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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代理政府驻地是一幢巨大的白色殖民风格的别墅。矩形建筑坐落在一个充斥着各种热带植物的大花园内。香蕉树伸展开深绿色的宽大叶扇，近旁是硕大的龙舌兰，这种植物肥厚的灰色叶掌可达三米高。天空呈铅灰色，空气沉闷。首席执政官保罗·贝尔在此地组建了他的内阁。彼时他刚上任不久。
保罗·贝尔？这个名字鲜为人知，人们至多就是通过街道和学校的名称接触过它。这个称谓对我们来说十分空泛，无法将它与任何确切的历史痕迹联系在一起。只有对近代史感兴趣的人才能将他与甘必大（Gambetta）联系起来，1880年代的最初，他曾在甘必大领导的共和政府任教育部长，因此近代史研究者对此人的评价先入为主地予以肯定。显然，这几乎是这个历史人物唯一为人所知的一面。与此相反，保罗·贝尔殖民活动的那一面仅保留在专家们的记忆中。然而，方苏雅所熟悉的保罗·贝尔是法国政治格局中最虔诚的殖民主义者之一。
保罗·贝尔狂热地支持法国对东京的征伐。作为第一任驻地执政官的他发誓倾力开发这片热土。该官方职位刚刚设立，而他十分满意这个对胃口的新职务。时年五十二岁的他当属那个年代名副其实的政治家。他具有相应的特质：民族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热忱的政教分离支持者，坚定的唯科学论者，尤其狂热地支持非洲和亚洲的殖民行动。在教育部任职期间，他留给人的印象是一位专横的铁腕人物。对他的支持主要归功于自1872年担任约讷省议员以来的业绩，以及他对扩张主义理论的维护。此人对折中路线不屑一顾。一位《费加罗报》的记者这样描述他：“他行走时，昂着头，撇着嘴，圆帽紧扣在平整的头发上，笔直向前，用肩膀撞开挡道的人。生活中的他亦然如此，勇往直前，自信满满。”
当时待命赴任的方苏雅对他的看法也大致如此。从马赛出发，一路同行的五周旅程使方苏雅有足够的时间对保罗·贝尔形成初步印象，接下来十天从海防至河内的航程使这种印象更加细致清晰。在“墨尔本号”邮轮上，方苏雅看到保罗·贝尔当众宣称：他有最充分的资格评价未来的被治理者。他说得如此肯定，然而他对被治理者的了解仅限于在巴黎得知的法国在亚洲实行的政策。在方苏雅看来，这样一个自认为观念开明的人是难以令人信任的。但是他观察到保罗·贝尔网罗在身边的组阁成员已经接纳了他的世界观，而他很快就宁愿与这些人保持距离。
方苏雅明白必须与这些年轻的殖民狼共舞。他们戒备地注视着这个身材挺拔的黄头发年轻人，态度有所保留。方苏雅属于引人注目的人，沉稳的气度和毫无矫饰的自然举止与咄咄逼人的目光形成鲜明对照。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映衬着线条分明的白皙的脸庞，令人望而生畏。方苏雅谙熟此道，乐于将它用作与这些对手间的一道屏障。一抹上翘的、色泽比头发还深的小胡子，装点着带有讥讽表情的面容，与他近乎有威慑力的个性形成反差。
方苏雅在会客厅内的红木长桌旁就座。他审视着身旁的人。他们眼睛放光，因为分配职务的时刻到了。在客厅中央，保罗·贝尔依次宣读。优先权给了他的心腹，方苏雅注意到三个主要人物占据了最好的位置。
内阁首席位子归属于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约瑟夫·夏耶（JosephChailley）。他年仅二十二岁，却已经是巴黎政治学院的教师。他为自己是《争论》杂志社的通讯记者而自豪；经过做律师的磨练，他对辩术驾轻就熟。此人野心勃勃。
他的死党是一位三十一岁的男子。这人面如满月，黄色唇须，来自奥塞尔，是保罗·贝尔的同乡。他名叫安托尼·科洛布科夫斯基（AnthonyKlobukowski）。他那令人放心的圆胖外形具有欺骗性，骨子里他是一个绝对不容许任何人阻挡自己仕途的人。方苏雅此时尚不知道自己将终生与此人阶段性地打交道。他如同幽灵一般，一贯暗地里行事；他讨厌方苏雅，以致一有机会便阻碍后者行使权力。这是一个爱记仇的人。
最后是效忠于科洛布科夫斯基的保罗·吕斯（PaulLuce）。此人三十岁，毕业于巴黎高等综合工科学校，在镇南关战役（1885年）中作为库贝上将的麾下表现出色，此时加入保罗·贝尔的作战部。
这三个同党是狂热的殖民主义代表人物。殖民热可以催生种种怪癖。对此，方苏雅还仅仅是有所察觉。他们赞同全方位扩大法国的影响：贸易强权主义、领土扩张、科学传播论、“文明传播”使命。方苏雅在他们身上预感到缺乏节制和顾忌的态度，而他拥戴的是在共和理想庇护下和平的法兰西形象。他因此被视为温和派，委派以办事员的职务，领取6000法郎的薪金。他是不属于他们的人。他二十九岁，没有任何背景。的确，他此行充满悬念，连自己都感到意外。
怎么不令人费解？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鬼使神差般将他牵引至印度支那扑朔迷离的境遇中来。
方苏雅本可能永远不认识阿拉斯省长保罗·彼乌（PaulBihourd）。六年前，彼乌发现方苏雅身上具备睿智、勤奋、品行端正的品质。这些都是彼乌物色合作者时所期待的品质。经过短暂的试用期，方苏雅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而后，他随彼乌来到巴黎，供职于内政部。1885年，方苏雅成为外交部干部队伍的候选人。当时这批干部是为安南和东京地区的行政部门配备的。就这样，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命运将他“抛向了远东之路”。
方苏雅于1857年8月20日出生在吕内维尔（Lunéville）。父亲是经营呢绒的商人，母亲温柔含蓄。1870年战争失败导致他的家庭生计窘迫，其父不堪重负，死于伤寒热，不久母亲也因肺部充血而谢世。十六岁的方苏雅被抛入成年人的冒险生活。
如同那个时代的人一样，他的家庭具有爱国主义与共和主义思想。方苏雅继承了这些思想。他热爱大自然，本想进入享有盛名的林业大学学习。但是父母双亡促使他开始学习法律，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法律知识。后来他提前应征入伍，加入重骑兵的行列。他本可以投身军旅生涯，在一个驻军城市从事适合无背景的勇敢男人的职业。但是1886年的这个春季，命运将他带到那个会客厅，面对保罗·贝尔。
保罗·贝尔制订了宏伟的政治计划，并打算坚决贯彻这些计划。其内容是稳定局面，建立一个非军方的政权，开发属地。若要推进前任们的事业，他必须克服以前的弊端。任务很艰巨。
1886年法国在印度支那要寻求什么？印度支那这个词的来源昭示了西方人在世界这一地区争夺地缘政治利益的痕迹。如今，进军亚洲俨然成为明显的趋势。凡是去过那里的人都会看到一个变革的世界。亚洲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其他地方。亚洲对西方的诱惑力首先是物质利益。这种现象在19世纪时已然如此，尽管法国官方的宣传遮遮掩掩。我们现今所说的世界一体化，某种程度上在亚洲早已不断上演。
那个时代，印度支那一词指位于英属印度帝国和中央帝国
之间的区域，显示出该地区对第三共和制时期法国的重要性。法国和英国当时是敌对国。继非洲之后，世界这一地区被看作是法、英野心角逐的主要舞台。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殖民扩张，旨在抵制大不列颠帝国的强权。法国不能容忍英国人在远东为所欲为，英国人已经通过《南京条约》（1842年8月29日）迫使中国特许香港作为他们得天独厚的经济贸易基地。诚然，这个协定也向欧洲人敞开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和广州的大门。然而，法国殖民部、商业部、外交部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企业着实担心英国将香港作为桥头堡，向印度支那这个战略要地挺进，延伸其印度领地，同时进入中国。着眼于21世纪，观察香港这个几乎永不停歇的高效率城市就足以证实这种推测不无根据。香港曾经是，现在依然是得天独厚的经济枢纽。
然而，1870年的战败和割让阿尔萨斯—洛林的创伤使法国陷入萧条和衰落。经济在大萧条中挣扎。举国渴望复仇和重振雄风。按茹费里（JulesFerry）的话说，法国指望从她的亚洲殖民帝国那里得到新的财富资源、势力范围和全新的工业及贸易活动的广阔空间。法国的产品需要在那里找到市场。修建必要的贯通道路，这对敢于冒险的人来说，意味着诸多机会的到来。由此看来，当代法国政界对直接与亚洲有出口贸易的法国企业所持的态度，可谓与当年如出一辙。人们在那里角逐，急功近利。如果持续这种局面而不愿深入理解对象国的文化，那么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堕入战略的失误通常在所难免。而这种谬误往往会误导那些瞄准同一市场的竞争者。虽然不能妄下结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有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输出的产品多，无论在19世纪还是在21世纪。
与同时代人一样，方苏雅熟悉那位英雄的故事：此人如同神话般成为法国印度支那政治路线的表率，他就是弗朗西斯·安邺（FrancisGarnier）
。他因1873年11月12日率领180人攻克河内要塞而被载入史册。这次胜利被描绘成传奇故事，故事中他不幸牺牲，成就了一段神话—“印度支那的法国武功歌”。
但是，人们从不谈及这次壮举直到事后才被海军部予以肯定。官方言论一味颂扬此事的丰功伟绩，而不愿涉及颇有争议的军事和政治行动，以及安邺与那些不清白人士的密切关系。然而这些因素也许有助于说明事情的结局。
安邺于1873年12月21日真正成为传奇人物。这个非典型的军人率领一小队人进行了袭击，之后被黑旗军
斩首。黑旗军的威名令西方人胆寒。那日，从南门离开河内大本营后，安邺将手下的12人分成几个小组，最终被大股的敌人分割包围。他喊出了著名的豪言壮语：“跟我来勇士们，胜利属于我们！”他挺身向前，打完左轮枪弹匣里最后的子弹，被对手的长矛穿透而倒地身亡。接着，黑旗军砍下他的头，作为战利品带走。安邺从此成为爱国主义和至死捍卫法国殖民利益的象征，成为荣耀和无畏的孤胆英雄的化身。然而，他的犯罪行为至少是有争议的。人们闭口不谈他与走私投机商涂普义（JeanDupuis）
的密切关系。后者几年前曾激怒过安南人。因为他勘探过红河的适航性，继而在法国政府的默许下，利用红河向中国的马将军
提供大量武器。那又能怎样……历史没有记下这笔账。方苏雅进入保罗·贝尔内阁时，东京还远未被法国彻底平定。当时法国人喜欢重温安邺的梦想，以应对一个挑战，那就是准备“进入广阔的中国内部市场……掌握了它就足以使国家富有强大，法国有足够的能力捷足先登”。这俨然是“中国市场”妄想症。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的终极目标正是这个市场，尤其是要在第一时间抢占毗邻东京的云南大市场。而那里正是方苏雅即将经历他职业生涯最富于使命和冲突的地方。涂普义以及安邺曾将这个省描绘成希望之光，主张在那里建立一个“非官方政治集团”
以对抗英国的势力。
无论对不知情的公众，还是对钟情于战无不胜的法国神话而无视不甚乐观的事实的人而言，安邺的故事的魅力都是经久不衰的。1987年，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担任总统时期，举办了一个仪式（4月23日）
，雅克·希拉克（时任总理）作为政府的代表出席。仪式将安邺的骨灰移至他的纪念铜像下的台座里。铜像竖立在巴黎圣米歇尔大街与国王门大街的交会处。如今，安邺仍旧拥有很大的魅力，他的故事呈现在无数的历险记中，甚至被收入一些越南旅游指南。这并非带有恶意，但是他被描绘成一个正面的英雄，黑旗军的受害者，而凡是黑旗军的麾下则一律被视为奸诈之徒。奇怪吗？这个故事被几代人畸形传颂，同样的线索经久不变地被引用。有意延续一个美好故事的愿望造就了这个结果：我们只看我们想看到的。
* * *
在保罗·贝尔以及他周围的人身边做办事员加深了方苏雅对贝尔的初步印象：贝尔其人野心勃勃，喜好政客之道。方苏雅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他之所以离开法国，就是为了避免可能淹没在被他称为“政治厨房”的职业生涯里。而他在贝尔的内阁里看到的却仍是官场上的所有勾当。
为了逃避这种官场氛围，他要求调任他处，最好去支那内地。首席执政官（保罗·贝尔）很恼火，草草将他打发到山西
，成为那里的第一任驻地执政官，时值1886年4月30日。
山西！旧时的防御据点，位于红河之滨，与之敌对的是可怕的黑旗军及其神话般的首领刘永福
，越南语称LuoVinPhuoc。法国人的对头也有他们的英雄，刘永福当之无愧名列其中。他出生于广东一个贫穷的客家族
家庭，十七岁就成了孤儿。在太平天国运动
之前就参加过各种起义。年轻时，他做过一个有预知性的梦，梦中他被召唤成为军队首领，现身为名叫黑虎的将军，于是他决定竖起一面黑底白字的大旗。1869年他指挥了最初的战斗，几年过后，他的黑旗军被锤炼成一支威震八方的军队。
方苏雅在保罗·贝尔的内阁里听说了攻克山西的激烈战斗，即三年前（1883年12月16日）与9000个“海盗”（7000安南人，2000黑旗军）的那场对抗。安南官方不具备真正的军队，于是请求黑旗军增援以抗击东京的法国人的进攻。以山西为据点，黑旗军沿河内方向大举进攻，击毙了非凡的李维叶（HenriRivière）
少校，迅速包围了该城。李维叶曾任海军舰长，因1878年在新喀里多尼亚抗击美拉尼西亚人的暴乱而屡晋军阶。他还是那个时代的作家，与居斯塔夫·福楼拜、亚历山大·小仲马齐名，曾频繁地被欧仁妮皇后接见……
黑旗军维系了神话，对敌人毫不留情。人们长久地谈论一个恐怖的细节，据说他们将指挥官里维埃的头和手砍下，置于一个漆盒内，将盒子埋在大路下仅几公分深浅处，让行人践踏以示鄙夷。
黑旗军被法国的媒体和政治家称为“海盗”，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耸人听闻的举动，另一方面是出于对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的机敏的恐惧。他们不属于某些令人生畏的野蛮人团伙。这个同盟由中国历史上太平天国起义的幸存者，以及与中央政府决裂的起义部队的人员组成。太平天国运动曾在1850至1860年的十年间声势浩大。他们在中央王朝边界地带的深山和沿河地带控制一片辽阔的地域长达数年，抵御了中国政府军、安南与老挝军队的进攻，并长期与法国军队对抗。他们熟悉地形，驻地跨境多变，因而难以捉摸。与山西第一任执政官一样，这就是方苏雅在河内西北面要面对的强敌。
他的第一个职务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个职务给他提供了各种机会去解读在殖民地前站执政的使命和问题。他肩负双重使命：首先要管理一片17万多公顷的地域，那里有75.5万居民，分布在663个村庄里；其次是与黑旗军对抗，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攻击敌军，抢劫运输队，切断交通道路，经常有当地居民配合行动。山西大本营是一个拥有坚固城墙的要塞，北门距离红河仅一公里多，城市被城墙围绕保护。但是黑旗军沿城筑起一道六米高的堤坝，形成包围圈，堤上架着火炮，设有枪眼，并种上厚厚的竹林作为屏障，竹林边有一道注满水的壕沟。连最有经验的法国军人都承认这种屏障的确难以逾越，炮兵也无法摧毁它。面对如此多变和难以捕捉的敌人，方苏雅受命与之作战。要组成能与之匹敌的防线没有既往的实战经验可谈。经验将决定一切：“驻地执政官仅掌握警察部队，但常常奉命进行真正的军事行动［……］。我仍要强调一下这个时期，因为显然它体现了我的性格特征。身为年轻人，我要（几乎是不受约束地）统治一片辽阔的领土。我要镇压和平息暴乱，手握生杀大权，这是难忘的岁月。现在回想起来，我仍旧惊怵于一个二十九岁的毫无经验的年轻人所拥有的权力。但是我对专制或暴虐毫无兴趣，我甚至没有尝试过。相反，我身边发生的暴行令我厌恶。诚然，我必须出征去维持治安。我经常听到丛林中的枪声；我必须行使高级裁判权，但是我明白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法律和人性。”*他的爱国主义理念告诉他法国应该在这个地区如何表现。在他看来，不能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同样，法律也不能出现例外。他以令人敬佩的执着忠实于自己认定的使命感，区别于其他诸多苟且偷安之辈。
因此，在他刚开始了解亚洲并预感到将在此鞠躬尽瘁的时候，方苏雅内心知道必须对一些重大问题做出回答，尽管很少有人敢于正视这些问题。例如，权力是否可以没有制约，如同在这遥远的地域发生的情况一样？没有长远眼光的战略决策是否具有可行性？在异国他乡，面对大多数不了解远征军的民众，脱离限制和约束的心态最终将导致为所欲为和助长某些人胡作非为。自任职初期起，方苏雅就知难而进，反对暴政，坚持正义和人性的价值观。
* * *
1886年11月，在方苏雅就职刚满七个月时，保罗·贝尔辞世。政府当局和舆论界惊悉他死于一场霍乱，是在巡视时染上的痢疾复发所致。他身边的人透露，实际上他自到达东京起就开始发热。但是保罗·贝尔执意要推进他的计划。报道回忆说，他出发前曾宣称：“请相信我，人们对困难和疾病的认识是荒谬的。请你们如实报道，东京，我们会从那里安然而归……或许。”应该说，疾病的威胁无所不在。一年前，百分之四的法国士兵死于一种由外籍军团从西迪贝勒阿巴斯（阿尔及利亚）带来的霍乱病菌。而在山西，方苏雅本人在一次前往Thap-Hyuggen
巡逻时就染上了霍乱。
鬼蜮的气氛笼罩在保罗·贝尔遗骸四周。他生前最亲密的合作者们试图利用交接的间隙营私舞弊。这些殖民者中，只有奥赛码头的代表方苏雅冷眼旁观了安托尼·科洛布科夫斯基盗用死者的签名发布政令来为自己的死党谋利。后来，贝尔家族的一位朋友提及一份委托他维护贝尔太太权益的文件不翼而飞。他将文件的失踪归咎于约瑟夫·夏耶，此人不久前娶了死者的大女儿。但是当约瑟夫·夏耶—贝尔的干系不容置疑时，他已经不惜损害贝尔遗孀的利益，牟取了巨大好处，其中有非洲的大片地产。方苏雅公开表示了愤怒。他的存在最终妨碍了这些阴谋家，于是安托尼·科洛布科夫斯基决定甩开他，委派其护送保罗·贝尔的遗体回国。他们的诡计最终没有得逞。在巴黎，议会主席
弗雷西奈做出最终决定，将首席执政官的职务赋予保罗·彼乌。而彼乌留用了方苏雅，并且提升了他的职务。为了安慰交趾支那有影响力的殖民者，巴黎还是将安托尼·科洛布科夫斯基硬塞给保罗·彼乌做办公室主任。因为此人已经在当地同行中编织了他的关系网。科洛布科夫斯基与拉奈桑（他当时负责殖民地的教育）一唱一和，他立刻指责中央政府选择了某些不合适的合作者。“我们没有必要去找这些人。”这种赤裸裸的影射意在指责保罗·彼乌网罗在身边的是一些不合格的人选。他断言这些人在国内尚可显示出某些优点，但是在印度支那“只能作平庸之辈”。他说：“这是非常恼人的倾向，尤其是排除了谙熟当地事务的人，而他们原本可以很好地为我们的利益效力。”
方苏雅此时的职务让他视野开阔，得以全面了解殖民商人的阴谋诡计。彼乌严格管理预算开支，削减军事人员，对安南人强制施行经济措施，直至宫廷也不例外。而方苏雅则特别关注令保罗·彼乌头疼的一个复杂问题，即保护国财政可以从鸦片贸易中提取收益的问题。这种特殊商品似乎使从事该贸易活动的人疯狂。他因此有机会看到彼乌拒绝了一个很有派头的候选人。此人没有说明他曾被从印度支那银行行长的职务上撤职，原因是进行了“不清白的操作”，并且他也没有法国兴业银行的推荐信。然而，要获得特许经营权，需要具备良好的财政信用。之后，一位打着著名的里昂于利斯·比拉
贸易公司（UlyssePil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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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号的应征者获得了经营权。这家企业在印度支那和中国拥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我们接下来就会了解详情。只需说明，在那个时期，比拉贸易公司是法国在印度支那经济活动的支柱（以致它后来被称为“印度支那之王”）。这家公司无论与东京还是法国本土的政界及银行界都保持着极好的关系，因此候选者似乎能够提供所有必需的担保。但是一旦就位，这个代理人立刻预感到他面前广阔的利润空间，马上就分立了出去。这件事情成为“圣马图林事件”，演变成一个花费巨大、耗时长久的著名诉讼案，为报纸专栏热议，直到几年后才收场。时任总督的拉奈桑（也是于利斯·比拉的私人朋友）在圣马图林用保护国的贡金买回了专营权，出价是最初担保金的两倍半……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拉奈桑还额外赋予于利斯·比拉安南的鸦片种植专营权。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勾结始终是印度支那殖民社会的劣迹。方苏雅在中国的整个任职期间必然要面对这种局面。
保罗·贝尔去世后一年，1887年11月17日和20日法令颁布，印度支那联盟成立。这是一个总督负责制的、囊括交趾支那、柬埔寨、安南和东京的政体。历史教科书将这次变革描述成一次决定性的质的飞跃。然而这绝非简化日常政务管理的契机。立法人津津乐道的法律条文让人无语。在行政管理上，印度支那联盟由国家殖民部副部长管辖，而副部长又是海军部的官员。除非涉及保护国的事务以及与之相关的条约，印度支那联盟与外交部没有关系！整个联盟的总开支，尤其是军费开支，由军方进行预算管理。从中不难看出矛盾在利益方面的体现。这种机制被赋予协调统一的表象，给人以合理解决问题的错觉。但实质上它的便利之处在于保留了某些人在政治和金融方面的自留地。
面对复杂的政治行动实施的新模式，彼乌难以接受地看到他的职权被大大限制。他意识到他可能被选择为过渡的角色，因为他以敬业和没有多大的国家主义野心而出名。他实则被描绘成一个近乎平庸的人。彼乌终于请求召回，奥赛码头请他等待接任者，他以健康状况为由拒绝等候，于1887年11月18日离开东京回国。同行的有梯赛尔（Tisseyre）上校和方苏雅，他们取道印度陆路，耗时两个半月。
对方苏雅来说，这是一个总结到亚洲以来内心变化的机会。因为他觉得东方局限于一个抽象概念的时日已经远去。他回想起当年赴任的情景，还记得在“墨尔本号”甲板上，举目远眺，向亚洲航行，想象着未知的世界和陌生的民族，满怀好奇和敬意。他是多么急切地去迎接另一种文化啊！之后他中途停靠墨西拿、赛德港、吉布提，再往后是科伦坡、新加坡，最后是印度支那。他还记得下龙湾蓝褐色的海水，他的目光掠过海防港简易的浮桥，远远看见步履灵活的脚夫弓着背的侧影，还有在编制的箩筐堆中撒网的渔夫。他第一次听到悦耳的安南口音发出的嘈杂声，第一次感受到充斥在空气中、肺腔里和皮肤上的令人窒息的湿热。
为了记录下这次特殊的经历，他携带了几部相机，而且是最新式的。他想用照片为他的记述增添更多的活力。但实际上，人类冒险活动的强度是无法转述的。有那么多的事件纷至沓来，以致他返航法国时竟有奔赴异地的感觉。自从踏上远东的土地，方苏雅就立下坚定的信念：明确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不做什么样的事。他对政客的心计不感兴趣。比之唯利是图的交易和殖民社会虚荣的思维方式，他宁愿履行建设性的、相对自主的职责，直面真实的生活和现实。
与1896年的方苏雅一样，我想从香港乘火车去中国的这个偏僻之地，那里曾经是他继印度支那之后的第一站任职地。龙州位于广西省的最西部，离越南边界仅30公里。通过乘船和火车，当然还有步行，我得以更好地度量那里的路程，欣赏多姿的景色，领教多变的气候。与在云南一样，我见到了各种少数民族，听到了与普通话截然不同的方言。中央帝国的疆界概念在这里展现了全部含义。
从汽车站搭三轮载货车一路颠簸来到宾馆，还没喘过气来，我就向总台的年轻女士说明来龙州的缘由：我近年的研究、在云南的旅行，以及我来访的初衷—参观法国旧领事馆。
“地方还在，”她微笑着说，“不过一般不开门，不能参观。”她摊开一本当地的旅游宣传册，我惊讶地在上面看到一张方苏雅的图片。与苏元春将军一样，方苏雅被当成吸引游客的“龙州城形象大使”。法国旧领事馆的小照片也同样呈现在册子里。
我仍旧坚持着，声明我专程从法国来参观领事馆，希望找到实现计划的办法。“除非你和他们交涉，并且说服他们。”她回答我。我乘电梯回到我的房间，心想机会实在渺茫，但不无可能。没有必要放弃。我开始步行熟悉龙州的街道。
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小城。大多数房屋为两至三层建筑，许多商店直接开向街道，店主依照亚洲的惯例将位于店铺前的人行道当作其“地盘”的自然延伸范围。诸多新奇的事物，无数可拍摄的镜头，大可不必采取贸然或轻佻的态度去拍摄—西方的猎奇摄影者常因此遭到责难。我一边溜达一边寻找值得聚焦的画面。我小心地与人打招呼和交谈，争取我的“模特们”的首肯。
我认出坐在一张茶桌旁的两个见过面的人。他们没有玩纸牌和麻将，然而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候打牌应该是惯例。他们在闲聊。一片安详愉快。我停下脚步，开始与他们交谈起来。话题从我的禄莱（Rollei）牌老相机延伸到共同的摄影爱好。同意了，我可以给他们拍照。他们问我为何来龙州，同时招呼我一同品茶，那是一种当地产的绿茶。我道谢后在一个圆凳上坐下来。
方苏雅领事？他们当然知道！我眼前一亮。一百一十二年后，在中国的偏远之地，方苏雅一直属于他们的世界，尽管他在这个城市的任期是如此短暂。而法国人却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
“你知道吗？”两人中健谈的那位说，“我们正好有一个朋友非常了解龙州的历史。”在第二个人予以肯定的当儿，前者连叫带挥手地呼唤提到的那个人。
一个男子出现了。“是的，的确如此。”他说着在我们身旁落座，“我曾经长期负责龙州史学方面的工作，现在退休了。实际上……可以说您碰巧遇上了龙州的专家！如果您有问题，尽管问，正是时候。如果说有人可以帮您，非我们莫属。”所有人不约而同地聚拢在桌旁，神情专注。
我解释说，我的首要目的是去方苏雅的领事馆，据说要参观很成问题，我还想去探寻和参观苏元春将军的岩洞，他是朝廷的边防特使，方苏雅的朋友，我要使我的研究与真实情况吻合。
“领事馆不远，我的朋友可以带您去。至于岩洞，我们也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但这不是要耗费你们的时间吗？”
“没事，帮助您也是种乐趣。”那人答道。
我仍旧怀疑参观领事馆的可能性。他安慰我说：“应该不成问题。您想什么时候去？”
“明天，您说呢？”
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反对。“不要明天去，天气预报说有暴雨。”的确近期已在全省降过大雨。
“干吗不马上去呢？您现在有空吗？”
“有空？我当然有了，很高兴接受您的提议。谢谢！”按照中国的传统惯例，我双手举起茶杯向他们表示敬意。
我难以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一次偶遇竟能促成如此良机？我如同《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尼科夫一般感到一阵晕眩。我心想：“这是真的吗？”
在中国，有人对我说这不是偶遇，是命。
我们叫停一辆三轮货车跳了上去。在车上互相介绍和握手。笑容宣告新的友谊的开始。
我激动地在一个公园门口下车，我辨认出园内的前法国领事馆。遗憾的是，高高的栅栏阻止人入内。
“关门了，”我沮丧地说，“不过里面好像有人。”
黄先生手握移动电话，考虑找合适的人以获得通行的权利。在这当儿，我拿出相机透过栏杆拍下几张照片。我认为这样做至少不枉此行。
我看到一个人影。“那边有人！”
黄先生神情笃定地合上手机，高声召唤远处的人，那人朝我们走来。
“这是以前的一位同事，”他从眼镜上方看着我说，“我不知道他在这儿。”
不一会儿，那人返回，手持一大串钥匙，用其中一把打开了领事馆的栅门。
在右面的楼前，一块灰色的石碑记述了此地的历史，我们一同阅读。然后我们顺着左面的一道漂亮的螺旋而上的木质楼梯来到二楼。一切完好如初，没有破损和岁月的痕迹，没有虫蛀，也没有潮湿的气候留下的印迹。黄先生告诉我，这种建筑木材取自一种以坚硬闻名的本地树种。
我们在二楼的拱廊下驻足。我拍了照片。存档用的黑白照片将我带入对过去的遐想。我想象着方苏雅的前任邦·旦迪（Bonsd’Anty）领事黄昏时分在这里品读波德莱尔。这就是方苏雅从他居住的套房中可以看到的景象：一个十分宽敞的花园，另一边是与他居住的楼房相对而立的一模一样的一幢建筑。建筑整体颇有气派。今日如同过往，法国领事馆给龙州的建筑景观留下了西方的印记。
黄先生的朋友开了锁。门扇洞开，映入眼帘的是身着领事服的方苏雅的巨幅照片。我发出会心的笑声，禁不住惊呼：“方苏雅，我的老朋友”
我们一同参观。屋内装饰有方苏雅拍摄的照片和他的个人肖像。我试图去想象这个地方过去的样子：方苏雅与他的狗，主任秘书约瑟夫·博韦（JosephBauvais）
在伏案翻译文稿。领事馆只配有一个小壁炉，显然不足以在隆冬时节温暖这一连串的石屋子，虽然这里的冬天不甚寒冷。
至于这里的周边环境，如今应该将附近的几幢建筑与领事馆分开，以便恢复其19世纪末相对隔离的原貌。龙州城中心通往领事馆的路上原有一座桥，现已不复存在。更为可惜的是，河对面苏元春将军建造的供法国人使用的建筑被拆毁了。但至少领事馆被保留了下来。想到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甚至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诸多建筑的命运，这已经是一大幸事了。
离开领事馆的时候，我们在它的前面合影。我们又谈论了一会儿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应该在此地建一个真正的博物馆，陈列物毫无疑问会吸引众多的参观者。这个创举可以将这座城市与其遥远的过去重新紧密连接起来。在“富裕起来”蔚然成风的当代中国，龙州没有意识到其历史的重要性。如同要证实我们的话一般，栅栏开处，一对年轻夫妇趁我们在场之际钻进围墙，在这具有异国情调之地拍下照片。毫无疑问，法国领事馆旧址仍然以它的存在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
“现在，我要带你去小连城。”黄先生表情神秘地对我说。
车行驶了几公里后将我们放在一个饮料专柜前。我们每人买了一瓶水，然后开始向岩洞攀登。岩洞位于我们面对的石岗上，上去颇费体力。一旦了解苏元春将军是何等精明的战略家，此情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总部设在边界处凭祥镇的另一个岩洞里。那里宽敞隐蔽，用于震慑驻扎在东京的法国军队。不过在征服东京的战争期间，法国人很少来犯。岩洞的弊端是让苏将军代表性的功绩鲜为人知，因为它离东京太近，不便向外人开放
。这里是严格的禁区。
近旁连接中越边境的山道
至今仍被看作是保卫中国领土的战略要道之一。地形有时可构成地缘战略的恒定因素。为了强化这种战略，苏元春修建了第二个据点。它位于东京与龙州之间的中间地带。他选择喀斯特地貌作为自然屏障，他的岩洞大约居于中心位置。岩洞也可用作宫殿。他精心地建造了一座神奇的官邸，集兵法艺术和威严声望于一体。
作为王权的代理人，苏将军属于极少数可以使用皇家特殊标志的人，尤其有权使用某些文字和（适度地）动用黄颜色。苏将军是头等重要人物，对中国人而言，他头顶的王权光环是毋容置疑的。
在要塞的底部，岩洞的入口通道由大块不规则的石料铺砌，构成宽绰的台阶，以展现豪华气势。台阶形成一个个台座，供间隔而立的骑兵和卫士盘查前来晋见或朝拜苏大人的来访者。随着弯曲的道路螺旋上升，通道越来越窄。青绿的景色逐渐映入视野，举目一览无遗。若干农庄点缀田野，龙眼
树遍布田间。水牛牧于深草丛中，蹄子浸泡在流经平原的河水里。此情此景使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性图腾—龙：河流勾勒出它弯曲扭动的身躯，群山奇特的侧影宛若背鳍，龙眼（植物）与眼睛吻合
，整体形象赋予邻近的城市“龙山”之美名。龙傲视边关，其象征意义，以及地势独特的风水
是苏将军选择在此建造石窟的决定性依据。
半山腰处，设有一个圆形翘顶塔楼用于警戒。稍远处，通道被一座柱廊覆盖，两侧柱壁饰有箴言和吉祥物蝙蝠，上方赫然书就三个醒目的天青色大字
，龙字在其中。这个双关语昭示苏将军与龙图腾的相似性。这是艺术表现力的上乘境界。苏将军谙熟此道，因为他经常出入朝廷，刻意将这种象征意义移植到王朝的边陲。通过无数形象标记，他将风水理论与皇帝心腹的身份融为一体。
刻在岩石上的书法和所书诗词阴阳并济，直至通道尽头，使人面对越来越广阔的远景思绪万千。苏将军给不同地点取的名字都有警示的喻意。权力与睿智和龙的力量与灵动遥相呼应。最后，绕过石门墙，山洞门赫然而现。雄伟的大门垂直而立，完美地融合了灰色与浅褐色。进了门，洞穴半明半暗的幽境呈翻倒的漏斗状扑面而来。右面是几个安置在岩石褶皱里的祭坛，一扇门开向俯临周围景致的环形通道。另一面的情景令人惊愕不已。为了显示其地位，苏将军在岩洞内铺设了一条只有在紫禁城里才能看到的主道。只有他本人才能踏在中央刻有龙图案的白色大理石通道之上，其他人只能走道路两侧。竟然在王朝的疆界上如此胆大妄为，这令来访者无不咋舌！
不远处，可见一个宽大的自然平台和一座壮观的祭坛，接下来是用于升堂的场所。来人举目可见对面石壁上的书画：雅致的题词、莲花、仙鹤、牡丹，以及精选的寓意画。装饰之精美和颜料之考究一览无遗。
黄先生用打火机点燃三炷香，躬身而拜，然后将香插在一尊女神塑像前。他静默了片刻，然后向我走来。“我为您烧香，祈祷您一路平安。”我向他抱拳致谢。我想象着方苏雅最后一次来此地与苏将军会面时内心的感受。
“跟我来，小心。”在昏暗的光线中，我跟着他穿过饰有绘画的墙左边的石拱门，这道屏障将洞中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隔离开。我们顺着一道陡斜的楼梯来到一方平台上。如同幻觉一般，一块圆形的溶岩凸显出来，一道弥漫的光线透过远处漏斗状石缝照射在这溶岩凝结物上。我惊呆了。苏元春将自然与岁月造就的物体改造成一个御座。他仅用波浪和鱼形装饰物美化了天然的岩石。我隐约听到蝙蝠神秘尖锐的叫声。苏元春有意借助于这种动物被赋予的灵性，不仅是通过绘画装饰，而且是与它们朝夕相处。在中国，蝙蝠不会令人厌恶和恐惧。按传统的说法，它的名字与“福”同音，被视为赌徒的保护神，人们认为它倒挂的姿势是其智慧和大脑的重量所致。御座对面的石壁饰有龙的图案，如同紫禁城中的图案。像锦缎龙袍一样，色调一致，生动逼真，美不胜收。置身于这超乎现实的氛围中，我仿佛魂游梦境。苏元春是一位场景艺术大师。他善于在自然与人工艺术、亮度与阴影、能见度与暗影之间巧妙安排，点石成金。参观者不仅为之所动，而且感知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高超的战略家，其权威的一部分来自他对这隐秘世界的驾驭。无须效仿西方城堡的镀金粉饰，苏元春将这座岩洞打造成一处无与伦比的府邸。
在返程的路上，黄与我继续谈论方苏雅和苏元春、奠边府和胡志明、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及中国疯狂的发展速度和由此带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