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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世纪前的一个夏日的早晨，在监狱巷中的监狱前面的那块草地上，挤满了大批波士顿居民。他们都目不转睛地紧盯着带有铁夹板的橡木门。这些善良的人们那长满胡子的面孔显出严厉、僵硬的神色，预示着眼下有件可怕的事即将发生。它完全可能预示着人们即将处死某个要犯。法庭的判决，只是进一步确认公众情感对他的裁决。可是，早期的清教徒的严苛的品性，使人们不可能这么明确地做出这种推断。也许，一个懒惰的奴隶或被双亲交给民事当局的不孝的孩子，得被绑在鞭挞柱
上才能改过。也许，一个唯信仰论者
、一个教友派教徒或者其他异端的宗教狂，得挨鞭子并被驱逐出城；或者一个游手好闲、居无定所的印第安人喝了白人的烈酒，在街上吵闹，得遭受鞭挞，被赶进密林里。也许，像地方行政官的那位脾气暴躁的遗孀、年迈的希宾斯夫人这样的女巫，也该被处以绞刑。不论她被处以绞刑与否，旁观者的表情都一样一本正经。这对于这里的人而言是合理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宗教和法律几乎完全等同，并且，在他们的品性中，这两者如此彻底地相互融合，以至于公众惩罚的最宽容的和最严厉的条例，都一样变得可敬可畏。一个罪人可以从绞刑架旁边的旁观者那儿寻求到的同情是很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在我们今天看来荒唐可笑的某些刑罚，在当时却几乎带有与死刑一样令人生畏的庄严。
在我们的故事开始的这个夏日的早晨，还必须提到这样一种情况，即人群中有几个女人，似乎对人们将会采取何种处罚特别感兴趣。那个时代还没有进化到这样文雅的程度——任何不得体的感觉，都会阻止穿衬裙或穿由鲸骨衬箍撑大的裙子的女人们步入公共场所，或阻止还算富有的人们，在执行绞刑时挤入最靠近绞刑架的人群中。旧英国生养出来的那些妇人和少女，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和与他们相隔六七代的漂亮的子孙比起来要粗鲁些，因为在整个家系的环节中，每位母亲都传给自己的孩子更淡雅的肤色、更娇嫩和短暂的美、更苗条的身躯，哪怕孩子在性格方面的魄力和坚强并不比母亲逊色。现在，站在监狱门口的女人们所处的时代距离作为女性代表的、具有男子气概的伊丽莎白所在的时期还不到半个世纪。她们是她的同胞，她们的祖国的牛肉和啤酒，以及丝毫未加改良的品行，成了她们的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灿烂的晨曦照耀在她们宽阔的肩膀上、高突丰隆的胸脯上和红扑扑的圆脸蛋上。这些脸蛋在遥远的岛屿上成熟，却未曾在新英格兰的空气里变得苍白或消瘦。而且，这些主妇当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讲话大胆，声音深沉、洪亮，不论在语言含义方面，还是在音量方面，如果在现在，都一定会叫我们大吃一惊。
“各位太太！”一位其貌不扬、五十开外的老妇人说道，“我想把自己的一点想法告诉你们。如果我们这些成年妇女和名声良好的基督徒，可以处置像赫丝特·普林这样的女罪犯，这对公众的利益将大有好处。朋友们，你们有什么看法呢？倘若将这个荡妇交给我们这儿的五个人审判，她还能够得到可敬的地方行政官给予的那种判决吗？哼，我看不行！”
“据说，”另一个女人说道，“她虔诚的牧师丁梅斯代尔先生，对这桩丑闻竟然会发生在他的教徒身上感到非常痛心。”
“这些地方行政官都是虔诚的绅士，只是太心慈手软了——这是事实，”第三个女人，一个已过壮年的主妇附和道，“至少，他们应该用热烙铁在赫丝特·普林的额头上烙上烙印。我保证，赫丝特太太便会因为疼痛而畏缩。可是她——那个贱货，她才不在乎在她的胸襟上戴什么东西呢！请注意，她可以用一根胸针或诸如此类的异教徒的装饰品把它遮起来，然后，照样昂首挺胸地当婊子！”
“啊，可是，”一个手里抱着孩子的少妇以更低的声音插嘴道，“她爱怎么遮盖那个标志，就由她遮盖好了，这样做，精神上的痛苦将永远留在她心里。”
“我们何必老谈什么胸襟上的标志或额头上的烙印呢？”另一个女人说道，她是这些自我任命的法官中长得最丑也是最冷酷的一个，“这个女人把我们大家的脸都给丢光了，应该被处死。难道对此就没有法律了吗？当然有，《圣经》上或法令全书上都有法可循。因此，如果那些使法律失效的地方行政官们自己的妻子、女儿误入歧途，就让他们自作自受去吧！”
“我的天啊，太太，”人群中的一个男人惊叫道，“女人除了因警戒性地害怕断头台而产生的德行外，难道再没有别的德行了吗？那可是最狠毒的话呀！现在，别作声，朋友，狱门上的锁在转动了，普林太太本人就要出来了。”
监狱的大门从里面被猛然推开。镇上的身佩宝剑、手执权杖的小差役，像个黑不溜秋的影子似的，阴森、恐怖地出现在阳光下。这个人物本身就预示并代表着清教徒法典的全部可怕的严厉。最终将这一法典最准确地运用到罪犯身上，就是他的职责。他左手伸出权杖，右手放在一位少妇的肩上，就这样把她往前拉，直到监狱门口。她挣开他，动作带有天生的尊严和性格的力量。然后，她仿佛出于自愿似的跨出门外。她怀里抱着一个约莫三个月大的婴儿。婴儿眨着眼睛，把一张小脸扭向一边，避开白天过于强烈的阳光——因为自从她降生以来，她只接触到地牢或监狱里其他昏暗房间的微弱光线。
当少妇——婴儿的母亲，全然出现在人群面前时，她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将婴儿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与其说是出于母性的感情冲动，倒不如说她可以因此遮掩绣在或别在她的衣服上的某种标志。然而，过了一会儿，她聪明地认为，拿一种耻辱的标志去掩盖另一种耻辱的标志，只会弄巧成拙、欲盖弥彰。于是，她改用一只手臂抱着婴儿，羞愧地红着脸，嘴上却挂着骄傲的笑容，并以满不在乎的目光，环顾着她的乡亲和邻居。在她的礼服的胸襟上出现了字母A，那是用一块红布做成的，周围是精致的刺绣和巧妙的金线花边。它被缝制得太精巧了，是如此华丽和富于想象，以至于对她所穿的服饰具有一种最时髦的、合适的装饰效果。同时，她的衣服也很华丽，符合那个时代的品位，却大大地超出了殖民地关于节俭的规定。
这位少妇身材颀长，整个体态优雅完美。她头上乌发如云，亮泽可鉴，令阳光都黯然失色。她的那张脸，除了因为容貌端庄、肤色润泽而显得美丽外，还有着令人难以忘怀的显眼的前额和一双深邃的黑眼睛。她的风度雍容如贵妇，仪态斯文，具有某种气质和尊严，而不是现在这种娇气的、纤细的和难以形容的优雅。如果按照古时候对“贵妇”一词的解释，赫丝特·普林从未比她从监狱出来时更显得像个贵妇人。过去认识她，原本想要见到她在这片灾难性的乌云中黯然失色的那些人，看到她这么美艳，这么光彩照人、熠熠生辉，甚至笼罩着她的不幸与屈辱也结成了一轮光环时，都感到大吃一惊。就一位敏感的旁观者看来，这当中包含着剧痛，这也许是确实的。她在狱中为这一场合依照自己的想象精心制作的服饰，似乎以其狂野和独特的风格，表现出了她的精神状态和她不顾一切、满不在乎的心境。可是，那吸引住所有目光，而且，可以说，美化了佩带者的一点，却是她胸襟上的如此奇特的光彩夺目的红字。因此，与赫丝特·普林熟悉的男男女女都关注着这一点，仿佛他们是第一次见到她似的。红字具有一种魔力，解除了她与人类的一般关系，将她围困在自己的领域里。
“她做得一手好针线活，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位女旁观者说道，“可是，在这个厚颜无耻的荡妇之前，谁曾想到过这么一种炫耀的办法！噢，朋友们，她这是在当面嘲笑我们神圣的地方行政官，并拿他们这些可敬的先生们对她的惩罚来夸耀自己，这算什么嘛！”
“如果，”那个外貌看起来最冷酷无情的老太婆咕哝道，“剥去赫丝特太太秀丽的肩膀上的华贵的礼服的话，那倒不错。至于那个被她缝制得那么奇妙的红字，我愿意把我患风湿病时用过的一块法兰绒破布送给她，用那块布做更合适！”
“噢，安静，朋友们，安静！”她们当中最年轻的同伴悄声说道，“别让她听见你们说的话！她绣在红字上的每一针，都刺进她的心窝里呢！”
这时，那个冷酷的小差役做了个手势。
“让路，臣民们，看在上帝的分上，”他喊道，“让开一条路，我向你们保证，从现在起到午后一点，普林太太会被安置在男女老少都能看清楚她的华丽衣服的地方。这是马萨诸塞殖民地的福分。在这里，罪恶被揭露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快过来，赫丝特太太，到广场去展示你的红字！”
围观的人群立即闪开一条通路。小差役在前头带路，后面跟着表情严峻的男人和面容冷酷的女人组成的排列得很不整齐的队伍，赫丝特·普林朝指定处罚她的地方走去。一群热心、好奇的小学生跑到她的前面，老是掉过头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看她怀里眨巴着眼睛的婴儿以及她胸脯上的那个不光彩的红字。他们对现在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只知道因为这件事学校给了他们半天假。那时候，从狱门到集市广场的距离并不远。然而，犯人却觉得它是相当长的一段路程。因为，尽管她态度傲慢，但是，在蜂拥过来看她的那些人的脚步声中，她经受着极大的痛苦，仿佛她那颗心被人抛到街上，任凭众人在上面践踏、蹂躏似的。不过，根据常理，有这么一条同样奇妙而仁慈的成规，那就是受难者不是从眼下的折磨，而主要是从过后压在心头的痛苦，来了解其忍受的痛苦的深度。因此，赫丝特·普林以近乎安详的举止，渡过了这部分苦难，来到了位于广场西端的一个绞刑架。它坐落在波士顿最早建成的教堂的屋檐下，仿佛是那儿的一个附属装置似的。
事实上，这个绞刑架是刑罚机器的一部分。两三代过去了，它现在在我们的心目中只是历史和传统了。可是在过去，它被认为是一种教育好市民的有效的工具，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的革命法庭成员使用的断头台一样。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平台，平台上方耸立着那个惩罚工具的框架，用于将人的脖子紧紧勒住，然后将人高高举起，供公众观看。耻辱的观念已体现在这个铁与木的机械装置中了。在我看来，我们共同的天性是伤害不得的——不论这个人有什么过失——再也没有比禁止罪犯因羞愧而掩面这样的伤害更令人发指的了。然而，这正是现在这一处罚的实质。但是，赫丝特·普林的情况，正如其他常见的情况一样，她的判决要求她必须在平台上站一些时辰，但不必忍受勒紧脖子、夹住脑袋的绞刑之苦。绞刑是这台丑陋的机器的最凶暴的特征。她很清楚自己所担任的角色，所以她每登上一段木台阶，都会站在高出街道一肩的地方示众。倘若在这些清教徒的人群中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徒的话，他会从这位美艳的妇人身上——她的服饰和神采是那么独特，她的怀里还抱着婴儿——回想起很多著名画家争着要为其画像的圣母的形象。确实，只有通过对照，才会使他回想起其婴儿必须为世人赎罪的无罪的圣母的神圣形象。在这里，在人类生活最神圣的本性中，存在着一抹最深重的罪恶，它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就这位女人的美艳而言，世界只能算是黑暗的；而就她生育的这个婴儿来说，世界则算是堕落的。
这个场面也有点令人肃然起敬。在社会尚未堕落到会对这一场面发笑，而不是发抖的时候，这种场面总是使一个同胞被笼罩在罪过和羞耻的悲惨气氛中。目睹赫丝特·普林蒙受耻辱的目击者们，尚未摆脱他们的单纯无知。如果她被判死刑，他们也会十分严厉地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而不会对这种酷刑抱怨一句。但是，他们不像另一个社会阶层那样残酷。那个阶层只会在眼下的示众中找到一个打趣的材料。即便有人想把这件事变成笑柄，想必也会因为有与总督一样高贵的人、总督的几位顾问、一名法官、一名将军以及镇上的牧师们等的庄重出席，而抑制住这种想法。这些人都在会议厅的阳台上坐着或站着，俯视着刑台。当这些人物构成了这一景象的一部分，而不致使他们的官职的威仪和尊严遭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推断，法律判定的处罚将具有重要的和有效的意义。因此，整个人群显得忧郁、严肃。有上千只冷酷无情的眼睛盯着她，他们的目光全集中在她的胸脯上。在这么沉重的精神压力下，这个不幸的罪犯尽了一个女人最大的努力来支撑自己。她几乎无法承受这样的重负。她所具有的激昂的天性使她坚定了自己的意志，以面对公众用种种侮辱发泄出的恶毒的中伤。但是，在普通民众的阴郁的气氛中，有着一种更加可怕的特性，使她宁可见到所有这些刻板的面孔都因轻蔑的嬉笑而扭曲，而自己则是嘲笑的对象。倘若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大笑——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声音尖锐的小孩各自发出他们的笑声——那么，赫丝持·普林也许会以刻薄和轻蔑的微笑一一予以回敬。可是，在她注定要忍受的这种沉闷的打击之下，她时时感到要鼓尼胸腔中的全部力量来尖声呼号，并从刑台上翻到地面，否则，她会立刻发疯的。
但是这当中也存在着时间空隙。在这些空隙里，她作为最引人注目的目标的景象，似乎从她眼里消失了，或者，至少像一些不完整的鬼怪形象似的在她眼前模糊地闪烁着。她的脑子，尤其是她的记忆力异常活跃：总是出现其他景象，而不是西部荒野边缘的这座小城的粗陋街道的景象；总是出现其他面孔，而不是从那些尖顶帽檐底下向她怒目而视的面孔。各种最琐碎的、最不重要的回忆，婴儿期与学生时代的各类游戏、争吵，以及她少女时代的家庭生活等，都涌进了她的脑海里，掺杂着她后来的生活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回忆。这幅画面恰好与另一幅画面一样逼真，仿佛所有的画面都同等重要，或者所有的画面全是一出戏似的。也许，这是她通过显示出这些幻影似的影像，从残酷的负荷和严酷的现实中解脱的一种方法。
即使如此，颈手枷刑台却是一个眺望点。站在那里，赫丝特·普林看见了从她幸福的幼年时期以来，她留下的全部足迹。站在这个不幸的高台上，她又一次见到了她在旧英格兰的故乡以及她的父母的家。那是一座破烂的灰色石头房子，显得很穷酸的样子，可是正门上方还保留着半被涂抹的、作为古老的高贵门第标志的盾形纹章。她看见了父亲的脸、光秃的额头和飘垂在老式的伊丽莎白皱领上的令人敬畏的白胡须；她也看到了母亲的脸，总是带着她记忆中的那副谨慎和满怀慈爱的神情，即便在母亲去世之后，这副神情还常常在赫丝特·普林的生活道路上留下温和的告诫。她看到了她自己焕发着青春之美的面容，在那面她习惯用的微暗的镜子内熠熠生辉。站在那儿，她还看到了一张年老体衰的男人的面孔——苍白，消瘦，学究似的外表，被供他用心研读许多大部头书籍的灯光弄得昏花和迷糊的双眼。然而，那双迷糊的眼睛在观察人类的灵魂时，却具有奇特的、敏锐的洞察力。赫丝特·普林凭借女性的想象力，回忆起这个在书房和隐居处的人物有点畸形，他的左肩比右肩略高了一点。接着，在她记忆的画廊中，浮现在她眼前的，是美洲殖民地城市里错综复杂的狭窄的大道、高大的灰色房子、巨大的教堂和年代久远的古雅的公共建筑物。在这个城市里，一种新生活正在等待着她。这种生活仍然与那位畸形的学究联系在一起。它是一种新生活，可是却好像崩落的墙壁上的一簇青苔一样，靠陈腐的物质过活。最后，清教徒殖民地的粗陋的集市广场，取代了这些变幻无穷的景象，又显现在她的眼前。所有的居民都聚集起来，将他们严厉的目光瞄向她——她站在颈手枷刑台上，手里抱着婴儿，在她的胸襟上是用金线奇妙地绣制而成的红色字母A！
这是真的吗？她紧紧地将孩子搂在怀里，因为用劲太猛，婴儿大叫了一声。她眼睛朝下，望着那个红字，甚至拿手指去触摸它，以便弄清楚婴儿和红字都是真实的。是的！这些就是她的现实——其余的一切已全然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