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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父亲那年从我身上看到了哪些变化，但他早已决定把我带在自己身边。一个周六，他从米兰来到山上，驾着他那辆破损的阿尔法小汽车闯入了我们习常的生活，决意不浪费他短暂假期的每一分钟。他事先买了一张地图，用图钉钉在墙上，还买了一支细笔用来标出已行过的山路——像是将军们征服的地盘。他的全部行装就是一只旧军用背包、膝盖衬着绒布的裤子和白云山登山运动员的红色厚毛衣。母亲更喜欢躲在家里与天竺葵和书本为伍，不掺和其中。布鲁诺已经在高山牧场，我只能独自回到我们以往待过的地方，感受对他的思念之情，所以我很乐意接受新鲜的方式：我开始学习父亲的登山方式，这更类似于从他那里接受一种教育。

清晨，我们一大早就出发，驾车一直行驶到玫瑰山脚下的村镇。那是比我们那里更时尚的接待旅游者的场所，我昏昏欲睡中瞥见成排的小别墅、二十世纪初高山风格的旅馆、六十年代建造的丑陋的公寓房子以及沿河停靠着的房车营地，它们都一一在我眼前掠过。整个山谷还沉浸在黑暗之中，披着湿漉漉的露水。父亲在头一家营业的酒吧喝了杯咖啡，然后，俨然一名登山队员，挎上了背包。过一座小木桥之后，山路从一座教堂后面盘旋而上，伸入树林中，从这里我们就开始攀登了。在上山之前，我最后一次抬眼望着天空。我们头顶上方的冰川在阳光下闪耀着，清晨寒冷的天气下，赤裸着双腿冻得我直打寒战。

在上山的路上，父亲让我走在前头。他离我一步远跟在后面，这样，我可以在必要时听见他说话，也听得到他在我身后的呼吸。我要遵守的规则不多，也很清楚：一是掌握好登山的节奏不要停下来；二是不说话；三是在交叉路口，永远选择往上延伸的山路。他一路上气喘吁吁的，远不如我轻松。平时他终日蹲办公室，又抽烟。不过，至少有一个小时他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喘口气，没喝一口水，也没观赏任何景色。观赏山林对他没有什么诱惑力。我们在格拉纳村镇闲逛期间，是母亲指点我观赏各类植物和树木，并且教会我它们的名字，像是人名似的，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个性，而对我父亲来说，树林只是登上高山的入口而已。我们低着头再度攀登，集中注意力在双腿的节奏以及肺部和心脏的节奏上，与体力保持一种私密的默契。我们踏在几百年来动物和人经过的卵石上。有时候越过一个木头十字架或刻有名字的青铜牌子，或是一个带有圣母小像和鲜花的神龛，它们赋予树林里那些角落一种墓地般的凝重气息。当时我们的沉默无言蕴含着另外一种意义，仿佛只有以这种方式从那里经过，才能表示对它的尊重。

到了树林的尽头，我们才抬头仰望。冰冻的山脊上山路逐渐平缓，我迎着阳光，见到了高山上最后的一些村落。那是些几近被废弃的地方，比格拉纳村镇更糟，幸亏还有一旁的牛棚、淌着涧水的山泉以及一座像样的小教堂。房屋的上方和下方，土地被平整过，石块是堆砌好的，挖成的沟渠用来灌溉和施肥，河岸上整成了梯田和种菜的园子：父亲向我指点这些工程，并且以欣赏昔时山里人的口吻跟我说话。那些中世纪从阿尔卑斯山北部来的人，能够在高地上种植作物，没有人驱使他们。他们具有特别的技能，且有一种特别的毅力，能忍受寒冷和艰辛。他对我说，如今已没有人冬天里能在高山峻岭上生活，能像古人那样在几百年中以自给自足的方式生活。

我看着坍塌的房子，尽力想象当初住在那里的居民。无法理解昔日怎么会有人选择这么艰苦的生活。当我这样问父亲时，他以其谜一样的方式回答我，似乎他总是无法给我解开谜底，只能稍稍给一点儿线索，而我总是不得不自己去求得真相。

“并非是他们选择的。倘若某人去高山上求生，那是因为在山下，他们不让他安宁。”他说道。

“在山下，有什么事情让他们不得安生？”

“统治者。军队。神父。工头。得看情况而论。”

他回答的语气并不是十分严肃。现在他在泉水旁清洗后背，比清晨时心情愉悦多了。他摇晃着脑袋把水甩干，捋着胡子，朝泉水上方望去。在等着我们前往的幽谷里，没有任何景物挡住我们的视线，这样他迟早都能注意到山路上任何一个走在我们前面的人。他有猎人般敏锐的目光，总能寻找到那些红色或黄色的小斑点，辨认出背包或风衣外套的颜色。他们越处在远处，我父亲的声音就越洪亮，他指着他们问我道：“彼得罗，我们要不要赶上他们呢？”

“当然，”我总是回答说，“不管他们在哪儿。”

于是，我们的登山就演变成了一场追踪。我们的肌肉相当发达，尚有使不完的力气。我们重又登攀八月份的牧场，沿途经过偏僻的高山牧场、漠然的奶牛群、扑在脚踝上狂吠的狗和刺扎着我的光腿的大片荨麻。

“抄近路吧，”觉得标志小路的路线不够清晰时父亲说道，“一直走。从这里往上爬。”

坡度重又增加了。最后在那儿，在那些险峻陡峭的斜坡上，我们赶上了我们的目标。通常是三两个人，跟我父亲的年龄相仿，衣着也与他相似。他们使我心里更确定了这种想法：进山攀登就是过去那些年代里的一种时尚，遵循着一些古老的习俗。他们相信跋涉是一种礼仪：他们靠一边行走；站在山路旁，停下脚步让旁人先上。他们肯定从上面已经看见了我们；他们曾试着坚持攀登，不乐意被别人赶上。

“你们好，”其中的一位说道，“小伙子爬得好快啊，嗯？”

“他爬得快，”父亲回答说，“我紧跟着他。”

“小伙子腿脚有劲儿。”

“可不是嘛。不过，当初我们也是那样的。”

“唉，也许是一个世纪之前了。你们想一直爬到山顶上去吗？”

“试试看吧。”

“祝你们成功。”另一位最后说道，客套话就此结束。我们默默地离去，如同我们默默地来到。在登山途中遇上驴友那是意想不到的欣喜。过了不久，当我们离开相当远时，感到有一只手搭在肩上。这是唯一能感觉到的：一只搭在肩上且用力握紧的手，仅此而已。

“我们每个人在山上都有一个自己偏爱的高度，一道与自己相似的风景，在那里会感到自在舒适。”母亲曾这样确信，也许这是真的。她钟情的无疑就是一千五百米高处的树林，云杉和落叶松树林，树荫下生长着橘子、刺柏和杜鹃花，在那里躲藏着狍子。比大山更吸引我的是伴随大山出现的：高山牧场、山涧、泥炭、高山的青草、牧场的牲畜，再往高处，植物就消失了，大雪覆盖了万物，直到夏季开始。一眼望去，是一片灰色的崖岩，带着石英的纹理，镶嵌着黄色的地衣。父亲的天地从那里开始。跋涉了三个小时之后，草坪和树林让位给满是石子的土地、隐藏在冰冻凹地里的小湖泊、留下泥石流痕迹的沟壑以及冰凉水流的山泉。山川演变成一种甚为苦涩的荒凉纯净之地。他在山上变得很快乐。回到往日的大山之中，回到往昔的时光里，也许，他重又变得年轻了。他的步伐似乎更轻盈，重新找回了失去的活力。

我反而觉得筋疲力竭。疲惫不堪加上缺氧，胃里堵得慌，感到恶心想吐。身体的不适令每一米的攀登都很艰巨。父亲未能发现我的状况。山路在三千米的高度变得模糊了，满石子山地里只留有卵石和油漆的痕迹，他终于走在探险路的前头了，没转过身来察看我的身体状况。若他转过身也是为了叫喊一声：“你瞧！”同时指着高处的一排山峰，它们像那个矿物世界的卫士般俯瞰着羱羊角。我抬眼向高处望去，山顶似乎还离我们很远很远。我鼻子里有一股冰冻的雪和打火石的味儿。

折磨意想不到地终结了。我越过了最后一段间距，转过岩石凸角，突然见到眼前一堆石子，或是一个被电击倒的铁十字架，我父亲的背包扔在地上。与其说那是一种欣喜，不如说更是一种欣慰，山上没有任何我们的奖品：除了我们无法再登高之外，山峰顶上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还不如找到一汪山涧溪水或一个村落，那样我会更高兴些。

在高山顶上父亲变得沉思不语。他脱去衬衣和背心，晾在十字架上。我很少见到他光着上身，他的身体在那种状态下透着某种脆弱：晒红的前臂，白皙强壮的肩背，从来不摘除的金项链，重又晒红的粘着尘土的颈脖。我们坐下来吃面包和奶酪，凝望着崇山峻岭。展现在眼前的是玫瑰山头，挨得这样近，掩隐在山中的高山旅馆、登山缆车、人工湖泊，还有从玛格丽塔深山隐蔽的棚屋回去的长长的队列，都一览无余。于是，父亲掀开盛葡萄酒的行军水壶，点燃了早晨唯一的一支香烟。

“并非它是玫瑰就叫玫瑰山头，”他说，“它源自一个古老的名字，意思是冰、冰山。”

然后，他给我列举从东到西是九千米跨度，每次都从头数起，因为在攀登上山顶之前，须识别它们。登上这些山，我们已经期待很久。不起眼的乔尔达尼尖峰，维钦特金字塔在它上方；巴尔门霍尔山峰上竖立着宏伟的基督像尖顶；帕罗特山的侧面轮廓如此模糊几近看不见；然后是高贵的山峰涅菲蒂、祖姆斯坦因、杜孚尔，三座堆在一起的姐妹峰，两个利斯卡姆山旧山冠把它们连成一体，被称为“吃人的山峰”。最后是优雅的卡尔多雷山峦、起伏不平的波鲁切山、锋利的黑岩山和神情温良的勃雷托尔群山。西边最后的山峰是切维诺峰，锋利苍劲而又孤寂，我父亲称它是“伟大的贝卡”，仿佛是他的一位老姨妈。他不太想转向南边，朝平地走去：下面笼罩着八月的雾霭，而在那灰色的大钢罩底下的某个地方是灼热的米兰城。

“好像很小，是不是？”他说道，而我没弄明白。我不明白在他看来那宏伟的群山景色为何竟显得那么小。抑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在他看来是那么小，那些我登上高峰时脑袋里回想起来的东西。然而，伤感之情瞬间即逝。抽完了烟，他从思绪的泥淖里抽身出来，重又捡拾起行装，说：“我们走。”

我们匆匆下了山，沿着随便什么山坡飞跑着冲下来，嘴里高呼着战斗的口号，发出印第安人式的吼叫，不到两个时辰，我们就在村子里的某个山泉旁泡脚了。

***

母亲在格拉纳的调查有进展。我经常看到她在山上布鲁诺母亲忙活的梯田里。你抬眼望去，可以看到她总是在那里，一个瘦骨嶙峋的女人，戴着一顶黄色小便帽，弓着腰照料洋葱和土豆。她从来不跟人交谈，也没有什么人去找她，直到我母亲去与她攀谈：一个在菜园里，另一个坐在一旁的一根树桩上，从远处看去，似乎她们已经聊了好几个小时了。

“看来她是能说话的。”我父亲说道，我们曾跟他说过那个奇怪的女人。

“她当然能说话。我可从来没结识过聋子。”母亲回答说。

“可惜了。”他评论道，但是她没有心情说俏皮话。她发现布鲁诺那年没有考上初中一年级，十分恼火。从四月份起他们就不再送他去上学。如果没有人加以干预，他所受的教育就到此为止了，而这类事情是十分令我母亲愤慨的；在米兰是这样，在一个小山村里也是这样。

“你救不了所有的人。”我父亲说道。

“可有人曾经救过你，我没搞错吧？”

“怎么没搞错。不过，后来是我从他们那里自救出来的。”

“可是你上了学。他们可没有在你十一岁时让你去放牛。十一岁的孩子应该上学。”

“我只是说这里不一样。这里幸好有他父母在。”

“是的，一种好运气。”母亲下结论说，而父亲避免反驳她。他们几乎从来不谈及父亲的童年，很少几次提起时，父亲总摇摇头，中断了谈话。

我和父亲就这样被差遣去侦察，与古列尔米纳家的人结交。他们夏天居住的高山牧场，由三所小房子组成，离开格拉纳沿着峡谷的小路攀登到那里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从远处就看见了那三座小屋子，右边一半隐掩在山腰间，山崖在那里趋向缓和，然后重又陡峭而下，一直伸向流向山村的那同一条山涧。我已经喜欢上了那条激流。在高山牧场上重又能见到它，心里特别高兴。幽谷在那里封堵上了，仿佛巨大的山崩在上面把它给封住了，延伸至一片沼泽地里，一条条水沟流经那里，蕨类植物、大黄、荨麻遍地丛生。从沼泽湿地中间经过，小路变得泥泞。穿过了湿地，越过了山溪，登上了阳光普照的干燥山地，我们朝山顶小屋走去。从山溪到山上全是保存得很好的牧场。

“哎呀，”布鲁诺说道，“来得是时候。”

“很抱歉，我得陪着父亲来。”

“那是你父亲吗？他怎么样？”

“我不知道，”我说道，“好样的。”

我开始像他那样说话。两个星期没见面了，而我们觉得像老朋友了。父亲也像老朋友似的跟他打了招呼，布鲁诺的舅舅也很看重我们，显得很好客。他走进其中一间小屋子，出来时带着一块鲜奶酪和一小瓶葡萄酒，不过，他的面相与欢迎我们的举动显得不太协调。他满脸横肉，像个心术不正的男人。他唇下的胡子又乱又硬，几乎全白了；嘴唇上的胡子更为浓密，是灰色的。天蓝色的眼睛，弯弯的浓眉永远显出怀疑。我父亲伸给他的手，令他感到惊讶，他把手抽回来时显得困惑、不自然。然后，他打开葡萄酒瓶盖，斟满酒杯，回到了他的天地。

布鲁诺有东西要让我看，于是我们让他们在那里喝酒，自己去溜达一圈。我专心地游览了他曾对我说起过的高山牧场。牧场具有一种古老的高贵气质，在无水泥砌成的墙垣中还能窥见它，在四角巨大的石块中间，在用手凿成正方形的屋顶的栋梁中，一片苍凉荒芜之中，每样东西都犹如被一层油污和尘土覆盖了似的。最长的一间屋子用作牛棚，一进门口就能听到苍蝇的嗡嗡声，见到结成硬壳的粪便。第二间屋子残破的窗户用破布堵塞遮挡着，屋顶用铁皮修补过，住着路易吉·古列尔米纳和他的后代。第三间屋子是地窖：布鲁诺带我去看这间屋子，而不是他睡觉的房间。在格拉纳山村时，他也从未邀请我到他家去。

“我正在学习当个奶制品工人。”他说道。

“你的意思是？”

“学做鲜奶酪。你来。”

地窖令我感到意外。里面爽洁又阴凉，的确是整个高山牧场里唯一干净的地方。厚厚的落叶松做成的搁板刚刚清洗过，鲜奶酪存放在那里，上面是盐水腌制的湿润的乳痂。奶酪如此光亮、圆润，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那里，像是要参加某项比赛。

“是你做的奶酪吗？”我问道。

“不，不。我现在只是把它们翻过来，就这样而已。奶酪挺好看的，是吧？”

“什么叫把它们翻过来？”

“每星期一次，我把奶酪翻个面儿，在上面搁上盐，然后再清洗干净，把它们整齐地放在这屋子里。”

“挺好看的。”我说。

外面则摆放着塑料桶、一堆大多腐烂的木柴、一只用煤油桶做的炉子、一只当牲口饮水槽用的浴缸，地上还有一些土豆皮和被狗啃光的骨头。那不仅仅不体面，而且有些暴殄天物，有某种糟践东西、任其毁灭的味道。在格拉纳，我也发现了这种倾向。就好像那些东西的命运已经注定，而保养维修不过是徒劳。

父亲和布鲁诺的舅舅已经喝到第二杯酒了，我们发现他们正在热烈地讨论高山牧场的经济。肯定是我父亲提起来这个话题的，对于他人的生活，他感兴趣的首先是经营的状况：多少头牲口，多少公顷牧场，每天多少公升牛奶，奶酪制作有多少收益。路易吉·古列尔米纳十分高兴与一位内行谈论这方面的话题，他大声地计算，为了让他明白，物价的飞涨，加上强加给放牧人的种种荒谬的规定，他的劳动如今已没有什么意思，他仅仅是出于对这份工作的热爱。

“我死了之后，这山上不出十年，就全都会又变成一片荒林。到那时他们就高兴了。”他说道。

“您儿女们不喜欢这门手艺吗？”我父亲问道。

“嗨，不喜欢干就会自己遭殃。”

越是听他以那种方式说他的预测之言，我越感到震惊。我从未想到过一个牧场，原来曾是一座树林，更没想到牧场可能重又变成树林。我看了看散养在高山牧场上的奶牛，并竭力想象早先被灌木丛占领的那些草坪，它们随后又不断生长，吞噬曾经出现过的任何一种痕迹。水沟、墙垣、山路，最后甚至是房屋。

这时布鲁诺点燃了放在露天里的炉子。没有谁对他说什么，他就径自去饮水池灌满盛水的锅子，又开始用小刀削土豆皮。他会干不少事情：用西红柿酱拌面条，与清煮的土豆一起放在饭桌上，还有奶酪、羊肉干和葡萄酒。那时候就冒出两个胖胖的大男孩，他的表兄弟，二十五岁左右，跟我们一起坐下，低着头吃完东西，看了看我们，然后就去睡觉了。布鲁诺的舅舅注视着他们离去，从他双唇间做出的动作，可看出对他们的全部不屑。

我父亲不在意这些事。用完餐，他伸了伸懒腰，把双手枕在后颈窝，抬眼望了望天空，像是在享受一道风景。他正是这么说的：“多好的风景啊。”他的假期几乎快结束了，现在他已经在带着伤感的神情凝望着山群。那年，有一些山顶不能攀登了。头顶上方有不同的山顶，上面全都是石头堆、山脊的凸岩、山鼻子、堆满废渣瓦砾的沟壑、断裂的地皮。像是一座被大炮炸毁的巨大碉堡的残垣断壁，摇摇欲坠的废墟好像还没有结束崩塌；对于像父亲那样的来访者，真算得上是一种奇观。

“这些山怎么称呼啊？”他问道。我怀疑这是不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在挂墙上的地图前研究。

布鲁诺的舅舅抬起目光，仿佛想看看是否快要下雨了。他做了个疲乏的手势，说道：“格雷诺山。”

“哪座山叫格雷诺？”

“这座山。对我们来说，它叫格拉纳的山。”

“这一片山顶在一起统称格雷诺？”

“对。我们这里的山顶没起过名。是这整个地区的。”吃完喝够了之后，他开始烦我们总缠着他。

“您爬上去过吗？”父亲又问，“我是说，爬到山顶。”

“年轻的时候爬上去过。陪我父亲去打猎。”

“到冰川去过？”

“没有。从没有过机会。不过，我会很高兴能到冰川去。”布鲁诺的舅舅承认道。

“我打算明天上去，”我父亲说，“我带着孩子去踏踏白雪。如果您允许，我也可以带上您的孩子。”

这就是我父亲的醉翁之意。路易吉·古列尔米纳琢磨了片刻，想明白他究竟想说什么。我的孩子？然后，他想起了待在我身边的布鲁诺，那年刚生下来两只狗，我们正在逗其中一只小狗玩，不过，我们并没错过他们所说的每句话。

“你想去吗？”他问布鲁诺。

“想去。”布鲁诺说道。

他舅舅皱了皱眉头。他更习惯说不。不过，也许他感到自己正被外来人所胁迫，抑或是一瞬间那小男孩令他感到怜悯。

“那你就去吧。”他说道。然后他盖上酒瓶盖子，从餐桌旁站起身，不想再继续让自己为难。

冰川更吸引着像我父亲那样搞科学的人，比对登山运动员更有诱惑。冰川使他想起自己曾进行过的物理和化学的学业，以及伴随着他的成长过程的神话。第二天，当我们登上了梅扎拉玛的高山简易住所时，他给我们讲了一个类似那些神话的故事。在登山的小路上他对我和布鲁诺说：冰川是对我们所度过的冬天的回忆，它是大山为我们保存的记忆。它在一定的高度上保留着回忆，而倘若我们想了解某一个遥远的冬天，我们就应该往那个高度走。

“它被称作‘终年不化的积雪’。”他解释道。那是夏天无法融化冬天所落下的全部积雪的地方。有一部分积雪一直坚持到秋天，然后却被冬天又接着落下的大雪所埋没了。那底下就逐渐变成了冰，成了一片不断增厚的冰川，正像树木的年轮；我们数着年轮，就能知道树木的年龄。只是一片冰川并非固定地停留在山顶之上，它在移动，它全部时间里都在往下滑动。

“为什么？”我问道。

“依你看，是为什么？”

“因为它很重。”布鲁诺说。

“正是如此，”我父亲说，“冰川很重，依存在它上面的岩石很光滑，这样，它就往下滑。它滑动得很缓慢，但从未停留过。它沿着山脉往下滑，一直滑到一个对它来说天气太热的高度。那叫‘融化冰的高度’。你们看到那边尽头的地方了吗？”

我们行走在一个像是沙土淤积起来的冰积层。一块冰舌和碎石岩屑涌流在我们底下，在比山路更往下的地方。条条细流穿过冰积层，汇集在一片无光泽的小湖中，从表面看上去似金属般冰冷冰冷的。

“那湖里的水，”父亲说道，“可不是来自今年冬天下的雪。那是大山保存了不知多少时间的雪水。现在的水也说不定是一百年以前下的雪化成的。”

“一百年？真的吗？”布鲁诺问道。

“或许更久。这是一种困难的计算。须精确地知道倾斜和磨损的程度。得先做一个试验。”

“怎么做？”

“噢，这容易。你看到冰川上面那些大裂缝了吗？明天我们就上去，往里面扔一个硬币，然后坐在山涧上等待硬币流到我们眼前。”

父亲笑了。布鲁诺凝视着冰川的裂缝和冰舌，看得出那个主意诱惑着他。我不像他那样对古老的神话感兴趣。我胃里感到我们已越过了以往几次结束攀登的高度了。时间也不同寻常：在下午我们淋了几滴雨，现在夜晚即将来临，我们已进入夜雾中。在冰积层的尽头，十分奇怪地发现了一幢两层高的木头房子。一架煤油发电机排出的煤气味泄露了它的存在。然后，是我听不懂的几种语言说话的声音。入口处的木头踏脚板，被登山鞋底防滑用的冰爪扎得千疮百孔，上面放满了背包行囊、绳索、厚毛衣，到处挂着晾在那儿的长毛线袜，登山者提着松口的登山鞋，手里拿着换洗的衣服来回穿行。

那天晚上，高山简易旅店住满了人。没有人留在外面，不过，他们可能会让人睡在长凳子或桌子上。我和布鲁诺比结队前来的登山者要年轻得多。我们在先到的人中间吃了饭，为了给人腾出空位，马上就上了楼，进了一个大房间，合睡一张床。我们从头到脚穿着衣服，盖着粗布被子，长时间地躺在床上，等着睡意来临。从窗口我们看不见星星，也不见深谷有微光闪现，可以看到的只是出去的人抽香烟点燃的火。我们听着睡在底层的人的动静：他们商量着明天的活动安排，讨论着变化无常的天气，或是聊着在宿营地度过的别的夜晚和以往的登山成绩。不时传来我父亲的说话声，他要了一公升葡萄酒，而且已与其他人搭上了伴儿。不再有可征服的更高的山顶，他以带着两个小男孩登冰山而赢得声望，而这个角色令他引以为豪。他找到了几个同乡，我听到他用威尼托方言与他们说着俏皮话。我这么害羞的人，为他感到羞怯。

“你父亲知道的事情可不少啊？”布鲁诺说。

“可不是嘛。”我说道。

“他真了不起，可以教你很多东西。”

“你父亲不教你吗？为什么？”

“不知道。好像我总是给他添麻烦似的。”

我想，我父亲说得头头是道，但他不善于聆听别人，也不善于看护我，否则他就会明白我的身体如何；我吃东西很勉强，理应禁食，因为现在我恶心得难受。从厨房里散发出来的肉汤味更加剧了这症状。我做深呼吸让胃平息下来，布鲁诺发现了我不舒服。

“你身体不舒服吗？”

“还好。”

“你想让我去叫你父亲吗？”

“不用，不用。现在好一些了。”

我用双手捂着肚子。我多么希望躺在床上，听到炉子跟前的母亲说话。我们保持着沉默，一直到十点钟，旅店管理人宣布宵禁，熄灭了发电机，旅店重又沉浸在黑暗之中。不久后，冒出手电筒亮光，是上来寻找铺位的人。我父亲也酒气熏天地过来看看情况如何；我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

天亮之前我们就出去了。现在雾霭笼罩着我们脚下的山谷，天空晴朗，呈一种珍珠母色，最后的星辰随着天色发亮而逐渐暗淡失色。应该快到黎明时分，攀登最远处山顶的登山者早已经出发走了，我们看见他们在深更半夜里整理行装；还可以看得到在很高的山上攀登的一些团队，就像是白茫茫雪海中的遇难逃生者，一个个都那么小。

父亲替我们挂上了他租来的防滑的冰爪钩，我们相隔五米的距离，他在前面，然后是布鲁诺，最后是我。他捆绑住我们的胸口，用绳子绕了一圈打了个结系在风衣外套上，不过，他已多年不打那种绳结，所以穿戴好登山行装花费了好长时间，显得好复杂。最终，我们是最后离开旅店的人。得途经一段布满石子的山地。冰爪踩踏在石子地上，会缠结在一起，绑在胸口的绳子妨碍我行走，身上背着那么多东西，我感到自己滑稽可笑。然而，一旦一脚踏在雪上，这种感觉一下子就变了。对于这次上冰川的洗礼，我清晰记得当时的感觉：双腿稳固结实，钢针尖头咬住了坚硬的冰雪，冰爪抓得牢牢的。

我完全清醒过来了，但过了不久，身上旅社的温暖热气消散尽了，又恶心起来。父亲走在前头带着队。我看他走得很急。尽管他坚持说只想转一转，而依我看来，他内心一直希望能登上某一座山峰，跟我们一起从顶峰上冒出来，给其他的登山者一个惊喜。可是，我却吃力地行走着。步履蹒跚，好像有一只手压着胃部。我一旦停下来喘气，系在我和布鲁诺之间的绳子就绷紧了，迫使他也得停下来；最后，绷紧的绳子也牵住了父亲，他反感地转过身来看我。

“怎么啦？”他问道，他觉得我是在找碴儿捣乱，“我们得赶紧，快走。”

太阳升起的时分，我们身后三个黑影出现在冰川上。那时山上的雪不再呈天蓝色，而是变成了一种耀眼的白色，很快在登山鞋底的冰爪下松陷了。下面的云彩在清晨温馨的阳光下扩展开来，以致我以为云彩很快就会像头天那样升起来。抵达某个地方的念头变得越来越不现实了，然而，父亲可不是个承认自己无能而退却的人；相反，他执意要往前进。忽然遇上了一处大裂缝，他目测了一下距离，以坚定的步伐跨越过去；而后，把破冰斧插在雪中，用绳子绑住斧子的柄去搭救布鲁诺。

我对我们此刻在做的事情兴味索然。我们周围的黎明、冰川、绵延的山脉，把我们与天地隔开的云彩，对所有这些非人间的美我都无动于衷。我只想有人告诉我我们还得走多少山路。我到了裂缝的边沿，在我前面的布鲁诺探出身子往下看。父亲让他用力吸口气，往下跳。我一边等着轮到我，一边转过身去：在我们的脚下，一侧山脉愈发倾斜，冰川裂成了陡峭的冰柱；除了那些折磨人的断裂、崩塌且堆积的冰块，我们之前离开的山中旅馆也被大雾吞没了。当时我觉得我们再也退不回去了，我看了看布鲁诺，想寻求他的支援，却看见他已经在裂缝的另一边。父亲用一只手拍他的后背，称赞他跳得漂亮。我可不行，我怎么也过不去这一关：我的胃不舒服，把早餐全吐在雪里。就这样，我的高山病就不再是一个秘密了。

父亲害怕了。他惊惶不安地跑过来援救我，又跳过了裂缝，把系住我们三个人的绳子缠乱了。他的害怕令我惊讶，因为我本以为他会怒气冲天。不过，当时我没有意识到他把我们带到上面去所冒的风险：我们只有十一岁，顶着恶劣的天气爬到冰川上，在他执意坚持下，随便装备一番就上山了。他知道，治疗高山病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高度，他毫不迟疑地那样做了。他把登山队列颠倒过来，让我走在前头，我感到不适时可以停下来。我的胃里已吐空了，不过，不时地还想吐，而吐出来的只是口水。

不久后，我们走进了浓雾。父亲在队列后面问我：“你怎么样啊？头疼吗？”

“好像没有。”

“肚子难受吗？”

“好一点儿了。”我回答道，尽管现在我感到特别虚弱。

“拿着。”布鲁诺说道。他递给我一把雪，把它抓在拳头里，直到捏成一团冰棍儿。一方面是因为那把雪，另一方面是因为下滑时轻松多了，我的胃开始平静下来了。

那是一九八四年八月的一个上午，是我对那年夏天的最后记忆。第二天，布鲁诺将回到高山牧场去，父亲将回米兰去。然而，在那一刻，我们三人一起在冰川上，好像以后不会再遇上那样的机会，一根缆绳把我们相互系住，不管我们愿不愿意。

我踉踉跄跄地踏在滑雪鞋的冰爪上，无法站立行走。布鲁诺紧随在我身后，过了一分钟，在我们踏雪而行的一路上，我开始听到了他“噢、噢、噢”的吆喝声。那是他平时把母牛赶回牛棚时的喊声。“哎，哎，哎，噢，噢，噢。”他正在用那种吆喝声把我带回到高山旅社，因为我当时已站不起来了：我有赖于这种哼唱的调子，让我的双腿跟上他的节奏，这样我就不去想任何别的了。

“你见到那条裂缝了吗？”他问我，“好险哪！裂缝好深好深呀！”

我没有回答。眼前仍然浮现出曾见到的他们像父子一样兴高采烈地紧挨在一起的那一刻场景。现在雾和雪在我面前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我只留意让自己别掉下去。布鲁诺没再说别的，又哼哼唧唧地吆喝起来。 wkW7l3SqP6q880uxbq2gHHT2AROLy832Vid1zMjznIg56CTDSMTqtIBbbicAPf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