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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托尼·格约为没有活动余地而感到愤怒。“请通知施阿兰先生，外交部长干预的决定性时候到了。苏将军只听方苏雅先生的话。”他写信给法孚—里尔铁路公司在巴黎的总经理如是说。他俨然是苏将军和方苏雅领事两人费解的行为的受害者。然而，档案证实了法国驻京公使与法孚—里尔铁路公司之间在金钱和情感方面的联系。
一封埃德蒙·杜瓦尔给施阿兰的信就是证明。外交部长大概给龙州领事下了直接命令，领事被列为法孚—里尔铁路公司诉求的反对者之一。在龙州铁路计划悬而未决的微妙关头，杜瓦尔却向法国公使的个人作用表示敬意。杜瓦尔将国家利益与公司利益的发展混为一谈。他说：“您（公使）给法国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使国家得以在远东许多领域扩大工业和政治影响，其重要性我们今天只是初步领略。”总经理在给他的“雇员”（公使，哪怕他是决策负责人）的信中使用了反常的口吻。他说：“我欣慰的是能够成为您的主要合作者之一。这是我最大的荣幸。”
这封信寄出后的星期五，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不请自来地与外交部长会面。他们要求部长对驻中国的外交人员发出支持他们的指令。部长选择了将问题交给驻北京的公使馆商务专员来评判。专员知道计划书里的一切都不确定，他认为应该十分谨慎，最好不要再给总理衙门施加任何压力。他把计划的政策和经济的决定权交给省级政府。这就意味着将所有压力转嫁给该省巡抚、苏元春和方苏雅。最好是保持距离为妙。与此同时，吕班（PierreDubail）向法国驻北京公使建议遏制乔治·贝尔特朗的权力，此人对公司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危险。其实贝尔特朗曾求助过施阿兰，让他在苏将军身边的地位改变正式化。他私下里是顾问，公开场合是普通译员，因而在谈判中没有表决权，这样他的前途没有保障。于是法国公使答应只要贝尔特朗保证使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计划取得成功就满足他的要求。他给安托尼·格约下的指令很直接：必须“与贝尔特朗和解，或者让他不再碍事”。为什么呢？
也许因为施阿兰深知这是个曾被东京扫地出门的不可交往的冒险家。档案文件证实了此人不清白的历史。在来交趾支那前，他曾被塞纳省法院强制宣布破产；他根本无法证明他曾经就职于东京公共工程部；他曾在天津为贴现商行和卡伊公司工作过，之后在堤岸（西贡）做商务代理，在那里他有殴打他人致伤的判决记录
。可能因为这些事实，施阿兰对乔治·贝尔特朗的任何保证都持怀疑态度。
乔治·贝尔特朗的经历跌宕起伏，俨然如漫画一般。但实际上他在法国殖民人士中不算特殊案例。选择在亚洲土地上流亡给许多人提供了摆脱劣迹斑斑的过去的可能性，也为他们创造了改变活动领域的机会，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发财。一切都需要有冒险的激情。理所当然，通常这类侨民指望距离来保证被人遗忘和免受处罚。在他们当中有人受到质疑时，一种无言和牢固的同盟关系将他们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
1897年10月初，方苏雅和约瑟夫·博韦接受了一个地方官员代表团的意外来访。中国人想知道领事是否真正即将离任。领事的心在狂跳，但他仍不动声色。他尽量将情绪控制得像东方人一样冷静，他得知有一封来自施阿兰公使的译码电报，不由分说地要将他调走。中国官员们觉察到主任秘书在翻译他们的问题时眼睛异常地眨动，这反映出他内心的担忧。约瑟夫·博韦明显意识到，领事被革职是一个可靠的推测。中国人怀着不安的心情走了。法国人的决定方式在他们看来是个难解之谜。如果第一当事者都不知情，那么真正掌握权力的人是谁？等级制度难道不作数了吗？这难道不是某种混乱的迹象吗？
震惊过后，方苏雅迅速思考应对方法。在正式决定下达之前，他写信给公使提出抗议，并要求暂时继续留任。他首先强调健康
的理由，以及他履职的必要性。此外，中方委员会请他督促法孚—里尔铁路公司提交计划。这个计划已经逾期四个多月，此时他不能掉以轻心。
他也向公使提到与安托尼·格约蹊跷的谈话。格约在得知他的免职消息时，首先装作很吃惊。面对这样一个没有气度的人，方苏雅仅限于谈论正在进行的谈判和他必须履行的责任。领事交给他中方的催告信，并问他有何异议。格约无法做出任何答复
。但是他反过来否认他针对法国人的防御体系的建议引起了法国军人的愤怒。“我很清楚。我破坏了他们通往高平的铁路计划，他们想在那里创建一个有堡垒保护的营地。”他向方苏雅声称道。领事已经对这类意想不到的事情习以为常了。
领事提醒他，由于他参与起草的合同缺乏准确性而引起了所有麻烦。于是格约摊牌了。“在我的合同里，有‘特许权享有者’一词，这就够了。从一开始，我就一直在想，我的举动有可能遭到外交方面的异议。我是特许权享有者，其他对我不重要，谈判将拖若干年。再说，因为是法国政府来找我们的，所以我们应该得到补偿。如果中国人不接受我们的报价，补偿要求该由法国政府负责买单，我们将得到三四百万，而且不需要做工程。总之，我们的利润是有保障的。”
领事自从到达龙州以来就预感的事情成为了现实。这种补偿的策略印证了洛朗斯·沙普隆以及安托尼·格约采取的拖延手段。末了，领事提醒加布里埃尔·阿诺托：格约继续增加公司的开支，“每天都花钱聘用无所事事的人”。他补充：“已经存在一个真正的行政部门，拥有若干会计、仓库管理员等，然而土地测量员才刚开始工作。”
方苏雅被免职的消息宣布了。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给奥赛码头寄出一封新信件，强烈攻击领事，将他说成是公司计划的“公开对头”。在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看来，他的“行为应该备受指责，作为外交代表，他的首要责任是维护法国的利益”，而他助长了针对安托尼·格约的“仇恨的敌意”。按照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推论，方苏雅还提倡与其他有可能取代它的法国公司接触。最后，鉴于法孚—里尔铁路公司不能原谅领事正式公开那些不适当的私下沟通，公司质疑他办事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信中还说：“很难说清楚方苏雅先生带有敌意的情感从何而来。”他们反过来庆幸“他的恶劣行为和控告以遭到阿诺托先生的斥责而结束，因为后者宣布召回他”。
方苏雅不知道这种攻击，但他清楚有人在什么领域对他进行攻击和步步为营地为他们自己开脱。“中方委员会没有违反1896年6月5日预备合同的任何条款。相反，遗憾的是法国公司的代表不履行任何承诺，给法国企业家的信誉带来致命的打击。政府人员和他们圈内的人在我们闲聊时（原文如此）直接将他使用的手段称作抢劫。”领事揭露了安托尼·格约的最后一次阴谋。格约试图以苏将军的名义免税引进美国的设备。“我知道这种主张的欺骗性。因为在他来龙州之前，施阿兰先生就向我表达了格约先生的这种意图，施阿兰先生本人也同意从国外进货，据说出于补偿的考虑。苏将军一旦了解了这种营私舞弊的做法，就专门派了一个代表去见杜美先生，以揭露格约先生的谎言。”直到最后，领事都坚持为苏将军的正直辩护。
1897年10月7日，方苏雅通过来自公使的仅有两句话的电报正式知道了他被免职。约瑟夫·博韦发自内心地感受到这种惩罚的不公正。他们曾共同承受了法国庞大的铁路计划的谈判招致的侮辱，他们曾一道认真和有尊严地工作。现在他们也正是由于这些理由而遭受排挤。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到底期望她的驻外代表做些什么？
方苏雅准备动身，他交代博韦在新任领事到达之前领事馆的管理事项。按照规定程序，他要去河内向总督告辞，在这之前他去凭祥见了苏将军。领事与主任秘书最后一次激动地握手，相互表达了能有机会再次合作的愿望。
* * *
方苏雅在苏将军领地的告别访问如同悲剧中的最后一幕。无言的激动反映出这两个迫于公务、身不由己的男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苏将军给方苏雅看了通知他领事被免职的电报。电文说，领事本该尊重赋予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专营权”。方苏雅火冒三丈。他后来写给部长的信不加暗示却带有公正的分量：“我只能推断，我的免职是由于试图破坏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专营权而使中国人受益。我强烈抗议类似的指责，我恳切要求您，部长先生，让我得以在调查委员会面前阐述事实的全部真相。”他真以为他的诉求会被接受吗？这难道不是为荣誉的最后抗争吗？难道不是要让奥赛码头知道他不怕面对诽谤者吗？鉴于事实的真相会暴露在调查者面前，显然这种调查将被否决。还是将贪污舞弊的行为隐藏起来不让人知为妙！
苏元春理解命运对于方苏雅的不公，于是给予他友谊的证明：他出于各种考虑，将中方委员会与法孚—里尔铁路公司交换的全部文件的影印件交给了方苏雅。领事被深深感动。苏将军还向领事披露了一些最新的消息。
苏将军陪同格约赴现场评估格约最终向他提交的图纸的可行性。他很快察觉到这是一个强加给他的骗局，因为这张线路图比第一张还难以实施。法孚—里尔铁路公司的代表在与北京的通信中还使用了官方密码
。然而这是外交人员的专有特权，而格约使用了这种权利，还自称是“法国公使的代表”。更为严重的是，格约获取了“在最后的缅甸事务中”
的文件的绝密情报。他凭借与施阿兰的私人关系，得以将一些协议带回房间后迅速拍照。档案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文件是给何人的，也没说明用途。我们只能凭借想象了。
方苏雅还与苏将军提起一件令他愤慨的事情。领事经手了马泽尔神父遭谋杀后的索赔事件。他熟悉并欣赏这位传教士。他确定了一笔合理的赔款数额，苏将军也准备支付这笔钱。相关教区的主教要求象征性的赔偿，条件是让与两块地皮。然而他的副手则要求一笔巨款。与此同时，一个名叫鲁热里的上尉蛮横无理地攻击了一个村庄（LongYin），留下了五具尸体和大量的破坏痕迹。保罗·杜美于是选择放弃赔偿要求以免招致反申诉。但是北京的法国公使抬高价格，要求赔偿21000皮阿斯特
，而不是领事之前决定的2000。这件事情意外地为外交部所知。
在方苏雅动身前，苏将军向他做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友好表示。他含蓄地送给领事一张领事为他拍的照片，在照片上他写下了对领事的敬意。他以地道的中国传统风格，用97个细腻娴熟的字体，描绘了他高度赞赏的刚正不阿的方苏雅领事。颂扬之词与王权赋予将军的使命形成对比。“北京显然希望他（苏将军）给我们尽可能地制造各种障碍，尽管官方的目的是与我们友好合作；如果反其道行之会带来更多的麻烦。”虽然有当时的偏见存在，但我们可以掂量出这番最后的表白体现了何等非凡的跨文化的友谊，一反时代的偏见。
* * *
看到他的意图被歪曲、他的行为被诋毁、他的职权与强大的利益相冲突，方苏雅心情沉重地准备离开河内。他在那里仅逗留了几日，稍作安排，在紧张的气氛中与总督进行了对话，接下来就是告辞。保罗·杜美身边的人毫不惋惜他的离去。但是这位前领事没有做最后的争辩。
鉴于法孚—里尔铁路公司和法国行政当局的严厉指责，方苏雅向新闻界披露了他对龙州铁路事件的评价。媒体很乐意接受他的披露，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是第一手机密情报。方苏雅引起河内的报纸和商会的注意。法孚—里尔铁路公司后来在非正式场合承认，方苏雅“激起了公众舆论的波澜”。他披露，该公司有意从美国进口设备，因此损害了法国的利益，与他们的正式言论不符。他指出，该公司的目的是从纳税人的钱里获取补偿。领事公布了一些最新消息。根据他的消息，殖民部正在准备实施“在中国南部修建铁路的研究使命”。这就意味着，关于法国在中国南部的铁路网的走向，殖民部和外交部之间存在观点上的分歧。
事实上，在法国外交部也存在观点上的冲突。以龙州为起点，应该考虑云南，还是四川或扬子江流域？政府必须做出决策，根据战略和经济的需要，根据对英国对手假设的意图，根据对那几个省份富裕程度的推测。在方苏雅被解职的时候，这些动机促使部长会议决定进行实地考察。方苏雅当时还不知道，他将参与铁路的新方案，甚至是去打前站。
前领事启程返回欧洲，走水路抵达香港，同他来的时候一样。他感到轻松，几乎又可以重温能让他暂时忘记外交事务折磨的活动了。他一路穿戴探险者的装束，利用旅途的时间来给以前的报告补充大量税务和商务的信息。他强调了一个重要方面：任何对铁路问题感兴趣的人都可以预见建设一条南宁至北海的铁路将给南宁往河内方向的中转敲响丧钟。尽管提出这种见地的人已不得势，此观点却得到外交部长的认同。他强调：这条铁路线的建设应该得到“强有力”的落实……当然是有利于法国人的利益。
1898年1月，在靠近香港时，“白鲑号”轮船于深夜遭到碰撞。方苏雅不得不像其他被疏散的乘客一样露天而眠。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夜晚之一，气温降至5度。由于只穿着单薄的衣服，他患上了严重的支气管炎，继而逐渐转化为胸膜炎。他到达香港时人很虚弱。在这次中途停靠中，他偶然遇见了去赴任的未来的重庆领事。后者非常了解最近的外交风波，他向方苏雅描述了“施阿兰及其支持者的愤怒”。“他们想毁了我。”方苏雅记录道。但是提及6月5日的“合同”却引起了他的对话者和随从人员的哄堂大笑，他们认为法国公使团面对当前局势无能透顶。前领事暂时感到相对的平静，他与重庆领事一同目睹了女王大道及其周边地带的英国商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活动。
方苏雅登上了回法国的“老挝号”客轮。精神上受到伤害，体力上虚弱不堪，前领事在这一程路途中几乎完全保持沉默。“我身心疲惫，尤其感到厌倦，身体也不舒服。”他写道。
到达锡兰岛
的科伦坡，他才重新发出消息，这让他的主管部门吃惊不小。1898年1月13日，他给外交部长寄出一封短信，告诉部长由于健康原因，他不得不中断旅行。他要求治疗胸膜炎。“这个病我在船上是无法得到医治的。”他的胸膜炎似乎很严重，因为奥赛码头准了他的假。说法是“一段必要的时间”“人道问题”“为了治疗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在这段包括康复期的时间内，方苏雅从1898年2月至4月一直逗留在锡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