。而这些妇女是准备……在中国贩卖的！这桩交易由三人中的罗伊先生指使，他屡犯这种被方苏雅斥为“完全有失尊严”的勾当。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领事收到印度支那总督的一封电报，请他一旦可以抽空即赴河内一趟。他立即上路。当他骑马三日赶到谅山时，当地的军事指挥官却告诉方苏雅取消约见了，杜美被召去了西贡。他与总督的第一次约见以未见到面而告终。

方苏雅利用在边境地区逗留的机会去澄清一桩牵连苏将军的事件。与苏元春为敌的龙州新道台控告他拒绝会见法国的高级别军官。方苏雅知道苏将军猜测广西省巡抚是阴谋的操纵者。这些谣言恰好证实了在印度支那某些法国军人中风传的中国官员的“恶意”。每当中国当局没有表现顺从印度支那或法国在中国的战略思想时，这种说法就甚嚣尘上。在很久以后（甚至在现代），有关19世纪法国、印度支那和中国的关系的研究中还可明显看到这种论调。对此当代作家没有任何恶意，只是再现了一种表达方式。这种表达通常是复制当时法国人的惯用语而不深究其意义。

在1891年间，为了对抗那些在中国和印度支那边界地带流窜的武装团伙，位于两国之间的山区（呈半圆形延伸于缅甸与东京湾之间）处于军事管制之下。最初，拉奈桑创建了四块军事领地，每块地盘授权给一个集文职和军职于一身的指挥官管辖。离方苏雅的领事馆最近的是第一和第四号领地。边界双方于1895年6月最终确定，建立一个中国—安南联合警察局作为这种部署的补充，并制定了有关规章（1896年5月）。有利于双边互助的规定在预计之中。但是缺乏实地管理以及特权的集中很容易使法国高级别军官在思想上忘乎所以。边境是一个广阔的灰色地带，无视法律的约束。然而法制本是共和国的思想。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法国应该是一个“法制的国家”。巴黎考虑过中国人会作何感想吗？显然没有。只有离边界最近的法国领事机构（例如广西龙州、云南思茅与河口）的严守法规的领事们在恪尽职守地行使监督者的职权，因此他们被视为绊脚石。

方苏雅进行了调查。他发现针对苏将军的事件有完全不同的说法。第一号领地的军事指挥官计划了一次与苏将军的会面。为此他用了约见书的形式。联系直接在两人之间进行，没有通过外交程序。最后时刻，指挥官取消了会见，仅限于用电报通知了苏将军。这种方式多少有些草率，但他们相互认可此事。这种联系方式至少构成有悖外交礼节的失误，尤其对指挥官级别的人而言。

此后，当法国方面提出第二次会见时，苏将军谢绝了邀请。“态度非常礼貌，且理由充分。”方苏雅这样认为。但这个举动立刻“被描述成对法国当局的侮辱”。

方苏雅为军事当局有失慎重的做法感到遗憾，这种行动绕过了领事馆的程序。外交人员的作用不就是方便双方交流吗？方苏雅给保罗·杜美写信阐明了观点，并为苏将军辩护，同时为那种有失分寸的做法感到遗憾。但是档案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这在杜美给殖民部的报告中体现出来：对总督来说，这样直接接触的方式“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值得推荐的”。至于与苏将军的会面，他认为不过是“军事视察一般的小事”。

随后，方苏雅拜访了苏将军。地点在苏将军的军营总部的边缘地带，靠近凭祥，在龙州以南约四十公里处。他的营地建在网状的石窟之中，山洞被改造成堡垒密布的阵地 。除了苏将军本人和他的心腹，任何人不得入内，像方苏雅这样得以靠近的人为数甚少。法国军人听说过连山的岩洞，对这种梦幻般的神秘洞穴感触颇深。据说这个石窟如同猛兽的巢穴一样壁垒森严。方苏雅如此描述：“这个地方具有传奇色彩，激发了整个东京的法国人的想象力。”*因为苏将军成功地保守住秘密，使连山岩洞摄人魂魄。领事叙述道：“我从来没有参观过这个地方，苏抱歉说不能让我进去，因为他的士兵会用恶意的眼光看待一个欧洲人造访这座城堡。他甚至不允许不相干的中国人入内。”但是方苏雅了解的情况足以勾勒出这神奇之地的轮廓。“连山营盘长七公里，宽两至三公里，两面有猴子都无法随意攀缘的壮观的自然屏障。人通过一道裂隙进入山洞的一端，一道在岩石上凿就的楼梯连接高悬的洞口。岩洞的另一端有一道几米宽的走廊，一条小溪从那里涌出。苏在一个庞大的石洞里为自己建造了十分奇特的住所。其他洞穴被改造成塔状的储备仓库，以及供部队驻扎的营房。他们甚至还种植些许水稻。”

方苏雅没有在隐秘之处被接待，但也算近在咫尺了。“在他的营盘，苏可以更加与外隔绝，同时表达也更加自如。”他们的谈话标志着彼此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他们变得更加亲密。在那秘密处所的地界边缘，方苏雅明白了自己已获得面前这人的完全信任。苏将军对其吐露心声，向其暴露自己脆弱的一面，尽管他是公认的关键人物。“他用生动的言语向我保证可以尽其所能地为我提供帮助，同时也向我诉说了他的难处。他感觉受到严密监视。他回避身边的人 ，他必须用间接的方式对待重大问题，派可靠的人或他家族的人来见我。”将军甚至给领事一些建议。“他向我解释他对付道台的做法，同时给我一些有益的忠告。”

但是，苏将军也有一个软肋，这点已被边界的军人、印度支那总督和广西当局所知。这就是财政问题。他第一次向领事间接坦言此事，表明他面临的窘境。将军必须用一笔包干的拨款维持边防的费用 ，这笔款项刚被云南省总督给削减了，而他的开支却因为建立联合警察局而增加。这是一个无法长时间隐瞒的非常明显的弱点，以致有人试图利用这个软肋来控制他。“道台知道他负债，借机制约他。”方苏雅记录道。苏将军因此左右为难，不得不一边向省府汇报，一边向北京要求追加拨款。为了应急，苏将军委托乔治·贝尔特朗以他的名义向广东和香港的银行贷款。但是以个人名义担保贷款使他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并且这种情况具有风险。“为了节省经费，加之面对本省官员的恶意，他无疑只能裁减兵员，可能裁掉整整五个营。这个措施削弱了他的警戒力量，反而‘制造’出三千个土匪。”

领事在思考帮助苏将军的办法。这对他来说同样有助于边界地区的稳定。他决定将情况通报外交部长，建议法国给苏将军一笔资助作为避免动乱的投资。他一开始就给这个提议附加了预防措施。“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接受为我们提供方便，但是如若我们坚持这种想法，我有可能派人谨慎而不引人注意地探查本地区。”他以同样的措辞向保罗·杜美提出建议。

但是如果相信谨慎和慎重的原则能左右印度支那总督的对华政策，这将造成真正的判断失误。

* * *

当方苏雅回到龙州时，中方委员会通知他：他们一直在等铁路公司的预算书，并且强调讨论计划时会考虑法国政府的要求。

为了重新获得主动权，方苏雅提议研究便于合作的准则和步骤。这个提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正如他给奥赛码头的报告中所说的。因为中方主张：考虑到在海关、电报、会计方面与通用的规则吻合，他们希望使用英语作为谈判语言。领事如此记述：“咄咄怪事，有可能建一条法国标签的铁路，眼下 却在龙州鼓励想在铁路上谋职的人学习英语。”为了补充说明英国势力无处不在的状况，领事明示：香港的批发商开始了解法国铁路是否允许他们发运中国商品的情况。这是奥赛码头的热忱的民族主义者们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 。

在同一时期，英国的外交官来南宁拜访了赖保理（PaulinRenault）神父。神父将与英国人的谈话内容告知方苏雅。在神父看来，英国人的真正目标不是这座城市，而是邻近省份云南和四川。

领事的信心并没有因此而增强。“我收集到的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所有人都声称这条线路是无益的。”他在给部长的信中写道。他意在表达法孚—里尔铁路公司坚持的计划很荒谬。他建议建一条连接东京与中国的铁路，路线经高平 （那里法国的经济利益已在拓展 ）到百色。这样可以在整个竞争的背景下缩小南宁的影响，还可避免打开商品向广东和香港流动的通道。此外，鉴于铁轨的张力，铁道的轨距问题又引起争论：忽而作为一种障碍，忽而像是计划的终结。最近发生的事情促使方苏雅重新审视一个他至此都没有予以特别重视的细节。

杜美的前任卢梭总督在可疑的死亡 前不久曾向他要求借阅6月5日的合同文本。领事没有把文件转给他，因为他以“严格限于个人”的方式收到这份北京公使馆的文件。然而他感觉到总督的“担心”，因为法孚—里尔铁路公司向他请求投资修建一条米轨，方向朝向南关，但是未得到中方的完全承诺。

方苏雅寻思：卢梭拿到合同文本了吗？怀疑是有根据的。协议似乎是经北京和巴黎直接起草的。直到签署文件时，河内和龙州都被排除在外，为的是给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留下最大的操作空间。这就解释了为何约瑟夫·博韦在接任时，没有在领事馆的登记簿上找到签收该文件的记录。施阿兰大概“忘记了”寄发文件。领事只有推测。但是他不知道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在外交部长非正式来访时已和盘托出隐情：承认印度支那方面与中国方面在铁路计划中财政“关系”联系紧密，即该计划赖以生存的贷款抵押的同谋关系。

时隔一个世纪，档案吐露了真言。奥赛码头是在事后才知道1896年1月法孚—里尔铁路公司与印度支那总督之间签订的协议。至于下一阶段，即与中国签署“合同”的阶段，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经过争取，终于使法国驻北京的官方代表按照他们的指示行事。该公司得以实行一种几乎是自主的政策，并且不通知当地的法国外交人员（然而后者才是首要的负责人）。大概有两条理由决定了这种情况：一方面，与杜美相比，卢梭不足以担任法国利益热忱的维护者；另一方面，法孚—里尔铁路公司大概认为，一种权威的外交关系只能在首都与首都之间进行，其他级别的机构被视为补充成分。总之，不能排除以下推测：法孚—里尔铁路公司不希望“合同”真实文本的细节被了解，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弱点，所以想避免一切的争议。当方苏雅成为继续谈判必不可少的人物时，才得以收阅这份文件，而且是以“仅限于个人”的方式。

几周后的一个下午，领事接受了苏将军的一个密使的来访，此人专门从凭祥而来。这位官员向他陈述了沙普隆给苏将军制造的新麻烦。中国行政部门根据沿袭的传统（至今尚留痕迹）显示出严格的等级制特点。因此省或地区的官员履行冗繁的“官僚”性职责。苏将军受王朝之命呈报用于铁路委员会的经费使用情况。然而委员会成员实际上有各自的薪俸。由于洛朗斯·沙普隆妨碍议事进程，苏将军无法证明任何与铁路事宜相关行动的支出。因此他请求方苏雅权衡这种情况造成的困难，并尽可能协助他了结此事。

领事许诺回到龙州便召见沙普隆，沙普隆拖延赴约。方苏雅严厉地斥责他，指出他反常的行为。在还不知道铁路的线路以及研究所需的费用的情况下，为什么在东京招聘人员并将他们就地安排？领事强调提供中方要求的预算表应负的法律和道义责任。作为回答，沙普隆要求领事更多的理解，理由是公司不断发来催促电报给他施加的压力。然后，稍作停顿，他宣布这个问题不久后将与他无关，一个称职的接手人即将到来；此人是驻北京法国公使的亲信安托尼·格约。

方苏雅给外交部长寄出一份对当前形势的概述报告，用了能体现他幽默的个性的口吻。虽然他根本不知道报告引起的反应，但是他的目的达到了。部长了解了情况，在报告的空白处草草写下评语：“个体行为方式出人意料。”

需要直面问题并消除误会。在接下来的会议中，法方和中方委员会的成员全部到场。领事要求大家各司其职，恪尽职守，协力创造一个有助于实现共同目标—龙州铁路的新局面。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在这番指令之后，苏将军的翻译乔治·贝尔特朗宣布：中方委员会手头已有一个类似的完整计划，而且是由前龙州领事邦·旦迪先生制订的。中方明确表示，针对这个计划提出的价格较之其他预算表是最能让人接受的。此外贝尔特朗毛遂自荐为中国人效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相当于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竞争者。

惊人之举！这样一来，法国方面，无论是外交人员还是翻译，各自都像下象棋一般将自己的棋子向中国人靠拢。这说明人们预感到赌注的赢家将赢取对他的未来的充分回报。不过，事情不止如此。领事和他的主任秘书了解到，美国的企业家也与中方委员会有所接触，他们提供的报价可以与任何竞争者匹敌。中国人宣布，他们只考虑建立在价格和收益比较上的规则，并且将美国人的报价作为与法孚—里尔铁路公司谈判的基础。这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

得知有这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外交部长感到大地在他的脚下塌陷了。在感受到冲击的同时，他意识到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判断失误。由于法国在铁路建设方面具有无可争议的实力，法国及时地做出了姿态以争取优先获得实惠，加之还有一份“合同”在手，因此法国过早地下结论：在该领域非自己莫属。但是，一个如此广阔的市场显然不可能让所有认为具有相应能力的人无动于衷。经济世界一体化在蓬勃发展中。无论法孚—里尔铁路公司，还是法国都不可能成为唯一的主宰者。印度支那试图推动法国贸易，但全方位的交易时代已经开始。

法国驻龙州领事面对新发生的情况采取了相应的一整套措施。他的主任秘书受香港的同行委托将一封来自一位法国企业家的信转交给一位中国工程师。主任秘书获悉中方委员会就钢轨的价格咨询过这位中国工程师。然而那位法国企业家希望在与法孚—里尔铁路公司达成协议之前不要透露他已经知道讨价还价的对象是谁。

方苏雅向奥赛码头详述了事件经过，并提示他之前就明智地对1896年6月5日“合同”在法律上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的偏差提出过告诫。他揭露了合同“催生”出的“个体行动”，这些行为同样混淆了国家与私人的利益。

直面如此棘手的问题对外交部而言至少是不寻常的事情。将责任感置于遵守等级制度之前，放弃旨在减弱对峙强度的回旋余地，这在该领域是非常反叛的事情。

尽管领事做出了努力，各方趋之若鹜的铁路修建事宜却没有进展。在北京以及法国公使馆，与铁路相关的事务越来越不被看好。线路的定位，对该计划在经济方面的合理性的批评，尤其是对6月5日合同的批评，这些事情都引起了法国公使的愤怒。

1897年春季，龙州恢复了平静。这时一封强烈攻击方苏雅的信件在奥赛码头引起了轩然大波。施阿兰在信中列举了领事的毛病，如“吹毛求疵”“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以及“横加指责”。他的借口是共和国政府已指令法孚—里尔铁路公司有自主谈判的权利，并且得到印度支那政府的独家首肯。但是他颠倒了合法性的原则。再者，他充当了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保护人，命令领事仅限于扮演“简单的执行人”的角色。总之，方苏雅因指出合同的不严谨，以及揭露了其中的暗箱操作而被刁难。怀疑和批评都集中在一个层面：方苏雅完全没有推动法孚—里尔铁路公司计划，因此他被指责没有尽到共和国代表的责任，行为不像一个爱国者。这种偷换概念的手法将批判精神与违反祖国利益的行为相提并论，而后者关系到法国及其政策。这种论调后来被殖民界和民族主义者多次用来反对方苏雅。当无法诋毁一个人的能力时，这种论据就被当作最后的武器来质疑他的可信任度。这种做法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以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内颇有市场。

然而施阿兰对协议的含义没有一个清楚的表达，因为他一开始将文件说成是“合同”，后来又说是“议定书”。但是他自恃有加布里埃尔·阿诺托的支持，最后以处分来警告领事，甚至以撤职作为威胁，强调龙州的领事职务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如果这位领事想找麻烦，他将吃不了兜着走。

* * *

约瑟夫·博韦通知方苏雅，领事馆有一个突如其来的访客。来访者是某个叫作格雷维的人，他是国务委员会负责诉状的主管。这次不期而至的会面引起的诧异在领事的脑海里很快被一连串问号所代替。因为通过他们的谈话，领事很快感觉到此人是法孚—里尔铁路公司急遣来的非正式的密使，他此行的目的是调查关于铁路计划的困难。这种管辖权的混淆意味着什么？

他只在龙州做了短暂逗留，方苏雅借机向他倾诉了自己的看法。来访者得以权衡在巴黎听到的话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别。他一来就对周边环境的贫瘠恶劣感到“震惊”。而且他对铁路计划也有同样的感觉：与领事一样，他不明白铁路为何可以作为西江开放的“补偿”，并且巴黎还以此作为国家利益的体现。

方苏雅将6月5日的“合同”交给他评判。格雷维看到文件没有赋予中方任何义务。进入细节，他发现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报价“夸张得令人无法接受”，公司提供的设备在合同中没有得到保证，设备的运输道路问题也完全没有落实。方苏雅高兴地看到对这件事情的评估尚有公论可言，他立即将这些意见告知施阿兰，同时下结论说取道香港运送设备的路径应该予以考虑。

诉状主管的到来和报告使得洛朗斯·沙普隆突然改变了态度，同意给方苏雅看他从法国动身时拿到的地图，他自从来到龙州后就是按这些地图工作的。领事看过地图后发现这纯属“一个幼稚的工作结果”，地图上连山川的起伏线都未标出！

方苏雅给奥赛码头写了一份报告。这种负面观察结果的积累促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向施阿兰表示了他的困惑。然而施阿兰仍旧坚持他的立场。他气急败坏地提醒领事，唯一的外交决策中心是北京，他有责任全力支持合同。尽管这些指责让人愤怒，作为回应，方苏雅向外交部长阐明了他的行为准则：“困难的原因已经清楚；我认为我有所失职，部长先生，因为我没有一丝不苟地向您汇报我所观察到的一切……不企求别的，只希望认真公正地向您汇报实情。”

就在这时候，保罗·杜美召方苏雅到河内讨论铁路问题。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新特使安托尼·格约也将到场。

到河内需要十天时间，这个季节天气已经热了。领事坐在绿色的滑竿里随着同行人朝西面而行。开始是碎石路，接下来是陡峭的山路。他心想，尽管在中国困难重重，他在当地还能行使一定的外交官自主权。而到了河内，他成了外来人，少不了遇到麻烦。河内的作用相当于法国殖民政策的中心，自保罗·贝尔以来就确立了一种政策，杜美变成了这种政策的旗手。

如今就像对保罗·贝尔一样，我们已不大记得起保罗·杜美。这是一个激进主义人物，具有改革者的才能。在巴黎他力推征收所得税的主张，在印度支那他进行了机构改革 。这些业绩给他蒙上了一层真正的光环。他曾是法兰西共和国第13任总统，只可惜昙花一现，上任不到一年，就于1932年5月被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刺杀身亡。他得到了给予历史上被谋杀的人物的惯有的同情。我们的城市中许多大街均以他的名字命名。总之，无论在我们图书馆的百科全书里，还是在民众的记忆中，他都被看作是一个进步人士。但是我们对他的其他方面了解多少呢？大众完全不知道他在亚洲奉行的真正的政治观念。尤其他推行的专制制度，以及他对隐秘手法的嗜好，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也许现在是时候揭示保罗·杜美当年对中国的企图，以及他如何打算依靠在亚洲的成功来创造一个民族的命运。

方苏雅知道杜美与他同一年出生 。杜美在莱昂·布尔热瓦内阁担任财政部长时的表现使得他被费利克斯·富尔（FélixFaure）总统选中整顿印度支那的财政。他不惧怕面对论战，捍卫征收所得税的主张，因此成为议会中的一个人物。但是他尤其是一个坚决的“最伟大的法国”思想的支持者，他梦想建立一个延伸到宗主国之外的强大法国。在他看来，统治印度支那是一种挑战，是一个“沉重的、艰巨的，但有意义的、极度刺激的使命”。总之，他可以大显身手去实现他的抱负，有自决权地，以个人的方式。这难道不是伟大的政治家们最钟爱的神秘梦想吗？

他明确表达了他在这个地区的扩张主义思想。“在这个时代，欧洲殖民国家首先追求占领虚位以待的地盘，他们极力将广袤的地域据为己有，这些地方是为最勤勉的人准备的。东京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政治经济行动基地。通过这个基地可以突破中国南部。如果说东京铁路或对它穿越的地区有价值的话，它的价值主要体现为进入中央帝国的工具。它可以打开中国的大门，至少部分使中国向法国的产品和法国的影响开放。”与议会殖民事务委员会的同事一样，保罗·杜美洞识铁路的重要性。他坚信，凭借铁路的战略意义和商业效应，以及由此产生的声誉，这个新的交通工具将拥有令人振奋的前景。“关于铁路，需要完成的任务是艰巨的，但同时也是极其有意义的。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一场。”

他决心在有英国人竞争的领域逐步与之抗衡。对于他振兴印度支那和法国的野心可能招致的批评，他以一句口号作答：“意志决定一切。”

方苏雅到达总督官邸。他就是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保罗·杜美坐在客厅里不耐烦地等他，在场的还有安托尼·格约。领事向他行礼致敬。此刻，方苏雅身着豪华的制服，衣领笔直地竖起，衬衣的前胸和上身饰有隆起的金叶状复杂图案，袖口也有同样的装饰。他私下承认不喜欢被“捆绑在金光闪闪的制服里”。但是在某些场合，他认可盛装的作用。今天的场合便是一个例子。总督方面，他忠实于自己的习惯，身着双排扣深色西装和仔细上过浆的白色衬衫，系一条简单的领带。杜美和方苏雅互相以眼神审视对方。他们知道彼此的个性和信仰有隔阂，但是唯有务实的态度使他们保持重实效的关系。领事随后与安托尼·格约握手，他觉得此人已经完全适应了当地的环境。

他们一上来就直奔主题的要害。应杜美的请求，方苏雅逐一陈述了自他主事龙州谈判以来发生的事情，并且表达了他对6月5日合同的保留意见，同时说明格雷维也持同样的态度。作为与施阿兰共同起草合同的合作者，安托尼·格约“为讨论他的作品感到愤怒”。杜美不明白问题所在，因为他收到来自法孚—里尔铁路公司最高决策机构、法国公使，以及不久前来自格约本人的保证，说合同不可能有争议。方苏雅逐条地论证仓促起草的协议显示出的弱点。他指出文本的模糊之处 ，尤其是过度使用要求实现先决条件 的条款，这些条款阻碍了计划的进程。杜美笔直地坐在扶手椅中，他认为这些保留意见很不适当。

方苏雅试图私下说服安托尼·格约巧妙和适度地处理与中国人的关系。他的建议换来的是“不以为然”。安托尼·格约固执己见，对方苏雅声称他“了解中国人”，并且“知道如何调理他们”。他还说他手握的李鸿章的亲笔推荐信可以杜绝任何反对意见。这次谈话对接下来的谈判而言不是好兆头……

在河内逗留期间，方苏雅又见了格雷维先生。后者向他重复说，中国人自会“做出他们的决定”；还说最好能说服保罗·杜美不要将几百万贷款“浪费在没有结果的行动中”。领事还遇到了一位工程师，他是前总督的亲密合作者。博雷耶（Borreil）肯定：在他必须对用于改铁路轨距为米轨的贷款发放发表意见时，他还没有收到合同；另外他们也不知道中国方面的看法。方苏雅从中看到的事实是：河内与龙州均被置于北京和巴黎这条主线之外。

在临近离开之前，领事与总督进行了最后一次单独会面。他对机车和车厢很有可能是美国货表示失望，格约先前曾证实过这种可能性。保罗·杜美是地道的民族主义者，而领事很意外地听到杜美承认这个消息，尽管事关这条他公开极力捍卫的铁路。“这条铁路将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目前只可能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来继续推进已开始的事情。”但是方苏雅很清楚：逻辑不需要什么理由就能显示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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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领事给奥赛码头发去一份新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承包铁路建设不再只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已成定局；但是如果没有对承包的价格达成一致意见，合同就没有实际意义。在他到河内期间，西江已正式向外商开放 ，这迫使法国选择费用更加昂贵的向南宁延伸的铁路线。

鉴于在他动身之前已开始的广义的议价，他做出了必然的推论：“凭什么认为中国人会被迫接受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价格？如何想象该公司最终会接受外来竞争者报给中方委员会的低价？”他提出了政府在这桩生意中将要扮演的角色的道德底线问题。“法国政府会出面干预以强迫中国人接受一家公司的报价吗？”这是一个十分难堪的问题。以同样的思路考虑，他指出：在与北京的对话者谈判之后，如果一家法国公司提供美国的设备，这势必会在东京的法国商界引起强烈不满。他还没有提及巴黎的议员们得知这个消息后将会引起的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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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安托尼·格约来到龙州。他声称在凭祥逗留了三天，在那里会见了苏将军，并与对方解决了所有重要问题。有过洛朗斯·沙普隆的前车之鉴，方苏雅宁愿保持谨慎态度。不到一周之后，苏将军来拜访领事。这次对方显得更加不安。面对来自各方的谋划，他肩负调解人的重任。这也是方苏雅的命运。共同的处境使他们心照不宣地感到孤立无援。通过约瑟夫·博韦的翻译，苏将军向领事讲述了他与安托尼·格约的对话。领事发现他们各自的说法根本不吻合。这位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特使开始要求补偿已投入的开支。这引起了苏将军的愤慨，因为该公司还无所作为。“合同规定研究费用纳入承包费中，我们怎么能预付开支？再说他们事先也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没有我们同意的开支不能作数。”接下来安托尼·格约要求苏将军承担安家费，尽管居住地已经无偿供他使用。他同时还要求折合40万法郎的巨款用于预定的铁路中转站建设。苏将军对领事说：“我们的贷款是有限的，我非常为难。”方苏雅何尝不是如此。他为一个法国企业代表的态度感到忿忿不平。他提醒苏元春，自己只是负责对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调停工作。但是他建议苏将军与安托尼·格约直接并且“非常明确地”谈一谈，“绝不能含糊其辞”。

“我要对支出的钱负责。”苏将军接着说。领事问苏将军，这件事情法国公使与李鸿章在北京会谈时是否涉及。苏将军告诉他已经收到李鸿章的明确指示。如果安托尼·格约持有李大人的介绍信，他的权限是批准不超过8至10万法郎/公里的开支。这个价格是根据京—津铁路计算出来的。苏将军打算补偿安托尼·格约一笔“研究”费用（折合20万法郎）。他考虑另请一家法国公司以更实惠的价格修建铁路，他负责在东京找一家公司。

苏将军阴沉着脸。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过分要求预示着失败的结局。

接下来的几周，中方的意图变得越来越难揣摩。地区主管官员反对修铁路，同时与苏将军为敌。至此苏将军都没有表过态，他利用格约争取铁路向南宁延长的意图，实施分化瓦解法国人的计谋，散布反对言论。

为了使局势变得明朗化，中方委员会的成员请安托尼·格约共进晚餐。按照一直在商界流行的做法，这是一个彼此熟悉的机会。如果相互信任的气氛建立起来，这将是一个在非正式场合相互交底的机会。但这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

晚宴在进行，饭菜丰盛，佐以香槟。安托尼·格约给中国官员上演了一幕醉酒的欧洲人的闹剧，全然不顾风度和尊严。他开始大叫大喊，指手画脚，摔酒杯，斥骂中国人。他叫嚷：“你们这群卑鄙的中国人，我鄙视你们的……晚餐，我要的不是香槟，我来这里是铺铁轨的……”

次日，苏将军将这件事通报了方苏雅，说明他和他的同胞受到了侮辱。因为那晚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代表没有适可而止，他公开表示对主人的藐视，扬言他一直在与皇宫里的高官商谈。“他高声说，苏将军算什么，他只要给施阿兰去封电报就可以让所有妨碍他的人丢掉饭碗。”

这种态度使领事左右为难，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奥赛码头。在给部长写正式报告之前，他犹豫再三。但是他决定让法孚—里尔铁路公司明白他们错了，以及这种行为给法国的声誉带来的恶劣的影响。这几日，安托尼·格约保持沉默，声称自己“身体不舒服”。然而事件已在龙州传播开来，给接下来的谈判带来恶劣的影响。

在会上，苏将军通告法孚—里尔铁路公司多德韦尔·卡利公司的报价。该公司是香港一家法国公司的代理商。安托尼·格约大吃一惊，叫嚷着这是背叛和违背6月5日“合同”。苏将军不无幽默地反问：为了评判法孚—里尔铁路公司提供的优厚条件，难道不应该进行比较吗？不过，他诧异格约的反应，既然后者准备引进美国的设备。方苏雅向奥赛码头汇报了这一变故，同时指出爱国主义并不总出现在期待的地方，因为“苏认为这条特许给法国修建的铁路只能用法国的零件”。

接下来的一场谈判同样呈剑拔弩张之势。安托尼·格约认为，应该在概算书中纳入附加费用，例如职员的差旅费和工资。苏将军拒绝支付未经聘用的职员的费用。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代表又提出购买装备的费用，他开价450法郎/公里。苏将军将这种“以距离作为计算单位的要求称为无稽之谈”，况且装备实际并不存在。当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特使要求支付一笔未经同意和约定的款项的利息时，矛盾达到顶峰。中方委员会一致反对格约提出的无理要求。激愤的领事给外交部长寄出一份备忘录。他在文中表示，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不正当行为有损法国企业的整体形象。他指出，格约要求的204402法郎的研究费用“恐怕应该价值46000法郎，这个价格在东京已经是高价”。领事起草了一份直言不讳的报告，他在文中指出，该公司耗费了“巨额开支，但做的是无用功，且管理混乱”。他有理有据地下了定论：以这样的总费用，法国企业“无法承受外来的竞争”。

领事敢于揭露行贿行为：“我写到过，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谈判代表有可能使用贿赂手段，对此我将小心地置身于外。”他执意揭发这种行为，反过来说明苏元春的廉正。诚然苏将军被财政的窘迫扼住喉咙，但他只是于最后关头在一定条件下接受资助或补贴，因为他清楚这种行为可能导致失去威信。

苏将军因此拒绝了安托尼·格约提出的每天给他的部下人均一法郎的补贴的协定，条件是同意为他提供劳力。这种行为今天仍然是对中国官员腐败的陈词滥调最好的回击。苏元春曾对方苏雅说过：“我想让人明白这种讨价还价的方式在我这里行不通。我在边境上做了一番事业，我想留下一个正直的名声。我尤其在乎将来人们如何评说。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牺牲正直的声誉呢？我没有后代，我失去了所有孩子，我现在的经济状况能够绰绰有余地满足我个人和身边二十来人的需要。”再也无法找到更恰当的语言来描述此人的行为动机，也不可能更清楚地解释他为何能与方苏雅保持亲密的友情。方苏雅也完全可以用类似的话来诠释自己的行为方式。

领事最终向奥赛码头陈述了一桩令人非常震惊的恶劣行为。因为格约主动建议苏将军沿边界修建一道防御工事网，以抵御法国人入侵。他强调：“正如德法战争中防御要塞阻止了德国人的入侵一样，应该增加防御工事的高度。”方苏雅把这种行为称作“出自一个法国工程师的至少是 令人震惊的奇特阴谋 ”。领事又一次将这种手段与苏将军的态度作对比，因为苏将军感到“震惊”和“十分意外”。如果这种颠覆的阴谋得逞，将给法国军事干预广西提供理想的借口。这不是纯属巧合。我们往后可以看到这种手段只是同类计谋的开端，而且欲达到同样的目的。

外交部长对被揭露的这一系列不光彩的交易感到心神不宁。方苏雅为不得不将事实告知部长而感到遗憾，这些不轨行为也干扰了他行使职权。但不管距离有多远，他认为都应该意识到：要在中国的边远省份有尊严地代表法国行使职权，这些领事们必将经历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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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决定派人研究6月5日“合同”的内容。因为这个文本一定含有错误的条款才会造成一系列难题。自合同签订以来，问题层出不穷。他到底应该相信殖民部部长、法孚—里尔铁路公司、印度支那总督和国家议会殖民委员会，还是龙州领事？在协议缔结一年多后，他委托商务处对协议做出一个明确的评价。他借机对方苏雅履行谈判代表职责的方式咨询该部门的意见。报告的执笔人莫里斯·邦巴尔（MauriceBampard）完全同意方苏雅领事的意见。“这个合同肯定不是意味着授予特许权，不同之处在于许诺特许权，其中的所有条款都有待讨论。……一切都有待落实。”虽然有报纸文章的热议、议会讲坛上重要人物的宣告、权威广告的宣传，但施阿兰的合同不是一个合同。在方苏雅看来，这只是一个“合同草案”。邦巴尔还说：“事实如此。最好在我们这里坦率地承认这个事实，不是吗？”外交部长被深深触动了。

商务处负责人对龙州领事的评价是肯定的，这在方苏雅职业生涯中是很少得到的明确支持。在明确肯定他的正直品质的同时，这位负责人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提到报告的形式问题：“方苏雅先生的笔调也许不时尚，不入流，甚至给外务省 的信件也如此。但它是明确的、坦率的、正大光明的，不容对他的思想有任何含糊的猜测。诚然，他在信中表达的某些观点不同于外务省驻北京法国公使 的看法，这是他的权力；在我看来，他的行为始终符合上级给他的指令，这是他的职责，他履行了职责。”

龙州领事根本不知道那天邦巴尔给他写了什么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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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朗斯·沙普隆准备离开龙州。他问方苏雅是否同意写一个证明来确认他们曾经的合作关系。领事将人与公务区别开，起草了一封简短的证明信，以说明他们私人之间的良好关系。沙普隆告诉他，在他们最后一次谈话后，他没有与丑闻不断的罗伊先生续签聘用合同 。此外他还说，罗伊先生很愤怒，威胁要揭露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所作所为。他实际也这样做了。

罗伊先向中方委员会，然后向苏将军陈述了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不正当交易和营私舞弊的财经内幕。为了证明欺诈，他提供了设法弄到的账目细节。这是爆炸性事件。

继这次揭发事件之后，苏将军求见领事。他通知领事，他打算中断与安托尼·格约的任何对话。要么法孚—里尔铁路公司接受修改报价，要么他找其他公司。然后，他明显局促不安地提到罗伊适才转述的格约的某些话。格约曾在约瑟夫·博韦面前吹嘘“他与施阿兰先生的关系”，说凭借这种关系，“领事馆人员会害怕并依靠他”。方苏雅已经知道有人揭发，但不希望扩散这件事。对苏将军而言，揭发材料只是证实了来自北京朝廷的警示。恭亲王已经公开说，“在龙州铁路谈判中，法国公使个人在经济上与格约先生的活动有牵连” 。李鸿章出于这些原因命令苏将军与法孚—里尔铁路公司搞好关系。这些话很严重，其意义在于法国在中国人眼中的形象糟糕至极。

由于总理衙门和李鸿章的介入，丑闻的冲击波触及王朝的最高层。领事决定将这些事实写入一份正式的报告中。法国外交部长感到震惊。安托尼·格约本人揭露的事情交织在私生活 、政治及财政的影响之间，使部长如梦方醒。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逾越了道德界限，一方面体现在公职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上，另一方面体现在维护私企利益与个人受惠的关系上。自施阿兰任职至今，他的作用总是超越了调停者的范围，而调解作用才是外交官对私人企业家应尽的职责。然而在西方人争夺铁路特许权的背景下，这些不正当的行为实则不足为怪。如果我们审视同时代俄国人（泛满洲里铁路）和比利时人（京汉铁路）所采用的几乎是公开的行贿手段，就不会对此大惊小怪了。行贿手段是通行的做法，被视为获得大宗生意的必要条件。法国也不甘落后。

方苏雅，一个龙州的普通领事，竟然白纸黑字地揭露了只能暗箱操作的手法。这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可以断定，此时的高层官员一定担心此举开了先例。

离苏将军确定的提交研究报告和计划的期限还差几天时间，方苏雅表示对接下来的谈判持悲观态度。他指出，甚至连苏将军为未来的工程联系过的几家公司都犹豫不定，因为他们不愿投身一个眼看要流产的计划中。

此后，接踵而来的事件导致方苏雅遭受排挤。 JE4ueY8e9+bXkVSq/ZSPo4bfdBKVsQpsiM69BLITvwJoce4I7VeGwok37eNXr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