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给一位年轻诗人的信中写到：“您大部分作品中体现出的精准韵律，您对声韵原则的忠实，以及将亚历山大·勃洛克 所说的‘上行’发挥到极致，都令我感到极为亲切。如果您去读我最新的作品，您会发现我也同样深受影响，不过我们必须努力做到，正如亚历山大·勃洛克的作品一样，这支曲调悠然响起，至为明晰地揭示、体现和表达出隐于其中的思想，而不应仅仅是些缥缈的余音，起初魅惑了我们，随即风飘云散，消逝成为无关痛痒的回音。”

一月我到达了莫斯科，十天后，我决定去拜访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我的双亲与他相识多年，从他们那里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他的传闻；早在孩提时代我就听过他的诗，我很喜欢。

我的双亲和其他仰慕帕斯捷尔纳克的人托我带信和小礼物给他。到了莫斯科，我才发现帕斯捷尔纳克没有电话。我打消了写张便条的念头，那样未免过于不近人情。面对大量的采访要求，我怕他会一概加以拒绝。暗访一位如此知名的人士真是要花很多的心思，我担心近年来的帕斯捷尔纳克不复是他的诗歌在我心目中建立起来的形象——抒情冲动，而首先是青春洋溢。

我的父母说过，他们一九五七年去见帕斯捷尔纳克，就在他获得诺贝尔奖前夕，当时每逢周日他会举办家庭招待会，这是俄罗斯作家的传统。移居国外的俄国人沿袭了这一做法。记得豆蔻年华的我在巴黎时，曾在星期天下午随父母去拜见作家列米佐夫和著名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

在莫斯科的第二个星期天，我突然决定前往佩列杰尔金诺 。这一天阳光明媚，在我居住的市中心新雪初霁，与克里姆林宫的金色圆顶交相辉映。街头满是观光者，这些城外的家庭像农民一样结伴步行来到克里姆林宫。许多人捧着几束新鲜的含羞草——有的时候只带着一个枝杈。冬天的周日，通常会有大量的含羞草被运送到莫斯科。俄罗斯人买下来互相赠送，或者仅仅是手持含羞草，仿佛是为了表示那一天的庄严和肃穆。

虽然我知道莫斯科近郊有一班基辅站始发的电车，但还是决定乘出租车去佩列杰尔金诺。尽管知情的莫斯科人一再警告，帕斯捷尔纳克不愿接待外国人，我还是突然十万火急地要赶到那里，我准备把口信捎去，或许和他握一下手就打道回府。

出租车司机是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同各地的出租车司机一样神神叨叨的，他向我保证自己非常熟悉佩列杰尔金诺，沿基辅高速开上大约三十公里就能到。费用约三十卢布（约合三美元）。他似乎觉得，在阳光如此灿烂可爱的日子里坐他的车过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但司机自诩的认路原来是吹牛，很快我们就迷路了。我们沿着四车道高速公路平稳行进，路上没有积雪，也没有广告牌或者加油站。倒是遇到几块内容详尽的路标，却也没有把我们指引到佩列杰尔金诺，于是路上无论碰见谁，我们都要停下来问路。每个人都很友善，乐于助人，但看上去没人知道佩列杰尔金诺。我们沿着一条冻得硬邦邦的没铺过柏油的土路，穿过茫茫无际的雪野行驶了很久。最后，我们驶入一座村庄，它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与莫斯科郊外的大型崭新公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低矮古朴的木屋散落在笔直的主路两边。一匹马拉雪橇从旁掠过，包着头巾的妇女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座小木教堂附近。我们发现这个镇子离佩列杰尔金诺已经很近了。车子穿过茂密的常青树林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行进，十分钟后，我来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房前。我曾经在杂志上见过房子的照片，突然它就出现在我的右边：棕色的房子，带有飘窗，坐落在斜坡上，背靠一片冷杉林，俯瞰着我们偶然踏入镇子的这条小路。

佩列杰尔金诺是个住户疏疏落落的小镇，在正午明媚的阳光下看上去热情好客而又欢欣鼓舞。据我所知，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常年生活在这里，住处由当局为他们提供，可以享用终生，苏联作家协会还为作家和记者开办了一家大型疗养院。但镇子里还住着一些小手艺人和农民，这里丝毫没有“文雅”的气息可言。

楚科夫斯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儿童文学作家，住在一栋舒适而好客的房子里，房间里陈列着一排排的书架——他为镇上的孩子们开办了一座小小的可爱的图书馆。康斯坦丁·费定，在世的俄罗斯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住在帕斯捷尔纳克隔壁。他目前担任作家协会秘书长，这个职务先前由亚历山大·法捷耶夫长期担任，他也住在这里，直到一九五六年辞世。后来，帕斯捷尔纳克带我看过伊萨克·巴别尔的故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他在此被捕，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帕斯捷尔纳克的房前是条弯弯曲曲的乡间羊肠小道，蜿蜒通向山下一条小溪。在那个阳光和煦的午后，山上挤满了滑雪和坐雪橇的孩子，他们穿得鼓鼓囊囊的，活像泰迪熊。房子对面是一大片被栅栏围起的空地，那是人们夏天耕种的公地，如今成为一片白色的莽原，山上的一座小公墓耸立在那里，有点像从夏加尔画作中走出来的背景。坟墓被漆成湖蓝色的木栅圈起来，十字架以各种奇怪的角度树立着，明亮的粉红色和红色的纸花半埋在雪里。这是一座欢愉明快的公墓。

这所房子带有门廊，看起来好像四十年前的美式木屋，不过屋后的枞树却标记出它的俄式风格。冷杉密集地生长在一处，好似深山老林，其实镇上只有小片这样的枞树林。

我给司机付了钱，随后惴惴不安地推开那道将庭院和小路隔开的门，走到幽暗的房前。小门廊的尽头有扇门，门上钉着一张英文字条，纸已发黄，且已撕破，上面写着“我在工作。我不见任何人，请走开”。片刻犹豫后，我选择视而不见，主要是因为字条看上去很旧，还因为我手中拿着需要转交的小包裹。我敲了敲门，几乎就是同时，门开了，开门的正是帕斯捷尔纳克本人。

他戴着一顶阿斯特拉罕羔皮帽。人出奇地帅气，高高的颊骨、黑黑的眼睛，加上这顶皮帽子，仿佛是从俄罗斯童话中走出来的人物。旅途中积聚起来的焦虑，此刻突然烟消云散，好像我从未真正怀疑过能否见到帕斯捷尔纳克似的。

我做了自我介绍，奥尔佳·安德烈耶夫，是瓦季姆·列昂尼多维奇的女儿，我使用的是我父亲半正式的名字。前面是他的教名，后面是祖父的名字。祖父列昂尼德 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和剧作家，著有《挨耳光的男人》《七个绞刑犯的故事》等作品。在俄国，安德烈耶夫是个相当常见的姓氏。

帕斯捷尔纳克沉思了片刻，才醒悟过来我是从国外来拜访他的。他极其热情地向我问候，双手握住我的手，询问我母亲的身体健康，我父亲的写作状况，还问我什么时候离开巴黎的。他仔细地端详着我的脸，寻找着家族相像的痕迹。他正打算出门打几个电话，如果我晚来一会儿，也许就见不到他了。他要我陪他一程，只要到第一站——作家俱乐部即可。

帕斯捷尔纳克做外出准备的工夫，我有机会打量起我走进的这间陈设简单的餐厅。从踏进屋里的那一刻起，我就惊诧于它酷似我昨天参观的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故居。简朴而又好客的气氛，我想应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家庭的特征。家具很舒适，但是老旧而又朴实无华。这些房间是用于私人招待、儿童聚会以及书斋生活的理想处所。尽管这些房子在各自所处的时代都极为简朴，托尔斯泰的住宅比帕斯捷尔纳克的大些，也更雅致，但相同之处都是不讲究外表和排场。

通常，进入帕斯捷尔纳克的房间需要穿过厨房，那里有个笑容可掬的小个子中年厨师，帮助客人扫掉衣服上的雪。然后来到有飘窗的餐厅，飘窗旁摆放着天竺葵。墙上挂着作家的父亲、画家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的木炭画作品，有写生画和肖像画，可以辨认出托尔斯泰、高尔基、斯克里亚宾 和拉赫马尼诺夫 的肖像。还有儿时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弟弟妹妹的速写，以及戴着大宽檐帽蒙面纱的妇人画像……这正是帕斯捷尔纳克早年记忆中的世界，是他年少时爱情诗歌的世界。

帕斯捷尔纳克很快就准备停当出发。我们走进灿烂的阳光，穿过房后的常青树丛，积雪很深，直往我的矮腰靴子里钻。

很快我们上了大路，虽然不得不提防容易滑倒的凶险莫测的冰面，但走起来舒服多了。帕斯捷尔纳克阔步前行，他只会在特别危险的地方抓住我的手臂，余下的精力则专心致志地和我谈话。散步已然成为俄罗斯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像喝茶或者关于哲学的长篇大论一样，他显然喜欢散步这种生活方式。我们通往作家俱乐部的这条路，明显兜了一个很大的圈子。路程走了大约四十分钟。起初他详尽地阐述翻译的艺术，谈话的过程中，不时会停下来向我询问法国和美国的政治局势以及文学状况。他说自己很少读报。“最多削铅笔的时候，瞥一眼接碎屑的报纸。去年秋天，我就是这样才得知阿尔及利亚险些发动了反对戴高乐的兵变，而且苏斯戴尔 下了台——苏斯戴尔下了台。”他重复了一遍自己大致的翻译，既强调对戴高乐裁决的赞同，也突出了“苏斯戴尔”和“下台”之间发音的相似 。看来实际上他对海外的文学生活了如指掌，对此似乎也充满了极大的兴趣。

帕斯捷尔纳克的谈吐和他的诗歌作品有相似之处，既充分地运用双声修辞手法合辙押韵，又充满了独特的意象，从最初的一刻起就令我非常着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用音乐的方式将词语彼此联结，但丝毫没有做作的痕迹，也不会牺牲所要表达的准确词义。对于熟稔帕斯捷尔纳克俄语诗歌的人来说，与他交谈是令人难忘的经历。他的词语极富个人色彩，让人觉得对话是诗的延续和阐释，是一场激情迸发的演讲，语词和意象滚滚而来，一浪推进一浪，越来越强劲有力。

后来，我提及他话语中的音乐特质。“写作和谈话一样，”他说道，“语词的音乐从来不仅仅是声响。它不是由元音和辅音的和谐形成的，而是由言语与意义之间的关联所产生的，而意义——也就是内容——必须始终处于统领的地位。”

我常常难以相信，自己是在同一位七十岁的老者交谈。帕斯捷尔纳克看上去非常年轻，身体健康。这种年轻有些怪异和令人生畏，好像某种物质——是艺术吗？——融入他的灵肉，让他永葆青春。他的举止俨然一副年轻人的模样——他的手势，他向后甩头的动作。他的朋友，女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曾经写道：“帕斯捷尔纳克看起来既像一个阿拉伯人，又像阿拉伯人的马。”的确，由于帕斯捷尔纳克黧黑的面色以及有些古典的面容，他的面庞确实带有阿拉伯人的五官特征。有时，他似乎突然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的面孔，以及他整个人格产生的影响，便瞬间好像收敛起来，闭口不言，半合上微斜的棕色的双眼，转过头去，隐约让人联想到一匹却步不前的马。

莫斯科有些作家对我说，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自恋的人，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他并无交往。我在莫斯科逗留的那几天，还有人对我描述了许多和这种说法相矛盾的事情。帕斯捷尔纳克似乎是一个活着的传奇——有的人奉他为英雄，有的人则视他为卖身投靠于俄国敌人的叛徒。作家和艺术家对他的诗歌普遍怀有强烈的崇敬之情，而为其带来最大争议的似乎是《日瓦戈医生》的同名主人公。“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个毫无生趣的过气文人罢了。”一位著名的年轻诗人评论道。而这个年轻人思想非常自由开明，还狂热地崇拜着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

无论如何，我发现关于帕斯捷尔纳克以自我为中心的指责实属无稽之谈。恰恰相反，他似乎对于周围的世界一清二楚，对身边人些微的情绪变化都关照有加。很难想象还有比他更善解人意而又健谈的人。他能立刻领会最难以捉摸的念头，与他交谈非常轻松，丝毫都不沉闷。帕斯捷尔纳克问起我父母，虽然他同他们只见过几面，却记得关于他们的点点滴滴，乃至他们的喜好。对于他所喜欢的我父亲的一些诗歌，他的记忆惊人地准确。他想了解我认识的作家——巴黎的俄国人，以及法国人和美国人。他对美国文学表现出格外的兴趣，虽然他只知道几位重要作家的名字。不久我就发现，让他像我希望的那样谈谈自己，很难。

我们漫步在阳光之下，我告诉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引发了人们何其浓厚的兴趣和狂热的崇拜；即便我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英文译本并未完全再现他作品的本来面貌。

“是的，”他说，“我知道大家感兴趣，我格外地开心，并引以为荣。我收到了大量询问我作品的海外邮件。其实，这还真是不轻的负担，因为我得回复所有的信件，但为了保持同境外的联系，这又是不可或缺的。至于《日瓦戈医生》的译者，不要苛责他们。这不是他们的错。就像世界各地的译者一样，他们是要再现作品的字面意思，而非作品的格调——当然重要的恰恰是格调。实际上，唯一有趣的翻译是翻译经典作品，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就当代作品而言，鲜有翻译的价值，尽管翻译起来也许不费什么力气。你说你是画家，好吧，那么翻译很像临摹。想象一下你在临摹马列维奇 的一幅画，是不是很无聊？我在翻译捷克著名的超现实主义作家奈兹瓦尔 时，就感觉枯燥无味，如同嚼蜡。其实，奈兹瓦尔的作品并不差，只是这部二十年代的作品太过时了。我答应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再加上自己的往来信件，占用了我太多太多的时间。”

——奥尔佳·卡莱尔，一九六〇年

《巴黎评论》： 寄给您的邮件您能收到吗？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目前所有的邮件我都收到了，寄给我的每一样东西，我认为是这样。邮件好多——我很高兴，尽管太多了，还必须逐一回复，真是有些不堪重负。

你可以想象，有些关于《日瓦戈医生》的信是相当荒谬的。最近法国有位撰写关于《日瓦戈医生》评论的人，向我索要小说的写作计划。我猜想按部就班的法国人难以理解这部作品……这有多蠢，因为这部小说的构思是由附诗勾勒出来的。这也是我把诗歌与小说一并发表的部分原因。它们令小说更丰满，更充实。出于同样的考虑，我运用宗教象征的手法，让这本书读起来温暖而亲切。现在一些批评家沉迷于这些象征符号——其实它们在书中的作用跟屋里的炉子一样，是为了取暖，他们想让我公开表态，然后爬进炉子里去。

《巴黎评论》： 您读过埃德蒙·威尔逊评论《日瓦戈医生》的文章吗？

帕斯捷尔纳克： 是的，我看过了，感谢他的洞察力和理解力，不过你要知道这本小说不能按照神学原则来评判。我对世界的认知从未放弃。生活不断提供新的素材，作家要做到生命不息，笔耕不止。我厌恶不顾一切的固执己见。周围的生活在不断变化，我相信人们应该因此尽量改变自己的成见——至少每十年改变一次。像伟大的英雄一样献身于自己的成见不是我的特点——这是缺乏谦恭的表现。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了，因为他的傲慢无法顺应滋生于他体内或周遭的新生事物。

**

我们到了一排长长的矮木栅栏旁的大门口。帕斯捷尔纳克停下脚步，他到达目的地了；我们的谈话稍稍耽搁了他，让他迟到了。我遗憾地和他道别，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想问问他呢。帕斯捷尔纳克给我指明了通往火车站的路，非常近，就在山下小公墓的后面。不到一小时的光景，小电车就把我带回了莫斯科。帕斯捷尔纳克在《在早班火车上》曾经如实地描述过它：

我一面克制崇拜的心情，

一面观察得那般虔诚。

这里有乡村妇女、居民，

这里也有学生、钳工。

他们身上无奴颜的痕迹，

贫困会给他们这种烙印，

他们也像堂堂的主人，

能承受种种新闻和困窘。

少年儿童们三五成群，

像乘坐马车，姿势各异，

个个像上足了发条似的

埋头阅读，把知识吮吸。

在向银白色过渡的黑暗中

莫斯科迎接我们到它跟前……

随后，我又两次拜访了帕斯捷尔纳克，在我的记忆中，它们合为一场长长的文学对话。虽然他拒绝接受我的正式采访（“要采访的话，你得在我不太忙的时候过来，或许明年秋天吧”），他似乎对我想问的问题颇感兴趣。除了用餐，我们都是单独相处的，没有任何人来干扰谈话。每次当我打算告别时，帕斯捷尔纳克都以老派的俄罗斯方式吻吻我的手，请我下个星期天再过来。

我记得黄昏时分从火车站去帕斯捷尔纳克的住处，走的是公墓附近的那条近道。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雪降临了。我看到团团的雪花打着旋儿一波波从远处车站的灯火旁飞舞而过。天很快黑下来，我顶着风艰难地走着。我知道这是俄罗斯冬季司空见惯的天气，但这却是我平生见过的第一场真正的——暴风雪。它令人忆起普希金和勃洛克的诗句，想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早期诗歌，以及《日瓦戈医生》中的暴风雪。几分钟之后我坐在他的家中，聆听他如同自己诗作般含蓄的言谈，觉得恍如隔世。

我来得太晚了，没赶上午餐，帕斯捷尔纳克的家人已经离席，屋子里空荡荡的。帕斯捷尔纳克坚持要我吃点东西，厨师拿了些鹿肉和伏特加放进餐厅。当时大约四点钟，房间阴暗但却温暖，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只有暴风雪的呼啸声不绝于耳。我饿了，食物很美味。帕斯捷尔纳克坐在桌子对面，谈起我的祖父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他最近重读了我祖父写的一些故事，非常喜欢。“它们带有俄罗斯辉煌璀璨的十九世纪作品的印记，那些年代如今在我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去，但依然犹如远处巍峨的群山在脑海里隐现，雄伟壮观。安德烈耶夫对尼采着了魔，他从尼采那里继承了超人哲学，斯克里亚宾也是如此。尼采满足了俄罗斯人对于极端和绝对的渴望。在音乐和写作方面，人们必须具备如此广阔的视野，才能获得独特的个性，成为他们自己。”

帕斯捷尔纳克告诉我，他最近为一家杂志写了篇小文章，关于“什么是男人”的主题。“尼采现在看上去何其守旧，可我年轻时，他是最重要的思想家！瓦格纳，高尔基，他们受到了多么巨大的影响啊……他的思想孕育了高尔基。实际上，尼采的主要作用在于传播他所处那个时代的低级趣味。而当时鲜为人知的克尔凯郭尔才注定要对我们的时代产生深远的影响。我想更好地了解一下别尔嘉耶夫的作品，他具有同样的思想，我相信他是我们时代一位真正的作家。”

餐厅里变得太暗了，我们挪到同一层亮着灯的小客厅里。帕斯捷尔纳克给我拿来蜜柑当甜点。我怀着一种似曾相识的奇怪感觉吃着，蜜柑经常出现在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中——在《日瓦戈医生》的开篇，在他的早期诗作中。它们似乎代表了一种解渴仪式。随之魂兮归来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另外一首诗，如同外面肆虐的暴风雪一样栩栩如生——一架打开的三角钢琴，黝黑、巨大，占据了大半个房间：

……岂能比黄昏时分更加亲密？

一串串的和弦音符，犹如年复一年一页页的日记

投入壁炉，火苗蹿来蹿去。

和餐厅一样，这里的墙上也挂着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的速写作品。氛围既严肃又轻松。

看来，这是我向帕斯捷尔纳克请教一个特别感兴趣的问题的天赐良机。在创作《日瓦戈医生》时，有些人跟他接触过，我从他们那里得知他否定了自己早期的绝大部分诗作，觉得只是些试验性作品，已经过时了。我对此难以置信。虽然《主题与变奏》《生活啊，我的姐妹》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具有实验性质，但现已成为完美的经典。我发现，俄罗斯作家和诗人把它们铭记在心，狂热地吟诵。在青年诗人的作品中常常会发现帕斯捷尔纳克的影响。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以各自的风格，成为革命岁月和二十年代特有的象征。当时艺术和革命思想看似密不可分。在历次排山倒海的运动浪潮和思潮中让自己能够保持姿态，这已经足够了。几乎没有什么令人心碎的选择可做（我察觉到部分俄国青年知识分子对那个年代的向往）。帕斯捷尔纳克排斥自己早期的作品，会是真的吗？

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回答中，我觉察出他有些微的愠怒。或许因为他不喜欢仅仅由于那些诗作而受到人们的崇拜——他可曾意识到也许这些诗是后人无法超越的？还是艺术家通常并不满足于过去的成就，而只关心当下的艺术问题，因而产生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厌倦感呢？

“这些诗就像是速写——只要把它们与我们前辈的作品做个对比就能发现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不单单是小说家，勃洛克也不只是一位诗人。在文学界——这个由寻常事物、清规戒律、知名人士组成的世界——他们是发表言论的三种声音，因为他们有话要说……而且听起来如雷贯耳，振聋发聩。至于二十年代人们的能力，以我父亲为例，为了完成一幅画作，他要经过多少探索，付出多少努力啊！我们在二十年代取得的成功，部分是缘于机遇。我们这代人发现自己身处历史的焦点。我们的作品是由时代决定的。它们缺乏普适性，如今它们过时了。此外，我认为抒情诗再也不能表达出我们沧桑的经历了。生活变得太繁琐、太复杂了。我们获得的价值观，用散文来表达是最好的形式。我试图通过我的小说表达这些价值观，我写剧本时也时刻谨记着它们。”

**

《巴黎评论》： 日瓦戈怎么样？一九五七年您曾对我父母说，日瓦戈是您作品中最重要的人物，您仍然这样认为吗？

帕斯捷尔纳克： 我创作《日瓦戈医生》时，感觉对同代人负有一笔巨债。写这本书就是试图偿还债务。在我缓慢创作的过程中，那种负债感一直在压迫着我。经过那么多年仅仅从事抒情诗创作或者翻译之后，我觉得我有责任记述我们的时代，记述那些虽已远去却仍与我们如此贴近的岁月。岁月不待人，时间是紧迫的。我想记录下过去，在《日瓦戈医生》中弘扬那些岁月中俄国人的美好和敏感的民族特质。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父辈祖辈也无法复生，但我预见到，在繁花似锦的未来，他们的价值将会复苏。我试图描述它们。我不清楚《日瓦戈医生》作为小说是否完全成功，不过，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我觉得同我早期的诗作相比，还是小说更有价值，它比我年轻时的作品更加丰富，也更有人情味。

《巴黎评论》： 二十年代的同代人中，您认为谁最具有生命力？

帕斯捷尔纳克： 你知道我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想法，在我的自传《安全保护证》中，我用大量的篇幅详尽地叙述了我的感受。我对他后期的大部分作品不感兴趣，只有他最后一首未完成的诗《放开喉咙歌唱》除外。那个时期的诗歌形式松散，思想贫瘠，跌宕突兀，这些都与我格格不入。但是也有例外。我喜欢叶赛宁所有的作品，他对俄国大地气息的捕捉恰到好处。我最推崇的是茨维塔耶娃，从一开始，她就注定是个遗世独立的诗人。在那个虚情假意的年代，她畅抒胸臆，写出了富有人性的文学经典。她是个有着男人气魄的女人。从日常生活的斗争中，她汲取了力量。她不懈努力，将诗歌臻于清澈明晰的完美境界。她是比阿赫玛托娃更伟大的诗人，虽然我一贯赞赏阿赫玛托娃的简约和抒情。茨维塔耶娃的离世是我平生最大的伤痛之一。

《巴黎评论》： 那么您对那些年颇有影响的安德列·别雷作何感想呢？

帕斯捷尔纳克： 别雷过于封闭，过于狭隘。他的创作可与室内乐相比，从未超出这个范围。假如他真正地体验过生活，也许会写出重大的作品，他具备这种才能。可是他从不接触现实生活。也许像别雷这样英年早逝的作家，命中注定要去追求新的形式，新的体裁？我始终无法理解关于这种新式语言的梦想，以及对一种完全原始的表达形式的追求。因为这个梦想的缘故，二十年代的大部分作品成了新文体的实验，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当艺术家渴望一吐胸中块垒时，才会做出最不寻常的发现。然后急切间他会使用旧式语言，旧式语言的变化是从自身内部发生的。即使在那些年中，人们也为别雷感到些许遗憾，因为他太脱离生活实际了，而生活本可以帮助他充分施展他的才华。

《巴黎评论》： 您对如今的年轻诗人有何评价呢？

帕斯捷尔纳克： 诗歌似乎已经成为俄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此我印象极为深刻。年轻诗人的诗集印数达到两万册，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个惊人的数字，不过实际上诗歌在俄国并不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充满生气。仅限于一小批知识分子。今天的诗歌往往平淡无奇。它就像壁纸的图案，看起来赏心悦目，但是并没有实际存在的理由。当然，一些年轻人也显示出卓越的才华——譬如叶甫图申科。

《巴黎评论》： 您是否认为，俄罗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重大成就是诗歌而不是散文呢？

帕斯捷尔纳克： 我不再那样认为了。我认为散文是今天的传播媒介——譬如福克纳的散文，构思精巧，内容丰富。今天的作品必须再现生活的全部内容。这是我在我的新剧本中试图要做到的。我说试图，是因为日常生活对我而言已经变得十分错综复杂。对于任何成名作家而言都必然如此，但我尚未做好进入这个角色的准备。我不喜欢被剥夺了隐私和安宁的生活。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工作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照亮了其他的一切。如今我却必须为之奋斗了。对于学者、编辑、读者提出的所有要求，我不能置之不理，再加上翻译工作，耗尽了我的时间……你应该告诉海外关心我的人，我目前遇到的唯一严重问题是——时间太不够用了。

**

我最后一次采访帕斯捷尔纳克持续的时间很长。他请我早点去，以便在家宴前同我长谈。又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我刚到不久，帕斯捷尔纳克就从晨练散步中回到了家里。他带我去书房时，房屋里回荡着欢声笑语。某间房子的深处，他的家人聚在一起。

帕斯捷尔纳克的书房在二楼，房间很大，但空荡荡的。同其他房间一样，书房里家具很少——靠近飘窗有张大书桌，两把椅子，一张沙发。阳光透过可以眺望广袤雪野的窗户照进来，十分耀眼。浅灰色的木墙上，钉着大量的艺术明信片。帕斯捷尔纳克进来时向我解释说，这些都是读者寄给他的，大多来自海外。许多是宗教画的复制品，如中世纪的耶稣降生画、圣乔治刺死恶龙、抹大拉的玛丽亚……这些都与《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有关。

散步回来的帕斯捷尔纳克看上去精神矍铄，容光焕发。他穿着件学生式样的海蓝色运动上衣，心情显然很好。他在窗前的书桌旁坐下，请我坐在他对面。和其他几次拜访一样，谈话的气氛很轻松，谈话的人却又聚精会神。那种愉快的感觉如今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帕斯捷尔纳克看上去非常开心，阳光透过窗子照进屋里，暖融融的。我们在书房里坐了两个多小时，我真希望那一刻时光永驻，岁月停留——第二天我就要离开莫斯科了，可是随着天色向晚，盈满房间的明亮阳光也无可挽留地逐渐消褪了。

帕斯捷尔纳克决定跟我谈谈他的新剧本。他这样做似乎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我非常入迷地听着，几乎没有打断过他。只有那么一两次，因为不清楚一些历史或文学的隐喻，我才请他加以解释。

“我想，由于你的背景——对于俄罗斯十九世纪的事件非常了解——你会对我新作的故事梗概感兴趣的。我在创作一个三部曲作品，现已完成了大约三分之一。

“我想再现一个历史时期的全貌，再现十九世纪俄国的重大事件，即农奴解放。当然，我们已有很多关于那个时代的作品，但是没有用现代手法来表现的。我想写一部包罗万象的全景式作品，就像果戈理的《死魂灵》那样。我希望我的剧作能像《死魂灵》那样真实，那样再现日常生活。尽管剧本会很长，但我希望能在一个晚上演完。我认为大部分剧本应该删节，以便在舞台上演出。我佩服英国人，他们知道如何删节莎士比亚，不仅仅是保留原著的精华，而是要强调那些重点所在。法兰西喜剧团最近来到莫斯科。他们没有删节拉辛的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仅仅是那些在当下有表现力并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才应该上演。

“我的三部曲描述了漫长的农奴解放进程中三个有意义的阶段。第一部戏发生于一八四〇年，当时全国开始感受到农奴制引起的骚乱不安。旧的封建制度苟延残喘，但是俄国还看不到任何明确的希望。第二部描写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出现了开明的地主，俄国贵族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受到西方思想的深深触动。前两部的故事场景设定在乡下的一座大庄园，与前两部不同的是，第三部则发生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圣彼得堡。不过，这一部分还只是个设想而已，第一部和第二部戏部分已完稿。如果你想听，我可以更详细地跟你谈一谈。

“第一部戏描写生活的原初状态，生活的平凡琐屑，采用了《死魂灵》第一部分的手法。它所描述的是尚未接触任何精神形态的生活方式。

“请你想象一下一八四〇年前后一座大庄园消失在俄罗斯乡村的心脏地带。这座庄园无人打理，近乎破产。庄园的主人——伯爵和他的妻子——都已离去。为了免得见到庄园里的那些农奴通过抽签被指派去参军的痛苦景象，他们干脆外出旅行去了。你知道，那时在俄罗斯兵役的期限是二十五年。主人就要回转家园，家里人在准备迎接他们。戏一开场，我们看到仆人们在清扫房屋——扫地、掸灰、挂起新窗帘。庄园里一片忙乱，年轻的女仆们跑来跑去，到处是欢声笑语和插科打诨。

“实际上，俄罗斯这个地区的乡村那时并不安生。仆人们的情绪很快低落下来。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得知附近的树林里藏着土匪，他们很可能是逃兵。我们也听到关于庄园周边的传闻，类似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入室杀手’。那个女人是个虐待狂，历史上确有其人，以恐吓和酷刑折磨农奴为乐，尽管当时的法律使得奴隶主几乎可以对奴隶为所欲为，她还是因为罪孽过于深重而被拘捕。

“仆人们还谈起高高的食品橱上的半身石膏像。那是一个年轻的美男子头像，留着十八世纪的发型。据说，这个半身石膏像有魔力，它的命运与庄园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擦拭的时候务必极其谨慎，免得打碎它。

“这部戏的主角是普罗科尔，庄园的管家。当时他正要去城里卖木材和小麦——庄园靠出售这些来维持日常运转，但他受到大家情绪的感染，不走了。他记得有些化装舞会的旧衣服堆放在壁橱里，于是打算跟这些迷信的仆人开个玩笑。他装扮成一个恶魔，鼓着一双凸凸的大眼睛，像条大鱼。他刚穿好奇装异服，就有人喊报主人回来了。仆人们匆忙到门口列队欢迎伯爵和伯爵夫人。普罗科尔别无选择，只好藏在壁橱里。

“伯爵和伯爵夫人一进来，我们立即觉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原来，回家的途中伯爵曾试图劝妻子把她的珠宝给他，除了抵押的房产外，这是他们剩下的唯一值钱的东西。伯爵夫人没有答应，当伯爵用暴力威胁她时，陪他们同行的年轻男仆保护了她——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胆反抗行为。他至今未受罚，不过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伯爵的怒火早晚会发泄到他的身上。

“伯爵再次威胁起夫人，那个光脚不怕穿鞋的男仆，突然拿起刚从马车上带进来的伯爵的手枪。他朝伯爵开了枪。现场一片混乱，仆人们尖叫着四散奔逃。半身石膏像从柜子上掉了下来，摔得粉碎。碎屑伤到了一个年轻的女仆，扎瞎了她的眼睛。她成了‘盲美人’，这部三部曲即以她命名。书名当然象征着俄罗斯，长久以来她忘却了自己的美丽，忽视了自己的命运。盲美人虽然是个农奴，同时也是个艺术家，她是一位非凡的歌手，是庄园农奴合唱团的主角。

“当受伤的伯爵被抬出房间的工夫，伯爵夫人趁乱把珠宝交给那个年轻的男仆，他设法逃脱了。可怜的普罗科尔，还打扮成魔鬼的样子藏在柜子里，最终被指控偷走了珠宝。由于伯爵夫人没有透露真相，他被判盗窃罪，发配到西伯利亚……

“你看，这一切既夸张又感人，具有情节剧的特点，不过我认为戏剧应该是情绪化的，丰富多彩的。我想人人都厌倦了平淡无奇的舞台。戏剧是情感的艺术，也是具象的艺术，现在应该再次朝着高度评价情节剧的趋势发展：譬如维克多·雨果、席勒……

“目前我正着手写第二部戏。按照现在的构想，分为不同的场景。地点设在同一个庄园，但时代变了。我们现在身处农奴解放的前夕一八六〇年。庄园现在由伯爵的侄子掌管。他早想让农奴获得自由，却又怕损害了其他庄园主的共同利益。他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滋养，酷爱艺术。他最热衷于戏剧，组织了一个杰出的剧团。当然，演员是他的农奴，但剧团在全俄国享有盛誉。

“第一部戏中盲美人的儿子是该剧团的首席演员。他也是三部曲这一部中的男主人公。他叫阿加丰，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伯爵出资供他上学，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戏一开场，风雪大作，”帕斯捷尔纳克挥动着手臂进行演示，“一位显赫的客人即将光临庄园，这位贵客不是别人，正是小仲马，当时他正在俄国旅行。他受邀参加一出新戏的首场演出。这出戏名叫《自杀》，就像《哈姆雷特》中的戏中戏，我打算这样写。我乐于写一部具有十九世纪中期趣味的情节剧。

“小仲马及其随从被暴风雪困在离庄园不远的一个驿站里。一出戏发生在那里，除了庄园从前的管家普罗科尔，驿站的主人又会是谁呢？伯爵夫人临死前证实了他的清白，几年前他从西伯利亚释放回来，靠运营驿站，他的生意蒸蒸日上。尽管新时代已经到来，旅店中的场面却重现了第一部近乎中世纪的情景：我们看到当地的刽子手和助手在旅店中歇脚。他们从城里赶往密林深处的住所，按照风俗，他们不能同其他人为邻。

“客人们终于到达庄园后，上演了一场重头戏。小仲马与阿加丰之间进行了一场关于艺术问题的长谈。不用说，这场戏将阐述我自己对于艺术的看法，而不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观念。阿加丰梦想出国，梦想成为莎士比亚剧演员，梦想演哈姆雷特。

“这一部的结局同第一部有相似之处。我们起初在驿站见到的讨厌鬼是当地的警察头子。他是《死魂灵》中索巴凯维奇类型的人物，代表人性最邪恶的部分。《自杀》演出结束后，他在后台想强奸一个年轻的女演员。阿加丰为了保护后者，用香槟瓶子砸了警察头子，为了躲避迫害，他只好逃跑了。不过伯爵帮了他，最后送他去了巴黎。

“在第三部中，阿加丰回到了俄罗斯，住在圣彼得堡。他不再是个农奴（我们现在是在一八八〇年），而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演员。最后，他请一位欧洲的名医，为他母亲治愈了失明。

“至于普罗科尔，在最后一场戏中，他成了一名富商。我想让他代表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在十九世纪末为俄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想想舒金 这样的人，在世纪之交收集了莫斯科所有精美的画作。本质上，我想在三部曲结尾表明的只是：一个富裕开明的中产阶级诞生了，它对西方的影响持开放的态度，它不断进取、富有智慧、举止风雅……”

帕斯捷尔纳克谈话的典型特征是：常常用具体的词句向我讲述他的戏，就像有剧本一样。他并没有强调三部曲所要表达的思想，但只要听上一会儿你就会明白，他想要表达对艺术的看法，不是历史语境中的艺术，而是现实生活中无时不在的艺术。随着他的讲述，我意识到他所描述的只是他新作的框架结构。其中部分已完成，其他部分仍有待于充实。

“起初，我查阅了有关十九世纪的各种文献。现在我完成了研究工作。毕竟，重要的不是作品的历史准确性，而是对一个时代的成功再塑。重要的不是描述的对象，而是落在它上面的光，就像远处房间里的灯发出的光。”

在三部曲的描述接近尾声时，帕斯捷尔纳克显然加快了速度。晚餐的时间早就过去了。他不时地瞥一眼手表。尽管他没有机会揭示其哲学寓意，令其戏剧的奇特结构血肉丰满，但我觉得已见证了他对于俄国历史的精彩追忆。

我们父辈的往事，简直像是斯图亚特朝代的传奇；

比普希金还要遥远，恍然显现在梦里。

我们下楼来到餐厅，家人已经围坐在大饭桌旁边。“他们看上去像不像一幅印象派画作呢？”帕斯捷尔纳克说道，“他们的身后陈放着天竺葵，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中？吉约曼 就有一幅这样的画……”

我们进去时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帕斯捷尔纳克把我向他们逐一介绍，他们也保持站立的姿态。除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夫人外，他的两个儿子也在那儿。大儿子是前妻所生，小儿子约莫十八或二十岁，非常帅气的男孩，黝黑的肤色，很像他母亲。他在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学习。尼豪斯教授也是客人，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以教授肖邦的作品著称，是帕斯捷尔纳克夫人的前夫。他已上了年纪，蓄着老式的唇髭，非常迷人而优雅。他向我询问巴黎的情况，以及我们彼此共同认识的音乐家。席间还有两位女士，我不记得她们与帕斯捷尔纳克家的确切关系了。

我坐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右边。他的夫人坐在左边。餐桌布置得很简单，铺着俄式白色亚麻桌布，配有红十字绣镶边。银器和瓷器都很朴素。桌子的中央摆放着一个插着含羞草的花瓶，还有一碗橘子和一碗蜜柑。冷盘已摆在桌上，客人彼此传递，帕斯捷尔纳克给大家斟上伏特加。菜肴很丰盛，有鱼子酱、腌制的鲱鱼、泡菜、蔬菜沙拉……晚餐缓缓进行着。一会儿给众人倒上了格瓦斯——乡下常喝的一种自制发酵饮料。帕斯捷尔纳克夫人说，由于发酵的缘故，格瓦斯的瓶塞有时会在夜里蹦出来，惊醒所有人，就像手枪射击一样。冷盘之后，厨师端上来一道罐焖野味。

席间的谈话内容漫无边际，海明威的作品也被讨论到了。他是去年冬天在莫斯科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之一。他的新文集刚刚出版。帕斯捷尔纳克夫人和餐桌上的女士们说，海明威有些枯燥寡味——主人公除了没完没了地酗酒，几乎没有什么别的情节。

帕斯捷尔纳克沉默了片刻后，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一个作家的伟大与题材本身无关，只和题材能触动作者的程度有关。重要的是风格。通过海明威的风格，你感觉到题材，是铁的、是木头的，”他双手压在桌面上，用手断开词句，“我钦佩海明威，但我更欣赏福克纳的作品。《八月之光》是一部奇书。年轻孕妇这个人物令人难以忘怀。当她从亚拉巴马州走向田纳西州时，美国南部的广袤、南部的精华，也让我们这些从未到过那里的人领略到了。”

后来，谈话转向音乐。尼豪斯教授和帕斯捷尔纳克讨论了对肖邦作品的理解，见解非常精辟。帕斯捷尔纳克说，他多么喜欢肖邦——“几天前我谈到形式自内而重生，肖邦就是一个典范，他用古老的莫扎特语言诠释出一些全新的东西，使音乐这种形式从内部更新得到了新生。尽管如此，恐怕美国有人认为肖邦的作品有点儿过时了。我给斯蒂芬·斯彭德 写了一篇关于肖邦的文章，但文章没有发表。”

我告诉他，纪德非常喜欢弹奏肖邦——帕斯捷尔纳克对此并不知情，听我说后他很高兴。话题转到了普鲁斯特，当时，帕斯捷尔纳克正缓慢地读着他的作品。

“现在我快读完《追忆似水年华》了，我深受触动的是，它如此真实地反映了一九一〇年深深地吸引过我们的一些思想。在关于‘象征主义与不朽’的演讲中我提到了这些思想，我是在列夫·托尔斯泰去世的前一天发表演讲的，我和父亲一起去了阿斯塔波沃 。演讲稿早已遗失，关于象征主义本质，我谈了很多，其中一点是艺术家会死，他所经历的幸福生活却是不朽的。如果艺术家的幸福以个人的而又带有普遍性的方式在作品中得到了反映，那么实际上其他人可以通过他的作品来重新体验这种幸福。”

“我一贯喜欢法国文学，”他继续说道，“我觉得战后法国的作品有了新的特色，不那么华而不实了。加缪的死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先前我已将加缪的悲剧结局告诉了帕斯捷尔纳克，不幸就发生在我来莫斯科之前。俄罗斯新闻界没有报道，当时加缪的作品还没有被译成俄语。）“虽然主题不同，法国文学现在更接近我们了。但法国作家在致力于政治事务时就索然寡味了。他们要么搞小圈子，不诚实，要么按照他们法国式的逻辑思维，觉得必须忠于信仰才能得出结论。他们幻想着自己必将成为罗伯斯庇尔或圣茹斯特 那样的专制主义者。”

晚餐结束时侍者端上了茶和法国白兰地。帕斯捷尔纳克突然看上去面带疲倦，沉默不语。客人们问了我许多问题，询问西方的文化生活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我在俄国期间，经常会有人提出这些问题。

灯开了，我看了看表，发现早已过了六点。我得走了，我也觉得很累。

帕斯捷尔纳克穿过厨房，送我到门口。外面下着雪，在蓝蓝的夜色中，我们在小门廊上道别。想到这一别，可能再不会回到佩列杰尔金诺，我十分伤感。帕斯捷尔纳克握住我的手，迟迟不放，请求我尽快回来。他再次要我转告他的海外朋友，他很好，他记得他们，尽管他没时间答复他们的信件。我已走下门廊，上了小路，突然他叫住了我。我很高兴能有借口停下来，转回身，最后再看一眼帕斯捷尔纳克。他没戴帽子，穿着蓝色运动夹克，站在门口的灯光下。

“请你本人，”他喊道，“不要把我关于信件的话放在心上，不是针对你的。一定写信给我，随便哪种文字都行。我会回信给你的。”

（原载巴黎评论第二十四期，一九六〇年夏/秋季号） CTd2bVJDV4XFVfkWeGJcCEQTxrGTpsss2CywRJs6a+7OE2Q/vl7JOBR8gp3b2p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