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有他自己上山的方式。不太深思熟虑，非常执拗冒失。他爬山从不掂量一下力气，总像在跟什么人或什么东西较劲儿似的，而且若他觉得哪儿的山路太长，就抄近路走极为陡峭的路线。跟他一起爬山时不许停下歇脚，不许因为饿了、累了或冷了而抱怨，但可以唱一支美丽动听的歌曲，尤其在雷雨天或浓雾弥漫的日子里，而且可以一头扎进茫茫雪原中大声吼叫。

我的母亲儿时就认识父亲，她说他当时爬山从来就不等任何人，一个劲儿追随山上更高处的什么人，因而自己必须得有一副铁脚板才能得到他的青睐。她笑着让人明白自己就是这样征服了他的。比起爬山，后来她更喜欢坐在草坪上，或者把双脚浸泡在一股溪水中，抑或去辨识山上花草的名字。即使在山顶上，她也更喜欢注视远处的山峰，遥想着少女时代见过的那些山，回想着青春年华曾与谁共度。而我的父亲在那种时刻，却觉得有些扫兴，只想赶紧回家。

我想，这是对于同样的乡愁截然不同的反应。父母是三十年代中期进城的移民，当时他们离开了威尼托的农村——母亲出生在那里，父亲是战争的遗孤，也长在那里。他们最早见到的、初恋时的山脉是白云山——在他们的言谈中总不时提及白云山这个名字。当我尚十分年幼无法听懂他们的谈话时，就总是听到某些字眼，那么清晰，如雷贯耳般，意味深长。卡蒂纳乔、萨索伦戈、托法内、玛尔莫拉达——只要父亲提起这些山头中的某一个名字就足以令母亲两眼发光。

那是他们相恋的地方。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听说在他们还年幼时，是一位神父最早把他们带到那里去的，而且后来也是由那位神父给他们完了婚，在拉瓦雷多山脚下那座小教堂前，那是一个秋天的早晨。那山上的婚姻，是创建我们家庭的谜。姥姥和姥爷反对这门婚事，不知出于何种缘由。婚礼就只请了几位朋友，新婚夫妇穿着风雨衣，就在阿乌隆乔山中旅店的一张双人床上过了新婚之夜。格雷德峰壁上白雪皑皑。那是一九七二年十月的一个周六，那一年以及以后许多年，登山的季节就不再有了：第二天，他们把登山靴和朱阿夫式上宽下窄的裤子装上车，连同她怀着孕的身子，以及他受聘的合同，一起去了米兰。

***

沉着镇静并非我父亲在乎的一种美德，但在大城市里，这种美德比呼吸更有用。上世纪七十年代时米兰的一派景象是：我们居住的那座大厦朝向一条车水马龙的大街，据说柏油路下面流淌着奥罗纳河 。的确，在下雨天，街道会被水淹没，我想象着在道路的下面，河水在黑暗处吼叫、上涨，直至从下水道的盖子溢出来。然而，还有另一条河流，那是由汽车、货车、摩托车、卡车、公共汽车、救护车汇合而成，来往不绝。我们在高处，住在第八层。街道被两排相对称的楼房挡住，放大了从街上传来的噪声。有几天夜里，父亲实在忍受不了，从床上起来，打开了窗户，像是想责骂城市一番，命令它安静下来，抑或想把滚烫的沥青泼在它身上；他在窗前待了一分钟，往下看，然后穿上外套走了出去。

透过窗玻璃，我们可以看到一大片天空。一年四季都能看到蓝天白云，飞翔的鸟儿不时划破天际。母亲执意在一个被烟熏黑的小阳台上种植花草，多年的雨淋得阳台上长满苔藓。她在阳台上照看着绿色植物，同时跟我讲起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下八月份的葡萄园，讲起挂在烘干炉杆子上的烟叶，抑或那些芦笋——为了保持鲜嫩白净，得在其抽芽之前摘下来，因此须有一种不凡的眼力在尚未出土时就看到它们。

如今她的那种眼力却完全用在另一种地方了。她在威尼托大区当过护士，然后，在米兰的榆林区获得一个医务人员的职位，从事社会福利工作，那小区处在城市西郊的平民住宅中间。这所刚刚创立的机构，就如同她工作过的家庭诊所，帮助怀孕期间的妇女，随后关注新生婴儿长到一岁为止：这就是我母亲的工作，而且她喜欢这份工作。那里只是他们派遣她去干活的地方，对她却像是一种使命。那一带的榆树可真是太少了；住宅区的地名志上标出了胶凯木大街、云杉大街、落叶松大街、白桦大街，听起来十分好笑，因为那里只有一幢十二层高的简易楼房，充斥着各种糟糕的事情。母亲要做的工作中有一项是去检查婴孩成长的环境，几次巡查完毕后，她深感震惊，好几天都无法平静。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她不得不向未成年人法院告发。到这样的地步，除了遭受到相当重的责骂和恫吓威胁以外，她还得付出很多艰辛，而她却深信不疑地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她并非是唯一坚信不疑的人：社会福利救济人员、教育工作者、小学教师与她有着一种深厚的协作精神；一种女性对孩子的集体责任感，把她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父亲却总是很孤僻。他在一家拥有一万名工人的工厂里当化工技师，那里经常不是闹罢工就是解雇员工，而无论厂子里发生什么，晚上他总是满腹怨愤地回家。晚餐时他老是默不作声地盯着电视新闻看，手里悬空拿着餐具，仿佛随时等着爆发另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如果听到消息说有某人被杀害致死，或者某个政府陷入危机，或石油价格上涨，或发生炸弹爆炸而指使人不确定，他都会自言自语地咒骂。与应邀来访的不多几位同事一起在家里时，讨论的议题几乎总是政治，结果还总是以吵架收场。跟共产主义者他搞反共，跟天主教徒他搞激进，跟所有力图把他归为教会或某个政党组织的人，他就搞自由思想家的把戏；不过，那时并非思想上能摆脱强制压抑的时代，而过了一阵子父亲的同事们就停止上门来访了。他却继续去工厂，仿佛每天早晨都得蹲入战壕里似的。看到他每天夜里无法安眠，过分用力抓紧每件事情，用耳塞堵住耳朵，吞服治头疼的药片，忍耐不住就火冒三丈，为了尽到妻子的责任，当时母亲就采取行动安抚他，缓和父亲与世界之间的冲突。

***

在家里他们还是讲威尼托方言。在我听来，这是他们俩之间的一种秘密语言，一种先前的神秘生命的回音，一种昔日的残痕，就如同我母亲摆放在家门口小桌子上的三张照片。我经常驻足观看那几张照片。第一张是她父母亲在威尼斯拍摄的，那是他们唯一一次旅行，是姥爷送给姥姥的银婚礼物。第二张是全家福，葡萄收获季里照下来的：姥爷、姥姥居中而坐，三个姑娘和一个少年蹲在他们脚旁，背景是打谷场上装满葡萄的篮筐。第三张照片中是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舅舅，他微笑着跟我父亲一起站在山顶的十字架旁，肩上盘卷着一根绳子，穿着登山服。舅舅英年早逝，为此，我取了他的名字，尽管我是彼得罗（Pietro），而他在我们的家庭语汇中叫皮耶罗（Piero）。可是照片中所有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从来没有人带我去找过他们，而他们也从未来过米兰。母亲每年有几次乘火车周六早晨去，星期天晚上回来，回来时神情比出发时还要忧伤，然后她尽力排遣忧郁的心情，继续生活。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有太多的人须关怀，没有精力多愁善感。

然而，昔日的一幕幕总是出其不意地冒出来。有几个早晨，母亲驾车送我到学校的途中，上诊所途中，或送我父亲上工厂的途中，她会哼唱起一首旧时的歌曲。有时她在途中唱起歌曲的第一段，过一会儿父亲就跟着她唱下去。那些歌曲都是大战期间以高山为背景创作的：《军用列车》《苏加纳 》《上尉的遗嘱》等。这些故事如今我也都很熟悉了：出发上前线时二十七个人，仅有五个人得以返回家园，在皮阿维河流 那里，为一位母亲留着一个十字架，她也许迟早会去寻找它；一位远方的恋人等待着、叹息着，然后不再等待，嫁给了另一个男人；献给死者一个吻，为自己企求一朵鲜花。这些歌曲的歌词中，有当地的方言，这样，我就懂得，它们是父母亲以往的生活中带来的，不过，我也直觉到其中某些不同的、非同寻常的东西，也就是说，那些歌曲是在述说他们两个人，谁知是以怎样的方式。我只是明白，是述说他们俩自己的事情，否则难以解释他们的歌声中如此清晰地透露出来的那种感动。

还有，在秋天或春天，少有的刮风日子里，在米兰街道的尽头，隐约现出远处的山脉。拐过一个弯，在一座立交桥上，突然，父母亲的目光很快会聚向那里，无需相互指点。山峰白茫茫一片，天空异常湛蓝，一种出现了奇迹似的感觉。在城市里，工厂一片纷乱扰动，民间住宅拥挤不堪，广场上的冲突，受虐的儿童，未婚妈妈；山上却是皑皑白雪。于是母亲问那是什么山，而父亲却环顾四周，像是在城市地图上给指南针定方向。这里是什么，蒙扎大街，扎拉大街？那么，就是格里纳山 了，他考虑了片刻后说道。我明白正是她。我对那个故事记得很清楚：格里纳是一个姑娘的名字，她十分美丽而又残忍，用箭射死了爬上山向她求爱的骑士，于是上帝把她变为山头惩罚了她。而如今她落在车子的挡风玻璃中，供我们三人欣赏，每个人都沉浸在一种不同的、无声的思绪之中。然后，红绿灯一闪，一个行人跑着穿过马路，有人在他身后按喇叭，我父亲骂了一句，然后仓促挂挡，加速离开了那美好的一刻。

***

到了七十年代末，当时的米兰烽火连天，父母亲他们穿上了登山鞋。他们不是朝向当初来的东面，而是朝西，像是继续逃跑，朝向更高更峻峭的山头：朝奥索拉、瓦尔塞西亚、瓦尔达奥斯塔而去。后来母亲对我讲，她当时第一次感到有一种意料不到的压迫感。相比威尼托和特兰提诺的温馨的大山轮廓，她觉得西边的那些山谷似乎像山峡口那样，是那么狭小、阴暗和闭塞；崖石是湿润的，黑乎乎的，到处流泻着水涧和瀑布。怎么有那么多的水呢，她想。这儿应该下过很多雨。她没意识到所有那些水都发源于一处非凡的源头，她与我父亲正是朝那个源头而去。他们重新爬上山谷，直到登上相当的高度重又见到阳光：大山的风光一览无余，突然，眼前出现了玫瑰山头。一个北部世界，一种永恒的冬天，笼罩在夏季的牧场上。母亲被这景象吓住了。父亲却说，这就像是发现了另一种层次的伟大，抵达了人类的大山，重新投入巨人大山的怀抱之中。他显然是对它一见钟情了。

我不认识那天抵达的确切的地方。谁知道是不是马斯库涅亚加、阿拉涅亚、格雷索内依或阿亚斯。当初我们每年都转移迁徙，跟随父亲不安定的流浪生活，围绕着他征服的大山转悠。除了山谷，我记得我们还有家，如果可以把它称为家的话：在野营地上租一所平房，或是在某个村子的膳宿公寓租一个房间，逗留上两个星期。从来就没有足够的空间让那些地方变得舒适，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人喜欢上什么，而父亲对这些事情毫无兴趣，都察觉不到。一到那里他就马上换上衣服：从包里取出格子衬衫、绒裤、厚毛衣，重新按照原来的打扮变成另一个人。他辗转在山间小路上度过自己短暂的假期，一清早就出门，晚上或者第二天才回家，风尘仆仆，脸被太阳晒黑了，疲惫不堪却喜形于色。晚餐时跟我们聊小羚羊、羱羊，描述露天宿营的夜晚、布满繁星的天空，八月份也会降下的白雪，当他说到真正高兴处时，最后一句总会说：我多么愿意你们当时能与我在一起呀。

事实上母亲一直拒绝登上冰山。她对冰冻的山川有着一种固执的非理性的惧怕心理。她说，对她来说，山脉达到三千米高就该终止了，那是她所钟爱的白云山的高度。她更钟情两千米高的大山而不是三千米——那里有牧场、山涧和树林，而且她也十分钟爱一千米的高原，以及那里依仗树木和岩石为生的山村生活。当父亲外出时，她总喜欢带着我出去溜达，在广场上喝杯咖啡，坐在草坪上给我读一本书，或跟过往的人聊天。对我们不断的移居生活她相当痛苦。她真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和一个可以回归的家乡，经常向我父亲提这个要求，而他总是说，除了交米兰的房租，没有钱交付另外的租金了。她提出一个可以考虑的租房价格；最后他答应着手去寻找。

晚上，收拾好残羹剩饭之后，有一次，父亲把一张地形图铺展在桌子上，开始研究次日上山的路。他身边放着一本意大利登山俱乐部的灰色小册子，以及半杯不时吮啜一口的烈酒。母亲享受着自由自在的角色，坐在沙发椅或床上，沉浸在某部小说之中：她在小说中消融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似乎已身处异乡。于是我爬到父亲的膝盖上看他在做什么。我发觉他那么快乐，那么富有表情，与我所习惯的城市里的父亲形象完全相反。他很高兴地给我看地图，并且教我如何看。他一一指点，这是一条小溪，这是一面小湖，这是一片高山放牧者居住的棚屋。这里你可以从颜色分辨出树林、阿尔卑斯高山草原、石砾堆、冰川。这些曲线标志着高度：曲线越密，山脉就越陡峭，直到无法攀登；这儿曲线较稀疏的地方，坡度就较为缓和，有小路通过，你看到了吗？这些标出高度的点，就是山的顶峰，我们要去攀登的就是顶峰，只有当我们抵达了无法再攀登的地方，我们才下山。你明白吗？

不，我不明白。我得见到它——那个给他带来那么多快乐的世界。几年之后，当我们开始一起去登山时，父亲总说他清楚地记得我曾表露出来的天赋。一天早晨，当母亲还在熟睡时，父亲正准备出门，他就在我跟前系登山鞋带，我则已经整装待发，要跟随他而去。我在床上时就准备好了。黑暗中我吓了他一跳，好像我比他还大六七岁似的。在他的叙述当中，我已经成了以后会变成的那个样子——一个成熟孩子的预兆，一个未来的幽灵。

他当时问我，你不想再睡一会儿？声音很低，不想惊醒我母亲。

“我想跟你一起去。”这是我的回答，或者是他认为这样，但也可能仅仅是他愿意回忆起来的话语。 EPnbh2c6VrE0rfocVK02vTu8qGt3ids5MCFnALDpYIojFfnWBEqTDpdMC6Ctfz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