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读《论语》必兼读注。历代诸儒注释不绝，最著有三书。一、何晏《集解》，网罗汉儒旧义。又有皇侃《义疏》，广辑自魏迄梁诸家。两书相配，可谓《论语》古注之渊薮。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学家言，大体具是。三、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清代考据家言一结集。

何氏《集解》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宋以前人读《论语》，大率必读此书。明、清两代以朱《注》取士，于是读《论语》必兼读朱《注》，已八百年于兹。朱《注》不能无误，清儒考据训诂之学度越前人，朱《注》误处均经发正。而清儒持汉、宋门户之见过严，有朱《注》是而清儒刻意立异，转复失之者。其所驳正，亦复众说多歧，未归一是。又考据家言，辞烦不杀，读者视为畏途。故今社会流行，仍以朱《注》为主。

民国以来，闽县程树德为《论语集释》，征引书目，凡十类六百八十种。异说纷陈，使读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归趋。搜罗广而别择未精，转为其失。故《论语》虽为一部中国人人必读书，注《论语》者虽代不乏人，而就今言之，则仍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

此余之《新解》所由作也。

为《论语》作新解，事有两难。异说既多，贵能折衷，一也。

《论语》距今两千载以上，何晏《集解》距今一千七百年，朱《注》距今八百年，刘氏《正义》距今亦一百六十年。时代变，人之观念言语亦多随而变。如何用今代之语言观念阐释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遗训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悦而解，二也。

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然众说势难备列。程氏《集释》篇幅凡百四十万字，而犹多遗漏。本书所采，亦多越出程书之外者。然若专举一说，存以为是，又使读者不知有古今众说之异，亦无以开其聪明，广其思路，而见义理之无穷。且一说之是，初不限于一人之说。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亦有当兼采三家四家之说斟酌和会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众说，凡所采摭，理当记其姓名，详其出处；一则语见本原，一则示不掠美。然就读者言之，则贵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论语》之本义。大义既得，乃加沉潜反复之功。若注文一一称姓名，列篇题，又势必照录原文。原文义旨未尽，复须重加阐发。遇折衷诸家，则必条列诸家之说于前，续加融贯之文于后。此可以显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实无益于读者之精契与密悟。

《新解》旨取通俗，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体求简要，辞取明净，乃不得不摆脱旧注格套，务以直明《论语》本义为主。虽违前轨，亦具微衷。抑如朱《注》，义诂事据，多本汉儒，亦不逐一标明。惟引宋儒之说，始必著其姓氏，以见其为一家之解。余书非欲成一家言，仅求通俗易诵览，自不必一一征引出处。傥读者必欲追寻本原，则上举三书与程氏之《集释》具在，循此踪迹，宜可十得七八。纵欲掠美，实亦无从尔。

抑余之为《新解》，亦非无一二独得之愚，越出于先儒众说之外者。然苟非通观群言，亦无以启发新知。众说己见，既如水乳之交融，何烦泾渭之再辨。且作注如筌蹄，意在得鱼兔。鱼兔既获，筌蹄可弃，故亦不一一标出也。

本书最先属稿在一九五二年春，当时力求通俗，专用白话。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复悔之。意谓解《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

欲以通俗之白话，阐释宏深之义理，费辞虽多，而情味不洽。又务为浅显，骤若易明，譬如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减。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虽读者或多费玩索之功，然亦可以凝其神智，而浚其深慧。惟苦冗杂少闲，乃遂搁置。

嗣于一九六〇年赴美讲学耶鲁。课务不迫，乃决意改撰，获成初稿。自美归后，又络续修订，前后三年，粗溃于定。惟体例则一仍最先之旧。先原文，次逐字逐句之解释，又次综述一章大旨，最后为《论语》之白话试译。全书篇幅，当不出三十万字。其果可以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矣乎？其果能折衷群言而归于一是矣乎？作者才力所限，谨以待读者之审正。

一九六三年十月钱穆识于沙田和风台寓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