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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只有两个人的囚徒困境，还是多个人的人质困境，都深刻地揭示出个体理性和群体理性的矛盾。
孟子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战场上，两军对垒，战斗一打响，战鼓擂得咚咚响，作战双方短兵相接。经过一场激烈拼杀后，胜方向前穷追猛杀，败方全军溃败，丢盔弃甲地拖着兵器逃跑。
那些逃跑的士兵中有的跑得快，转眼已经跑出去一百步；有的跑得慢，刚刚跑了五十步就停下来了。这时，跑得慢的士兵嘲笑那些跑了一百步的士兵说：“你可真是胆小鬼。”
跑了一百步的士兵一边跑，一边回头说：“我们都是胆小鬼，不过是一百步与五十步的差别罢了。”
当敌人冲过来时，无论是跑一百步的还是跑五十步的士兵，都是不希望只剩下自己在孤军作战而选择逃跑。在进攻时，是两个阵营之间的博弈；在后退时，是一个阵营内部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博弈。不管受到什么样的嘲笑，也不管其他的同伴跑了多少步，逃跑都是他所能采取的最优策略。
囚徒困境和人质困境，向传统经济学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点，集体优化是不需要刻意追求的，只需要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最终就能达到利他的效果。传统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传世经典《国富论》中这样描述市场机制：“当个人在追求他自己的私利时，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导致最佳经济后果。”
让我们重温一下这段经典论述：
我们的晚餐并不是来自屠夫、啤酒酿造者或点心师傅的善心，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每个人”只关心他自己的安全、他自己的得益。他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提升他原本没有想过的另一目标。他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也提升了社会的利益，比他一心要提升社会利益还要有效。
这就是说，每个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增长。也就是说，自利会带来互利。自1776年这段话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出现以后，很快成为鼓吹自由市场经济者的最有力武器，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一种价值准则，或者成为人们为自利行为辩解的一种论据。很多人因此认为，经济市场的效率，意味着政府不要干预个人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自利尝试。只要市场机制公正，自然会增进社会福利。
然而，囚徒困境模型动摇了这一理论，指出了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的对立：从个体利益出发的行为，往往不能实现团体的最大利益；从个体理性出发的行为，最终也不一定能真正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
模型中的囚徒是完全理性的，因而也是完全自利的，因此绝对不会出现一个囚徒选择“招供”，而另一个囚徒选择“抵赖”的局面；也不会出现同时“抵赖”的结果。这后一种结果的无法实现，恰恰说明个人理性不能通过市场导致群体的最优。每一个参与者可以相信市场所提供的一切条件，但无法确信其他参与者是否能遵守市场规则。
这也恰恰反映了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兄弟分家，都无法避免。是“兄弟阋于墙”还是“外御其侮”，两种理性的矛盾，是所有博弈的局中人随时面对的问题。也正因这种现象是如此普遍，它才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动摇了人们对于“看不见的手”的信心。
个人理性和群体理性的一致，是人类迄今所发现的最安全的社会模式，既能够保证个人自由和权利，又能够产生合理的利益分配，尤其能够避免走向“奴役之路”。博弈论的挑战，似乎说明了传统经济学是一种好的理想却是一种坏的哲学。坏的哲学往往具有这样一个模式：当把现实还原为理想之后，却发现由理想无法回归到现实。
单纯的批评于事无补，正如生活中无数类似的故事一样，我们需要的是得到集体优化的解决方法。托马斯·霍布斯认为，在政府存在之前，自然王国充满着由自私个体的残酷竞争所引发的矛盾，生活显得“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浅薄”。按照他的观点，没有集权的合作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一个有力的协调机制是推动社会发展所必需的。
博弈论学者罗伯特·奥曼拥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1955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博士学位。在此后五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寻找避免“囚徒困境”式的坏的纳什均衡的机制，实际上是从理论上探索协调人类利益冲突。他于1987年提出了“相关均衡”机制，认为通过某种客观的信息机制以及参与人对信息的反应，有可能使本来各自为政的个体行为之间相互发生关系，形成一种共赢的结果。
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在交通路口设置红绿灯，设立金融中介组织以及各种社会媒体与中介组织，设立世界贸易组织和欧佩克，可以说都是为了使参与各方在合作中走向共赢。
需要注意的是，协调机制绝对不应靠集权来排斥和遏制个体理性。一旦通过强制形成一种社会机制，把某个人或国家的利益置于群体利益之上，那么它必然既不能被普遍接受，也不可能被长期实践。
更深远的影响是，在这种机制之下，个人利益的实现方式无法公开畅通地讨论和传递，而只能在私密圈子中口耳相传，更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和选择。个人理性未能转化为群体理性，反而变成了“个人非理性”，必然导致全社会认识和判断水平的偏低。一个提倡个人吃亏的机制，未必能培养出无私的君子来，反而会使非理性更加流行。因此，要形成个人利益与社会理性的协调，就必须尊重个人理性。
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信号，或者一个有效的协调组织，可以使我们从人质困境中摆脱出来。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信号或组织是不存在的。这时又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