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Michael），一位65岁的物理学家，是我一天里的最后一位患者。我20年前给他做过心理治疗，持续了大约两年；从那之后他就杳无音信，直到几天前，他给我写邮件说：“我需要见你——随邮附上的这篇文章使我想起了许多东西，有好有坏。”我点开链接一看，是《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他最近获得一项国际科学大奖的情形。

他在我的治疗室里刚坐下，我就先开口说话了。

“迈克尔，我收到了你的邮件，说你需要帮助。对你的痛苦我感到抱歉，但是我也想说，很高兴见到你，也很开心知道了你获奖的消息。我经常会想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谢谢你这么说。”迈克尔环顾了治疗室四周——他瘦长而结实，身高约有1.83米，头发所剩无几，十分机警，炯炯有神的褐色眼睛散发着干练和自信。“你重新装修了治疗室？这些椅子之前是在那边的，对吧？”

“是的，我每隔25年重新装修一次。”

他轻声笑了。“嗯，你看过那篇文章了？”

我点点头。

“你也许可以想象接下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一时间，我充满了自豪感，接着却是一阵阵令人焦虑的自我怀疑。老样子——内在里我很肤浅。”

“让我们直奔主题吧。”

在接下来的会谈时间里，我们回顾了过去谈话的内容：他没有受过教育的爱尔兰移民父母，他在纽约出租房里的生活，他接受的糟糕的小学教育，缺少任何一位重要的导师。他谈了很多他如何嫉妒那些有长辈提携的人，而他却必须勤奋努力，获得最高的分数以博取关注。他必须自力更生。

“是的，”我说，“自力更生是骄傲自豪的来源，但是它也会导致一种没有根基的感觉。我认识很多来自移民家庭的天才儿童，他们感觉自己像是长在沼泽地里的野百合——花儿虽美但是根基不牢。”

他记起来，很多年前我对他说过这句话，并且说他很高兴回想起它来。我们安排好再见几次面，然后他告诉我，他已经感觉好多了。

迈克尔和我配合得一直很顺利。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很投缘，有时候他会告诉我，他觉得我是唯一真正理解他的人。在我们做心理治疗的第一年，他谈了很多关于他身份的困惑。他真的是那个名列前茅的优等生吗？或者他是个游手好闲的人，用下赌注或掷骰子来打发空余时间？

有一次，在他为自己令人困惑的身份感到悲哀的时候，我给他讲了我从华盛顿特区罗斯福高中毕业的故事。当时，我接到通知，我将会在毕业典礼上获得罗斯福高中公民奖。但是，在我读高四的时候，我一直在做棒球赌注登记经纪人的生意：在指定的一天里，投注的人选出3位棒球手并下注，如果任意2位棒球手之间都不出现6次安打，钱就归我，如果有6次安打，我就赔10倍。我获胜的概率要大一点。我的生意一直做得非常好，总是有闲钱给我的女朋友玛丽莲·柯尼科（Marilyn Koenick）买栀子花。然而，在我毕业典礼的前几天，我把赌注记录本弄丢了。它丢在哪里了？我发疯似地到处寻找，一直找到毕业典礼的那一刻。即使当我听到自己的名字，开始大步走向主席台时，我还在颤抖，并不知道——我会被授予罗斯福高中1949届优秀公民，还是会因为赌博而被开除？

当我向迈克尔讲这个故事时，他大笑不止，然后小声说了句：“心心相印的心理医生。”

***

在整理完治疗记录之后，我换上休闲装和网球鞋，把自行车从车库里推出来。在84岁高龄，我已经很久不打网球，也不慢跑了，但是几乎每一天，我会在家附近的自行车道上骑车。我先骑过一个满是散步者和飞盘以及很多孩子攀爬超现代化建筑的公园，然后经过马塔德罗小溪上一座原木桥，再爬上一座一年比一年陡峭的小山。我从山顶上一路滑行下来，心情很放松。我酷爱这样的滑行，因为暖风会拂我的脸颊。只有在这个时刻，我才能理解我信仰佛教的朋友所说的，放空大脑，沉浸在当下的感觉。但是这种平静总是很短暂，而今天，在我的脑海深处，我感觉有一个白日梦准备着要浮现出来。这是一个在我漫长的一生中已经想象了很多次，估计有几百次的白日梦。这个白日梦蛰伏了好几个星期，但是迈克尔对于缺少人生导师的悲叹唤醒了它。

一位男士，拎着公文包，穿着泡泡纱西装，戴着一顶草帽，里面穿着白色衬衣，打着领带，走进了我父亲那狭窄、简陋的杂货店。我不在这个场景之中——我能看到一切，就像我在天花板上悬浮着一样。我不认识这位到访者，但我知道他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也许他是我小学的校长。这是华盛顿特区一个炎热、潮湿的六月天，他拿出手帕擦了擦他的额头，然后才正式开始和我父亲讲话。“我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谈，是关于你的儿子欧文的。”我的父亲吃了一惊，并且很焦急；他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的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融入美国文化，所以他们只有和亲戚，和其他一起从苏联移民过来的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感觉放松。

虽然店里有顾客需要招呼，但我父亲知道不能让这个人等着。他打电话给我的母亲——我们住在商店上面的一个小公寓里，然后，在这个陌生人听不见的地方，用意第绪语告诉她赶快下楼。她几分钟之后就出现了，并且熟练地招待着顾客，而我父亲带着这位陌生人进到商店后面的小储物室。他们坐在装着空啤酒瓶的箱子上，然后开始交谈。很幸运，没有老鼠或者蟑螂突然跑出来。我的父亲显然不太自在。他宁愿让我母亲来进行这场谈话，但是公开承认是我母亲，而不是他在打理一切、做重要的家庭决定，将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

这个穿西装的男人告诉我父亲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学校的老师说你的儿子，欧文，是一位出色的学生，将来能够为我们的社会做出杰出的贡献。但是，只有让他接受好的教育，这才会实现。”我的父亲似乎僵住了，他那双漂亮、敏锐的双眼盯着这位陌生人，继续听他说：“现在华盛顿特区的这所学校运作良好，对普通学生来说相当令人满意，但是并不适合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学生。”他打开公文包，递给我父亲一张列有特区几所私立学校的名单，并说道：“我竭力主张你送他去其中一所学校接受余下的教育。”他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的父亲。“如果你联系我，我会尽己所能帮助他获得一份奖学金。”

看到我父亲一脸困惑之后，他解释说：“我会试着寻找一些资助来支付他的学费——这些学校不像公立学校一样是免费的。请你，为了你儿子的将来考虑，一定要将这件事看成是头等大事。”

停！这个白日梦总是在这个当口就停止了。我的想象力阻止了我完成这个场景。我从没有看到我父亲的反应，以及他后来与我母亲的讨论。这个白日梦表达了我想要被拯救的渴望。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并不喜欢我的生活、我的街坊、我的学校、我的玩伴——我想要被拯救；而在这个幻想里，我第一次被一个外部世界的重要使者认为是与众不同的，这个外部世界比我所生活的贫民区要好得多。

现在我回过头看，发现这样一个被拯救和提携的幻想贯穿于我的写作之中。在我的小说《斯宾诺莎问题》（The Spinoza Problem）第3章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斯宾诺莎在散步到他老师——弗兰西斯·冯·登·恩登（Franciscus van den Enden）家的路上，陷入了白日梦之中，这个白日梦描述了他们几个月前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冯·登·恩登，以前是耶稣会教士的古典文学教师，现在自己经营着一家私塾，他偶然走进斯宾诺莎的小店买一些酒和葡萄干，交谈间对斯宾诺莎心智的深度和广度惊叹不已。他极力主张斯宾诺莎去他的私塾求学，这样就可以学到非犹太世界的哲学和文学。这部小说是虚构的，但是我尽量让它和历史事件保持一致。然而这一段却并非如此，巴鲁克·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从来没有在他的家庭商店里工作过。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家庭商店，他的家族经营着进出口生意，而不是零售商店。我才是那个在家庭杂货店里工作的人。

这个被赏识和拯救的幻想，以很多种方式在我身上持续存在着。最近，我去看了大卫·艾维斯（David Ives）导演的戏剧《穿裘皮的维纳斯》（Venus in Fur）。帷幕拉开，展现的是一个后台的场景，一位疲倦的导演正在为一部戏挑选女主角，他已经面试了一整天。现在他筋疲力尽，对见过的所有女演员都极为不满。在他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慌慌张张的女演员进来了，她迟到了一个小时。这位导演告诉她，他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但是她说尽甜言蜜语想要获得一次试镜。导演注意到她显然是一位不懂世故、庸俗且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姑娘，完全不适合这个角色，所以他拒绝了。但是她很善于说服别人，不依不饶，最后导演为了打发她，做出了让步，同意给她一次简短的试镜——他们俩一起读台词。在她读台词的时候，如脱胎换骨了一般，她的口音变了，言语流畅起来，说起话来像个天使。这位导演惊呆了，他简直有点不知所措。她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人，比他梦想的还要完美。她真的是30分钟前他遇到的那个狼狈、庸俗的女人吗？他们继续念着台词，根本停不下来，直到精彩地演完整场戏剧。

我喜欢这场戏剧的一切，但是他开始欣赏她真实才华的那几分钟，才是我最有共鸣的：我被赏识的白日梦在舞台上上演了，我第一个从剧院里站起来，为演员拍手叫好，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nNjCOSGlkzWTGEy6ToTuuH+n2O1Gro+6fpvFuxkqQCUTvF/lHtCqe1yScw1ajK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