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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56年）
中国确切有实的历史是从周朝开始的
。周的祖先自中国的西北边陲兴起，势力渐次扩大，至文王时已经号称天下三分有其二，武王时终于灭殷统一天下。之后王位延续了37代，到被秦朝灭亡时已经过了867年。
一句867年说来简单，但是如此之长的王朝，古今中外很难找到。这些年数如果从昭和六年
开始上溯的话，正好是冷泉天皇的康平七年，也就是宇治的凤凰堂建成后的第11年。现在，当人们观赏凤凰堂时都会禁不住地赞叹那是一座稀有的古代建筑，那么在观赏周初至周末的稀有遗物时，这种感觉就会更为强烈。周初至周末近900年文化的进步与兴盛，当然不宜拿来与最近900年的发展相提并论，但总得要承认其间存在着显著差异。现在想要既明确又正确地搞清整个周朝的那段历史恐怕过于困难，只能是概括而论。如果说现在的研究稍有了一些进展，那就是我们了解到周朝具有至少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的性质。
第一期：初期，武王元年至平王四十八年，即周初时代，前后400年。
第二期：中期，平王四十九年至敬王三十九年，即春秋时代，前后242年。
第三期：后期，敬王四十年至赧王五十八年，即战国时代，前后225年。
第一期是汉民族固有艺术的开端，也是艺术作为有价之物出现的时期；第二期是向着更洗炼更精巧发展的时期；第三期是更趋成熟并以惊人速度发展的时期。我凭借不够完全的遗物和文献想象，认为事实理应如此。
周文化的兴盛已为众所周知，孔子赞叹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实际上自文武周公以来，周就以文为国，竭力于学术技艺的进步与发展，其结果是，春秋以来涌现出了所谓的九流百家。哲学、文学、法制、经济、兵学、医术，所有领域都有巨人辈出。那种相互倡导各自学说的壮观景象，中国自古至今的任何朝代都难以超越。
周朝文化既然如此发达，建筑也就毋庸赘言。《周礼》是可以用来证明的最佳文献。我们可以通过《周礼》了解周朝的宫室建筑是如何按照井然的秩序营造出来的。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可以窥见当时建筑一斑的文献。建筑的现存遗物几乎为零，只有少量与建筑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物件遗留，如陵墓、石器、玉器、铜器之类。这些物件中有很多还尚存疑问，但大体上被认定是周朝的遗物。我们通过这些遗物足以想像当时的建筑迹象。
周朝建筑的性质，更详细说是建筑的特殊平面、外观等，从今天的中国建筑推测起来并不难。中国建筑从出现到实现样式大成的周朝经过了几万年，而大成以后再到今天不过刚刚过去三千年，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三千年不过是一个很短的时期，因此性质上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不仅仅是建筑问题，今日中国的人情、风俗、工艺、学术等和三千年前的古代相比，都没有显著的不同。衣食方面也一样没有根本差异。所以居住亦即建筑方面，古今并无大别，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用今日的建筑来律定三千年前的建筑。
从商朝传承到周朝的建筑，想来已经具备了上一章介绍过的中国建筑的特性：材料仍是木材与砖瓦混合，屋顶覆瓦，地铺石条砖，随处可见雕刻，外部全涂色彩。虽然地区不同会有差异，但一般远古时代木材相当丰富，建筑应该基本上以木材为本。《资治通鉴》里，子思对卫公说：“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用工匠做比之处很是有趣，因为建筑的事情为一般人士所知，引出工匠之例很容易使人理解。砖瓦当然也已被广泛使用，内外装饰均用雕刻，纹样也是多种多样，对此，下面将依次根据文献和遗物加以说明。
如前所述，中国远古时的宗教是崇拜祖先、崇拜自然。为祭祖先建庙，为祭自然即祭天地、日、月、山川等设坛。在中国，这些坛庙的设施自古以来受到极度重视。
坛是用石料修造的土坛，上面种着树木，祭祀在坛上举行。有关树木的种类，《论语》里有这样的记载：孔子的门人宰我就鲁哀公问社的答复是，“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此回答不当，所以宰我被孔子狠狠地批了一顿。总而言之，祭坛上是一定要种上树的，这和日本远古做祭典时要筑矶城植神篱的做法异曲同工。日本的祭典方法是从中国传习而来，还是在日本固有的方式上加入了中国样式，对此虽尚存疑问，但毕竟这种形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今天北京现存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的构造样式当然与古代样式相去甚远，非常壮观，但并未失去其根本性质。
祭祀方式根据祭祀对象而异。古籍
中有“至舜，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至于岱宗，柴……”的记载，这应与今天日本所行的祭祀之礼基本上没有大的差别。即王者于大祭之时，先在地上洒酒祈求神降，然后奏乐，供神馔，行祭仪。祭祀终了，停乐撤馔，行送神之仪。唯一不同的是，中国供祭牲畜之习日本没有延用。中国自古畜牧，国民常食兽肉，而日本自古以菜食为主，兽肉自佛教传来之后就不再多作食用，更不用来祀奉神前。《论语·八佾》篇中有“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之句，从中可以想象出降神仪式的场景。“禘”意为王者之祭。此文的大意是，大祭之时，洒酒行降神之礼后不久，祭官和参列者皆失诚敬，仪式有失尊严，实不忍睹。同篇中还有“三家者以雍彻”一句，可推测撤馔时的情景。“雍”指王者祭祀时所奏的音乐。大意是，鲁国的三位大夫以臣下之身份奏王者之乐行使撤馔，实在僭越。《雍也》篇有“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之句，由此可知如何供奉牺牲。文意是，如果耕牛之子是红色且牛角端正的话，可以作为山川坛的祭祀牺牲来用。
庙祀自远古即已有之。据古籍记载，尧时已行五帝之庙祀。五帝之庙，唐虞时称五府，夏时称世室，殷时称重屋，周时称明堂。有关明堂放在下一章节详说。一般来讲，祭祀君王共同祖先之处称为太庙，其建筑与普通宫室毫无差异。只是主宇即正殿的正中要安置祖先的牌位，从宇即左右的配殿作为正殿的陪衬。现在北京宫城里的太庙在天安门内东侧，与社稷坛相应，奉天的宫城里也有太庙现存，但那都是些平凡的普通建筑，没有值得特别关注的美奂之处，祖先的位牌亦并非特别出色之物。后世不过是传承了一套祭祀祖先的仪式，而不是出自对祖先的虔敬之念才对那些庙祀予以崇敬。日本模仿中国的称号，也把伊势神宫的内外两宫称作太庙，作为祭祀皇室祖先之处。
庙中牌位也有用造像代替的。太庙里虽无同例，但越王勾践念及范蠡功绩曾铸金像，楚国宋玉慕念屈原也为其造像。宋玉所作《楚辞·招魂》篇中有“像设君室，静闲安些”之句，朱子加注曰：“今人已死，设形貌于室以事之，乃楚俗也。”造像之习起于周末，自楚越之地渐次发达，这一点值得注意。楚人、越人原本都不是汉民族，而是被汉人叫做南蛮，后来和汉人混血形成的种族，风俗上与北方汉民族存在差异。
“庙”这个字在中国也逐渐被广义应用。现在除了祭祀帝王、圣贤、功臣、伟人等处之外，祭祀属于道教神仙的地方，祭祀属于佛教的堂宇等一概都被俗称为庙。有关这类建筑将在以下章节分别阐述。
有关周朝的都城宫室制度《周礼》中有详细记载。现摘记如下：一则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是说城市规划应为建筑家之责。城之大小为九里四方，一面开三个门，即所谓宫城十二门之制。次曰：“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是说城内纵横区划分为九条，日本平成京、平安京的街区设计源出于此。纵横的街道（即涂）为九轨，即是车轨的九倍。当时的车乘的宽度为六尺六寸，左右各伸出七寸，全宽为八尺，九倍就是七十二尺，等于十二步宽的路幅。
又曰：“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王宫以中轴为大路，左设太庙，右配社稷坛，现在的北京城正是依此遗风。“市朝一夫”即市与朝各为百步见方。
就宗庙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世室指宗庙，修是南北纵深，二七等于十四步。夏朝以步为度量单位。广四修一即横宽要比纵深长出四分之一，即十七步半。再曰：“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成五室配以五行，大小为南北纵深六丈，东西横宽七丈。一步为五尺。又曰“九阶”，指南面为三，其他三面各为二。“四旁两夹窗”指四方各开一门两窗合计四门八窗。“白盛”即以贝壳调制而成的蜃灰涂抹。“门堂三之二”指门侧堂室的尺度取正堂的三分之二，南北九步二尺，东西十一步四尺。“室三之一”指门堂二室与门各占横宽的三分之一。
言及殷宫室时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指王宫的正殿，其纵深为七寻即五丈六尺，一寻为八尺，横宽为九寻即七丈二尺。四阿重屋即双檐四坡屋顶。
言及周宫室时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即明政教之堂。周朝以筵为单位，一筵等于九尺。由此可知自夏殷至周，规模已逐渐增大。本文中夏朝举宗庙，殷朝举王宫，周朝举明堂，种类不同，虽难以直接相比，但均为同型的建筑。周朝的明堂图载于聂崇义的《三礼图》，但极不得要领，仅能用来大致窥见五室配置法和窗牖取寸法。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是指要根据物品来选择适合的尺度。
“庙门容大扃七个。”庙门的宽度为大扃七个即二丈一尺。大扃即牛鼎扃，长三尺。
“闱门容小扃三个。”庙中门即闱门的大小为六尺。小扃即膷鼎扃，长二尺。
“路门不容乘车之五个。”路门即寝宫之门，乘车的宽度为六尺五寸，五个就是三丈三尺。“不容五个”指原尺寸的一半，可理解为一丈六尺五寸。
“应门二彻三个。”朝门宽度是三个二彻，一彻八尺即二丈四尺。
“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内指路寝以里，外指路门之外。嫔是执掌有关妇人法规的人。
“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此为对九卿职务的说明。
“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王宫门的梁长为五雉，宫隅城隅指京城城墙。雉用于测长度时为三丈，测高度时为一丈。
“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此为道路宽广之制，宫城内的大路为九轨，环城之路为七轨，野外之路为五轨。
“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都城是京师以外用来册封给王室子弟之处，京城的门制可通用于都城。即都城之隅高五丈，宫隅门阿皆高三丈。
“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京城之外的诸侯城隅高七丈，宫隅门阿皆高五丈。
“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王城道路与诸侯城道路之间要有等级差别。
以上是《周礼》中有关宫室建筑的记载，当然要完全理解十分困难，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记载了解当时的制度是如何制定的，规矩是如何匡正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献可以帮助我们想像周朝宫室建筑的状况。试举两三例加以说明。
图1-10是帝王的宫寝，载于聂崇义的《三礼图》。虽甚不得要领，但据《周礼》的解释，王者有六寝，路寝在前，亦称正寝。燕寝在后分为六室，春居东北室，夏居东南室，秋居西南室，冬居西北室，仲夏居中央室。如按中国北方气候考虑，这种居住方法极不合理。至少冬天应该居住在东南室堵塞北方更为有利。也许这是一种为配合五行之说所做的牵强解释。五行之说把五行与季节相配，木即春配东，火即夏配南，金即秋配西，水即冬配北，土即中央配中。如图1-10所示，各栋房子建于坛上，单层顶四坡， 正面分为三间，中央为入口有门，左右配窗。合于《周礼》的“四旁两夹窗”。
图1-10 宫寝制 |
图1-11 中等住宅假想平面图 |
中等普通住宅的堂宇形状也基本与此相同，是目前最为普遍的一种。图1-11是其假想图。以居中的甲室作为会客室，左右的乙室、丙室作为居室或寝室。《论语·雍也》篇中有相关文字甚是有趣。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按当时的习俗，病人躺在北窗前，主君前来探视时移至南窗前，需让主君面南而见。伯牛本来躺在乙室或丙室的北窗前，因老师孔子来访所以移至南窗前等待。孔子本应从中间入门先进至甲室，再进乙室或丙室，面南见伯牛。但也许是要避免烦劳病人，或者还有其他理由，孔子并未入室，只站在外面，从窗户伸进手去握住病人述念诀别之辞。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仅可以推知伯牛家的样子基本上与现代的中国房屋相同，而且还能想象出窗的高度与病床高度的关系。
当时的宅第大体上都保存着传统习俗，周围用墙壁围起，正面开门。墙壁是为了保家护院。地位越高财产越丰，墙壁也就越高，装饰也就更豪华。《论语·子张》篇中，子贡被问与老师孔子孰为贤者时对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意思是说平民百姓家的外墙往往不及人之身高，而天子宫室则高数仞。数仞可推知有三四间高，一仞等于七周尺，一周尺约等于现在的七寸五分。
墙在商代就以白灰涂饰，周代想来必然会有更进步的方法。孔子的门人宰予昼寝，孔子斥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据此我们知道了当时良木施有雕刻，用普通泥土砖瓦砌的墙壁最后要涂上色漆等物。
门的制度前面已经提过，《论语·乡党》篇有“立不中门，行不履阈”，由此可知门上有阈
，置于门扉处，以不踏阈而跨过为知晓礼节。缙绅宅第的大门内外应有影壁。现在大门内有影壁之家仍不在少数，官衙门前则要建造高大的影壁，上面画上一些奇奇怪怪像龙一样的动物以示威慑。《论语·八佾》篇中“邦君树塞门”讲的就是此事，树即墙也。
接门之处有门房，上面已经讲过，现在这种习俗仍未改变。门随身份高低增减其数，从第一道门经院子即中庭进至第二道门，再依此循序进第三、第四道门。天子的宫城自古以来宫门重重，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今天的北京城。
有关宫室的材料构造，详细情况不得而知，但都是外部以砖、内部以木、屋顶以瓦兴建而成，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事实。内外的装修也非常考究。雕刻随处可见，纹样皆着彩色，柱上齐备斗拱。《论语·公冶长》篇有如下一节：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
这是批评鲁国臧文仲的僭越之举，指臧文仲放占卜用具的房间，竟敢在斗拱即节上雕山岳，在梁的短柱即棁上画草纹。现在“棁”字已被注上读音，专指日本伊势神宫的两宫正殿梁上的短柱。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宫室构造的大要，即柱上有斗拱设备，室内梁体露出，其上立棁，棁上架栋，彩绘椽架露出。棁上刻有草花纹，其他部分也都涂上色彩加以装饰。所谓山节藻棁不过是为了押韵，节棁都用“ 屑”音，并不是说只有节和棁上加有装饰，而是说建筑的各个部分都有装饰。
春秋时代诸侯因富强而流于奢侈，这是不争的事实。鲁庄公非礼刻桓宫之桷，晋灵公
厚敛以雕墙，齐景公为曲潢横木龙蛇，立木鸟兽也。另外《石索六》中记载，宗周
丰宫的瓦当上有四神塑饰，足以说明制瓦技巧有了很大进步。图1-12是其拓本，四神像已磨损得模糊不清，但正中的“丰丰”字仍分外清晰。“丰丰”就是“豐”，一见便知。
图1-12 宗周丰宫瓦当文
中国的陵墓建筑自然是自远古发展而来，根据历史年代，周朝以前多为简素之物，及至周末大规模陵墓始告完成。但不过是“帝尧之葬，款木为匵，葛藟为缄。其穿，下不乱泉，上不泄殠
”而已。舜葬于苍梧，二妃不从，市廛不变其肆。禹葬会稽，树不改其列，农不易亩。殷汤葬处不详。周文王、武王、周公葬于陕西省渭水北岸的毕，皆无丘陇之处。周公葬兄甚薄。孔子葬母于防，称墓而不坟，葬子鲤有棺而无椁。
周朝葬仪与陵墓之制皆详记于《周礼》，录之如下：
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
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王宫曰丘，诸臣曰封，列侯之墓高为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民各有等级之差。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
及竁以度為丘隧，共喪之窆器。
葬仪时，开始挖竁即墓穴之际，要行仪式禀报土地之神后才可下棺入穴。下棺时要在墓穴两侧立碑，以棒穿碑，捆棺之绳网要结在棒上棺方可下。隧即墓道，是从外部通往墓室之路。
“及葬言鸞車象人。”
葬仪时需放入驾鸾车的像人即俑人。俑人如前章所述，是从殷代的刍灵演变进化而来。
“及窆執斧以
。”
“遂入藏凶器。”
临下棺时放入凶器亦称明器。明器是陪葬品。想来使用明器之习自夏后氏时即已开始，周朝应属承袭。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
“凡祭墓為尸。”
“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
以上是《周礼》的有关部分。周朝自春秋开始，葬仪日见隆重，坟墓逐渐广大。《论语·子罕》篇中亦可见孔子宣传葬礼隆重，自己亦希望得到厚葬的章句：
“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言外之意暴露了孔子的心理。
孔子的门人颜渊死，门人欲予厚葬。其父请求孔子卖掉车乘为颜渊造椁。孔子拒绝请求说，吾子鲤死时有棺而无椁。由此可知，当时的富裕之家皆于墓中造椁，椁内藏棺。
周朝的陵墓已有作为葬仪装饰用的石兽石人。《水经注》有记载说，周宣王时仲山甫之冢有石羊、石虎，但拓跋魏时已溃碎殆尽。墓地种植柏树、放置石虎的由来，据说是因为魑魅魍魉好食死者肝脏，却因怕柏也怕虎不敢近前。关于石人也有特例，即春秋以后厚葬之风盛行，晋文公向周襄王请求在墓中修隧未获准许，却仍建了极为僭越的灵公冢。已被发掘的汉广川王冢，甚为壮观，四角有石制玃犬，还有四十余男女石人捧烛侍立。尸体九窍中皆有金玉，其他物品均已腐烂无从知晓，只剩下一只玉制蟾蜍，大小如拳，腹部可装水五合，光泽宛如新玉，取之即滴水。此记载见于《西京杂记》。石人之例此外还有，同书还记载了魏哀王冢的发掘：石床上有石几，左右各立三个石人，皆武冠带剑，云云……石床左右各有二十个石妇人侍立，或执巾栉镜镊之象，或执盘奉食之形。
越王勾践的大夫文种之墓在广州东面，墓下有石，为华表柱，上有石鹤一只。此说见于《述异记》。这说明墓室立华表周朝时即已出现，但我不敢苟同。华表是从阙变化而来，历时很久才在后世出现的。墓室里的或许是石鹤或石凤之类亦未可知。
齐景公墓在贝丘县东北，唐代曾被人掘开过，向下三丈处有石函，自函中得一鹅。此说见于《酉阳杂俎》。这些都是深埋之例。似此，春秋以后奢侈之风盛行，葬仪坟墓亦尽其奢华，以致墨子要写下《节葬》。
现存的陵墓实例甚少，其类型有二，一为圆丘，二为方丘。圆方两型皆或有阶梯，或半球体或梯形。今陕西省咸阳县以北一带即是古时的毕原，累累古坟散在其间，一部分是周陵，一部分是汉陵。周陵里有被称为文王、武王、成王的陵寝，但其真伪尚未充分确定。文王陵在咸阳北15里
处，长方梯形。据关野贞博士的考察测定，陵长375尺
，宽320尺，高约60尺，顶面153尺乘154尺见方。周朝初期竟有如此之大的陵墓实属可疑，但现阶段还不能予以否认。武王陵位于文王陵南面，是座圆坟。成王、康王之陵分别在文王陵之北和西北处，均为正方形布局的梯形。当然，这些陵寝的轮廓已经崩毁，原状不存了。
吴王阖闾之墓在江苏省苏州城西郊，名为“虎丘”。据《越绝书》记载，阖闾冢在阊门外，名虎丘。下池广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铜椁三重，澒池六尺，玉凫之流。扁诸之剑三千，方圆之口三千，有槃郢鱼肠之剑。征调十万余民工，临湖取土以葬之，葬后三日因有白虎居其上，故号虎丘。现在丘坟轮廓已经溃破，原型无以考察，丘上屹立一塔，为明代修造。
齐桓公之墓在山东省青州，山东铁路沿线附近皆是阶状方坟，尚未能详细调查。管仲之墓也在其附近。
孔子之墓在山东省曲阜，原称马鬣封，即前低后高，形状如棺之类，但现冢为圆坟。鲤及子思之墓也在附近，也都是圆坟。据说邹县的孟子墓亦为同型。另外江西省南昌市有一称为澹台灭明的陵墓，虽真伪不详，但以叠石堆成的方锥形状实属罕见。
总之，周朝王室及诸侯的陵墓形式虽然简单，但规模甚是宏大，足以想象其国力何等兴盛，文化何等进步。
周代的建筑装饰已经发达至足供观赏的程度，这一点参考前举数例虽已明确，但具体形象仍不能知晓。
“山节藻棁”的字义，可解释为，节即斗拱上刻山形，棁即梁上短柱上画藻即草花样。以山作饰之例见于史传，云自远古起，帝王衣饰上即画有山形，所以没有理由否认。不过有关草花纹样确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来中国远古的纹样，多如周汉时期的古铜器、玉器上可见的那样，皆以动物、天体或几何纹样为主要题材，植物性的纹样几乎不见。这是由于古代中国人比起客观地观察自然界来，更加重视主观地考察人类，或遵阴阳五行之说，或祈祥瑞之兆，或重阶级制度之约，表示纹样特殊意义比外观的美感更为重要，所以工匠们不可能各自随意发挥。总之，古代中国的纹样僵硬而不委婉不流畅，漾溢着谜一样神秘气氛的原因就在于此。同时，纹样于古代，由于多是刻制在石料玉器等物质坚硬的材料上，当时的工具尚不足够锐利，刻出僵硬的轮廓也是在所难免。从植物界获取的纹样极为稀少之原因，大概是由于中国北方树木贫乏，对自然植物的观念也就随之淡漠的缘故。不过中国北方并不乏花卉、蔬菜、杂草之类，想来本该有些植物可以演化为纹样，可迄今未见实例，不可思议。藻是水草，认为这种水草逐渐演化成为草花纹样似乎是顺理成章，可又觉得不太靠谱。即使假设藻是藤蔓，亦不会是优柔委婉，而应如汉镜上所见僵硬强直的半几何造型。
《石索六》中所见宗周丰都瓦当前面已经提过，如果周初就开始在瓦当上加了装饰文字的话，屋顶的边边角角都会见到作为装饰用的物件，由此推之，有关刻桷、刻墙等记载亦应见于传记。
中国的玉器、铜器上使用的特殊纹样是否也用在了建筑上，这一点尚不明确。但可以认为，对其中的某些种类稍施变形使用于建筑的想象是恰当的，也有后世的建筑实例作为佐证。梁、脊、枋、短柱等架构材料上所施的雷纹、云纹或许就是由此发展出来的变形纹样，如藻文等皆有其适用的理由。可以联想当时的窗扉已用某种较为复杂的造型进行装饰，建筑内外当然都涂有颜色，而颜色大概和今天一样以红色为主，细微纹样则施以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