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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安托尼·格约在河内。他来向杜美告别。他最后一次在总督府被接见，并且遇见了他的接替者—一个具有图卢兹—罗特列克（Toulouse-Lautrec）
风格的矮个男人。格约用怀疑的态度打量着这位新来者。杜美的办公室主任交给他一封方苏雅留给他的信。格约非常吃惊。方苏雅已经走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代表脸色发白。前领事告知格约，他放弃向其发起决斗是为了不想辱没他们公司；但是，他蔑视格约，因为其背叛祖国，提议修建一套防御体系；如果这种蔑视促使格约斗胆发起决斗，他将奉陪。他还说，他留心将一整套有关格约的材料放在三个朋友
那里妥善保管。格约气得脸色惨白，花了好几分钟时间才恢复平静。
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没完。当他在总督的办公室与杜美会面时，杜美才看了苏元春的来信内容。将军通知总督：他不愿再受北京和龙州法国外交界，以及法孚—里尔铁路公司各种特使的矛盾的指令摆布。他要求总督使用职权终止这种局面。否则，他将毫不犹豫地辞职。杜美惊呆了。“做戏！”格约脱口而出，但同样惊愕不已。只有总督的武官满意地看到这个背信弃义的计划的制造者被赶走。幸好计划被苏将军拒绝了
。武官注重实效，甚至声称：就苏将军的威望而言，他“对边界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
方苏雅走后，苏将军采取了一种灵活果断的态度。法孚—里尔铁路公司吃惊地看到他采取了西式的做法，因而将他的态度视为“狡诈的手段”。因为苏将军表示他要终止与该公司的任何谈判，并且拒绝了一笔要汇入他在上海俄华银行
户头的钱。使用这种武器是史无前例的，出乎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意料。
在龙州，方苏雅的接替者发现他接手了一个充满陷阱的使命。铁路谈判正面临新的欺骗。他很快察觉到总督避开他对苏将军做了各种保证，无视6月5日合同的条款。与他的前任一样，他发觉自己不是一个正式的仲裁者，而是一名普通观众。保罗·杜美忠实于他自己，商人们也一样。应该通知巴黎。
法孚—里尔铁路公司认为中国人意想不到的释放十分无礼：“他们对印度支那总督先生的盛大接待非常自豪，竟然呼吁企业家们来参与铁路计划，似乎他们有权利单方取消我们的合同。”至于外交部长，他采取间接肯定法来应对这种混乱的局势：“这条铁路到底建在中国好还是东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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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初秋，方苏雅回到巴黎已有几个月时间。奥赛码头考虑该如何安排这个另类的领事。
方苏雅的报告引起新的殖民部长安德烈·勒邦（AndréLebon）
的注意。这位新部长倾向于与法孚—里尔铁路公司保持距离。方苏雅得到他职业生涯的引路人保罗·彼乌的支持。后者已成为驻荷兰的大使。彼乌先与议会主席接触，然后是奥赛码头。外交部长很愿意听取前领事对铁路的看法。
虽然部长不承认，但是这个以坚定步伐走进他办公室来证实其报告内容的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方苏雅对铁路计划研究方法的务实态度，对中国实地情况的了解，尽管遭受侮辱仍希望继续为法国利益服务的精神，勇往直前的决心，这些品质和才能在勒邦看来非同一般。显然法孚—里尔事件后果的阴影还存在。虽然方苏雅在这起事件中树敌，但能胜任在中国的工作的候选人实属凤毛麟角。
当人事部门推荐他去重庆任职的时候，他原则上接受派遣，但是提出一个条件：在领取足额工资的前提下，他希望赴重庆不走“习惯”的扬子江路线，而是走漓江水路去收集信息。奥赛码头再次肯定这个考察提议。“这个提议在办公室兼人事部主任看来是有意义和节约开支的。”
在外交部长办公室，方苏雅重新见到他的朋友鲍渥（JeanBaptisteBeau）和罗贝尔·德·比利（RobertdeBilly）。他们相约外出吃饭，领事很高兴与他的团体相聚，有女士在场，有谈不完的话题。法国的舆论被德雷菲斯案件牵动，在国际方面则围绕法绍达事件展开争论。危机达到顶点，英、法之间的战争看来在所难免。战争将大大影响国家的外交策略，也将直接波及方苏雅的职业生涯。因为正是法绍达的创伤促使殖民党和印度支那总督疯狂地将印度支那势力向中国南部扩张。
两个充满野心的国家在黑色大陆
狭路相逢。英国坚持由北向南的战略方针，竭力从开罗向开普敦扩张；法国采取由西向东的方针，执意从达喀尔向吉布提拓展。
1896年，让—巴蒂斯特·马尔尚（Jean-BaptisteMarchand）
从法属刚果出发，于1898年7月10日攻克了法绍达（上尼罗河）的一个苏丹小要塞。法国想利用英国人正忙于德兰士瓦战争的时机确立其在非洲大陆其他地方的优势。但不久，伦敦派遣了一支由基钦纳中尉指挥的几千人的英国—埃及联合军队去对抗正在等待增援的马尔尚。伦敦要求马尔尚的队伍撤退。经过15天的紧张对峙，法国政府于11月4日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在此期间，法国梦想着出现一个新的海外英雄，一个苏丹的安邺。
在那些热闹的晚上，大家讨论政治，方苏雅被邀请讲述他的使命。但是这些都无法让他高兴起来。他身体的一部分留在了中国。他重新审视肤浅的巴黎社会。讲述往事只能使他怀念苏元春的正直，高高的竹林在风中发出的响声，波浪翻腾的河流，身着丝质服装的中国官员，边境的山脊……他迟迟不能再次动身离开巴黎。尽管知道在中国最终等待他的是孤独，他仍然期待再次出发带给他的释怀。在此期间，他赴“布列塔尼呼吸新鲜空气”以治疗他肺部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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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末，保罗·杜美与法孚—里尔铁路公司一样怒不可遏。“必须清楚，”他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去向何方。”总督想采取坚定不移的行动：了结法孚—里尔铁路公司制造的问题，以他的方式推行法国的对华政策。他向安德烈·勒邦阐述他的以铁路连接印度支那和中国南部为战略基础的理论。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简化边界上的双边关系，撇开这个地区的外交官。杜美认为他们“毫无用处”，不过是印度支那政府军事管理地区的异物。应该汲取在广西外交干预的教训（指方苏雅），并且此时应该转向另一个目标—云南。
这个省份不仅被视为是阻止英国人进入中国内地的关卡，而且是通往觊觎已久的四川省的前厅。总督主张采取行动向蒙自行政当局施压。他还说：“我们有极大的兴趣在云南府建立领事馆。”
同时杜美决定去巴黎疏通关系。照搬巴黎的税务制度使得他在印度支那不得人心，甚至有他将被召回巴黎的传闻。政府的变更也带来政治格局的改变。他必须重视奥赛码头的新掌门人泰奥菲尔·德尔卡塞。
两人在议院相遇，那时候前阿里埃日
议员已经在台上操着南部口音高声发言。德尔卡塞是茹费里的忠实拥护者，他赞同茹费里的扩张法国势力的理论。但是他坚持将这种理论置于经济规律和法律的准则下。这种受制于国际关系的理论不对杜梅的胃口，他很快将此人归为“胆小怕事”之流。
杜美到达巴黎时正值德尔卡塞下达了评估法绍达事件的命令。在总督看来，这是一个无法原谅的错误，一桩他决计要洗刷的国耻。他认为，法国必须尽快行动，以免被英国人占了先机。近来，奥赛码头以及殖民部的高官们都为一件事情感到震惊。这就是新近成立的英国利益集团—中英同业公会
（BCC：British&ChineseCorporation），一个令人震惊的强大组织。该集团的目的是“整合所有立足中国的最大的企业”。正可谓是独领风骚！
这个英国海外贸易扩张力量的杰作拥有难以超越的金融基础：一千万美元银本位流动资金，外加一百万英镑金本位储备资金。此外BCC还与日耳曼同类组织德国企业联合会建立了联系。而在法国方面，企业家形成割裂的局面；在印度支那方面，只有1898年由于利斯·比拉组建的印度支那里昂公司
值得一提。该公司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作为商业集团可以影响政界。
方苏雅在离开河内前就听说的铁路研究计划充分体现出了法国的野心。殖民部推出夏尔—马利·吉约莫多（Charles-MarieGuillemoto）为领头人。他与方苏雅同岁，不到十七岁就考入巴黎综合工艺学校，两年后获得桥梁公路工程师文凭，受到众人仰慕。在当时的决策人看来，吉约莫多集职业才能与科学理性于一身。
吉约莫多计划由殖民部提交部长会议通过。任何与中国人的联系均由奥赛码头负责
。印度支那总督只起传动带的作用。殖民部做出计划的预算，开始以五个成员计算，划拨资金25万法郎，其中10万由印度支那负责筹措。其余部分作为补充贷款提交议会审批。
殖民部制订的方案令人吃惊。这其中主要的问题在于该地区所能够提供的销售市场，以及对东京附近地区的开发利用。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计划的初衷与目标的陈述不一致。前者明确提到对铁路的研究，而后者却没有涉及对可行性的研究。这个文本显示出对工程师们的信任，相信他们不惧怕困难，可以实现未满足的扩张之梦。而方苏雅……以及法国的纳税人将要面对的正是这种由过分的信任造成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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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孚—里尔铁路公司而言，始终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了结龙州铁路的事情。答案很简单：将中国人推向他们最后的防线，以便更好地彻底解决这件事。法孚—里尔铁路公司坚持强加给苏将军和北京每公里35万法郎的报价。这种坚持最终引起李鸿章的不满，他通过新的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StephenPichon）
表达了他的不满。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董事长使出最后一招，尝试亲自与泰奥菲尔·德尔卡塞进行最后的对话。但是外交部长识破了这个阴谋，冷淡地回答：他让位给殖民部来负责这个计划，虽然他原本想“自开始”就亲自过问这个计划。
1898年11月22日，一份共和国总统的简要公报正式终止了铁路计划：“法孚—里尔铁路公司放弃修建中国门到龙州的铁路。”至此，在著名的6月“合同”签署后2年5个月零17天，等来一个不欢而散的结局。
事实上，该公司早已同意退出，以便更好地行使获得补偿的“权利”。因为在此期间，它厚颜无耻地承认方苏雅在“合同”第八条中察觉到的问题，即“以仲裁的方式解决可能发生的纠纷只是合同的形式条款而已”。游戏一开始就是一个十足的骗局。
在一次埃德蒙·杜瓦尔（法孚—里尔）、奥赛码头和保罗·杜美的三方会谈中，杜梅同意与该公司经理就结算的条件达成协议……由东京出钱买单。无独有偶，法孚—里尔铁路公司之前已经于1892年在别的地方使用过这种方法。当时他们在阿根廷与圣菲铁路公司进行了司法了断。
方苏雅在布列塔尼评论道：“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避开正规的程序
……他们指望外交申诉和赔偿。在这种事情上，我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
在保罗·杜美看来，这是必须付出的经济和政治代价，为的是告别过去，走好下一步棋：通过铁路将云南纳入印度支那的掌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