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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四点钟从部里回来，但是，正如经常的那样，并没来得及进房间看她。他径直走进书房去见等在那里的请愿者们，签了秘书带来的几份文件。晚饭时（总是有两三个人来卡列宁家里吃饭）人们来了：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的老表姐，一位司长与他的妻子，以及一个年轻人，是介绍给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手下任职的。安娜走进客厅，来招待他们。五点整，彼得一世的青铜大钟还未敲到第五下，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便扎着白领带，穿着佩戴着两颗星徽的晚礼服出来了，因为晚饭后他马上就得出门。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生活中的每分钟都被占用和分配掉了。而为了赶着做完他每天必须做的事情，他表现出最为严格的精确性。“既不匆忙也不歇息。”——这就是他的座右铭。他走进来，揉着额头，向大家点头致意，连忙坐下，朝妻子微笑着。
“是啊，我的孤独生活结束了。你都不会相信一个人吃饭是多么别扭（他着重强调“别扭”这个字眼）。
吃晚饭时他跟妻子说了说莫斯科的事情，带着嘲讽笑容问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过主要谈的还是些共同的话题，有关彼得堡的公务和社会上的事情。晚饭后他跟客人们待了半个钟头。然后，再次面带微笑与妻子握了握手，便出门去委员会了。安娜这一次既没有去贝特茜·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家——她听说安娜回来了便请她参加晚会——也没有去剧院，今晚她在那儿还有包厢。她没外出主要是因为她打算穿的衣服没有准备好。总之，客人走后安娜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装，感到很是恼火。在去莫斯科之前，她，在穿不太昂贵的衣服方面大体上是个行家，把三件衣服拿给女裁缝改做。衣服要改得看不出来，而且三天前就该做好了。结果是，两件衣服根本没有做好，而另一件也没改成安娜想要的样子。女裁缝前来解释，强调说改成这样更好，安娜大为光火，以至于她后来都羞于回想。为了完全冷静下来，她去了育儿室，整晚都跟儿子待在一起，亲自安顿他睡觉，划过十字，又给他盖上被子。她很高兴自己没去任何地方，好好过了一个晚上。她是那样轻松和平静，那样清楚地看到，她在列车上想象得那么重要的一切，不过是上流生活的一件平常而无关紧要的事情，她无论对任何人，还是对自己都没什么可羞愧的。安娜拿着一本英文小说坐在壁炉旁边等待丈夫。九点半整便听到他的门铃声，接着他便走进了房间。
“终于是你！”她说，朝他伸出手去。
他吻了她的手，在她身边坐下。
“总的来说，我看出来你这次出行是成功的。”他对她说。
“是的，非常成功。”她答道，开始从头跟他讲起：她与弗隆斯卡娅的旅行，她的到达，列车上发生的事。然后把自己怜惜的感受告诉他，先是怜惜哥哥，然后又是多丽。
“我不认为可以原谅这样的人，虽然他是你的哥哥。”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严厉地说。
安娜笑了笑。她明白，他说这些话是为了表示，亲戚关系的考虑不能阻止他表达自己真诚的意见。她知道自己丈夫的这种特质，也很喜欢这一点。
“我很高兴一切都圆满结束，你也回来了。”他继续说，“哦，关于我在委员会里通过的新法案，那边都说了什么？”
安娜没听到任何有关这个法案的事，她感到惭愧，她竟会如此轻易忘记对他那样重要的事情。
“在这边，正好相反，这引起了很大反响。”他带着自满的微笑说。
她看出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想把这件让自己高兴的事告诉她，她便用各种问题引着他说下去。他还是带着那种自满的微笑讲起他由于这项法案的通过而博得的喝彩。
“我非常、非常高兴。这就证明，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终于开始确立合理而坚定的观点。”
就着奶油和面包喝完第二杯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起身去自己的书房。
“你什么地方都没去，大概觉得很无聊吧？”他说。
“哦，没有！”她回答说，跟着站了起来，陪他穿过客厅去书房，“你现在读什么书？”她问道。
“现在我在读利尔公爵的Duc de Lille, Poésie des enfers
，”他回答，“非常出色的一本书。”
安娜笑了笑，就像人们笑对所爱的人的弱点那样，然后，她挽着他的手，陪他走到书房门口。她知道他的习惯，晚上读书已经成了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她知道，尽管公职几乎吞掉他的全部时间，但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关注知识领域发生的所有值得注意的事件。她也知道，实际上他感兴趣的是政治、哲学、神学书籍，从他的天性上看，艺术和他格格不入。但是，尽管如此，或者不如说正因为如此，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从不放过这方面的任何引起反响的事情，认为自己有义务什么都读一读。她知道，在政治、哲学、神学方面，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有所疑问或者有所探寻；但在艺术和诗歌，尤其是在他完全缺乏理解的音乐问题上，他持有最确定最坚执的见解。他喜欢谈论莎士比亚、拉斐尔、贝多芬，谈论诗歌和音乐中新流派的意义，这些他都按照十分清晰的顺序加以分类。
“哦，上帝保佑你。”她在书房门边说，房内已经在扶手椅旁为他准备了蜡烛罩和一瓶水，“我要去给莫斯科写信。”
他握了一下她的手，再次吻了她。
“毕竟他是个好人，诚实、善良，在自己的领域里很出色。”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安娜对自己说，好像在某个人面前为他辩护，这个人在指责他，还说不能去爱他，“可他的耳朵怎么那样奇怪地突出来！或者是因为他理发了？”
十二点整，安娜仍然坐在写字台前，写完给多丽的信时，只听见一阵穿着便鞋的平稳脚步声，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洗了脸，梳了头，胳膊下夹着一本书，走到她面前。
“到时候了，到时候了。”他说，带着特别的微笑，走进卧室。
“他有什么权利那样看他？”安娜想道，回忆起弗隆斯基望着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的眼神。
脱掉衣服，她走进卧室，但在她的脸上不仅没有了在莫斯科的时候，从她眼睛和微笑中迸发出的那种活力，相反，现在她内心的火焰似乎已经熄灭，或者在某个遥远的地方藏匿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