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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外出时，她常常打开碗橱，从餐巾之中，拿出她扔在里面的绿缎雪茄烟匣。
她看着它，打开盖子，甚至闻一闻衬里上马鞭草和烟草混合的气味。这匣子是谁的？……是子爵的吧。说不定是情妇送给他的礼物。这是在一个红木棚架上绣出来的，情妇把绷架当宝贝似的珍藏起来，生怕人家发现。
她在这上面花了多少时间啊！轻柔的卷发吊在绷架上，吊的是刺绣人的重重心事。爱情的气息浸透了绣花底布上的一针一线；每一针扎下的不是希望，就是回忆，这些纵横交错的丝线，不过是在默默无言、不绝如缕地诉说着情人的心而已。匣子绣好后，某天早晨，子爵带走了。当它被放在宽宽的壁炉台上，躺在花瓶和彭帕杜尔座钟之间时，子爵他们议论什么呢？她在道斯特，人家子爵呢，如今在巴黎。在巴黎！巴黎是个什么样子！这名字真是如雷贯耳！她低声重复着这两个字，从中获得乐趣。这名字像教堂的钟声在她耳边回荡，像火炬在她眼前放光，连她的生发油瓶子上的商标也被照亮了。
夜里，鱼贩子们赶着大车，唱着牛至
小调，从她的窗户底下经过时，她总惊醒过来，听着铁箍的车轮在村里的路上隆隆作响，然后出了村口，上了土道，声音很快就变小了。这时，她情不自禁想道：
“他们明天就到巴黎了！”
于是，她的心跟随他们，上坡下岭，穿越村庄，在星光下沿着大路往前走。不知走了多远，到了某个地方，眼前总变得模糊起来，她的想象就中断了。
她买了一张巴黎地图，经常随着在地图上移动的手指，游览京城，沿着一条条大马路信步逛去，走到每个拐角处，走到代表街道的细线交叉处，或者到了代表房屋的白方块前面，就逗留一会儿。
最后，眼睛看累了，她合上眼睑，又见黑暗里路灯光在风中摇曳，一辆辆马车驶到戏院的柱廊前停下，咣当一声放踏板。
她订了一份妇女报纸《花篮》，又订了一份《沙龙仙子》。什么首场公演、赛马和晚会的报道，她都贪婪地阅读，一字不漏。无论女歌手的初次献唱，还是店铺的开张，她都关心。她知道各种新潮时装，知道高级裁缝的地址，知道布洛涅森林和歌剧院有什么节目。她阅读欧仁·苏
，研究他的小说中有关室内家具装饰的描写；她阅读巴尔扎克和乔治·桑，怀着如饥似渴的欲望，寻求想象的满足。甚至在餐桌上她也带着书，夏尔一边吃饭一边和她谈话，而她一页页看书。阅读之中，她常常想起子爵，并且把书里虚构的人物和子爵联系起来。不过，以他为中心的圆圈渐渐扩大，原来集中照在他头上的光环，辐射开来，照耀了更远的空间，照亮了别的梦境。
在爱玛心目中，巴黎比海洋还大，那座城市笼罩于红霞之中，璀璨夺目。在这片汪洋大海里，芸芸众生，错杂生息，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还是可以分成若干部分，分成不同类型的。爱玛只看到其中两三类，便以为它们代表全人类，其实呢，其余的只不过被这两三类掩盖了，她看不见而已。首先是外交家社会：第一类人是外交官，他们踏着闪亮的地板，客厅的墙壁上镶满了镜子，椭圆形的桌面上蒙着金丝绦的天鹅绒毯子。这里有长长的礼服，大大的秘密，微笑掩饰下的焦虑不安。第二类是公爵夫人的社交界，他们脸色苍白，睡到下午四点钟才起床。女人都是楚楚动人的天使，裙子下摆镶了一道英吉利花边；男人都是怀才不遇而毫无作为的平庸之辈，为了寻欢作乐，不惜把马跑得筋疲力尽，到了夏天就去巴德温泉避暑，最后，快到四十岁了，不得不娶一个有钱的继承人了事。第三类人是五彩斑斓、成群结伙的文人雅士，舞台明星，过了半夜，他们才来到酒店餐馆的雅座，在烛光下，吃喝玩乐。他们这类人，花起钱来像国王一样不在乎，雄心勃勃，往往异想天开。他们过的是高人一等的生活，在天地之间，在狂风暴雨之中，他们显得超凡脱俗。至于其余人世，一概不知，没有确切的位置，简直是子虚乌有。而且，离她越近，她越是懒得去想。周围近在咫尺的一切，无论是无聊的田野、愚蠢的资产者，抑或平庸的生活，在她看来，只是世间的一种例外，是她偶然陷入的特殊环境。在这以外，那广海无边的，都是充满幸福和感情的世界。爱玛在自己的向往之中，混淆了物质的享受与心灵的快乐、举止的高雅与感情的高尚。爱情难道不是像珍稀植物一样，需要有适宜的土壤和特定的气候？月下的叹息，长久的拥抱，洒在任你摩挲的手上的眼泪，肉体的骚动和情意的缠绵，凡此种种，都离不开充满闲情逸致的古堡阳台，离不开有着丝绒窗帘和厚地毯的小客厅，离不开枝叶繁茂的盆景和豪华讲究的牙床，也离不开宝石的晶莹和制服的饰带。
每天早上，驿站的小伙计来刷洗马匹，穿着大木屐，进出都经过走廊，工作服破了许多洞，光脚套一双便鞋。家里只雇得起这种穿短裤的小马夫！而且活一干完，他整天就不再来。夏尔从外边回来，自己把马牵进马厩，自己卸马鞍、戴马笼头，而女佣人抱来一捆干草，用尽力气扔进食槽。
爱玛找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一个长相挺温顺的孤女，来接替娜丝塔西（娜丝塔西终于走了，走的时候眼泪像小河一样止不住的流）。她不准小姑娘戴布帽，教她和主人说话要用第三人称
，端送茶水要用托盘，进房要先敲门，还教她熨衣服、浆衣服和伺候女主人穿衣服，一心想把她培养成贴身使女。这位新女仆怕被辞退，服服帖帖，毫无怨言。太太平常总是不锁食橱，小女仆费丽丝黛每晚偷一小包糖，做完祷告，一个人躺在床上吃。
下午，太太待在楼上卧室里，她便去对面和驿夫们闲聊。
爱玛穿着室内便袍，领口敞得很开，交叉的圆翻领之间，露出带褶衬衫，上面有三颗金纽扣；腰间系一根坠着大流苏的绦带，石榴红小拖鞋，有一簇宽带子搭在脚背上。她买了一本吸墨纸、一沓信笺、一支笔和一些信封，尽管她没有什么人要写信。她掸掉摆设架上的浮尘，对着镜子照了照，然后拿起一本书，看着看着走了神，书掉在膝盖上。她渴望去旅行或者回修道院去生活。她又想死，又想住到巴黎去。
夏尔天天骑着马，四乡奔波，风雨无阻。他在农民家吃便饭，把手伸进潮乎乎的被窝，给人放血时脸上溅满温热的血，听病人的喘气声，检查病人的大小便，小心翼翼撩起病人肮脏的内衣。但是，每天傍晚回到家里，等待他的总是一炉旺火，预备好的饭菜，擦得干干净净的家具，还有一位精心打扮、招人喜爱的妻子，浑身上下散发着幽香。他真摸不清那香气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她的皮肤熏香了她的衬衫。
爱玛总是有许多别出心裁的小花样令他着迷，不是花样翻新，给烛台做了个纸托盘，就是给裙子换了一道花边，或者给一个简单的菜，甚至女佣人烧坏了的菜，取一个别致的名字，使得夏尔高高兴兴一扫而光。她在卢昂曾看见一些贵妇表链上坠一串小饰物，自己便也买一串。她还买了一对碧琉璃大花盆，摆在壁炉台上，过了一阵，又买一个象牙针线盒，里面还带一枚镀金的银顶针。这些东西，夏尔不懂得它们的妙处，越是不懂越发觉得迷人。它们为他增添了感官的享受和家庭的温馨，像金粉撒满他人生的小径。
夏尔身体好，气色好，在乡下已经有了名气。老乡们都喜欢他，因为他没有架子，见到孩子就抚摩两下，从来不进酒店，而且言行检点，值得信任。他最拿手的，是治伤风感冒和胸部疾病。其实呢，考虑到人命关天，一般他只不过是开些镇静剂，偶尔也开点呕吐剂，再就是烫烫脚、放放血而已。他倒是不怕做外科手术，给人放血，一针下去，像给马放血一样；拔起牙来，那股狠劲，简直是个“铁腕子”。
为了了解信息，他订了一份《医学集锦》。这是新出的一种期刊，他收到过出版广告。吃过晚饭，他总要读一读。但房间太暖，加上吃得过饱，才读五分钟，就瞌睡上来，下巴落在手上，头发马鬃般搭到灯台上。爱玛看他一眼，耸耸肩膀。要知道，有些男人，好学不倦，默默耕耘，夜夜伏案著述，最后熬到六十岁，虽然疾病缠身，但不合身的燕尾服上挂上了一排勋章。她怎么就没有嫁到这样一个丈夫呢？她巴不得包法利这个姓——她现在姓这个姓——显赫起来，在书店公开陈列，在报上经常出现，在全国家喻户晓。可是，夏尔半点雄心壮志也没有！前不久，伊沃托一位医生和他一起会诊，竟然就在病床前，当着病人家属的面，几乎弄得他下不了台。晚上他把这件事讲给爱玛听，爱玛气坏了，大骂他那个同行。夏尔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她前额上吻了一下。但她屈辱得气都透不过来，恨不得打他一巴掌。她去走廊里推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让自己平静下来，咬住嘴唇，低声说：
“真是没出息！真是没出息！”
还有让她更生气的：夏尔随着年龄的增长，动作越来越迟缓，吃果盘的时候，拿空瓶塞子切着玩，吃过饭，用舌头舔牙齿，喝汤时，喝一口，咕噜一声，人开始发福了，面颊虚胖，本来就显小的眼睛，仿佛被挤向了太阳穴。
有时，爱玛不是帮他把线衫的红边掖到坎肩底下，就是帮他正正领带，或者手套旧了，他还想戴，被她夺过来扔到一边。这一切，并非像夏尔所想的，是为了他，而是为了她自己，是出自膨胀的自私心理，是精神烦躁的表现。有时候，她也对夏尔讲讲她读过的东西，例如一本小说或一个新剧本中的一段情节，或者报纸副刊登载的上流社会逸闻，因为夏尔毕竟随时准备洗耳恭听，而且无论什么都表示赞同。她对自己的猎兔犬，不就是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吗？就是对壁炉边的劈柴，对座钟的摆锤，她也有话要倾诉呢！
然而，在心灵深处，她时时期待着某种事变。她睁大一双绝望的眼睛，在自己孤寂的生活中搜索，就像遇难的水手，遥望水雾蒙蒙的天边，寻找一叶白帆。她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样的机遇，不知道什么风能把机遇吹到她跟前，会把她带到什么岸边，也不知道是一叶扁舟还是一艘大船，它满载的是忧患还是幸福。但是每天早晨，她一醒来就希望当天会出现奇迹，伸长耳朵聆听着各种声音，然后翻身爬起来，可是总不见机遇到来，心里好生奇怪。于是夕阳西下，又增添几分惆怅，把希望寄托于明天。
春天又来了，梨树开花，天气转暖，她心头感到阵阵憋闷。刚到七月，她就扳着指头计算，还有多少个星期才到十月，暗暗希望昂戴维里耶侯爵会在沃比萨尔再举行一次舞会。可是，整个九月份过去了，既没收到信，也没有人登门拜访。
她陷入失望的情绪里，无聊至极，心又变得空虚了，于是同样的日子，无尽无期地重新开始。
如今，这种日子一天接一天，天天一个样，数也数不清，什么也没带来！别人的生活，不管怎样平淡，起码总有可能发生点什么事，哪怕一个偶然事件，有时也会引发无穷的波折，使局面改观。可是她呢，什么也没发生。这是上帝有意安排的！未来就像一条黑乎乎的走廊，里端的门关得死死的。
钢琴她也不弹了。弹它做什么？有谁听？她永远不会有那样的机会：在一次音乐会上，身穿短袖天鹅绒长袍，坐在一架艾拉尔钢琴前，灵巧的十指弹着象牙琴键，听众的赞叹声微风般在身边荡漾。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潜心练习！至于纸样和编织，她统统扔进了衣柜。有什么用？有什么用？缝纫也令她气恼。她自言自语道：
“书，我也读够了！”
她无所事事，不是拿火钳烧得红红的，就是看窗外落雨。
星期天，当晚祷钟敲响时，她多么惆怅！她恍恍惚惚，听着那一下接一下的钟声。屋顶上，有一只猫拱起背，在黯淡的夕照下慢吞吞地走动。风在大路上扬起阵阵尘土，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犬吠，一下一下间歇均匀的钟声，单调地回荡着，最后消失在田野上。
人们相继走出教堂。妇女们穿着打蜡的木屐，男人们穿着新工作服，孩子们光着头，在大人前面蹦蹦跳跳。人家都往家里走，只有五六个人，而且总是那几个，不急于回家，在客栈大门口玩打瓶塞的游戏，一直玩到天黑。
冬天寒冷，每天早晨，窗玻璃结满了霜花，像毛玻璃，透进来的阳光灰白灰白的。有时整天灰蒙蒙的，一到下午四点钟，就得掌灯。
遇到好天气，爱玛就下楼去花园。露水给白菜叶子裹上了银边，还有一根根晶莹的长线，从一棵白菜拐到另一棵白菜。听不到鸟语，仿佛一切还没有睡醒，墙边的果树裹上了稻草，葡萄藤像生病的大蛇，盘曲在墙根。走近了，看见有不少的多足虫在墙根乱爬。篱笆旁边的云杉底下，戴三角帽的神父读着经书，但右脚早掉了，而且由于霜冻，石膏剥落，脸上留下一片片白癣。
没过多久，爱玛便又上楼，将门一关，拨拨炭火，被火炉的热气烤得浑身酥软，感到烦恼更沉重地向自己压来。她何尝不想下楼去与女佣人聊聊天，可是碍着面子，又打消那念头。
每天同一时间，戴黑缎帽的小学教师，推开他的住宅的护窗板，乡警制服上挎着刀，从大路上经过。一早一晚，驿马三匹一组，穿街而过，去池塘里饮水。一家小酒店的门铃，有时会响上一两声，只要起风，就听得见理发店的两根铁杆夹着几个小铜盆的招牌，嘎吱作响。为了装饰店面，玻璃窗上贴了一张旧时装招贴画，窗台上放着一尊黄头发女人半身蜡像。理发师也叫苦连天，哀叹生意停滞，前景惨淡，渴望去大城市开业，例如去卢昂，离戏院不远的码头，那地方就不错。他成天愁眉苦脸，在村公所和教堂之间游来荡去，等待顾客。包法利夫人一抬头，总望见他在那里，像一个值勤的哨兵，歪戴着希腊式无边软帽，穿着厚实的毛料上衣。
下午，起居室窗外有时会出现一个男人的脑袋，紫铜色面孔，黑黑的络腮胡子，脸上挂着微笑，又从容，又爽朗，又甜蜜，露出洁白的牙齿。接着就响起了华尔兹舞曲。手摇风琴上面，有一间小客厅，手指般高的人在里面翩翩起舞：缠玫瑰红头巾的女人，穿礼服的狄洛耳
人，穿黑燕尾服的猴子，穿短套裤的绅士，一齐旋转起来，在安乐椅、长沙发和茶几之间不停地转呀转。背后有些对角用金纸粘牢得小镜子，镜子上反映出他们的舞姿。那人一边摇动曲柄，一边左顾右盼，还往窗户里张望。他不时朝墙脚石上唾一口黏黄的老痰，同时用膝盖顶住琴箱，因为硬皮带勒得肩膀生疼。琴匣前面，有一排阿拉伯式小铜柱，上面绷一块粉红色塔夫塔绸帘。有时，就从那绸帘后面，呜呜地飘出阵阵音乐，时而凄切舒徐，时而欢乐急促。全是在别处，在舞台上经常演奏的曲子，在沙龙里歌唱的曲子，在夜晚的烛光下伴舞的曲子。这些上流社会的回声，一直传到爱玛的耳朵里。舞曲一首接一首，无止无休，在她的脑海里回荡；她的思想，就像在彩花地毯上起舞的印度舞姬，随着音符跳跃，飘忽无定，把她带进一个个梦境，也引来一阵阵忧伤。那人摘下帽子，接住人们扔过来的铜板，然后拉下旧蓝呢罩子，拎起手摇风琴往背上一扛，就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爱玛目送他离去。
爱玛最不能忍受的，还是吃饭的时刻。楼下那间小餐厅，炉子冒烟，门吱嘎乱响，墙壁渗水，石板地面总是湿漉漉的。在她看来，人生的悲酸，统统盛在她面前的餐盘里。肉汤的热气，会勾起她心灵深处种种令人恶心的联想。夏尔吃饭总是慢吞吞，而她呢，她要么就是一点一点地啃榛子，要么就是双肘支在桌子上，用餐刀尖在漆布上划道道消遣。现在，家务事爱玛统统撒手不管了。四旬斋期间，老包法利夫人来道斯特住了几天，看到她的变化，很是诧异。可不是吗，过去她那样细心，那样讲究，如今成天不注意衣着打扮，穿灰线袜，点土蜡烛，还口口声声说应该节俭，因为他们不富有，并声称她生活得很愉快，很幸福，她很喜欢道斯特这地方，等等。还说了其他许多漂亮话，目的无非是堵住婆婆的嘴。再说，婆婆的意见爱玛似乎也不想再听。甚至有一次，老包法利夫人壮起胆子，谈起主人应该监督仆人，让他们安分守己，爱玛一听，气哼哼白了她一眼，还伴随一声冷笑，老太太吓得再也不敢提这类话。
爱玛越来越乖戾任性。她吩咐为她做几样菜，菜做好了，连碰也不碰。一天只喝新鲜牛奶，第二天却只要几杯粗茶。她经常赌气不出房门，临了又嫌气闷，把所有窗户全打开，换上薄薄的衣衫。她责骂女佣人，过后又送她礼物，或让她去邻居家散心。有时，她把钱包里白花花的银币，统统倒给穷人，尽管她心肠并不善良，不容易对别人产生同情，正如大多数农村出身的人，灵魂深处始终保留着某种东西——类似他们父辈手上的老茧那样的东西。
将近二月底，鲁俄老爹念着女婿为他医好腿的情分，亲自送来一只又大又肥的火鸡，在道斯特住了三天。夏尔天天外出看病，便由爱玛在家陪他。鲁俄老爹在卧室里抽烟，往柴架上吐痰，闲聊起来总离不开庄稼、牛犊、奶牛、家禽和乡镇议会，所以他一走，爱玛关上门时，竟有一种轻松感，连她自己也感到吃惊。此外，如今她再也不掩饰对任何事、任何人的蔑视态度，有时故意发表一些古怪议论，抨击大家赞成的东西，称道不合常情、伤风败俗的东西，常常使她的丈夫目瞪口呆。
这种不幸的处境，难道会永远继续下去，难道就永远摆脱不掉吗？然而，瞧瞧那些生活幸福的女人，哪一个她比不上！在沃比萨尔，她就看见过一些公爵夫人，体态比她臃肿，举止比她平庸。她责怪上帝不公，常常头倚墙壁，独自落泪。她向往不平静的生活，向往晚会，向往放荡不羁的快乐，向往醉生梦死的追求——这一切都是她未曾体验而该享受的。她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常常感到心跳加速。夏尔让她服缬草根汤，洗樟脑水澡。可是，这种种努力，似乎更使她烦躁不安。
某些日子，她极度兴奋，特别唠叨，随后立刻陷入委顿之中，一个人待着不动，也不说话，直到自己往胳膊上洒一瓶科伦香水，才恢复过来。
由于她时时抱怨道斯特不好，夏尔心想，她的病根也许是环境的某种影响。他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便开始认真考虑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从这时起，爱玛常常喝醋，想让自己变瘦，结果得了干咳的小毛病，而且一点食欲也没有了。夏尔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离开他居住了四年，开始“站稳脚跟”的道斯特。这的确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把她带到卢昂，去看他过去的一位老师。老师说，爱玛得的是神经病，应该换换空气。
夏尔到处打听，了解到新堡区有个富庶大镇，名叫永维寺。那里的医生是个流亡的波兰人，上星期去了别处。夏尔赶紧给当地的药店老板写了一封信，询问镇上有多少人口、离得最近的同行距镇子有多远、前任每年收入多少等。得到的回答令人满意，所以他决定开春就搬家，如果爱玛的身体不见好转的话。
为准备搬家，爱玛收拾抽屉，不小心手指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原来是她的结婚花束上的铁丝。那些橘花蒙上了灰尘，已经发黄，软缎带的银色绲边也开了线。她拿起花束扔进火里。花束立刻燃烧起来，比干草还快，不一会儿，就像一把红红的灌木枝条躺在灰堆上，慢慢地焚化。爱玛看着它燃烧着，硬纸小果一个个爆裂，黄铜丝一根根扭曲，缎带化为灰烬，纸花瓣慢慢卷曲，像一只只黑蝴蝶贴着炉膛壁飞舞，最后从烟囱里飞走了。
三月间搬离道斯特时，包法利夫人已经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