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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向来不愿意在炉火旁向我个人的朋友过多地谈论自己或自己的事，但是在和读者交谈时，我一生中竟有过两次写自传的冲动，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第一次发生在三四年前，那时，我正给读者描述自己在一幢极其幽静的古屋里的生活情景——对此，无论是宽容的读者还是冒昧的作者都想象得出，这是不可原谅的，也是毫无道理的。这一次实在是造化，由于我非常荣幸地在上述场合找到了一两位听众，因此我再次拖住读者大众，谈起我在海关的三年经历，并且忠实地仿效著名的“教区牧师——本教区执事”的榜样。然而，事实似乎是：当作者将自己的整部作品抛向人间时，作者并不是对会将书扔到一边或将之束之高阁的多数人叙述，而是对能理解他的少数读者讲述——这些人比作者大多数的同窗学友和终生的伴侣都更了解作者。确实，有些作者远不只是叙述而已。他们随心所欲地揭示内心深处的隐秘，甚至可以适当地专门向完全富有同情心的人讲述；仿佛随意问世的这部出版物一定可以找出作者自己天性的各个分离的部分，同时将他与这些分离的部分彼此沟通，而使他的生活范围完整无缺。然而，即使我们不针对个人地将一切都抖出来，那也有失礼仪。但是，由于思想僵化，表达迟钝，除非讲述者与他的听众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想象那是一位仁慈谦和、善解人意的朋友（虽然不是最亲密的朋友）正在恭听我们的谈话，这也许是可以被原谅的，这时，由于天生的缄默为这一友好的意识所缓和，我们可以就我们周围的情况，甚至就我们自身的情况进行畅谈，但是我们仍然会把内心最深处的自己隐藏于面纱之后。我认为，这种谈话在这种程度上和在这些范围内可以是自传式的，不至于侵犯读者的权利和自己的权利。
同样，人们可以看出，海关导言具有文学上向来公认的某种行为规范：它说明了我如何拥有下列大部分材料，并为此中所叙述的故事的真实性提供了证据。事实上，这仅仅是一种愿望，一种使我自己处于编者的真正的地位的愿望，或仅仅是构成此书的故事之中最冗长那部分的编者的真正地位的愿望——这一愿望，没有别的，正是我认定与读者大众有着私人交情的真正理由。为了达到这一主要目的，我假如通过额外地添加几笔，轻描淡写地描述迄今尚未描述过的一种生活方式，以及在其中生活的一些人物——作者又恰好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看来这是被容许的。
半个世纪以前，也即年迈的德比王年代，在我的塞勒姆老家有一个繁忙的码头——不过如今码头被颓败的木头仓库充塞着，也许，除了死气沉沉的码头中央正在卸兽皮的一条三桅帆船或方帆双桅船，或者较近处一条新斯科舍的纵帆船正在卸木柴外，它有很少或几乎没有商业生活的气息——我是说，这座现已破烂不堪的码头的最前面，常常被涨满的潮水所淹没，沿着码头，在那排建筑物的基底和背后，在路边不繁茂的草丛中，可以见到漫长的怠倦岁月留下的踪迹。这儿坐落着一幢宽敞的砖砌大厦。从建筑物前面的窗口可以望见眼前一派不太有生机的景象，以及对面的港湾大厦。每天上午整整三个半小时，挂在大厦屋顶最高点的共和国的国旗，或在微风中飘扬，或在风平浪静中低垂着，但是旗帜上的十三个条纹已不是横的而是垂直的了。这表明这儿已建立起一个文职的，而不是军人的山姆大叔
政权。大厦的正面是装饰着六根木柱的门廊。这些木柱子支撑着一个阳台，阳台下面是一段宽阔的花岗岩台阶，向下斜伸，直通街上。一个巨大的美国老鹰标本盘旋在大厦入口处。它展开着双翅，胸前护着盾牌，而且，倘若我没有记错的话，每一个鹰爪都抓着一把交叉的雷电和带刺的箭。由于它具有代表这一不祥的飞禽的特征——通常坏脾气的弱点，凭着它的凶神恶煞的鹰嘴和眼睛，以及好斗的姿态，它似乎在向与世无争的公众预示灾祸的来临，尤其警告所有的居民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不要贸然闯入它以双翼庇护的这座大厦。然而，尽管它看上去很凶猛，但是眼下许多人正在这只联邦老鹰的羽翼下寻求庇护。我想，他们一定以为它的胸脯如鸭绒枕头那样柔软、舒适，殊不知即便在它心情最佳的时候，它也并不温柔，而且，迟早，通常只会早不会晚，还可能会用它的利爪一抓，用钩状嘴一啄，将它的巢中的雏鸟甩掉，或者用带刺的箭给人造成疼痛不已的创伤。
上述这座大厦周围的人行道——我们还是马上把这幢大厦称为港口的海关为好——旁边的裂缝野草丛生。这表明近年来众多商人并没有在这条人行道上行走。然而，在一年中的某些月份，人们也常常碰到一个商务进展比较顺利的上午。这种场面可以使上了年纪的居民回想起与英国最后一仗之前
塞勒姆独自是个港口的那个时期，而不是像如今这样备受自己的商人和船主所蔑视。这些商人和船主让自己的码头化为废墟，但他们的企业却继续发展——使大量的生意不必要且不知不觉地涌入纽约和波士顿。在这样的上午，每当三四条船碰巧同时驶进港口时——它们通常来自非洲和南美洲——或者船正要驶往那些地方时，人们便会听见频繁的脚步声轻快地、来来回回地从花岗岩台阶上传来。这里，在船长的妻子前来迎接他之前，你可以向刚进港口、腋下挟着装有船舶单证的已失去光泽的洋铁皮盒的船长打招呼。他的脸因海风的吹打而变得通红。他的船主也会在这里出现，他有时兴高采烈，有时愁眉苦脸，有时谦和有礼，有时怒气冲冲，这要看现在完成的航海计划是带来了很快能转手变成金币的商品，还是带来了没人光顾的滞销品而使他陷入无穷无尽的麻烦之类的情况而定。同样在这儿我们还会见到一个精明年轻的职员——一个将来也会额角爬满皱纹、胡子灰白、饱经忧患的商人。他正尝到了买卖的甜头，犹如狼崽尝到鲜血的滋味似的。他已经把商业投机送到船长的船上，其实这时他最好在水磨用的贮水池里驾驶模型船。现场中出现的另一个人物是那位走外轮，企图寻求他国护照的水手，或者那位刚抵达的、脸色苍白、身体虚弱、正寻找进医院的途径的水手。我们也不再忘掉从英国乡下为我们运来柴火的那些锈迹斑斑的小纵帆船的船长们；也不该忘记那伙相貌粗鲁的水手，他们没有美国佬机灵的外表，但他们却为我们衰退的贸易提供了一件举足轻重的商品。
将所有这些人与其他杂乱的各色人种汇集在一起——正如他们有时候那样，于是，一时间海关便出现了一个人声鼎沸的场面。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一登上海关的台阶，你就会看到——如果在夏天则在入门处；如果在冬天或恶劣的天气，则在他们各自的房间里——一排德高望重的人物坐在老式的椅子里，这些椅子斜倚着的后椅腿紧靠在墙上。他们常常睡着了，但偶尔可以听到他们一块交谈的声音，其嗓门介于讲话声和鼾声之间，看那有气无力的样子，仿佛他们是济贫院的居住者，及其他一切靠救济、靠垄断劳动过日子的人，或是那些根本不靠自己独自的努力谋生的人。而这些老先生就是海关的关务员——他们像马太
一样端坐在收税所里，却不会像马太那样，动不动为了使徒的差事而从那儿被叫走。
此外，当你走进大门时，靠左边是一间大约十五平方英尺的极高的房间或办公室，其中的两扇拱形的窗俯瞰着上述那个破旧不堪的码头，第三扇窗子面朝一条狭窄的小巷，并可以看到德比街的一部分。从所有三扇窗子都瞧得到杂货商、滑车制造商、卖廉价成衣的商人和船具商人等开的店铺。在这些店门口，通常可以看见一群群谈笑风生的老练的水手，以及老是出没在海港码头一带的一些盗贼。这房间本身布满了蜘蛛网，并因陈年的油漆而失去了光泽；地板上撒满灰暗的沙子——这在其它地方早已经过时了。总之从这个地方的邋遢劲，人们不难得出结论：这是一个连女性，以及她手中富于魔力的工具——扫帚和拖把——都很少光顾的圣堂。至于家具，里面有一只带着大烟囱的炉子，一张陈旧的松木书桌，旁边有一张三只腿的凳子；两三张破旧不堪、摇摇晃晃的带木坐垫的椅子；还有，别忘了那个藏书室，在一些书架上放着三四十卷的《国会法案》和一部大部头的《税务法汇编》。一根锡管直穿天花板，构成了这房间与大厦其他部分口头传话的媒介。就在这里，大约六个月前——曾有一个人或者从这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或者一只肘部撑在书桌上，身子懒洋洋地靠坐在那条长腿的板凳上，眼睛上上下下地浏览晨报的专栏——尊敬的读者，你也许会认得欢迎你到他欢快的小书房的这个人。在这里，阳光透过古屋西边的柳枝，发出微弱怡人的光。而如今，倘若你再到那儿去找他，要找到这位身为民主党党员的检查员，那简直是徒劳无功！改良的铁扫帚已经将他扫地出门，一位更可敬的继任者摆出他的威严，正将薪水装进自己的腰包。
尽管在我的童年和长大成人的岁月里，我常常远居他乡，但塞勒姆这座古镇，我的家乡，现在支配着或者过去也确实支配着我的情感。然而在我实际在此居住期间，我从未认识到这种情感的力量。不错，就它的物质方面而论，家乡的地面是平坦的、千篇一律的，其上主要盖着一些木头房子，能称得上建筑上的美的房屋寥若晨星——参差不一，错落不齐，既不别致，也不古雅，只有平淡乏味——死气沉沉的长街萎靡不振地穿过整个半岛。街的一端是加罗斯山和纽吉尼镇，在街的另一端可以看到济贫院——这就是我家乡的地理特征。它就像一副混乱不堪的棋盘，要说你对这副棋盘怀有深厚的情感，那也在情理之中。然而，虽然我在其他地方总是最快乐的，可是我内心深处对古老的塞勒姆却怀有一种感受力。在缺乏恰切的词汇来表达的情况下，我倒愿意称它为“爱”。这种情感很可能归因于我的家庭在这块土地上深深扎下的老根。自从我的姓氏最早的移民——原先的英国人——出现在这荒无人烟的、森林环绕的村落以来，已经将近二百二十五年了。村落后来已经发展成了这座城镇。在这块土地上，他的后代就在这儿降生、死亡，并且已将他们世俗的物质与这块土地交融在一起，一直到有相当一部分土地肯定其与人类的身躯有了血肉关系，我也短暂地以这身躯走在这些街上。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所提及的情感，只是尘土对尘土的感觉上的共鸣。我的同胞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这种情感为何物。由于频繁的移植也许对血统的发展有利，因此他们也不必知道这种情感究竟是什么东西。
然而这种情感同样有其道德素质。远从我能记事起，家族传说所赋予的第一个祖先暗淡朦胧，但又威武高大的形象，便出现在我幼年稚气的想象里。如今，它仍然萦绕着我，并产生出一种怀旧的深切情感。我声称，这种情感与目前城镇的现状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看来我有权强烈地要求在此居住，因为有这么一个威严的、胡子拉碴的、身穿黑貂斗篷、头戴尖顶帽的祖先——他带着《圣经》和宝剑，那么早就到了这儿，如此威风凛凛地在没有人涉足的大街上行走，并树立起这么高大的形象——成为经历过战争与和平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是我所望尘莫及的，我的名字别人很少听过；我的面孔别人几乎不认识。而他却是个战士，是个立法者，也是个法官，他更是教会的统治者，他具有清教徒善与恶的一切特点。他同样也是一个残酷的迫害者，正如那些教友派教徒所证明的。他们在历史记载中，也提到了他。他们讲述他残忍地迫害他们教友派的一名妇女的事件，虽然他一生有过举不胜举的丰功伟绩，但这件事恐怕会比他所有业绩的任何记载更久远地流传。他的儿子也承袭了他的这种迫害的禀性，使他自己在女巫们的殉难中
如此惹人注目，以致可以公道地说，她们的鲜血已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斑斑血迹。确实，这点血渍渗得如此之深，以致他那被埋入查特街的墓地里的那把干枯的老骨头，如果还没有碎成粉末的话，想必上面的血痕还保留着！我不知道我的这些祖先们是否考虑过忏悔，请求上帝饶恕他们犯下的过错；或者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正在这些过错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折磨下呻吟。无论如何，我，本文的作者，作为他们的后代，特此为了他们的缘故自甘蒙受耻辱，同时祈求上帝：由他们招惹来的任何诅咒——正如我已经听说过，也正如多少年来这个家族的沉闷、衰落的状况，都表明这种诅咒的存在——可以从现在起一笔勾销了。
然而无疑地，我的这两位严峻的、不苟言笑的清教徒祖先都会觉得：事隔这么多年，在我的家谱这棵上面长满许多古青苔的老树干上，竟然会在它的最高枝上，长出一个像我这么游手好闲的人，这正是对他们的种种罪孽的惩罚与报应。我所珍惜的生活目标，他们都不认为是值得称道的，对于我的成就——倘若在家族范围以外，我的成就也曾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光彩的话——他们除了认为一钱不值外（如果不是肯定地认为我不会给家族增光的话），不会有别的考虑。“他是干什么的？”我的祖先的一个灰蒙蒙的幽灵向另一个幽灵嘀咕道。小说家！那能算是人生中的什么行当呢？在他的那个时代，那能算是什么赞美上帝的方式，或服务人类的方式？“哼，这个堕落的家伙还是去当二流子算了！”我的老祖宗们跨越时间的鸿沟互相就是这么问候的！不过，他们爱怎么瞧不起我就由他们去好了。他们倔强的性格特征已与我的性格特征交织在一起了。
由于这两位一本正经和精力充沛的祖先在这座城镇的初期和早期发展阶段便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个家族从此在这儿生息、繁衍，而且总是体面地生活着。就我所知，家族的声名从未曾被某个不肖的子孙玷辱过。不过，另一方面，在前两代之后，则很少或几乎没什么人干过永垂青史的大事，甚至没有提出过引起公众注意的主张。渐渐地，他们几乎都销声匿迹了，犹如街道周围的几幢零零落落的旧房子快要被堆积的新土块埋到屋檐了。一百多年来，他们祖祖辈辈都从事航海的职业，每一代都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船长从船的后甲板上告老还乡，回到祖传的住宅，而由一位十四岁的男孩继承祖业，接替水手的职位，面对带有咸味的狂风恶浪。这些狂风恶浪过去曾经吹袭拍打过他的祖祖辈辈。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就从水手晋升为船长。他在度过了暴风骤雨般的成年期，周游了世界之后返回家乡，衰老，死去，遗骸被埋入故土。一个家族出生在同一个地方，被埋葬在同一个地点，和这块土地有了长期的联系，那么人类和区域之间就产生了“血缘关系”，这种关系完全不受任何人类周围的如画风景或道德环境的魅力所支配。这不是爱，而是本能。新的居民——他本人来自异邦，或他的父亲或祖父来自异邦——都没有资格被称为塞勒姆人。他们根本不懂得，一个老居民——第三个世纪正在悄然向他逼近——是怎么用牡蛎般的坚韧和顽强，执着地依恋着这块接连几代人被埋入的故土。尽管这个地方没有欢乐，他也厌倦了这些古老的木头房子，厌倦了这儿的泥浆和尘土，厌倦了毫无生气的位置和情感，厌倦了冷飕飕的东风，厌倦了如此冷漠的社会气氛，但这些都无关紧要——这一切以及他可以看得见或想象得出的其他毛病，都不是主要问题。这种魅力一直存在，而且强大无比，仿佛故土是人间天堂似的！我的情况亦然。我觉得我在塞勒姆安家几乎是命中注定的。这块土地上一直为人所熟悉的风俗和生活习惯——一个家族的代表人物不在人世了，另一个代表人物就会在他之后，采用同样的步调沿着大街行走——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旧市镇上仍可以被看到和认出来。然而正是这一情感证明，这种已经变得很不健康的联系最终应该被切断。土豆如果一代又一代地被种植在同一块贫瘠的土壤中，是不会长得茂盛兴旺的。人类的本性也是如此。我的孩子都出生在别的地方，并且只要我还能掌握他们未来的命运，他们就都将扎根在陌生的土壤里。
走出古屋，正是出于对故乡的这种奇怪的、消极的和没有欢乐的眷恋之情，我才来到山姆大叔的砖砌大厦里供职，虽然我蛮可以或者最好到别的地方去求职。我在劫难逃，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逃脱了——仿佛我就要永远逃脱了——可是，就像那枚仍处于流通中的坏了的半便士一样，我又回来了，或者，好像塞勒姆对于我来说是无法规避的宇宙中心似的。因此，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口袋里揣着总统的委任书，登上那段花岗岩台阶，以海关稽查官的身份，被介绍给海关的那群先生们——他们将在我责任重大和任务繁重的任职期间协助我工作。
我很怀疑——或者换个说法，我一点也不怀疑——美国的公务员，无论是文职或是武官，都像我一样，指挥着这样一批德高望重的老族长。当我打量他们时，对于哪位是最老的居民，我心中马上就有数了。在这个时代之前的二十多年里，海关征收员的独立地位使塞勒姆海关置身于动荡变迁的政治旋涡之外。一旦被卷入这种旋涡，这一职位就岌岌可危了。有一个士兵——新英格兰最杰出的士兵，因为在作战时表现英勇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一直在几任政府中任职，历届政府的英明和公正使他的地位得以稳固。因此，在许多面临危难和人心动摇的时刻，他一直是其部属的安全保障。米勒将军是一位激进的保守党人，他具有仁慈的天性，而且这种品性一般不会受到影响。他非常喜欢熟悉的面孔，但很不愿意进行变革，哪怕这种变革会毫无疑问地带来进步。因此，我一接管我的部门，就发现那里的人几乎都是老头。他们大多数是年迈的船长，在经历过各大洋的浪涛的颠簸和坚强地面对人生中的狂风暴雨之后，终于漂泊到这个风平浪静的角落。除了总统选举带来的周期性的恐惧之外，这里很少受到外界的打扰，可以说，他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角落里获得了新生。虽然他们也免不了和他们的同胞一样会年老体衰，然而他们显然有不让死亡逼近的某种法宝。我确信他们当中有两三个人患有痛风病或风湿病，甚至卧床不起，一年中的大半年时间都不会在海关露面，但是，当死气沉沉的冬天过去之后，他们又会悄悄地走出来享受五六月份和煦的阳光，懒洋洋地着手干他们所谓的本职工作。然后他们在高兴和方便的时候，又再次卧榻不起了。有人指控我，说我缩短了不止一个可敬的共和国公仆——公务员的寿命。对于这种指控，我甘愿认罪。因为根据我的提议，他们被允许离开艰苦的工作去安心地休养。没过多久——仿佛他们唯一的生活原则一直是热心为国效劳似的，对于这点，我确实相信——他们便隐退到另一个更好的世界去了。正是因为我的干预，他们才有了足够多的时间对他们的邪恶和腐败行径进行忏悔，这对我来说是种莫大的安慰。事实上，据说每个海关关务员都会涉嫌营私舞弊，海关的前门和后门都没有通往天堂的道路。
我手下绝大多数的官员是辉格党党员。我这位新来的海关稽查官不是一名政客，而且，虽然我原则上是一名忠实的民主党党员，但我既不接受也不赞成任何政治服务。这对他们那种“神圣”的兄弟关系而言倒是幸运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一个活跃的政客安插在这个有影响力的职位上，承担起抵制辉格党出身的海关征收员的任务——这是易如反掌的事，因为这个征收员病魔缠身，无法亲自主持工作——那么在这位赶尽杀绝的天使登上海关台阶的一个月之内，这群老家伙中就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了。根据公认的准则，将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头一个个地裁员，对一个政客而言这简直可以说是恪尽职守。显而易见，这些老家伙担心我会有此类鲁莽的举动，他们一看到我就露出一副惶恐的样子。那张饱经半个世纪风霜的布满深深的皱纹的面孔，一见到我这个绝无害人之心的人，就一下子变得神色黯淡了。有一两位在跟我讲话时，我能觉察出那战战兢兢的声音——而在往昔，这声音足以盖过扩音器，其声嘶力竭的程度也足以将北风之神
吓得不敢作声——看到这一切，我感到很痛心，同时也感到好笑。他们这些杰出的老人也知道，根据常规，同时也考虑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被自己办事效率之低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应该把位子让给在政治上更正统，比他们更适合为我们共同的山姆大叔政府效劳的年轻人。我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但是我不忍心照此办理。因此，他们在我任职期间，继续在各码头走动，在海关大厦的台阶上上上下下。我自己的声誉因此丧失，也活该丧失，同时，作为公务员，我的良心也受到损害。于是他们照常花很多时间将椅子斜靠在墙上，在他们惯常待的角落里打盹。他们上午会醒来一两回，千遍万遍地讲着老掉牙的航海故事和发了霉的笑话，以此来互相烦扰。这些故事和笑话已成了他们之间的口令和暗号。
我想，他们很快就发现我这位新来的稽查官并没有伤害他们的想法，于是，他们的心情又轻松起来，并愉快地意识到自己还能派上用场——如果不是为了我们可爱的国家，至少也是为了他们自己——这些值得尊敬的老先生继续履行着各种公务职责。他们戴着眼镜，窥视着船舱口，一副精明的样子。尽管他们经常小题大做，但有时却很迟钝，让更重大的事从他们的指缝间漏过！每当发生这种不幸的事，譬如，当一货车贵重的商品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走私上岸，并且毫无疑问就是从他们的眼皮底下溜掉的，那么，此时就什么也比不过他们的那份警惕性和机敏劲了。他们着手对这条导致他们失职的船只采取一切行动：上锁——上双锁，用胶布和火漆加固。这么一来，他们先前的疏忽没有受到指责，看样子似乎反倒需要颂扬他们在事故发生后表现出的值得称赞的谨慎了。在没有其他补救办法的时候，也得承认和感激他们所表现出的满腔热情。
除非有极其难打交道的人，否则对他们和颜悦色，便成为我愚蠢的习惯了。我的伙伴的性格中较好的一面——如果有较好的一面的话——通常会最先引起我的重视，并形成我借以认出其人的标志。由于这些年迈的海关官员大部分都具有良好的品性，也由于我待他们如父亲般的和具有保护性的态度有利于发展友好的感情，因此，我不久便喜欢上了他们每一个人。夏天的上午，酷热的天气令其他人汗流浃背，而给这些海关官员半麻痹的身体带来的则是宜人的温暖。每当此时，看到他们如往常一样把整排椅子都斜靠在墙上，在后入口处聊天，我都感到十分愉快。这时，冻结了的祖祖辈辈的俏皮话也都融化了，伴随着笑声从他们的口中汩汩地冒出来。从表面上看，老年人的欢乐与儿童的快乐有许多共同之处，才智也只是一种深刻的幽默感，几乎不能称为才智。这两者都具备了，那就是一束照射在物体表面的亮光，这种亮光在照射到绿色的树枝和腐朽的树干上时都将赋予其阳光和欢乐。然而，在一种情况下，它是真正的阳光；在另一种情况下，它更像是朽木上发出的磷光。
读者应当明白，将我这些杰出的老朋友全都描述为年迈老朽的样子是极不公正的。首先，我的助手并非全是年迈的老人，他们当中也不乏年富力强、才能出众、精力充沛的人，他们那种懒散的和依赖别人的生活方式，完全是不能人尽其才的厄运的结果。其次，老年人的白发有时被认为是维护得很好的智力宝库的茅屋顶。可是，对于我手下的这群老兵中的大多数人，如果我将他们描绘为一群令人生厌的老家伙，说他们没有从丰富的人生经验中收集到任何值得保存的东西，则一点也不冤枉他们。他们曾经多次有从实践中收获智慧的金谷的机会，可是他们似乎把这些宝贵的金谷都抛弃了，只是小心翼翼地将那些空谷壳贮藏在自己的记忆里。如今，他们讲起自己的早餐，或昨天的、今天的、明天的晚餐，比讲起四五十年前的船难以及他们在青年时期见过的一切世界奇观，兴趣更浓，也更津津有味。
这里的海关之父——不仅是这一小班海关官员的族长，而且，我敢说，也是全美国令人尊敬的海关工作人员中的元老——是一位终身检查员。他确实可以称为税务系统的嫡生子：他出身显贵，因为他的父亲——一位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上校，这个港口的前任征收员，为他创造了一个空缺，并在他小小年纪时（现在还健在的人几乎都不记得这个时间了）就委派他上任。这位检查员，在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当然，他很可能是你毕生要寻找的最奇妙的白珠树标本之一——红润的脸颊，结实的身体，身穿纽扣发亮的蓝上衣，迈着轻快有力的步伐，一副老当益壮的样子。总之，他看起来——虽然实际上已经不年轻了——就像是造物主新发明的一种人类外形，似乎年迈与疾病都与他无缘。他的声音和笑声不断地在海关回响，一点也没有一般老人发出的声音中的那种颤音和咯咯叫似的声音。它们从他的肺腔里发出，好像公鸡啼叫或号角长鸣。如果只是把他看作一只动物——其实也只能这样看待他——他是最令人满意的目标：强健的体魄，在他那样的年龄仍可以享受他曾经希望或想象过的一切乐趣的能力。他在海关的生活无忧无虑、安安稳稳，有固定的收入，不必为丢饭碗而担心。这一切无疑有助于他轻松地打发日子。然而，根本的、更令人信服的原因，还在于他那罕见的、完善的动物本性，平凡的才智，以及微不足道的道德和精神成分的混合物。确实，后面的这些品质勉强使这位老先生免于用四足爬行。他没有思维能力，没有感觉深度，没有令人苦恼的情感，简而言之，除了一些普通的本能外，他什么也没有。这些本能，加上得益于身体健康的那种开朗的性情，使他能令人尊敬地履行职责，并得到普遍认可。他曾经是三个妻子的丈夫——她们都早已过世。他又是许多孩子的父亲——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已在童年或成年的不同年龄段归入尘土。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一定会引起足够的哀伤，为他那开朗的性格蒙上灰暗的色彩。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短短的一声叹息，就足以让他勇敢地面对这些忧伤的回忆和卸掉由此而来的全部重负。过了一会儿，他就会像一个穿开裆裤的小孩那样随意地开玩笑了——他比他的那个下级办事员还要爱开玩笑。这位办事员年仅十九岁，可是在他们二人当中，他反而比八十岁的检查员显得老成、庄重得多。
我想，与我观察其他任何人时相比，我观察和研究这位元老级的人物时的好奇心都更为强烈。他的确是个罕见的人物：从某一方面来看，他是如此完美；从所有其他方面来看，他是如此肤浅、虚妄、令人费解，又是一个如此无能的人。我得出的结论是，他没有灵魂，没有心灵，没有头脑，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除了本能外，他什么都没有。可是，他性格特征中的少数几种材料如此巧妙地组合在一起，以致他对任何缺陷都根本没有痛苦的感觉。但是，就我而言，我倒因为在他身上发现了这一切而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他看起来如此世俗，如此易受感官乐趣的支配，因此要设想他今后会如何生活，也许是困难的——而且的确是困难的。然而毫无疑问，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直至他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也一直是被施予仁慈的。他和动物一样没有更高的道德责任感，可是却比动物享有更大范围的乐趣，同时又有动物所具有的那种天生的免疫力，从而免遭年老力衰所造成的忧郁和凄凉之苦。
他比他的那些“四条腿的兄弟”强的一点是，他回忆美味佳肴的能力很厉害。享用这些盛餐已成为他一生幸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美食主义是一种令人愉悦的特质，听他描述的烤肉就像腌黄瓜或牡蛎那样令人垂涎欲滴。由于他没有更高尚的品性，更由于他把全部的精力和才智都用于促进他的胃的快感和益处，这不会牺牲和损害他的任何精神天赋，因此，听到他绘声绘色地谈论起鱼、家禽和鲜肉，以及最适宜的烹调它们的方法，我总是感到心花怒放和由衷的满意。他对好酒好菜的回忆，无论他实际参加宴席的日期有多久远，似乎都能使人们闻到烤猪肉或火鸡的香味。那些滋味在他的味觉上已足足停留了六七十年，但显然仍如他早餐刚咽下的羊排的滋味一样新鲜。我曾经听到他在说起过去的盛餐时发出咂嘴声。除了他之外，其他几位享用盛餐的人都早已作古了。想到昔日饭菜的鬼魂不断地在他面前出现，实在是妙极了。这些鬼魂既不生气，也不惩罚他，而是好像在感激他从前的品尝，试图重复一系列无穷无尽的乐趣——既虚幻又世俗的乐趣。一份牛腰部的嫩肉、一份小牛的后腿肉、一份猪排、一份味道独特的鸡肉或者一份特别值得称赞的火鸡肉等——它们在老亚当斯
时代也许曾为他的餐桌增色不少——都会被他牢牢记住。而我们民族后来的一切经历以及使他的个人经历增辉或黯然失色的一切事件，却如转瞬即逝的微风一样从他的身边一掠而过。据我判断，这个老头一生中的主要悲惨事件，是他与一只鹅的不幸相遇。这只鹅大约卒于二十或四十年前，它的“身段”长得极美，可是当人们把它端上餐桌时，它却被证明已老得如此“顽固不化”，以致切肉刀无法在它的身上留下痕迹，最后人们只有动用斧子和锯才能将它切开。
本来该是停止这篇速写的时候了，然而我还是很乐意继续做更长篇幅的详细叙述，因为在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只有这个人是最适合当海关官员的。大多数人出于我因篇幅所限而不能暗示的种种原因，都会因为这种特别的生活方式而蒙受道德上的伤害，但这位老检查员是不会受到这种伤害的。即便他继续在职，直到永远，他也会像当初的他一样愉快，并以同当初一样好的胃口坐下来用餐。
这里有一幅肖像，少了它，我的海关肖像的画廊便会很不完整，但是我那有限的观察机会，使我只能对其做提纲挈领似的描述，这就是我们勇敢的老将军——海关征收员的肖像。他在服役期间立下了显赫的战功，接着又管辖西部的一个未开发的地区。二十年前他来到这里，度过了他丰富多彩且无上光荣的一生中的晚年。这位勇敢的战士已经有七十岁左右了，他正在继续走完人间的最后旅程。他在余生中病魔缠身，即便回想他那激动人心的往事也无法减轻些许病痛。昔日冲锋陷阵时跑在队伍最前面的双脚如今已经麻木。现在，只有在仆人的搀扶下，同时自己用手吃力地扶着铁栏杆，他才有办法缓慢地、痛苦地登上海关的台阶，费力地在地板上挪动脚步，坐到壁炉旁边他平时坐惯的椅子里。他常常坐在那儿，样子带有几分迟钝和安详，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们。人们沙沙地翻阅文件、发誓、洽谈业务以及在办公室里漫不经心地闲聊，所有这些声音和情景似乎只能给他的感官留下模模糊糊的印象，而无法深入到他处于冥想中的内心。在平静中，他的表情是温柔的、慈祥的。如果他注意到了什么东西，他的脸上便会流露出一种礼貌的和感兴趣的神情。这证明他的内心深处还有光明存在，只是这盏理性之灯的外部介质阻隔了光线，使其照射不出来。你越深入他的思想实质，就越能感觉到他思想的健全。无论是讲话还是聆听，显然都会让他感到费劲，当再也没有人要他讲或听时，他的脸部表情会迅速地恢复到先前的怡然自得的平静状态。我看到这种神色并不会感到难过，因为尽管他看上去有些迟钝，但从他的表情上看不出衰弱的老年人的那种痴呆与愚笨。他那天生的坚强、有力的骨架，尚未彻底崩溃。
然而，在这么不利的条件下来观察和阐释他的性格，实在是太困难了，就像观察了一下旧堡垒——如提康德罗加堡的灰色的破碎的废墟，之后，凭借想象将它描绘并重新修建出来一样。也许，那些墙壁还基本完整，但是堡垒的其他地方却只有一堆堆不像样的土墩，因其自身的笨重、坚固而显得累赘，并由于天长日久的和平和荒废，上面早已杂草丛生。
然而，当我怀着深情来看待这位老战士时，我看出了他的肖像的主要特征。因为，尽管我们之间交往不深，但是我对他的感情如所有认识他的两足动物和四足动物对他的感情一样，称之为“深情”并没有不当之处。正因为他具有高尚的、英勇的品质——这样的品质表明他赢得了好名声并非只是出于偶然，而是理所当然的。我想，永远不能单凭某种不安的行动来描绘他的精神特征。在他一生中的任何时期，要启动他的精神，想必都需要某种冲动。一旦这种冲动被激发出来，不论是要克服重重障碍，还是要达到某一适当的目的，他都不会是那种半途而废、自甘失败的人。以前在他的天性里存在的那股热情——至今尚未熄灭——从来就不是火焰中闪烁的光，而是犹如熔炉里的铁条发出的深红的、灼热的光。沉静、稳重、坚定，这就是他处于安静的状态时的表情。虽然在我讲话的之间，衰老已经过早地悄然向他逼近，但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也可以想象得到，他在意识深处一旦受到某种激励——一个足够响亮的号角声将他那尚未死亡、仅仅处于睡眠状态的全部精力激起——他依然能够像病人甩掉其病号服一样摆脱疾病，扔掉拐杖，紧握战剑，再次成为一名战士，驰骋疆场。而且，即使在如此紧张的时刻，他的举止仍然会那样镇定自若。然而，这样的表现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再现，既不能期待，也不能希望。我在他身上所看到的——如古老的提康德罗加堡的牢不可破的壁垒那样明显（壁垒在前边已被用于最恰当的比喻）——是顽强的、巨大的耐力，这种耐力在他的早年时期完全可能达到了顽固的程度；是正直，像他的其他大部分天赋一样，这种品质存在于一个沉重的“矿体”中，就像一吨铁矿石一样不易冶炼和难以处理；更是仁慈，尽管他在指挥对齐帕威部族
的战斗或在伊利城堡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时是如此凶猛，但是我把他的仁慈看作他真正具有价值的品质，这种品质与这个时代所有爱争论的慈善家的仁慈之心完全一样。也许，他曾亲手杀过人——这些人纷纷倒下，就像一片片被大镰刀横扫过的草叶那样倒在地上。他的精神使他在冲锋陷阵时充满勇往直前的力量。尽管如此，他的内心并不残忍，就连蝴蝶翼上的绒毛他都不忍心拂去呢。我还从未认识一个比他更仁慈的人，能让我大胆求助。
在我遇到这位将军之前，他的许多性格特征——包括在一篇速写中所描述的那些与此相似的特征——想必已经消失或变模糊了。一切优雅的品性，通常都是转瞬即逝的。大自然也不会以新颖、艳丽的花朵来装饰人类的废墟——如同她在提康德罗加堡的废墟上播种的桂竹香的种子一样，这些花朵只能在残墙的裂缝和断壁的罅隙中扎根和吸收养分。但是，即使就优雅和美观而言，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方面。有时，一线幽默的光芒会穿过朦胧的、遮挡的帐幔，惬意地照射在我们的脸上。将军天生高雅的性格在他对鲜花和芳香的喜爱上表现出来。这一特征在已经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成年男子的性格中是罕见的。一个年老的士兵似乎应该只珍视他头上的血染的桂冠，而他这个人却像个青春少女一样，具有对各种花卉的欣赏力。
这位勇敢的老将军习惯坐在壁炉旁，而那位稽查官却喜欢站在远处，观察老将军那平静的、近乎恹恹欲睡的脸部表情。如果能够避免的话，稽查官就尽量少跟老将军搭腔。虽然我们离这位将军只有几码远，但是他似乎离我们很远；虽然我们从他的椅子旁边走过，但是他似乎与我们相隔甚远；虽然我们一伸手就可以触及他的手，但是他似乎是那样遥不可及。也许，与处于征收员办公室这个不合适的环境相比，他在自己的脑海里过着更真实的生活。阅兵场上的操演、战斗中的喧嚣、三十年前听到的古老的英雄乐曲——这样的场面和声响，也许还全部活跃在他的脑海中。同时，商人和船长、穿得整整齐齐的职员和粗野不堪的水手正在进进出出。这种商业和海关生活的喧闹声不断地在他周围低声回响，但这位将军似乎对这些人和事都置若罔闻。他犹如一柄如今已锈迹斑斑的旧剑，被放在副征收员书桌上的墨水台、文件夹和红木尺子当中，看上去是那样碍手碍脚。但是这把旧剑当年曾经在战场上闪闪发亮过，即使是现在，剑刃也还是明晃晃的。
有一件事能大大地帮助我还原和重现尼亚加拉河
前线的这位意志坚定的战士——一个真正具有活力的人，那就是回忆他说过的那些令人难忘的话：“我会试试的，长官！”这句话是他在即将执行一项孤注一掷的、英勇绝伦的任务时说出来的，他表现出了新英格兰人的刚毅的气魄与精神。他们了解一切危险，更能勇敢地面对一切危险。在我们的国家里，如果英勇是以代表荣誉的纹章来奖赏的话，那么，这句话——说起来似乎如此容易，但只有他一个人在面前摆着如此危险和光荣的任务时才说过这样的话——它将是这位将军的盾形纹章上的最好的、最恰当的箴言。
让自己习惯于与和本人性格不同的人为伍——这些人对他的职业毫不在意，而他必须竭力欣赏他们的地位和能力——这对一个人的道德和脑力健康大有裨益。我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常常给我提供这种有利条件，但从未像我在海关留任期间这样丰富多样。尤其是有这么一个人，观察他的性格使我对“才能”有了新的看法。他具有成为一个实业家的天赋：动作迅速、感觉敏锐、头脑清醒；一眼就能看穿一切令人困惑的事物，并且具有某种解决能力，犹如法师挥动魔杖一般，使困惑迎刃而解。他从小在海关长大，这里是他活动的合适领域；许多困扰着生意人的复杂的业务问题，在他面前却呈现出一目了然、有条不紊的规律性来。我沉思默想，发觉他就是他那个阶级的典范。事实上，他就是海关本身，或者他是驱动各种各样的转轮转动的主要动力，因为在这样一个机构里，被任命的官员都只为自己谋取利益和方便，却很少考虑他们是否正确地履行了职责。他们必然会到别处去寻求他们本身所不具有的机敏。于是不可避免地，我们的这位企业家好像磁铁吸引铁屑一样，把大家遇到的困难都引到自己身上。他表现出一副谦虚的样子，并对我们的愚蠢保持温和的克制态度——对他那清晰的脑子来说，愚蠢简直就是罪过——毫无头绪的事情，一经他稍加暗示和指点，便一清二楚了。商人对他的尊重并不亚于我们——他的密友对他的尊重。他的正直是无懈可击的——这是他的一条自然法则，而不是一种选择或原则。这种正直是像他一样清晰、精确的智力的主要条件，使他在处理事务时做到诚实和有条不紊。像在他职责范围内的任何事情一样，只要他的良心上有一丁点的污点，就会使他内疚不安、忧心如焚，其程度远比在结算账目时出了差错或在记录本的一页干净的纸上沾上了墨迹要严重。总之，我在这儿遇到了一位完全适合和胜任他所担任的工作的人，这在我的生活中尚属罕见。
这就是我现在与之共事的那些人。我并不因为自己处于一个与我过去的习惯迥然不同的环境而不愿欣然从命，而是决心竭尽全力认真地从中获取任何能得到的利益。我曾经与布鲁克农场
的喜欢幻想的弟兄们一起实施过辛苦而又不切实际的计划；曾经在爱默森
这样一位有才智的人的微妙影响之下生活了三年；曾经与埃勒里·钱宁
在阿萨贝思河边用被伐倒的树木点燃的篝火旁，异想天开，度过一段疯狂的、自由自在的日子；曾经与索洛
在沃尔登——他的隐居住所谈论松树和印第安人的遗物；曾经与希拉德
文化的文雅产生共鸣而变得爱挑剔；曾经在朗费罗
的炉火旁接受诗的情趣的陶冶——经历过凡此种种，终于是我运用自己天性的其他官能，以迄今为止令我没有多大胃口的食物，来滋养自己的时候了。对于一个认识奥尔科特
的人来说，为了变换口味，结识那位年迈的检查员也是可以的。在某种程度上，我把这看作一个保持自然平衡、不缺少完整的组织所必需的基本成分的系统的证明，也就是，因为有这些值得怀念的朋友，我变得能马上与具有完全不同的品质的人交往，并对这一变化毫无怨言了。
文学，无论是它的运用还是它的目标，现在对我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在这个阶段，我关注的不是书籍——它们已经与我疏远了。天性——人性除外——从天地间演变起来的天性，在某种意义上逃避着我，而一切已被赋予精神上的意义的想象力的喜悦，也已在我的脑海中荡然无存。一种天赋，一种才能——如果它尚存的话——也是毫无生气地静置于我的体内。倘若我没有意识到自己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回忆过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话，这一切一定含有几分悲哀和难言的沮丧。诚然，这是一种不能泰然地过很久的生活——这也许没错——否则这种生活将会使我永远变成另一个人，但不是把我改变成任何值得我改变的模样。因而，我把这种生活看作一种稍纵即逝的生活。一直有一种先知的本能、一个低低的声音在我的耳畔告诉我，不用很长时间，也不论何时，只要习惯上的一个新的变化对我的利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这种变化就会来临。
其间，我当了税务稽查官，而且，就自己的理解所及，尽量当一名好的稽查官。一个爱思考、爱幻想而又敏感的人（如果他的品质十倍于一个稽查官应具备的品质的话），他只要愿意花心思，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成为一位事务家。我的海关同事、商人以及因我的职务关系而与我有联系的船长们都把我看成一位事务家，而且很可能不知道我还有别的性格特征。我想，他们谁也没有读过我的一页作品；或者，他们即使把我的作品全部读了一遍，也不会对我刮目相看；即便那些无利可图的作品是出自彭斯
或乔叟
的手笔——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一样，当过海关官员——那也根本于事无补。一个渴望获得文学名望，渴望靠这种方法在世界名流中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的人，一走出自己的权利被认可的小圈子，就会发现他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和他所追求的一切，在这个圈子之外都毫无意义。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虽然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我不清楚，无论是作为告诫还是指责，自己是否特别需要这个教训，然而，无论如何我都彻底地吸取了这个教训。我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一事实，但它并未使我感到痛苦，也不需要我在唉声叹气中摆脱它，因而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蛮高兴的。在文学探讨方面，那位海关官员——一个很不错的人，他与我同时上任，只是比我晚些时候离任——常常跟我讨论他最喜爱的这个或那个话题，如拿破仑或莎士比亚。还有征收员手下的小职员——一位年轻的绅士，据人们暗中传说，他有时在山姆大叔的信纸上写一些看起来像是诗歌的文字（隔几码之遥，看不大清楚）——也常常与我谈论书籍，好像我对此很精通似的。这就是我与别人的全部文化交流，但它已经完全能满足我的需要了。
由于不再千方百计地寻求和计较自己的名字是否会被印在书刊的扉页上，因此一想起我的名字现在又有另一种流传方式，我不禁觉得好笑。海关标号员用模板和黑油漆把我的名字印在胡椒袋上、果红
篮子上、雪茄烟箱子上以及各种各样应缴税的商品的包装上，用以证明这些商品已经付了关税，并已经正式地通过了海关的检验。通过这一奇特的传播方式，关于我的消息便尽我的名字所能传送的范围被带到我未曾到过的地方。但是，我希望这种消息今后再也不要流传了。
然而，往事并没有消亡。偶尔，那曾经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却又悄无声息地进入休眠状态的思想又复活了。当昔日的习惯在我心中苏醒时，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情况，就是我将现在正在创作的这篇速写纳入文学创作的法则之内，以奉献给读者。
在海关的二楼有一个大房间，房里的砖墙和一根根光秃秃的椽木都没有被涂饰灰泥和饰以镶板。这座海关大厦被设计得很大，以适应旧时港口的商业活动规模，并考虑到了之后港口的繁荣——这种繁荣并没有实现。它占据的空间太大，以致其居住者不知如何安排这些空间。因此，位于征收员的房间上面的这间通风的大厅迄今尚未竣工。尽管这个大厅里满是灰尘的横梁上布满了年深日久的蜘蛛网，但它看起来还在期待着木匠和水泥匠来装修。大厅一端的壁龛里有几个琵琶桶，一个挨一个地堆起来，里面装有一捆捆的官方文件。大量诸如此类的废物零乱地堆积在地板上。想到在这些发霉的文件上花费了那么多天、那么多星期、那么多月乃至那么多年的辛劳，如今它们只是人间的累赘，被放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谁也不会再去看它们一眼，我实在感到伤心。但另一方面，又有多少其他手稿——不是单调乏味的官方文书，而是充满了创造性的思想和尽情倾吐的内心衷曲——也已同样被人遗忘。它们的命运还不如堆积在这里的文件：这些手稿在它们那个时代并未曾派上用场，更可悲的是它们并没有为作者赢得舒适的生活，而海关职员却通过这些一钱不值的、潦草涂写的文件，过得安逸自在。不过，作为地方的历史资料，也许这些文件并非完全一钱不值。毫无疑问，从这里可以发现以前塞勒姆的商业统计数字以及那时塞勒姆的王侯般的商人们的历史记录——老船王德比、老比利·格雷、老西蒙·福雷斯特以及那个时代一个又一个的商界巨头。但是，油头粉面的他们刚进入坟墓不久，那堆积如山的财富便开始减少了。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文件追溯到塞勒姆贵族阶层的大部分家族的创始人，他们都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开始创业的。创业伊始，其运输业务还微不足道，且不引人注目，之后，就渐渐地发展起来，甚至他们的子孙以为他们家族的这一地位早已确立。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存在着缺少档案的现象。当英国国王的所有官员都随军队从波士顿逃跑的时候，海关早期的文件和档案很可能都被运往哈利法克斯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遗憾的事，因为，如果追溯到护国公执政时期，这些文件想必记载着许多已被遗忘的或仍被铭记的人的资料，以及许多古时的风俗习惯。它们会使我感受到像我过去在古屋附近的田野里捡到印第安人的箭头时一样的喜悦。
在一个雨天，我闲得无聊，却有幸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我在角落里的垃圾堆中东翻西找，解开一卷又一卷的文件，读着一艘艘早已沉没在海底或已在码头腐烂的船只的名称和一些商人的名字——他们的名字现在在交易所里不会被听到，在他们的长满青苔的墓石上也难以被辨认出来。我怀着悲哀的、厌倦的心情和一点点兴趣粗略地看了一下这些材料，同时，运用我多年不用而显得迟钝的想象力，力图从这些枯燥无味的材料中再现昔日这座古镇的繁荣昌盛的景象。在那时，印度还是个新的贸易区，只有塞勒姆人才知道通往那儿的道路。我碰巧找到一个用一张古旧的黄色羊皮纸小心包裹起来的小包。这包东西有着年代久远的某个时期的官方记载的气派。那时候，职员对重要的材料都用刻板、规范的字体书写。一些引起我本能的好奇心的东西，使我解开了捆扎在这个小包上的褪了色的红带子——我觉得一定有一件宝贝要显露出来了。拆开羊皮纸封套，我发现这是一张委任状，由谢利总督亲自签名盖章，任命一位叫乔纳森·皮尤的人为英国国王陛下驻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塞勒姆港的海关稽查官。我记得曾看到过（很可能是从《费尔特年鉴》上看到的）大约在八十年前稽查官皮尤先生逝世的讣告，又在最近的报纸上看到过关于在这座大厦修缮期间，在圣彼特教堂
的小墓地里挖出他的遗骸的描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除了一具不完整的骷髅、一些服饰的碎片和一副庄严的、卷曲的假发外，我的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这副假发，与它过去所装饰的那颗脑袋不同，保存得很令人满意。但是，当我仔细地检查用羊皮纸委任状包裹着的文件时，发现了比卷曲的假发遮盖着的那颗可敬的脑壳本身所包含的更多的内容，即许多有关皮尤先生智力方面的和脑袋内部活动的蛛丝马迹。
总之，它们不是官方文件，而是带私人性质的文件，或者，至少是以他私人的身份写的，而且显然是出自他自己的手笔。我只能以这样一个事实，即皮尤先生死得突然，而且这些文件很可能被放在他的办公桌里，他的继承人从不知道这些文件或者把它们当成税务业务文件，来证明为什么这些文件会混杂在海关的废物堆中。当档案被转往哈利法克斯时，这个包裹因与公事无关，便被留了下来，从那以后一直未被人打开过。
这位德高望重的稽查官——我想，由于那时很少受到属于其职责范围的业务打扰——似乎把他的一部分空闲时间花在对地方文物的研究和其他类似的调查上了。这些调查研究为他的脑子提供了可做少量思维活动的素材，否则，他的脑子早已生锈了。不久以后，他收集的部分事实材料，在我构思标题为《大街》的文章（这篇文章包括在本书中
）时帮了我很大的忙。其余的一些材料今后也许可以用于同样有价值的事情，或者，倘若我对家乡的崇敬之情能促使我去完成一项十分虔诚的任务的话，那么就这些材料而言，它们被整理成系统的塞勒姆历史资料，也不是不可能的。同时，这些材料完全服从任何人的支配，只要这位先生愿意并有能力从我手中接过这项任务，从而使我摆脱这一无利可图的劳动。作为最后的处理办法，我打算将这些材料交给埃塞克斯历史协会。
然而，在这个神秘的包裹中，最能引起我注意的是一块很旧的褪了色的细红布。红布上面有金线刺绣的痕迹，但是刺绣的花纹已严重磨损，因此昔日的光泽已不存在或几乎荡然无存。显而易见，它是以奇妙的绣工精心绣成的，其针法（我敢担保它出自精通这种工艺的女人之手）有着一种失传已久的技艺的痕迹，即使采用针拨丝线的方法，也无法恢复这种技艺了。对于这块破红布——时间、磨损和亵渎神圣的蛀虫已使它变成一块破布——经过仔细观察，它似乎呈现出一个字母的形状，这就是大写字母A。经过精确的测量，字母每条边的长度正好是三又四分之一英寸。毫无疑问，它是被用来做衣服的装饰品的。但是该如何佩带这个字母，它过去代表什么等级、什么名誉和什么身份等，是我不能解开的一个谜（在这些方面，社会的时尚是如此的瞬息万变）。然而奇怪得很，它特别能引起我的兴趣。我的眼睛紧紧地盯住那个陈旧的红字，视线就是不愿意移开。无疑，这其中肯定存在着某种值得解释的深刻含义。可以说，这个含义从这个不可思议的符号中涌现出来，微妙地传递给我的感应器官，却避开了我的脑子的分析。
正当我困惑不解，并且，除了做其他种种假设外，还苦苦地思索着这个红字是不是过去白人常常挖空心思，以便引起印第安人注意的装饰物之一时，我无意中将红字放到我的胸前——读者也许会发笑，但千万不要怀疑我说的话——我想，当时我有一种不完全是肉体上的，但又几乎是肉体上的火辣辣的感觉，仿佛这个红字不是用红布做的，而是用一块灼热的铁做的似的。我一时感到毛骨悚然，于是本能地任它落到地上。
在我全神贯注地思考这个红字的时候，我竟忘了检查一小卷被红布缠绕着的颜色已经变得灰暗的文件。于是我打开它，满意地发现了年迈的稽查官记载的对整件事情的相当完整的说明——他用好几张大幅面的书写纸，记载了一位名叫赫丝特·普林的女人的许多生活状态和谈话的详细情况。在我们祖先的眼里，赫丝特·普林似乎是一位相当显赫的人物。她在马萨诸塞州开创初期至十七世纪末这一期间最负盛名，在稽查官皮尤先生那个时期尚在世的老人们还记得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她已是位年迈的、但并不显得老态龙钟的女人，而且仪态高贵、庄严。皮尤先生的叙述就是根据这些老人的口头证词组织而成的。几乎无法记起是从何年何月开始，她便习惯在乡下四处当义务保姆，或做各种各样力所能及的善事，对各类问题，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她总会给人提出忠告。通过这种方法，正如一个有如此癖好的人经常遇到的，她赢得了许多人只给天使的那种尊敬。不过，我猜想她也被一些人看成是爱管闲事的人和令人讨厌的人。再进一步仔细查看这些手稿，我发现了关于这个奇特的女人的其他行为和她所遭受的苦难的记载。关于这些记载的大部分内容，读者请看名为《红字》的小说，而且必须牢记，这部小说的主要事实是经过稽查官皮尤先生的文件证实的。原始文件及这个红字本身——这些最奇妙的文物——还在我手里，并将随时向对此叙述发生浓厚兴趣而想看一看这些东西的人展示。人们千万别误解，以为我在精心组织故事情节、构思想象故事中的各种人物的行为动机和思考方式的时候，常常使自己局限于老稽查官的那六大页书写纸所记载的内容。恰恰相反，在这方面，我允许自己完全自由发挥，仿佛这些事都是我自己虚构出来的似的，我力求内容的真实性。
这件事使我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了旧的轨迹上，似乎这儿有一个故事的基础。它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仿佛这位身穿一百年前的服装、头戴不朽的假发的老稽查官——假发跟他一起被埋入坟墓，可是并没有腐烂——在海关空无一人的大厅里与我会晤似的。在他的举止中有一种尊严——那种带着国王陛下的委任状，因而也被在王座四周闪耀的光芒照亮的人的尊严。啊，这与共和国官员的那一脸卑鄙样子是多么的不同！作为人民的公仆，一个共和国官员竟觉得自己是他的主子的最不重要、最低下的下属。这位看起来不怎么引人注目却显得非常威严的人物，以他的幽灵之手，交给我这个红色的符号以及那一小卷解释性的手，他又以幽灵的声音，在郑重地考虑了我对他的孝敬和尊重之后——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看作是我公职上的老祖宗——勉励我把他的发了霉的和已被虫驻的苦心孤诣之作公之于世。
“做这件事，”稽查官皮尤先生的幽灵用力地点了点那颗戴着令人难忘的假发和样子显得如此威风凛凛的脑袋，说道，“你自己将获益不浅！你在不久之后将会需要它，因为现在你所处的这个时代与我的那个时代不一样。那时候，一个人的职务是终身制的，而且常常是世袭的。可是，关于年迈的普林小姐的事，我责令你相信你的前辈的记忆力。他的记忆力完全值得信赖！”于是，我便对稽查官皮尤先生的幽灵说：“我一定照办！”
因此，关于赫丝特·普林的故事，我费尽了心思。当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或者在从海关正门穿过大厅到边门的这段距离中上百遍地来回走动时，我一直在反复地思考这个问题。那位年迈的检查员、那些过磅员和计量员大为恼火和不耐烦，因为他们的睡眠受到我来来回回、过分长久的脚步声的干扰。回想起他们自己昔日的习惯，他们常常说稽查官正在后甲板上散步。他们很可能认为我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增进食欲。没错，这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使自己自愿启动起来的唯一目的。老实说，那穿堂而过的东风大大地增进了我的食欲，这也正是我如此不知疲倦的踱步运动产生的唯一有价值的结果。海关的气氛太不适合获得微妙的想象和感情了。因此，倘若我在这儿一直待到今后十届总统的任期结束，我甚至怀疑《红字》的故事是否能与读者见面。我的想象力是一面晦暗的镜子，它不愿映出或只是模糊地映出我竭力要描写的人物。我智力的熔炉里无论燃起怎样的火焰，其热能都不能使这篇速写要描述的角色热起来和变得可以被锻造。他们既不接受激情的光焰，也不接受温柔的情感。他们保持着死尸般的僵硬，直盯着我的脸看，并轻蔑地、恐怖地咧嘴而笑。
“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表情似乎在这样对我说，“你曾经对那些虚幻的事物有过的那一点点支配力已一去不复返了！你已经用它来换取国家给你的微薄的薪俸了。那么，赚你的薪水去吧！”总之，我幻想中的那些近乎麻木的家伙挖苦我的愚蠢，并非毫无道理。
不仅仅在山姆大叔要求的我属于他的那三个半小时的日常生活中，这一讨厌的麻木状态一直占据着我的心，每当我打起精神来——这毕竟是罕见和勉强的——寻找大自然的令人心旷神怡的魅力时，这种麻木状态就伴随着我在海滨散步或在乡间漫游。而从前，当我一跨过古屋的门槛，大自然的魅力就常常使我的思想变得清晰和活跃起来。这种针对脑力工作能力的麻木状态伴随着我回家，使我在极其荒谬地称为书房的房间里，心情十分沉重。当夜深人静，我独自坐在仅由闪烁的煤火和月光照明的客厅里，呕心沥血地想象虚构的景象时，这种麻木也没有离开我，尽管第二天这些景象可能会被绘声绘色地描述在洁白的纸上。
如果此时想象力还不起作用，这就会被认为是一种令人无能为力的情况。在一个熟悉的房间里，倾泻在地毯上、将房间里的所有人和物都照得这么清楚的皎洁的月光——它使每一样东西的细微部分都清晰可见，却又不同于早晨或中午的清晰度——是一种最适合浪漫传奇作家结识他那些虚幻的客人的媒介。这儿有人们熟知的公寓的居家小景。那一张张款式各异的椅子；中间的那张桌子上，摆着针线筐、一两卷书和一盏昏暗的灯；沙发、书橱、墙上的画——所有这些细节看起来是那么清楚，却又被不寻常的光线赋予了圣洁的精神意义，以至于它们似乎失去了原本的实质而变成了有理性的东西。再小、再微不足道的东西都会经历这种变化，并由此获得尊严。一双小孩的鞋、坐在柳条小车里的玩偶、旋转木马——总之，不论是白天用的或玩的什么东西，现在都被赋予了一种陌生和疏远的特性，尽管它们差不多仍像在白天一样逼真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于是，我们熟悉的房间的地板因此成了一个中间地带，它大约介于真实世界和仙境之间。实际的和想象出的东西可以在此会合，各自受到对方天性的熏陶。幽灵可以走进这儿而不会使我们感到害怕。倘若我们在环顾四周时，发现一个已经死去的心爱的人正默默地端坐在这有魔力的月光中，其神情让我们怀疑，他到底是从远方归来的呢，抑或根本就未曾离开我们的炉边？由于他与这种情景太协调了，因此并不会引起我们的惊奇。
略有些微弱的煤火，对产生我要描述的效果具有实质的影响。它给整个房间抹上了一层朦胧的色彩，使墙上和天花板上映现出浅红色，同时，从亮泽的家具上反射出一道微光。这一暖和的光线与月光寒冷的灵性交融在一起，仿佛将人类温暖的心和温柔的情感传递给被想象力召唤来的人。它将雪一般冰冷的影像转变为活脱脱的男人和女人。瞧一下镜子，我们见到——在鬼魂经常出没的镜子里——半熄灭的无烟煤的余光、地板上银色的月光以及那幅画面上的一切明暗交替的光影，它们离现实远一点，就离想象更近一点。于是，在这样的时刻，面对眼前这样的景象，倘若一个独自静坐的人不会想象出离奇古怪的事物，并使之看起来像真的似的，那么，他就不必再想写传奇小说了。
然而，对我来说，在海关任职期间，月光、阳光和炉火的火光在我看来都完全一样，它们丝毫也不会比摇曳的烛光更有效用。我的全部脆弱的感情以及与之有关的天赋——它们并非特别丰富或者特别有价值，可却是我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已经离我远去了。
但是，我相信，如果我尝试用一种不同的写作方法，我的才能就不会显得如此平庸。例如，我完全可以满足于写出一位老船长——一位检查员的故事，如果我不提及他，那未免太不合情理了，因为他每天都以一位讲故事的人的惊人天赋逗得我捧腹大笑和由衷赞叹。要是我能保持他那种生动形象的风格，保持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对故事进行幽默渲染的天赋，那么，我确信，结果将会出现文学上的独具匠心的新事物。或许，我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当具体的日常生活这么咄咄逼人地压在我头上时，我却试图使自己退回到另一个时代去；或者当我的肥皂泡般的难以琢磨的美因为时时刻刻与现实情况猛烈接触而破灭时，我却执拗地要从虚无缥缈的物质中，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一个世界。这真是一桩蠢事。较聪明尝试是让思想和想象力注入当今不透明的物质里，使它成为明亮的透明体；使开始显得沉重的负担被赋予精神意义；还要不屈不挠地寻求隐藏在微不足道的、令人生厌的事件中以及我所熟悉的普通人物中的真正不可摧毁的价值。这全是我的过错。展现在我面前的生活事件，只因为我没有探索其更深刻的意义，而显得乏味和平庸。一部将会被写得更好的书就在那儿，它一页一页地呈现在我的眼前，仿佛它是由转瞬即逝的现实写出来的，但因为我的脑子缺乏洞察力，我的手缺乏誊录下它的灵活技巧，它迅速地消失了。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会记得一些零零碎碎的只言片语和残缺不全的段落，并且把它们写下来，然后看到一个个字母在书页上变成黄金。
这些感觉来得太迟了。此刻我只意识到，对我来说，写作曾经是件乐事，而今却成了一件没有希望的苦差事。我没有理由对这种事态怨天尤人。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写蹩脚的故事和随笔的作家，而是一位还过得去的海关稽查官了。就是这么回事。可是，人老是怀疑自己的智力在日渐衰退，或者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挥发掉，就像乙醚从小瓶子里挥发掉一样，以至于你每看上一眼，都会发现挥发性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这确实是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可这一事实又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审视一下自己和别人后，关于所担任的公职对人的性格的影响，我得出了对如上所述的生活方式不是很有利的结论。也许，从此以后，我可能会以其他形式来扩大这些影响。这里，单说一位任职多年的海关官员就够了，因为很多原因，他几乎不能成为一名值得称赞的或者值得尊敬的人。原因之一是他的任职期限，另一个原因是他的业务的性质。虽然我相信这种工作是正当的，但他的业务属于这样一种性质：不参与人类的团结一致和共同努力。
我相信在每个担任这种职务的人身上，多少都可以看见的一个结果就是，当他依赖共和国的强大的权力机构时，他自己的力量便消失了。他丧失自己力量的程度与他天生的懦弱或坚强成正比例。倘若他天生精力过人，或者他所处地位的那种令人丧失活力的魔力对他起作用的时间不太久，那么，他失去的身体机能也许还可以得到挽救。如果冷酷的排挤及时地将他打发到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中来奋斗，这个被革职的公务员也许会醒悟，并恢复到他以前的老样子。可是这毕竟是罕见的。他通常固守阵地，直到自身彻底毁灭，然后被猛然推了出来，这时他的肌肉已经完全松弛，他只能竭尽全力地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蹒跚。意识到自己已身心虚弱——因为他锻炼出来的毅力与弹性已丧失殆尽——他在此之后便老是以渴望的目光四下张望，寻求外界的支持。他始终满怀的希望就是在不久之后，由于某种幸运的巧合，终于能官复原职。这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使他不顾自己面对的挫折，也不顾希望已不可能实现的事实。在他活着的时候，这种幻觉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而且，我想它还会像霍乱所引起的痉挛性的剧痛一样，在他死后的短暂的时间内仍折磨着他。这一信念，尤其能够从他梦想从事的事业中攫取精髓和任何其他可以得到的东西。既然不久之后，山姆大叔的强大的权力将会栽培他、支持他，他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工作，费这么大的劲从泥泞中爬起来呢？既然他不久便能得到幸福，每月能从山姆大叔的口袋里领到一小堆闪闪发亮的钱币，他何必在这儿操劳谋生呢？或者，他何必还要到加利福尼亚去淘金呢？看到如此微不足道的一点公职经历，就足以使这位可怜虫染上这么一种怪病，实在令人感到诧异。山姆大叔的金钱——这样说对有钱的老绅士并无任何不敬之意——在这方面具有一种如魔王的赏钱那样的诱惑力，什么人摸到它，谁就得自己当心点，否则，他可能会发现这笔交易对自己极为不利，即使不危及他的灵魂，也将危及灵魂的许多美的方面，诸如它的坚强、毅力、勇气、恒心、忠诚、自信以及一切能表现男性刚毅性格的美德。
这是一幅美好的远景！倒不是说海关稽查官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教训，也不是说他会继续任职或因为被免职而给毁了。可是，我并不能感到宽慰。我开始变得忧郁和不安起来。我不断地窥探自己的思想，以发现在自己的脑子里哪些本性已不复存在，剩余的部分又受到了多大程度的损害。我尽力估计我还能在海关待多久，一旦从那里出来，还能是个男子汉。老实说这是我最大的忧虑——因为，把一个像我这么文静的人驱逐出来，绝不是一个明智的办法。况且，公务员几乎没有人自动辞职——因此，我主要烦恼的是，我很可能在海关稽查官的位置上一直待到满头白发、老态龙钟，变成另一个像老检查员那样的畜生般的人物，也可能会像这位可敬的朋友那样，在展现在我面前的这段沉闷的公务员生活的时间里，把晚餐时间当作一天的核心，在其余时间里，则像一条老狗一样，待在阳光下或在阴暗处打盹！对于一个认为对幸福的最完美的定义就是完完全全靠他自身的才能和敏锐的情感来生活的人来说，这是多么黯淡的前景！我始终沉浸在这种不必要的恐慌之中。其实上帝已经为我做出了更好的安排，这是我自己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的。
我担任稽查官的第三年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用“教区牧师”的口吻说——是泰勒将军当选总统。为了全面地评估我的公务员生活，在这个满怀敌意的政权即将上台的时候，仔细观察一个在职人员的处境是必要的。当时他的境况特别令人生厌，并且可能是一个可怜的世间凡人所处的最令人不愉快的境况。他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虽然在他眼前出现的最坏的事很可能就是最好的事。然而，对于一个有自尊心、敏感的人而言，知道自己的利益处于既不喜欢他，也不理解他的人的支配之下，同时鉴于一些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他宁愿被他们伤害，也不愿意接受其恩惠。这倒是一种奇怪的经历！对于一个在整场斗争中一直镇定自若的人来说，看到对方在胜利的时刻引发出来的凶残，并意识到自己就是这种凶残的目标之一，这怎么会不是一个奇怪的经历！人性中很少有比这种倾向更卑劣的特性了——如今我在与他们的邻人一样卑劣的人们身上目睹了这种倾向——他们因为掌握了能陷害人的大权便渐渐变得残忍起来。倘若将断头台运用到公务员身上是一个真正的事实，而不是一个最贴切的比喻，那么，我深信，获胜政党的积极分子足以被煽动起来，将我们的脑袋一个个地搬掉，并感谢苍天给予他们这样的机会！无论失败或胜利，我一直是个冷静而又好奇的旁观者。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带有恶意的、残暴、狠毒的报复心态。我自己的政党过去也多次赢得胜利，就像如今的辉格党赢得了胜利这样。一般来说，民主党党员担任职务，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些职位，也是因为多年的实践使这成了政治斗争的规律。除非制定不同的制度，否则，抱怨这种政治斗争就是软弱和胆怯的表现。但是，长期的胜利已经使民主党变得慷慨起来。只要他们认为有理由，他们就知道如何宽恕，当他们攻击的时候，没错，斧头也许是锋利的，可是其斧刃却很少被心怀恶意地涂上毒药，他们也没有对刚被他们砍下的脑袋再踢上一脚的卑鄙的习惯。
总而言之，尽管我的境遇令我不快，但是，我认为完全有理由庆幸自己处于失败的一方，而不是胜利的一方。如果说在此之前我一直不是个最热心的党员，如今在这危急的、处于逆境的紧要关头，我反而开始对自己偏向哪个政党特别敏感。根据对各种机会所做的一番合理的考虑，我看到自己留任的前景比我的民主党弟兄们要好，这实在使我感到有点后悔和羞愧。然而，对于未来，谁不是鼠目寸光的呢？第一个掉脑袋的竟是我自己！
我向来认为，一个人掉脑袋的时刻，不可能恰是他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候。然而，像我们遭遇的大部分不幸一样，如果受害者善于处理已经降落到他头上的横祸，而不是自暴自弃，那么，即使对于这么严重的突发性事件，也会有补救的办法和慰藉。至于我个人的情况，关于慰藉的话题近在咫尺，事实上，在需要利用它们之前，我已经思考相当长的时间了。鉴于我先前对海关公职的厌倦及想辞职的朦胧念头，我的命运倒有点像一个本来抱有自杀念头的人，却出乎意料地遇到了被谋杀的“好运气”。在海关，跟先前在古屋一样，我待了三年。这一任期长得足以使我疲乏的脑子得到休息，也足以使我戒掉一切旧的思维习惯，为新的思维习惯腾出地方。这三年时间够长的了，甚至太长了，以至于我不能生活在一种自然的状态，而是干着既对人类毫无好处又毫无乐趣的事，并且阻止自己辛勤劳作——这种劳作本来至少可以平息我内心的不安。再者，有关被无礼革职的事，我的这位前任稽查官对于被辉格党党员公认为敌人并没有完全感到不高兴。我在政治问题上的不活跃状态，有时甚至令我的民主党兄弟们怀疑我是不是朋友。我有在人们经常相遇的广阔、宁静的田野上随心所欲地漫步的癖好，而不愿意把自己局限于那些可能会与兄弟分道扬镳的狭窄的小道上。如今，在我赢得了殉难的花冠（尽管再也没有一颗脑袋可以戴它）之后，朋友的疑问该看成已经被解决了。最后，虽然称不上什么英勇行为，但是，当这么多更高尚的人都倒下时，我也随着自己一直心甘情愿与之站在一起的政党的垮台而垮台，这样似乎比继续成为一个孤独、凄凉的幸存者更显得正派些。而且，这也比靠敌对政党的慈悲继续再待四年之后，最终被迫重新表明自己的立场，并格外蒙羞地请求一个友好的政府的宽恕，显得更堂堂正正些。
与此同时，报界已经开始宣扬我的事了。他们让我处于断头的状态，如欧文
笔下的无头骑士一样，在报纸杂志上飞奔达一两个星期之久。那个无头骑士面色惨白、狰狞恐怖，像一个在政治上已死亡的人那样，渴望着被人掩埋。这象征性的我就不必再往下说了。真正的我，脑袋还一直安全地长在双肩上，并已得出了令人愉快的结论：万事终究都会得到最好的结果。于是，我花了些钱，买来了墨水、纸张和笔，打开我长久不用的写字台，又成为一名作家了。
现在，那位德高望重的前任稽查官皮尤先生的那篇充满学究气的作品开始起作用了。由于我长时间无所事事，脑子已变得迟钝，所以还需要一小段时间，我的脑力机器方能以令人满意的效果来从事这个故事的创作。虽然我全神贯注于这项工作，但是在我看来，这个故事显现出过于严厉和忧郁的外表，和煦的阳光一点也未能使之振奋，温柔、亲近的感化力一点也不能使之缓解，而这些感化力几乎能使自然和现实生活的每个场景都变得柔和，并且，无疑也将使自然和现实生活的每幅画面都变得柔和。这一毫无魅力的效果，也许应归因于尚未结束的革命和仍然处于鼎沸的混乱局势。这篇故事就是在这种混沌中形成雏形的。然而，并没有迹象表明作者的心情欠佳，因为徜徉在凄然、幽暗的幻想中，他感到比离开古屋以来的其他任何时候都快乐。本书中的一些短篇文章
，是我在身不由己地从社会生活的陷阱与荣誉中引退以后写成的；其余的一些文章则是我从年刊和杂志上搜集来的，这些文章写成时的日期是如此久远，以至于它们在兜了一大圈之后才又获得了新意。如果维持政治断头台的比喻，可以把整个故事看作《一个上了断头台的稽查官的遗稿》。至于我现在即将完成的这篇速写，倘若在作者生前发表它，对一个谦虚的人来说就自传味太浓了，而对一位在阴间写作的先生来说，该会被欣然谅解吧。愿天下太平！为我的朋友们祝福！宽恕我的所有敌人！因为我处于清静的王国！
海关的生活就像我身后的一场春梦。那位年迈的稽查员——顺便提一句，我不无遗憾地说，他不久前从一匹马上跌下来摔死了，否则，他肯定会长生不老——以及所有跟他一同坐在海关税务局里的其他可敬的人们，只不过是我眼前的一些幻影罢了。过去我的想象力常常嘲弄这些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影像，如今已经永远将其丢弃不顾了。那些商人——平格雷、菲利普斯、谢泼德、厄普顿、金布尔、伯特伦、亨特——这些名字，以及其他许多半年前我听起来非常熟悉的名字——对于这些似乎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商人们，只需要很短的时间，我便能割断与他们的联系，不仅是在行动上，而且是在记忆里割断联系！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回忆起这么几个人物来。同样，我古老的家乡也将很快在我朦胧的记忆中、在俯视和环绕着家乡的一层薄雾中赫然显现，仿佛它已不是真正的地球上的一部分，而是幻景中的一座簇叶丛生的村庄，唯有想象中的居民才居住在它的木头房子里，才在它的简陋的小巷中以及毫无生趣的、单调沉闷的大街上行走。从今以后，它不再是我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我是其他地方的公民了。我的那些善良的同乡并不怎么怀念我，因为——虽然我在他们眼里有些分量，并在我祖祖辈辈居住和安葬的地方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这一直与我的文学创作目标一样宝贵——我在那里从未感受过一位作家为了使脑子里最丰硕的果实成熟所需要的友好气氛。我将在一些陌生人当中干得更好。无疑，这些我熟悉的人没有我也会照样干得很好。
然而，将来的文物工作者也许会在城镇历史上值得纪念的遗址中，指出这是“城镇水泵”
的所在地，这个家族的曾孙们，也许有时会善意地想起这位昔日的拙劣作家。哦，这是多么令人心神荡漾和得意扬扬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