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汉
（公元前207～221年）

一、总论

东西两汉前后长达四百余年，其间文明进步神速，于周秦即获大成的汉民族文化到了汉代更被精练。当时国力的发展也实在令人瞠目：北方平定匈奴，南方兼收安南北部，西方将新疆全部归入版图，葱岭以西的大夏、康居、大月氏、安息等都被其划入势力范围。更处西方的条支、大秦等也都知道了汉的强大并开始与汉交往。印度的佛教也传入中国。如此，当时的世界列强皆与汉土有了往来，物品的交换亦随之进行。

如果从史实角度考察汉代艺术的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从汉初至武帝之前，是继周秦遗风的纯汉民族的艺术时代。第二期从武帝时博望侯张骞前往西域诸国的探险旅行开始到东汉明帝时为止。这个时期，以往的纯汉民族艺术里加进了西域艺术的韵味。所谓西域艺术是指泰西古典艺术与当地艺术的结合物。第三期是自东汉明帝时来自印度的摄摩腾、竺法兰传播佛教以后，可以推测这个时期的传统艺术中又加入了更多佛教艺术的成分。

据史实分类应为以上三期，现希尔特先生的见解亦同于此，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但事实是否的确按此分类推移，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比如，说葡萄是张骞自西域带回之物，但很难说葡萄藤草纹样是从武帝时期以后才开始盛行的。说海马葡萄镜是西汉创作的，但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说佛寺是东汉明帝时才开始兴建的，但很难确定其建筑使用的就是印度式手法，建筑装饰中也难以确认有印度式的手法和纹样。一般来说，对于外国艺术的融合是要经过长期接触才能逐渐实现和普及的，史实中出现的时代新事物并不能马上就反映在艺术上。我认为中国普及西亚地区艺术是从东汉班超的远征开始，佛教艺术的普及是从汉代以后即两晋时开始的。

总之，汉代四百年间，艺术当然传承于周秦，纯汉族艺术更为发达，虽有西域潮流涌入，但尽被融合于汉族艺术的大海之中。西域艺术多少给了汉族艺术一些影响，但远远未达改窜其色彩之程度。佛教艺术于汉代以后成了一大势力，但汉末以前仍属弱势。

汉代艺术自始至终依然保持了汉民族的固有形式，对其间的样式变化并没有特意划分时期的必要。只是与周代的相异之处需要提及：第一，一般艺术从周代的古朴发展为庄严；第二，伴随国力的发展，艺术亦趋于雄大；第三，由于西域诸国文物的输入而增添了新意；第四，由于佛教传入，佛寺即迦蓝建筑开始勃兴，佛教艺术出现萌芽。下面分类依次详述。

二、宫室

汉代宫室雄伟奢华的程度与阿房宫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现在没有可以用以佐证的遗迹，但通过史料记载足以知之。汉高祖时营建的未央宫、长乐宫，武帝时营建的上林苑，其壮观之记述既便是夸张的，也足以令人惊叹。汉刘歆著《西京杂记》曰：

漢高帝七年，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北闕未央宮，周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 七十里，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後，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後，宮門闥凡九十五。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習水戰，因而于上遊戲養魚，魚給諸陵庿祭祀，餘付長安市賣之，池周 四十里。

《西京杂记》中还有很多有趣的资料，如描述成帝的宠妃赵飞燕与其妹同在宫中沉湎游乐，有如下记载：

趙飛鷰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徃徃為黃金缸，含藍田璧明珠翠 飾之。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金銀花鑷每好風日幡旄光影照耀一殿，鈴鑷之聲驚動左右，中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縷，玉几玉牀，白象牙簟綠熊席席毛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熏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

如此的奢侈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另外还有关于哀帝宠臣美少年董贤的记载 ，哀帝完全为之迷惑，见文如下：

哀帝為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萼蘤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当时的宫殿楼阁都是以浓重的色彩、纹样、金银、珠宝作为装饰，纹样推崇中国一流的特殊的奇怪的动植物，珠玉主要是从西域输入的宝石类。

班固所作《两都赋》中也有描写当时壮丽景观的文字。班固担心和帝不愿离开洛阳，于是作此赋上呈。赋中讴歌了长安城的规模和城内的繁荣景象。赋曰：

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

关于上林苑，赋曰：

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支之鳥， 昆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 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鐺，發五色之渥彩光爓朗以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鐘 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

文章的确十分有趣，上林苑内集聚了世界各地的动物，条支的鸟大概指的是鸵鸟吧。宫室内雕镂施彩之华美，似乎所有的景象都呈现在眼前，从而可知当时汉朝势力是如何向世界扩展的。宫殿建筑以五彩装饰，楹和珰用宝玉金银充斥。有趣的是梁架做成龙的形状，用的是虹梁手法，可以推知当时的建筑雕刻几乎发达到了极点。

再举一个与此相关的例子。武帝的上林苑在长安西郊，渭水以南。因瓦当上刻有“甘泉上林”，故被认为与甘泉宫有关系。还有说法是，甘泉宫是秦二世皇帝所建，现属于陕西省淳化县，在西安西北约一百五十里处，应与上林不属同一区域。上林苑到武帝时大举扩建修理，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一说为元鼎元年）在此建起通天台（又称候神台、望仙台）。高二十丈，以香柏作殿梁，其香十里可闻，所以又称柏梁殿。台上立有铜柱（金茎），高三十丈，柱上有仙人，手举玉杯以承云表之甘露，即承露盘。盘大七围，传说离长安二百里处仍可望见。《西都赋》中有歌为证：

“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茎。”

金茎双立，是说看上去似乎有两个金茎并立。

传说昭帝元凤年间，台自破毁，椽桷皆化作龙凤乘着风雨飞之而去。这是在暗示椽桷之上有雕龙刻凤。

又传曹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十二月，正要把长安的钟虡、骆驼、铜人和这个承露盘一起搬到洛阳去时，盘即折断了。

除通天台以外，长安还建造了飞帘柱馆。这里把铜制的飞帘放置于馆顶之上。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建铜雀台，十八年又建金虎台，也都在屋顶放上了铜雀、金虎的铸像。铜雀台的遗址在今河南省丰乐镇东十五里处，最近从遗址里发掘出了数种雕刻砖瓦， 其中有一尊石狮子栩栩如生，技法之巧妙，实在是天下极品，现珍藏在东京的大仓集古馆。大正十二年 因大地震加火灾损坏严重，真是令人惋惜。

三、陵墓

陵墓发展到了汉代更趋完美，仪式形式也已具备。即使没有像秦始皇陵那样雄伟的大作，也不失历代帝王陵式的巨大规模，石阙、石兽、石人、石碑等并立陵前。还可见外陵前建有享殿，以供祭祀时使用之例。

根据《水经注》记载，郦食其之庙在河南省偃师县，门前有两个石人对立，石人西侧有两个石阙，北魏时虽已颓毁，但高仍有丈余。石阙是石门的一种，有一对坚实的柱子，中间无门。石阙始于何时不明，但东汉的遗物上已经有了精巧的雕刻。《阿房宫赋》中有“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之句，表明“阙”于周秦时就已经存在。

另据颜师古考证，陕西省兴平县的冠军侯霍去病墓前有石人石马，丹阳的大姑陵有两尊石麒麟，弘农太守张德之墓在河南省密县浽水之阴，有两个石阙，些许石兽，两个石人，几根石柱和三块石碑。此类记载见于文献，可以推知当时的陵墓制度。

遗址中的主要帝陵列举如下：

（1）惠帝安陵，陕西省三原县

（2）景帝阳陵，同上

（3）元帝渭陵，陕西省咸阳县

（4）宣帝杜陵，陕西省西安城南

其中规模最大的要属元帝的渭陵，平面为长方形，立面为五级阶梯形。幅员长790尺，宽725尺，占地约为1万6000坪 ，高约90尺，面积大于埃及的大金字塔，由此可推知汉陵规模之大。陵底面的大小和高度的比例并不确定，一般以高度是底面的五分之一至八分之一作为标准。图1-20为关野贞博士所测惠帝、景帝、元帝、宣帝各陵图。

图1-21、图1-22是收录在1914年至1917年法国维克多·谢阁兰 Victor Segalen ）、吉尔伯特·万桑（Gillbert de Voisins ）、让·拉赫里格（Jean Lartigye）探险报告书中的“西汉五帝一后陵”。帝陵之外的遗址中，最有名最重要的当属山东省嘉祥县的武氏祠和肥城县的孝堂山之墓。以下就此加以说明。

武氏祠在嘉祥县东南三十里，紫云山之西，武翟山（又名武宅山）之北，是武氏之墓。武氏是殷代武丁的后裔，汉代以后渐成当地名家并屡受爵位。其墓地入口处有武始公、绥宗景兴、开明等兄弟为其父武斑所建的石阙，石工为孟孚、季丁卯，工费十五万。狮子以四万费用由雕刻家孙宗做成。这些石阙石狮今日尚存。石阙上所刻文字述明此墓由来，建立时间是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丁亥。墓地区内还有几处坟茔，各有享堂，可由武梁石室、武氏前石室、武氏后石室等名知之。乾隆五十四年修缮之时，又在祠之左侧发现一石，予名为武氏左石室。这些石类于修缮之时被集中于一处，之后被收容于新建成的享堂之内，现场整理井然。一般称此为武梁祠，梁是绥宗之名，绥宗死于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六月三日，梁的享堂当然是那以后所作。因此，此处遗址称为武梁祠并不恰当，应称武氏祠，或依先人之习称为武家林祠。

观察此墓，坟丘现皆毁尽全无痕迹，故原型如何不明。坟丘前有享堂，墓区入口处有一对石阙，阙前有一对石狮。可明事实唯此，不知此外还有何种仪饰。石狮大概是迄今发现的动物雕刻品中最古之物，稍带写生韵味，十分巧妙。阙如图1-23所示，主柱与副柱相连，主柱有双顶，柱面有整面的名画浮雕。此处无暇详述浮雕，但内容皆取材于古代圣贤的传记、神话、祭祀风俗等，与享殿内的画像石异曲同工。享殿内的石面上有表现其他建筑物的画面，这是研究当代建筑样式手法的贵重资料。对此的详细说明放在后面。

孝堂山祠在肥城县西北60里的孝里铺，两间石室刻满了画像。但坟丘、阙等遗址已全部毁损不得而知。高齐的陇东王胡长仁曾途径此地，听长者说此墓主名为郭巨，遂加以重修并建了颂碑。此说是根据祠外的感孝颂而来，却颇有可疑之处。据一小说式传记云：郭巨是西汉时人，因孝养老母欲葬其子而获黄金一釜。如果这里果真是郭巨之墓，应属西汉。可是后人的题刻中又有如此两句：

“平原湿阴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来过此堂即头叩头谢贤明”

“泰山高令明永康元年七月廿一日敬来观记之”

永建四年（129年）是东汉顺帝时，永康元年（167年）是东汉桓帝时，祠堂肯定是永建以前所建，但是何时所建仍存疑问。从其雕刻的手法来看，应考虑与武氏祠的手法相去不算太远，认为是东汉遗物更为妥当，但也不完全排除是西汉的可能。

武氏祠、孝堂山祠之外，山东方面还有一些汉代墓祠的遗址。山东省济宁城南八十里处的两城山遗址发现的十六石，上面雕刻着历史和有关风俗，被收入《山左金石志》。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建筑学教室所藏墓石中有大小六块是在孝堂山脚下发现的，和前面说的诸石是同种类型，属石质坚硬的石灰石。估计属于同类但出处不明的墓石以后还会常有。

有关陵墓前立石人文献中可见记载。作为实例有现曲阜矍相圃的石人。石人原在曲阜旧县南八里处鲁国诸王墓区里，恭王馀及其子孙葬于此处，原有大墓20余座，石兽4个，石人3个。其中的两个石人于乾隆五十九年迁移到现在的地方。一个铭文为“府门之卒”，另一个刻着“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都十分古朴、十分重厚，各高七尺许。

四川方面也有不少汉代遗址。《石索》中记载，新都县向北行12里，官道西侧，汉兖州刺史王稚子（名涣，字稚子）的墓前有一对阙，但今已不存。

前面介绍了法国三个探险家的报告书（Mission Aacheologique en Chine 1923）中有很多珍奇的发现，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渠县冯焕之墓。冯殁于公元121年即东汉安帝建光元年，图1-24是其墓阙。斗拱之制明显发达，在日本镰仓时代 末期才开始使用的唐式双斗，此处已经出现，同时日本镰仓时代开始实用的扇椽也在檐部上出现了。

绵州平杨的墓阙（见图1-25）里发现了更为复杂的斗拱。曲曲弯弯的拱形用法相当奇特。檐下小壁之隅皆施刻灵兽浮雕，柱上斗拱之隅也施有某种雕刻。其构思之前卫实在令人慨叹，大概为2世纪初期所作。

与此相同的是雅安县北二十里处的高颐墓。现已认定是209年即东汉献帝建安十四年所建。檐下小壁上的画像鲜明可见，其样式与武氏祠、孝堂山祠相似，而且更为考究。斗拱与平杨的阙几乎完全一样（见图1-26）。

四、庙祠与道观

中国的庙祠已在第二章第二节中略述过，除祭祀祖先之灵以外，也祭祀特殊人物和神仙等。祭祀祖先的就纯然成为祖庙，而祭祀神仙的则逐渐宗教化，最终完全形成了一种宗教，即道教。秦始皇和汉武帝等热衷崇拜神仙，为人共知，因此庙祠的修建必不可少。传秦始皇封泰山而禅梁父，泰山是五岳之一，说明在此之前就有祭祀五岳神的习俗。所谓的五岳是：河南嵩山为中岳，山东泰山为东岳，陕西华山为西岳，湖南衡山为南岳，矗立于河北山西交界处的恒山为北岳。五岳崇拜之风起于何时虽不可知，但可以想像是大禹划定九州时就指定了四周和中央的高山。

这类庙宇以安置神位的堂殿为中心，入口建阙，并备有石人石兽等。其规制与陵墓几乎相同。祭祀特殊个人的庙祠也可解释为同工异曲之物。

现存的汉代遗址有嵩山西南麓的中岳庙，位于河南省登封县东八里处，庙前有两个石人。右侧石人的顶部刻着“马”字，形态古朴，比例奇特。大概和下面将要记述的太室石阙为同时代产物，或者更早也未可知。

图1-24 四川省冯焕的墓阙

图1-25 四川省平杨的墓阙

太室石阙在中岳庙南约百余步处，据铭文得知此为元初五年（118年）四月阳城县长吕常所造。形式手法与武氏祠的石阙几乎完全一样，表面有人物和动物的浮雕。大概是现在已知的带铭文之物中最早的建筑遗物。

登封县北十里，崇福观东二十步处，有阳城县开母庙石阙。其样式、构造、表面的雕刻几乎与前者完全相同。铭文上有“延光二年”，与前者同属东汉安帝时期，时间上仅晚五年（123年）。

登封县以西四十里，邢家铺西南三里处有嵩山中岳少室神道之阙。这也和前者几乎同样，但铭文上的年号已经残缺。但比较铭文之样式手法，可断定是延光二年之作无疑。

关于筑台祭祀神仙也有相关记载。《汉书·郊祀志》载，“王莽二年（9年） 兴神仙事，以方士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是积普通石料筑起的高台，台上还有其他建筑，但不知八风台用何手法。《石索》中记载了一种带有“存当”之字的瓦当，可以认为是建八风台所用之物。

道观是道教的迦蓝。道教本来是老子倡导的哲学，以后宗教化了。这是因为与佛教竞争致使最终出现了特殊的迦蓝，所以应该有理由考虑道观的发达是在晋代以后。

据传说，东汉的顺帝（125～144年）时，张道陵自称从太上老君处得受秘术，遂创天师道。这恐怕是以老子为教祖，首次创立出的宗教形式。其后桓帝在宫中祭祀老子。如此，道教逐渐得势，终于发展到可以与佛教抗衡的地步。汉末之前，祭祀神仙的庙祠、一些不得要领的杂祠已有很多，而冠名为道观、体裁工整的迦蓝此时尚未发达。

五、佛寺

佛教传入中国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时的事。有关当年的情况已在史籍中明确记载。摘其要录之：永平七年（64年），明帝梦见有金人自西方飞来，遂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王遵等人前往西域。他们到达大月氏国，遇见天竺的沙门摄摩腾、竺法兰，迎回汉土。摄摩腾以白马负驮佛经先出发, 于永平十年抵达洛阳。继而竺法兰亦达，在洛阳雍门西兴建迦蓝，名称“白马寺”。二人住入此寺翻译佛经。相传白马寺是中国佛寺的开端，但有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后世的捏造而不予相信。

不过，据文献记载，佛教早在此之前即已传入中国。明帝之弟楚王英因崇尚浮屠之仁慈，明帝遂于永平八年（65年）归还其所献赎品，以助伊蒲塞桑门之馔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一个名叫景宪的人自大月氏国王使臣伊存处得到口授浮屠经，武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前117年）伐匈奴获金人，香华礼拜供祭在甘泉宫。秦始皇时（公元前246～前210年）沙门室利防等18人赍佛经来华，帝以异其俗囚之。当然这些传记的真伪难以判断，但西域地区早已盛行佛教，所以认为佛教至少从汉初开始就已传入中国的说法并不是无稽之谈。

虽说白马寺建成之前佛教已经传入，但佛教的特殊建筑并不存在，应该说白马寺是最早可以称作佛寺迦蓝的建筑。

白马寺在洛阳城西，《洛阳迦蓝记》中也有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的记载。现地在洛阳县东郊所辖国道北侧，这是因为洛阳的位置古今变迁的缘故。现状是一大迦蓝的规模尚存，但创立当时的遗物未能发现。

有关白马寺的建筑没有任何考证，据日本工匠的传说，白马寺迦蓝是模仿天竺的祇园精舍营建的，而日本的四天王寺迦蓝又是模仿白马寺建成，这完全是空想，没有任何根据。印度建筑和中国建筑性质上根本不同，样式上彼此的趣味也不同。如果白马寺有仿照印度式之处，也应该只是限于其中的一部分，或者是细微手法，或者是佛像安置设施以及装饰等方面运用一些印度样式而已。这一事实从六朝遗物中能够得到充分的证实。

中国建筑正如前述，是由一种特殊的发达成就了一种特殊的样式，中华民族以此作为自己民族固有的优秀建筑而引以自豪。他们一定认为西域的佛教迦蓝是一种奇丑的低级建筑，所以不会把迦蓝作为典范加以模仿。这和日本初期的佛教建筑几乎都是模仿中国建筑的情况完全不同。想来，东汉时期开始兴建的佛教建筑就是我们今天还能在中国各地见到的普通佛寺，和中国的宫殿官衙异曲同工。只是因为当时人们不知佛教教义、作法仪式、佛像安置设施、内外的庄严宗教形式等，在这些方面须要遵从西域做法，如此而已。这就如同罗马刚刚修建基督教堂时，把曾经作为法庭使用的罗马式巴西利卡原封不动地转用为教堂，还有日本刚开始修建佛寺时，将苏我稻目 的宅第权充寺庙，这些情形都如出一辙。所以说，中国最初的迦蓝并不是特别为佛刹迦蓝创造出来的新型建筑样式，而是把已有的宫殿官衙样式按照原样充作了佛寺建筑。

现在存在问题的是塔之建筑。关于白马寺创立当时曾否建塔，现在没有文献可考。假设曾建塔类，塔是为收藏舍利而建，必定使用印度的特有样式，中国自古没有如此性质的建筑，所以也无法以原有的中国建筑作为替代，也就是说必须要以西域样式为准方可。

中国最初的塔是何种形式，既无文献亦无遗迹可考，直到六朝时期才能在石窟寺的雕刻中见到塔形。最初的形状是三重、四重、五重乃至多重形，塔身多为四角形，也有少量多角形，与今天一般可见到的中国塔基本上没有差别。这种多重的中国塔与印度乃至西域的古代诸塔在趣味上有着很大差异，看上去两者间没有密切关系。唯独塔顶相轮稍示彼此略有关联而已。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假设中国最早的塔与出现在六朝初期的遗物为同一类型，那么，这类塔型果真是从印度塔窣堵婆（Stupa）变化而来的，还是中国自己的新创呢？

认为中国塔是从窣堵婆变化而来的说法确实有些根据。中印度的窣堵婆（见图1-27）传到大月氏国即犍陀罗地区后明显地融入了泰西古典手法，同时又带上了几分中国情趣（见图1-28）。再看东土耳其斯坦发现的窣堵婆遗址，趣味更加接近中国的。事实上窣堵婆越向东进就越接近中国样式，最终从印度的窣堵婆发展成了中国式的佛塔（见图1-29）。

图1-27 印度塔

图1-28 犍陀罗塔

图1-29 中国塔

中国塔的性质明确地显示出多重形式，每层必有天顶，远远伸出的房檐暗示塔为木造，而檐部较浅的暗示塔为砖造。每层都有房间的功能，而不仅仅是为了外观。这个事实自唐代以来已被具体证实。这样一来，说中国塔是从印度窣堵婆变化而来的解释就不够充分了，必须还要得到某些其他的启示。

用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学说是楼阁起源说。我辈曾试提过建议，我们考虑，中国自周秦以来就有楼阁发达的痕迹，而楼阁正是两重、三重的建筑。中国在营建新塔之际，一方面从原有的楼阁建筑中得到启示，另一方面又在窣堵婆里寻求佛塔建制，两者互相融合，最终成就了一种中国佛塔的样式。

白马寺创建以来，汉和西域的往来更加密切。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安息国僧人安世高来到洛阳。同帝永康元年（167年）月氏国僧人支娄加谶来到洛阳。此外还有很多佛教徒从西域来到中国。他们必然会从西域各地传来各种佛教艺术，给予佛教建筑极大影响。当时的西域佛教艺术当然是指所谓的希腊印度系的艺术。就这样，在汉土上，这些新艺术渐渐地普及起来。

自佛教传入到三国终结的这个时期，有关佛寺建筑的记录十分匮乏。搜集散见于文献的记载不过只有以下数种：灵帝建宁三年（170年） 建豫章大安寺；献帝初平四年（193年）笮融于广陵建佛寺；同帝延康元年（220年）建武昌昌乐寺等，各寺均未载详情。三国时代，吴孙权黄龙元年（219年）武昌建慧宝寺，嘉禾四年（235年）金陵建瑞相院，赤鸟元年（238年）苏州建通玄寺，同四年（241年）金陵建保宁寺，同五年（242年）四明建德润寺，同十三年（250年）扬州建化城寺。这些都是中国中部地区，特别是长江以南的实例。中国北部一定也兴建了很多佛寺。但是佛教的鼎盛，佛寺建筑的大发展还是要等到两晋以后的六朝，汉代还处于萌芽状态。

六、碑碣及砖瓦

碑碣原本不该独立于建筑物之外，而应作为建筑的附属物进行观察才较为妥当。但因其形式颇富趣味，是研究建筑的重要资料。故在此简单记述其概要如下：

碑碣起源于何处尚未得到证实，但是，周代祭庙时，为系牺牲之用而在庙庭竖碑，葬仪之际，为下棺于墓穴而在穴之两侧竖碑，碑的上部开一圆洞，以棒穿洞，棒上结绳，以绳吊棺，传说这就是碑的起源，为常人所信。

现存的实例中比东汉时期更早的古碑尚不得见。最古的形式是下有台基，名为“趺”，上立板状碑体。碑的顶部为尖形呈兜巾状，名为“圭首”。碑的上部开小圆穴，名为“穿”。图1-30是山东省济宁文庙的汉碑，合于此例。“穿”即为系牺牲供品或下棺时嵌棒之用。

下一例的碑头一变为半圆形，图1-31的汉碑和图1-30同出一处，是此类碑的典型代表。再下一例，与半圆形外轮并行刻有垂虹形覆轮，这条覆轮名为“晕”，有单层的，也有多层的，有左右均齐的，也有偏向一方的。此外还有若干异例，在此省略不述。图1-32载于山东省曲阜的文献中，是汉故博陵太守孔彪之碑，是此类碑的典型。

碑的表面一般要阴刻铭文，上方篆刻题铭。后世又出现了碑阴碑侧都刻铭文的类型。

碑的形式到六朝时有了变化，到唐代再变并于此大功告成。其变迁的过程将逐章按年代加以说明。

汉碑之例颇多，文献有《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等，记载了很多碑例。实例渐次也有新发现。如举其中最为显著之例，则有山东济宁之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碑（汉安二年即143年）、同处之汉故郎中郑固之碑（延熹元年即158年）、同处汉故执金吾丞武荣之碑（建宁元年即168年），此皆为有圭首之例。山东曲阜故博陵太守孔彪碑（建宁四年即171年）（见图1-32）有正晕。山东曲阜泰安都尉孔宙之碑（延熹七年即164年）有三条偏晕。其他作为碑面有雕刻之异例的有白石神君碑（光和六年即183年）。另外，碑的表面刻有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或四神中只刻朱雀、玄武二神的，还有头部之晕渐变成龙形的。四川省的高颐之碑（见图1-33）为其中一例。

图1-30 山东省济宁文庙的汉碑

图1-31 山东省济宁

图1-32 山东省曲阜文庙的汉碑

图1-33 四川省高颐的碑

下面有必要就砖瓦费上数言。汉瓦的种类繁多，在此不可能一一赘述。其中，世上使用最多的是刻有以下文字的瓦当：长乐未央、长乐万岁、长生无极、千秋万岁、长生未央、延寿万岁、永奉无疆、亿年无疆、延年益寿、宜富当贵等。此外还有刻着万岁、上林、延年、甘林等二字的瓦当，也有刻着特殊建筑名称的。总之，由于远古的中国习俗极崇尚文字，所以瓦当上一般也刻文字，如后世那样使用动物或花纹之例则很少见。图1-34是汉白鹿观所用之瓦，瓦上并刻二鹿实属珍奇。《石索》的解释是：

“三辅黄图上林苑中二十一观，有白鹿观，疑即此观之瓦也，鹿甲天下所以表瑞”。砖近来也常有发现，有铭文的不在少数。《石索》所载最早的有铭文砖是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砖形也有若干类，纹样的种类也是各式各样，难以一一讲解。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例是盛冈的太田孝次郎收藏的四神砖（见图1-35）。与此同工异曲的一例《石索》里有记载，见图1-36。几何学纹样例属图1-37之形的不在少数。武氏石室的画像中可见楼阁图，图中屋顶上的砖肯定就是此类中的一种（见图1-42）。下节再就此说明。

七、汉代建筑的细部

以上略述了汉代的各种建筑物，现综合以上事实，考察一下当代建筑的细部手法。当然，能够明确了解细部详尽情况的遗物十分匮乏，难以期待正中核心。作为试验，一半参考石阙上残留的部分手法，一半研究武氏祠、孝堂山祠和其他所谓像画石中见到的建筑图样，更参考坟墓中发现的明器中具有建筑性质的物品，彼此进行比较考察，以期探知当代建筑的大体手法。

为方便计，先就建筑各部进行考察，最后再予以综合判断。

（一）柱础

关于柱础，《石索》中可见两类（见图1-38）。其一，（1）是安装自然石原物，只在柱底部加上相应的修饰。这种类型适用于比较高级的建筑。其二，（2）是把础石的上面切成平面，再把柱子的底面也切成平面，两个平面相接而柱立。这种类型适用于低级建筑。没有见到刻成刳形的础柱或相似之例，日本自奈良时代就有刳形础石，故可以想象中国自六朝开始也用了此种础石。

图1-35 汉代砖上的四神纹图

图1-37汉代砖一例

图1-39 汉柱头

图1-38

（二）柱

柱当然是指圆柱。本来“柱”的注音就是マルバシラ 。但《石索》中可见的图1-39（4）是角柱，因此认为角柱也同时存在应无问题。大建筑所用常为圆柱，正如现在中国各地所用都是圆柱一样。柱的上下同大，外轮廓是并行的垂直线，这说明凸肚状支柱此时尚未传入。

（三）斗拱

中国的斗拱从周时起即已发达，到了汉代更加发展，并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变化，这在前面已经讲过。图1-40各式是从《石索》记载中搜集而来的，此外的图1-41、图1-42中也可见到特殊之例。《石索》所载武氏祠、孝堂山祠、焦城村等石刻中的图样十分僵硬，以此来推测当时的斗拱手法相当困难。幸亏有四川省的石阙遗例（见图1-40），二者对比多少可以做出一些解释。图1-39（1）和（2）大概是要在柱顶放上大斗之形。图1-39的（3）（4）（5）（6）可以解释为大斗上还要再放一个拱，表面的装饰手法也各有小异。图1-39的（7）（8）的轮廓较之前者形状不同，不知鼓形的意义何在，大概下部是个突出来的拱，上部是普通形状的拱。图1-41明确表示了斗拱组织，图1-42与图1-39的（3）（6）同工，装饰方面更下工夫。

四川省的实例是具体表示汉代建筑性质的重要材料，就此，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文学博士在为祝贺内藤博士花甲的《中国学论丛书》里发表了论文，以“关于法隆寺的建筑样式与中国汉六朝的建筑样式”为题。其中第五章的题目是“汉代至六朝唐代的斗拱变化过程”，介绍并记述了四川的这件遗物。图1-40是该书插图，其中（1）为少见的二升斗，瓜拱上有绘纹。（2）的左侧也是二升斗，瓜拱的弧度很大，有明显绘纹。右侧也是二升斗，瓜拱成S形，曲线强劲有力。（3）是连续二升斗，拱成缓弯S形，末端成涡形。这些手法和日本法隆寺正心瓜拱的手法之间一定有些因缘，这样认为决不是凭空杜撰。滨田博士在他的论文中特别提到，尤摩·弗普罗斯收藏的明器（望楼）的斗拱与法隆寺的正心瓜拱几乎完全相同。（4）隅角处用了一种奇特的手法，和（1）和（2）之右图所示手法有关联。此外还有若干有趣之例，因未能现场观察，故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总之，汉代斗拱的发达程度要在我们的想象之上，期待今后能有新发现来进一步阐明汉代建筑的真相。

（四）屋檐

屋檐在阙上表现为“椽”或“扇椽”，圆檩条以下相当于小壁的部分常可见雕刻的实例。雕刻或是灵兽或是人像。这类雕刻最常见的是刻在阙柱直上方的斗拱之间，也有把四神刻在柱面上的实例。屋檐远远伸出，微微上翘。但是有画像石的屋檐是绝对不上翘的，另外观察作为副葬品的明器，上面的宅屋模型也没有发现上翘现象。可以说，汉代无论宫殿还是民宅，屋檐皆无上翘。即使有，其程度也低得未能引人注目。

（五）屋顶

屋顶形状在遗物的画刻中几乎都是庑殿顶，低级建筑里可见悬山顶，但没有歇山顶。不过可以考虑歇山顶也同时存在。

屋顶的轮廓看上去几乎都是直线，即使有若干弯曲，程度也极轻微。

葺顶材料当然是瓦和砖。用瓦时即所谓的大式瓦作，盖瓦和仰瓦混用，屋檐处用勾头、花边瓦或滴水瓦交替排列。 砖瓦混用的葺形见于图1-43的（5）（6）及图1-41。图1-42看上去似乎全部用砖葺成。屋脊则用各种功能不同的瓦葺成，两端装有蚩吻之例，见于图1-43（6）（7）以及图1-41。传说蚩吻本是龙的九子之一，因生性好水，所以放置屋顶以防火灾。又传，此习自西汉武帝筑柏梁台时开始有之，甚不足信，应该从周代就开始作为某种装饰使用了。《石索》中所载的蚩吻并不像从动物之形变化而来的，但也无法以此来考证当时的实物。另外，屋顶的坡度较缓，多为四至五寸，但用这些说明事实也不够充分。作为明器的房屋模型一般也只有四五寸的坡度，所以应该可以认定当时的建筑物屋顶就是如此。

屋脊上装饰物之例见图1-41和图1-42，都是些灵鸟灵兽，但创意的根据不详。

（六）人柱

以男女人像代替支柱的手法很早即用于西亚，其中最精彩之例见于希腊。而武氏祠石室的画像中亦有同例，实在令人生趣。图1-42一方的女人用头和手，另一方的怪人用双手支撑着屋顶。这种怪人左右各有一对，还有怪人倒立着用脚支撑屋顶，既觉奇特亦觉残酷。

（七）栏杆

栏杆例见于图1-41和图1-44。图1-44过于简单不得要领，为普通栏杆。图1-41中的栏杆装饰漂亮。

除以上略述内容之外，还有一些细微之处应该举例，但在此省略。以上细部手法展示得较好的，作为实例有四川汉阙，作为画刻有武氏祠石室（见图1-42）。有关石室的画像《石索》里有如下解说：

此通三四層為一事在第三石之末雖無標題状在前二段秦事之後其樓閣工麗人物精嚴疑當日阿房宮之制所謂五步一樓十步一閣者否亦君侯宅第也畫樓重櫛上綴鳥獸屋瓦鱗次鏤柱樓有四阿，左右有罘罳各琱刻石人相承為柱兩柱左右央輔相望閣道相屬……

此解说恰当与否姑且不论，这里虽比不上阿房宫的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但也确实是秦汉时代最善最美最理想的建筑表现。由此也证明了前面宫室一节里引用的宫室之壮丽华美的叙述绝不是架空的妄言。

八、装饰纹样

汉代的装饰纹样比起周代有了显著进步。周代的纹样古朴而迟重，虽有异常的威力却缺乏流畅清秀。汉代纹样去掉了周代的迟重进而畅达，且又不失古朴，仅雄健之气尚存这一点就足以令人惊叹。

汉代纹样在金石及其他工艺品中实例不少：于金属有镜类，于石器有玉类、画像石、砖瓦等，于工艺品有最近朝鲜平壤南郊属汉代乐浪郡遗址的坟墓中发现的各种家用器具。这些实物足以推知当时工艺美术的进步状态，但对这些实物本身的说明当别属他项，故在此省略。

对适用于建筑的纹样现在知之不多。现存之物主要是瓦当纹样，前项已就此略行观察。关于装饰室内所施色彩纹样尚无可用作参考的遗物。

在此想就周汉纹样的性质比较说上几句。周代的纹样中，有数种属于动物，但都与写实相去甚远，要搞清其实体十分困难。但汉代以后，手法明显接近写实，如镜、墓石上刻画的四神，既简单又得要领，让人感到一种飘飘然的神韵。龙在周代终未得见，到汉代才开始出现其似于兽类的形象。周代没有足以称为藤草花纹的植物形纹样，汉代则出现了此种纹样。周代有几何纹、雪纹等多种纹样，但都带有坚硬凝重的气氛。进入汉代以后，那种气氛得到化解，产生出较为柔和的感觉，每一根线条都开始活跃起来。可以推知，建筑领域也走过了与此相同的行程，比起周代，明显地变得丰丽起来。 Stbh8p1Mn+RNDauBOjAH/slCpxC6qbRSt6OtgrG3hlDe/N4FYFbg0ncP5l4e/mF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