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患者,萝丝(Rose),最近一直都在谈她与女儿的关系,这个女儿是她唯一的孩子,正处在青春期。萝丝对她的女儿几乎就要绝望了,因为她只对酒精、性,以及和其他花天酒地的同龄人一起玩耍感兴趣。
在之前的治疗中,萝丝回忆了她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失职——她的多次不忠,她在许多年前为了另一个男人抛弃了家庭,几年之后她结束了这次婚外情又回来了。萝丝的烟瘾很大,并患上了严重的肺气肿。但是即使这样,过去几年里她尽力弥补自己的行为,无微不至地关心她的女儿。然而,这一切都不管用。我强烈建议他们一起进行家庭治疗,但是她的女儿拒绝参加;现在萝丝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每一次咳嗽发作,每一次去见她的肺科医生,都在提醒她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她只想获得解脱,她告诉我:“我想要她走。”她一直数着到女儿高中毕业离开家还有多少天——不管离开家做什么,上大学,去工作,什么都行。她不再关心女儿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她一遍又一遍地自言自语,同时也是对我说:“我想要她走。”
在我的临床实践中,我尽我所能帮助家庭重归于好,弥合兄弟姐妹以及孩子和家长之间的裂痕。但是我给萝丝治疗的过程中,逐渐感到疲倦,并丧失了对这一家庭的所有希望。在过去的谈话中,我已经试着预期如果她和她女儿切断联系,她的未来会如何。她会感到内疚和孤独吗?但是说这些都是枉然,她现在已经时日无多:我知道萝丝活不了太久。在将她女儿转介给一位优秀的治疗师之后,我现在只关心萝丝,并且感觉可以完全站在她那一边。她不止一次说过:“还有3个月她就高中毕业。然后她就搬出去了。我想要她走。我想要她走。”我开始希望她的愿望能够成真。
那天晚些时候,我骑着自行车默默地重复萝丝的话:“我想要她走,我想要她走。”然后没过多久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并通过她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我也许是头一次这么做。在我的想象中,她对我也有类似的想法,并且说出类似的话。现在回想起来,当我最终并且永久地离开家去波士顿上医学院的时候,我并没有母亲表现出哀伤的回忆。我回想起离别时的场景:当我开着装得满满的雪佛兰离开家时,母亲站在房前台阶上向我挥手告别;当我从她的视线中消失后,她进了屋。我想象她把前门关上然后深深呼了一口气。两三分钟后,她站起来,露齿而笑,和我的父亲一起跳“哈哇那基亚(Hava Nagila)” 舞蹈。
作者和他的母亲还有姐姐,加利福尼亚州1934年
的确,在我22岁永久离开家时,我母亲有充足的理由感觉松了一口气。我是家庭平静的打扰者。她对我从来就没有好话,我也照样回敬她。在我从一座长长的山坡上骑着自行车向下滑行时,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从前的一个夜晚,那时我14岁,父亲46岁,他半夜从剧烈的胸部疼痛中醒来。在那个年代,医生是会到家里来看病的,所以我母亲很快就给家庭医生曼彻斯特博士(Dr.Manchester)打了电话。在宁静的夜晚,我们3个人——父亲、母亲和我——焦急地等待着医生的到来。(我的姐姐,琼,比我大7岁,已经离开家上大学了。)
每当我母亲心烦意乱的时候,她就回到了原始的思维方式:如果发生了什么坏事,一定有谁做错了什么。那个人就是我。在我父亲疼得打滚的时候,那天晚上她不止一次地朝我大声吼叫:“你——你杀了他!”她让我知道,我的任性,我的不敬,我对家庭造成的动荡——所有这些——杀死了他(had done himin)。
多年之后,当我躺在精神分析躺椅上,我对这一事件的描述,让我极端正统的精神分析师,奥利芙·史密斯(Olive Smith)少有地迸发出了她的柔情。她发出了啧啧声,向我这边倾身过来,然后说,“多么可怕啊!这一切对你来说肯定很糟糕。”她是一个刻板的研究所里的一位刻板的培训分析师,这个研究所将解释看成是分析师唯一的有效行为。她那些深思熟虑,深奥难懂,并且仔细措辞的解释,我一句都不记得。但是她那个时候,以一种温暖的方式靠近我——我现在还珍藏着这一记忆,即使已经过了差不多60年。
“你杀了他,你杀了他。”我仍然能听见我母亲尖锐刺耳的嗓音。我记得自己蜷成一团,因为恐惧和愤怒而动弹不得。我想要吼回去,“他没死!闭嘴,你这个白痴。”她不停地擦我父亲的额头,并亲吻他的头,而我坐在地板上,缩在一个角落里,直到,终于,终于,大约凌晨3点钟,我听见曼彻斯特医生的大别克车压碎街道上秋天的落叶的声音,然后我三步并作两步地飞快跑到楼下,去开门。我很喜欢曼彻斯特医生,看到他那张熟悉的、微笑着的大圆脸,我的恐慌消失了。他把手放在我的头上,弄乱了我的头发,安慰我的母亲,给我父亲打了一针(可能是吗啡),把他的听诊器放在我父亲胸口,然后他一边让我听,一边说:“听,小伙子,它在扑通扑通跳着呢,就像一座时钟一样有力而且规律。不用担心。他会好起来的。”
那天晚上我目睹了父亲的濒临死亡,并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我母亲爆发的愤怒,然后做出了一个自我保护的决定,从此对她关上心门。我必须从这个家离开。接下来的两三年里我几乎没和她说过话——我们就像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并且,最重要的是,我回忆起曼彻斯特医生进到我们家时所带来的深深的、遍及全身的宽慰。从来没有人曾经给过我这样一份礼物。就在那里,在那个时候,我决定我要像他一样。我将会成为一名医生,将他给我的安慰传递给其他人。
我的父亲逐渐康复了,但从那之后他每一次用力都会胸痛——即使只是走过一条街区,他也会立即伸手去拿他的硝酸甘油吞下一片,就这样他又活了23年。我的父亲是一位温和、慷慨的男人,我认为他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勇气反抗我的母亲。我与母亲的关系是我一辈子的伤痛,但矛盾的是,她的形象几乎每一天都在我的脑海中闪过。我能看见她的脸:她从来都不平和,从不微笑,从不快乐。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虽然她一辈子每天都辛勤工作,但是她完全没有满足感,并且很少表达快乐、积极的想法。不过今天,在我骑自行车的时候,我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回忆她:我想到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我肯定也没给过她什么快乐。我很欣慰的是,晚年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更加善意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