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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有关中国建筑的研究就不够完善。中国人自己并没有把建筑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因此相关的文献相当匮乏。据我所知，仅有宋代编纂的《营造法式》、明代著本《天工开物》以及近代出版的数种图书而已，并且这些书都深奥难解，与今日的科学系统相去甚远，不能不让人抱有隔靴搔痒之憾。
欧美学者开始注意中国建筑的历史大概不过百年。近来研究工作虽然不断推进，但仍然是既幼稚又不得要领。为什么对中国建筑的研究会如此地推而不前，究其原因有很多，试例举几条如下。
第一，欧美人一开始就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对其建筑更是低估，完全没有想去深入研究的态度。
第二，欧美人不谙中国内地实情，仅仅在沿海的一些地区看到少数的建筑例子，便认定那是些在形式上、手法上、趣味上都相悖于欧美建筑，只是些走板走调的奇怪产物，故而一笑了之。
第三，欧美人不通中国历史。他们见到了建筑本身，却因不明其历史含义而引不起兴趣，因不懂建筑变迁的路径而难辨新旧异同，致使他们的评述难免支离破碎。
第四，欧美人读不懂中国文献。当然，近来出现了不少有特殊造诣能够熟读中文原文的域外学者，而稍前的学者往往是读不懂的。连建筑的历史渊源都搞不懂，建筑的研究也就无从做起。
第五，对欧美人来讲，到中国内地探险不是件易事。他们不知道内地有很多珍贵的历史遗物，这成了横在他们建筑研究面前的一大障碍。
由于以上的这些原因，欧美人有关中国建筑的记述都是些粗糙杜撰之物。举其中一例，大约四十年前英国人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son ）所著《印度及东洋建筑史（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 ）》中有如下一节：
“中国无哲学，无文学，亦无艺术。建筑作为艺术毫无观赏价值，只不过是一种工业而已，极其低俗，极其不合理，如同儿戏。”
中国无哲学无文学的说法完全是一种盲者不惧蛇式的荒谬认识。所谓建筑不合理，弗格森指的是屋顶轮廓由曲线构成，特别是指反翘度很大的房檐。按照欧美人的见解，建筑物的房顶应该都是直线型的，用了曲线就是不合理。这种见解完全是一种谬误。世上没有建筑物的屋顶一定要用直线型的道理。中国人眼里的欧美建筑也会是不合理的。总之，弗格森视本国建筑为合理，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他国建筑，这和用本国的语法来约束他国语言从而判定他国语言是错误的做法是一样的。
弗格森所说中国建筑如同儿戏，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堂、塔房顶上装饰着一些带有滑稽趣味、像小玩具似的人形或动物，房檐上挂着风铎，微风习习，铃声叮叮，人们因此而心情愉悦。这又是他的偏见了，可见他完全不懂中国建筑所具有的趣味风格。
弗格森的谬论不止于此，谩骂中国建筑的唾沫继而也溅到了日本，谓“日本建筑是取既低俗又不合理的中国建筑之糟粕，不值一论”，而对日本建筑不屑一顾。
再举一例，十几年前英国建筑家弗雷彻尔（Banister Fletcher ）写了一本《世界建筑史（A History of Archiecture ）》，书的最后一章题为“非历史的样式”，内容包括了伊斯兰、印度、中国诸系的建筑，有关中国建筑的数页写得实在是支离破碎不成体统，此处不予引用。弗雷彻尔所谓的“非历史”实属偏见，这个问题留待其他机会讨论。但他又把中国建筑与南美的古代秘鲁、古代墨西哥等相提并论，视其为不可思议的灭绝建筑，此种提法实在是令人费解。
古代墨西哥与古代秘鲁的建筑，其真相虽迄今尚未被阐明，但实际上的确是灭绝了。除了那一点点东洋气氛中尚存的若干考古学趣味之外，我认为它们绝不具有伟大建筑的价值。而中国建筑从数千年前起便蓬勃发展，至今日仍雄踞世界一方，为有5亿之众的国民所用。这不正好说明弗雷彻尔的相提并论是出于偏见吗？
弗雷彻尔还认为中国的建筑千篇一律，自远古至今毫无进步和发展，只是一种工业行为，因而不能看作艺术。不过，弗雷彻尔认为唯有中国塔类颇有意思，在这一点上他比弗格森有进步。
弗雷彻尔认为中国建筑千篇一律的说法是一个谬误。实际上中国建筑有相当大的变化，只是初见者看不出来而已。这就像日本人刚见到欧美人，最初看哪张脸都觉得一样，看得多了才渐渐地分出每个人之间的差异。弗雷彻尔主张中国建筑千篇一律，恰恰证明了他对中国建筑观察之肤浅。
最近又有德国人敏斯德堡（Oskar Münsterberg ）以《中国艺术史（Chienäsische Kunstgeschichte ）》为题出书两册，其中有一节是关于建筑史的。
他的论述虽比弗雷彻尔进了一步，但依然认为中国建筑为低俗之物，自远古以来千篇一律，民宅、宫殿、寺院等皆陷同型，毫无变化。但他同样认为塔颇富变化，很有趣，解释得颇有道理：
“塔因由印度传来，并非中国固有之物，所以不同于中国的千篇一律而富于变化。而且塔和堂不相融合。在欧洲，几个会堂和钟塔开始各自相对独立，渐渐地就会融为一体。可是在中国，佛堂和佛塔却永远融不成一体，因为一个是中国系，另一个是印度系。”
对于北京的宫殿建筑，敏斯德堡禁不住惊奇地赞道：“不愧是足以显示中国帝王威严的雄伟景观”，继而又评“曾经有日本建筑家指出宫殿建筑手法流于卑俗，但从大局来看可谓毫无缺点”。他指的“日本建筑家”就是我等一行，我们曾去北京宫殿实地考察，并将考察所见发表在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的学术报告中。
敏斯德堡在著作中所举的许多建筑实例，选择不得法，关于年代的见解不确切，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就必然有偏颇。
此外还有不少外国人对中国建筑的片面研究和论述，在此不一一介绍。但对那些与建筑紧密关联的学术调查研究还是应该予以关注，特别是历史考古学探险和对一般艺术的探险近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具有世界规模影响的著作不断发表。众所周知的有：印度政府派奥莱斯坦因
自克什米尔向和田方面探险获得了巨大成功；法国的伯希和
发掘敦煌给中国六朝时期到唐朝间的艺术研究带来光明；法国的沙畹
在中国北部探险、德国的勒柯克
在中国吐鲁番地区探险、俄国的奥登堡
在新疆部分地区探险，他们都争先恐后并频繁地有探察业绩发表。
相比之下，日本人不得不因没有能和以上诸例相比拟的业绩而汗颜。日本人关于中亚探险的权威著作只有大谷光瑞一行的《西域考古图谱》而无其他，关于中国内地的探险报告也都流于只言片语尚无系统总结式的著作问世。不过，事实上日本人已经在中国很多领域进行了探察，如在军事、政事、商业、科学、艺术等领域以及抱着各自目的的各界人士进行的各种专业性的探险。但遗憾的是，这些探察活动都相对孤立，没有综合性的联系，没有研究系统，而且日本人的探险总是小规模进行，成绩也不显著。加上日本人对发表研究成果多少有些不够大胆、不够积极的倾向，又有不少人很难得到发表的机会，这就是日本人难出世界性著作的原因，实在令人遗憾。
尽管如此，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日本自古以来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比起欧美人来更加了解中国。首先两国文字相同，日本人可以读懂中国的文献，也方便去中国内地探险，在兴趣及其他一些方面有相似之处，因此，今后对中国的研究有充分的理由应该由日本人来担当。可是，我之所长同时又是我之所短，因为日本人熟知中国的表象，恐怕却又因此难以捕捉到中国的神髓，很难从根本上有新的发现。这一点，由于欧美人一直对中国知之甚少，使他们处在更能找到崭新视角，更能产生飞跃性的有独特见解的环境。史学大家弗里德里希·希尔特
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打破了以往的旧框，展示了全新的见解，可谓见识独到，令人折服。这正是他所处的环境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