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骑在兰美达上，玛丽莲坐在后面，她的胳膊环抱着我。当我看车速表的时候，感觉风在我脸上吹过。65，68，71。我快到80了。我可以做到。80。我知道我可以做到。别的都不重要。车把在微微颤抖，然后越震越大，我开始失控了。玛丽莲在大声叫喊，“停，停，埃夫，慢下来。我很害怕。请你停下来。好吗，好吗？”她一边尖叫一边捶我的背。

我醒了。心脏狂跳不止。我从床上坐起来，摸我的脉搏——超过100了。那个该死的梦！我对这个梦太熟悉不过了——我梦到过它很多次。我现在很清楚地知道这个梦是什么引起的。昨晚在床上的时候，我读了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的自传《一生漂泊》（On the Move），他在里面描述了他曾经是“吨俱乐部”的一员，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是年轻的摩托车手，把他们的摩托车开到了一百码以上。

这不仅仅是一个梦：它是对一个真实事件的记忆，我已经回放过无数遍了，既作为白日梦又作为夜间做的梦。我知道那个梦并且我恨它。真实的事件发生在我的实习期结束之后，我在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开始3年的精神科住院实习期之前，我有一个星期的假期。玛丽莲的母亲同意在周末前后给我们看几天孩子，然后我们坐上兰美达出发去马里兰东海岸；就是在去那里的路上发生了梦中的一幕。当时我并没有想太多——也许我被玛丽莲的恐慌逗乐了。路上空荡荡的，我只是想加大油门。就像一个青少年，我对速度感到兴奋，觉得自己绝对不会受伤。在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有多么的轻率和愚蠢。我怎么会把我的妻子也扯进这次特技表演，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呢？一心想跑到80码，毫无保护，光着头——那个时候头盔还没有发明出来呢！我讨厌想到这一点，甚至现在也讨厌写到这件事。最近我的女儿伊芙（Eve），一名医生，向我描述参观一个满病房都是瘫痪的年轻人的事，他们都是在摩托车或者冲浪板事故中摔断了脖子，我听的时候吓得直抖。他们曾经肯定也觉得自己不可能受伤。

我们没有撞车。最终，我恢复了理智，慢下来，然后在余下的时间里，我们安全地驶过马里兰东海岸迷人的小定居地。在回去的路上，当玛丽莲在午餐后睡午觉，我自己骑着车的时候，我骑到了水面浮油上，出了很糟糕的事故，把我的膝盖严重擦伤了。我们中途暂时在一家急诊室逗留。医生清理了伤口，并且给我打了一针破伤风抗毒素，然后我们回到巴尔的摩，没有再发生小事故。两天之后，就在我准备去住院实习期报到的时候，我出了疹子，然后很快演变成大面积的荨麻疹。我对破伤风针中的马血清产生了过敏反应，然后立刻我被送到霍普金斯医院住院，因为担心危及我的呼吸，需要做气管切开术。医生用类固醇给我治疗，然后立即起效了，但是第二天我觉得好了，就中断了类固醇的使用并出院。我第二天早上就开始了住院医生实习期。然而那个时候，临床上，类固醇还处在使用的早期，医生并不明白要逐渐减少类固醇的用量，于是我就患上了急性的伴随着抑郁的戒断综合征，接下来几天里有非常难消除的焦虑和失眠，以至于我需要大量使用氯丙嗪和巴比妥类催眠药（barbiturates）来入睡。幸运的是，这是我唯一一次得抑郁症。

在霍普金斯的第三天，我们第一年住院医生要和非常令人敬畏的约翰·怀特霍恩（John Whitehorn）开启动会议。约翰·怀特霍恩是精神科负责人，并且将在我的生命中成为一名重要人物。他是一个威严的人，极少露出微笑，他已经秃顶，头顶四周有短短的灰色头发。他戴着金属框眼镜，几乎所有人都怕他。我后来得知，即使其他科室的头儿也对他极为尊敬，从来不直呼其名。我尽可能倾听他说的话，但是因为缺少睡眠以及体内安眠药的作用而如此疲惫，以至于早上我几乎都不能动，然后在怀特霍恩医生给我们致欢迎词的时候，我在凳子上睡着了。［很多年之后，索尔·斯皮罗（Saul Spiro），一起当住院医生的同道，和我一起回忆在霍普金斯的岁月，他告诉我，他对我非常尊敬，因为我有胆量在和老板第一次开会的时候睡着！］

除了一些不严重的焦虑和轻微抑郁之外，两周之后我从过敏反应中恢复了，但是我被这次经历吓坏了，所以决定寻求心理治疗。我向总住院医师，斯坦利·格里本（Stanley Greben）寻求建议。在那个时代，精神科住院实习医生做个人分析是很常见，甚至是必需的，然后格里本医生推荐我见他自己的精神分析师，奥利芙·史密斯（Olive Smith），一位年长的华盛顿-巴尔的摩精神分析研究所（Washington-Baltimore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的资深培训分析师，而且她师出名门：她是由弗里达·弗洛姆-赖希曼（Frieda Fromm-Reichman）分析的，而后者接受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分析。我对我们的总住院医师极为尊敬，但是，在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之前，我决定征求怀特霍恩医生关于我类固醇戒断之后的症状和开始分析的意见。在我看来，他似乎对此没有兴趣，然后，当我提到要开始分析的时候，他轻轻地摇了一下头，并且简单评论道：“我相信你会发现吃几颗苯巴比妥米那 （phenobarbital）也许更加有效。”要记得，那可是在安定发明出来之前，虽然一种新的叫作眠尔通的镇静性药物很快就要上市了。

之后我得知，其他成员发现我有胆识（或者有够愚蠢）去向怀特霍恩医生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乐不可支，因为他以对精神分析的极度怀疑而著称。他采取的是折中主义的立场，遵循着阿道夫·迈耶（Adolf Meyer）的心理生物学态度，后者之前长期担任约翰·霍普金斯精神科的主席，是一位经验主义者，聚焦于患者的心理、社会和生物构成。从那以后，我从来没有向怀特霍恩医生说起过我的精神分析体验，他也从没过问。

霍普金斯精神科有一个分裂的人格：怀特霍恩的观点在四层楼的精神科医院和门诊部盛行，同时极为正统的精神分析派别管理着咨询服务。总体上来说，我站在怀特霍恩的领土之上，但是我也参加咨询部门的精神分析会议，尤其是由路易斯·希尔（Lewis Hill）和奥托·威尔（Otto Will）带领的案例研讨会，这两个人都是敏锐的分析师，也是世界级的讲故事者。我如痴如醉地倾听着他们的临床案例报告。他们聪明、灵活，并且对他们的患者极其投入。我对他们描述的与一位患者的互动方式感到惊讶：如此地体贴，如此地关心，并且如此地宽宏大量。他们是我实践（和讲述）心理治疗最早的榜样之一。

但是大部分分析师工作的方式非常不同。我一周见到做四次个人分析的奥利芙·史密斯，就是按照正统弗洛伊德派的方式来工作的：她是一块空白屏幕，不会通过话语或者面部表情展现她自己。我每天上午11点从医院骑着我的兰美达去她位于巴尔的摩市中心的办公室，只要10分钟的路程。经常，我在离开之前忍不住要快速看一眼邮件，而这导致我每次都晚到一两分钟——明显是对分析的阻抗，我们常常对此加以讨论，但是徒劳无功。

奥利芙·史密斯的办公室与其他四位精神分析师在一个套间里，他们四个人都被她分析过。在那个时候，我认为她很老了。她至少有70岁，白头发，有点驼背，而且单身。有一两次，我在医院看到她去咨询，或者在精神分析会议中见到她，在那些场合里她显得更加年轻和活跃。我躺在沙发上，她的椅子放在一端，靠近我的头，我要仰起脖子往后看才能看到她，有时候就是检查一下她有没有睡着。我被要求自由联想，她的回应仅限于做解释，它们极少是有帮助的。她偶尔对中立性的背离是治疗中最重要的部分。显然很多人觉得她很有帮助——包括那个套间里接受她精神分析的人和我的总住院医师。我永远都不理解为什么精神分析对他们管用对我不行。回想起来，我认为她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合适的治疗师——我只是需要一个更加有互动性的人。有很多次，我都有一个不厚道的想法，那就是我在我的分析中学到的主要东西就是，怎样不做心理治疗。

她的收费是每次25美元，每周100美元，一年5000美元，是我当住院医生的年薪的两倍。每个星期六，我穿着医院的白大褂，骑着兰美达快速穿过巴尔的摩的小街，通过为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Su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做体检来支付我的分析费用，每次体检给我10美元。

***

我一决定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开始住院实习，玛丽莲就申请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博士项目。她被录取了，然后在勒内·基拉尔（Rene Girard）的指导下工作，勒内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法语专业学者之一。她选择的博士论文主题是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和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作品中的审判之谜，然后在她的鼓励之下，我也开始阅读卡夫卡和加缪，然后接着读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还有其他的存在主义作家。第一次，我的工作和玛丽莲的开始趋于一致。我爱上了卡夫卡，他的《变形记》（Metamorphosis）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震撼。我也为加缪的《陌生人》（The Stranger）和萨特的《恶心》（Nausea）感到震惊。通过叙事，这些作家以一种精神科著作似乎从未有过的方式深入到了存在的深处。

我们在霍普金斯的三年，我们的家族人丁兴旺。我们最大的孩子，伊芙，就在方形大院的庭院中上幼儿园，我们和其他住院医生就一起住在大院里。里德，一个活泼、顽皮的孩子，当玛丽莲在离家只有15分钟路程的霍普金斯大学校园读博士的时候，他很容易就适应了家政工的照顾。我们在巴尔的摩的最后一年，维克多（Victor），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出生，那座医院就在我们家一个街区之外的小山上。我们很幸运，生的孩子都健康、可爱，我期待每天晚上还有周末和他们一起玩耍。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的家庭生活是我职业生涯的负担，虽然我确定对玛丽莲来说可不是这样。

我热爱这3年的住院实习期。从一开始，每一位住院医生都要管理一个住院病房，并且还要排班看门诊。霍普金斯的环境和员工有一种南方的文雅特质，现在想起来很有古昔之风。精神科大楼，菲普斯诊所（Phipps Clinic），有两个住院病房和一个门诊部，是1912年开业的，当时的管理者是阿道夫·迈耶，然后1940年由约翰·怀特霍恩医生接任。这座四层楼的红砖建筑坚固而庄严；那位电梯操作员，四十年如一日的彬彬有礼。护理人员，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只要医生一进入护士站，就会马上起立——啊，那都是过去啦！

虽然数百位患者已经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但是我在霍普金斯看过的第一批患者，我都记得格外清晰。有一位叫莎拉·B.，一个得州石油大亨的妻子，因为紧张型精神分裂症（catatonic schizophrenia）而住院了几个月。她很沉默，经常几个小时固定一个姿势不动。我与她的工作完全凭直觉：督导几乎起不到任何帮助，因为没人知道怎么治疗这样的患者——他们被认为是无法触及的。

每一天，就在住院病房长长的走廊外面的小办公室里，我会小心地和她见面，每次不少于15分钟。几个月的时间里她完全一言不发，因为她从来不通过言语或者姿势对我的任何问题做出回应，所以都是我在说。我告诉她那天怎么过的，报纸的头条，我对患者团体会议的想法，我正在自己的分析中探索的问题，还有我正在看的书。有时候，她的嘴唇会动一下，但是没有发出一个字；她的面部表情从来没有变过，而她大大的，充满悲伤的蓝色眼睛一直盯着我看。然后有一天，当我正在念叨天气的时候，她突然站了起来，走向我，然后在我嘴巴上狠狠亲了一口。我大吃一惊，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保持着镇定，并且，在大声地说出我对这个吻的原因的猜测之后，我护送她回病房，然后飞奔到我督导的办公室来讨论这次事件。我没有向我的督导承认的一点是，我相当喜欢这个吻——她是一位有吸引力的女性，她的吻激起了我的性欲，但是我从来没有一刻忘记我的角色是医生。在那次之后，之前的情况又持续了几周，然后我决定让她尝试一个疗程的甲哌啶嗪（Pacatal），一种刚刚上市的新型镇定剂（现在早就被弃用了）。让所有人意外的是，莎拉不到一周就变了一个人，说很多话，并且一般都相当连贯。在我的办公室，我们在一起聊了很久，关于她发病前生活中的压力，我还评论了很长时间内与沉默的她见面的感受，以及我在那些会面中是否给她造成了任何疑虑。她立刻回应道，“不，亚隆医生。你错了。不要那样想。在那段时间里，你是我的面包和奶油。”

我是她的面包和奶油。我从来没有忘记那句话和那个时刻。当我和一位患者在一起，对正在发生什么毫无头绪，不能说出有帮助或者清晰的话的时候，这句话就常常回响在我的脑海里。就在那些时刻，我会想起莎拉·B.，并且提醒我自己，一位治疗师的在场、询问、关注，会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对人有滋养作用。

我开始每周参加医学博士、哲学博士杰罗姆·弗兰克（Jerome Frank）的专题研讨会，他是霍普金斯另外一名正教授，和怀特霍恩医生一样，是一位经验主义者，只能被逻辑和证据说服。他教会我两件重要的事情：基本的研究方法，还有团体治疗的基本原则。在那个时候，团体治疗还处在初始阶段，弗兰克医生写了这个领域少有的几本书中的一本。每一周，住院医生——我们8个人的头挤在一起——从最早使用的单向透视镜，在墙上一个大约30厘米见方的洞里，观察他的门诊患者团体治疗。在团体聚会之后，我们会和弗兰克医生见面，讨论这次聚会。我发现团体观察是一个相当有用的教学方式，多年后，我将它用于我自己的团体治疗教学之中。

在其他住院医生结束这门课程很久以后，我每周还是继续观察团体。在这一年的最后，当他不在的时候，弗兰克医生会让我来带领团体。从一开始，我就喜欢带领团体：很明显的是，团体治疗为成员提供了内容丰富的机会，来给出和接受关于他们的社会自我的反馈。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适合于成长的独特、珍贵的机会，允许成员去探索和表达他们人际自我的一部分，并且获得来自其他成员对他们行为的反馈。一帮相互信任的人，提供和获得如此诚实和建设性的反馈，还能在哪里做到这样呢？门诊患者团体治疗只有几个基本的规定：除了完全的保密性之外，成员承诺下一次会面要到场，一直坦诚地沟通，并且相互之间不要在团体之外见面。我记得自己嫉妒那些患者，并且希望我是这样一个团体中的一员。

和怀特霍恩医生不同，弗兰克医生热情而亲切——在我做住院医生的第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让我叫他“杰里”（Jerry）。他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一个和善的人，在道德、临床能力，还有做研究所必需的能力方面，皆是楷模。在我离开霍普金斯之后很长时间，我们一直都保持着联系，每次他来加州都会与我见面。很难忘的是，我们两家一起在牙买加度了一周假。在老年的时候，他患上了严重的记忆问题，每次我去东海岸的时候，我都会去一个住宅中心看望他。我见他的最后一次，他告诉我，他每天都观看窗户外面有趣的事情，然后每天清晨醒来，他的脑海里都是一片白板。他用手轻擦他的额头，然后说，“嗖——前一天所有的记忆都被清除了。完全不见了。”然后他笑了，抬起头来看我，给了他的学生最后一个礼物：“你知道吗，埃夫，”他安慰地说，“还好，还好。”多么亲切、可爱的人啊。每当我想起他，我脸上都会带着笑容。几十年之后，我被邀请在约翰·霍普金斯做第一个杰罗姆·弗兰克心理治疗讲座（Jerome Frank Psychotherapy Lecture），我感到极为荣幸。

杰里·弗兰克的团体治疗方法，完全符合那个时候在美国心理动力学理论中流行的人际关系疗法（interpersonal approach）。人际关系（或者“新弗洛伊德派”）疗法是对更老的，传统弗洛伊德派立场的修正；它强调人际关系在一个人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重要性，然而老式的疗法主要强调生命的最早期阶段。这一疗法起源于美国，主要基于精神科医生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的工作，以及移民到美国的欧洲理论家的工作，尤其是卡伦·霍妮（Karen Horney）和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我阅读了大量人际关系方面的理论文献，并且觉得它非常合乎情理。卡伦·霍妮的《神经症与人的成长》（Neurosis and Human Growth），是我当住院医生期间画重点画得最多的一本书。虽然沙利文有很多东西可以教，但不幸的是，他是一位相当糟糕的作家，以至于他的观点从来没有得到它们应该得到的重视。然而，大体上来说，他的著作帮助我理解了，大部分患者陷入绝望之中，是因为他们不能建立和维持相互滋养的人际关系。然后，在我看来，团体治疗随之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舞台，可以在其中探索和改变与人打交道的不良模式。我对团体过程感到着迷，并且在我整个住院实习期间，带领了很多门诊和住院患者团体。

随着我第一年的进展，所有的资料，我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临床症状，我的督导们极具个性的方法——这些快要将我淹没了，我渴望获得某个全面的解释体系。精神分析似乎是最可能的选项，并且那个时候美国大部分的精神科培训项目都是精神分析取向的。虽然今天精神科主席通常是神经科学家，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大部分接受的是精神分析训练。约翰·霍普金斯，除了咨询服务之外，是一个很大的例外。

就这样，我尽职尽责地与奥利芙·史密斯见面，每周四次，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并参加科室咨询派别的精神分析取向会议。但是随着时间的进展，我对精神分析取向变得越来越怀疑。我个人分析中的评论似乎不切题并且不准确，并且我渐渐觉得，虽然她想要对我有所帮助，但是她太过于被保持中立的命令限制住了，不敢向我显露她的任何真实自我。此外，我逐渐相信，对早年生活，原始的性和攻击驱力的强调，有严重的局限性。

那个时候，除了一些躯体治疗比如胰岛素休克疗法（insulin coma therapy）和电休克疗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之外，生物心理学疗法所能做的并不多。虽然我亲自执行过很多次这些疗法，并且有时候见过效果奇好的康复，但是这些治疗方法都是偶然发现的本质上不同的疗法。例如，几个世纪以来医生观察到，各种身体状况，比如发烧或者疟疾所导致的抽搐，对精神病和抑郁症有很好的效果。因此他们寻找引起低血糖昏迷和癫痫的方法，既通过化学（Metrazol，卡地阿唑 ），也通过ECT途径。

在我住院实习期的第一年的末尾，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刚出版的一本名为《存在》（Existence）的书，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包括两篇由梅写的杰出的长文，几篇翻译自欧洲心理治疗师和哲学家，比如路德维格·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欧文·施特劳斯（Erwin Straus）和尤金·闵可夫斯基（Eugene Minkowski）的章节。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虽然很多章节是用听起来很深刻的语言写就的，这种语言似乎旨在令人费解而不是让人容易懂，但是梅的文章异常明晰。他清晰地讲述了存在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并向我介绍了索伦·克尔凯郭尔（ Kierkegaard）、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以及其他存在主义思想家的相关见解。当我看我1958年买的罗洛·梅的《存在》的时候，我几乎在每一页都能看到表示赞成或者异议的符号。这本书向我表明，有第三条道路，除了精神分析思想和生物学模型之后，还有另外一个选项——这条道路是从过去2500年的哲学家和作家的智慧中提炼出来的。在我写这本自传的时候，浏览之前的旧书，我惊讶地发现，大约40年之后，罗洛在上面签名并且写下：“献给埃夫，一位教我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同道。”这让我热泪盈眶。

我参加了关于精神科历史的一系列讲座，从菲利普·皮内尔 延伸到弗洛伊德。讲座很有趣，但是，在我看来存在一个错误，那就是假定我们这一领域是在18世纪从皮内尔开始的。在我听的时候，我不断地想到很久之前所有写到过人类行为和人类痛苦的思想家——比如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蒙田（Montaigne）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这些想法，还有罗洛·梅的书，使我相信，是时候开始一段哲学教育了，所以在我住院实习期的第二年，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霍姆伍德校区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年的西方哲学史课程，玛丽莲也在那个校区学习。我们的教科书是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西方哲学史》（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在多年阅读生理学、医学、外科、产科教科书之后，这本书对我来说简直是美味佳肴。

从那个概论课程之后，我就成了哲学的自学者，自己广泛阅读，并且旁听霍普金斯的课程，后来还旁听了斯坦福的课程。在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怎么将这一智慧应用到我的心理治疗领域中去，但是，在内心深处，我知道我已经找到了我终生的事业。

在我住院实习期后期，我到附近的帕图森特研究所（Patuxent Institute）进行为期3个月的见习，那是一个关押精神不正常的犯人的监狱。我为患者做个体治疗，并且每天带领一个由性犯罪犯人组成的治疗团体——我曾经带领过的最困难的团体之一。成员在花费说服我他们已经调整好了上的精力，远比在解决他们的问题上多。因为他们被判处不定刑期——也就是说，他们要被一直监禁，直到精神病学家宣布他们已经康复了——他们不情愿暴露很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我在帕图森特的经历非常吸引人，在那一年的最后，我确定我有足够的材料来写两篇论文：一篇关于性变态者的团体治疗，一篇关于窥阴癖者。

窥阴癖者的文章是那个主题上最早的论文之一。我指出窥阴癖者不只是想看裸体的女性：如果窥阴癖者要体验到巨大的愉悦感，那么就必须暗中观看被禁止的东西。我所研究过的窥阴癖者没有一位通过去脱衣舞厅、招妓或者看色情文学寻求满足。第二，虽然窥阴癖者总是被看成是一种令人气恼、古怪但是无害的犯罪，我发现并不是这样。我所治疗过的很多犯人，一开始只是窥阴癖者，然后朝着更加严重的犯罪发展，比如非法入侵和性侵犯。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在医学院里做过的穆里尔的案例报告，然后就像我通过讲一个故事引起了听众的兴趣一样，我关于窥阴癖者的论文是以偷窥者汤姆（Peeping Tom）的原型作为开始的。我的妻子，在努力获得博士学位的同时，帮助我检索到了戈黛娃夫人（Lady Godiva）传说的早期讲述版本，她是11世纪的一位贵妇人，为了给市民们免除由她丈夫强加的重税，自愿骑着马赤身裸体穿过街道。所有的市民，除了汤姆，通过拒绝观看她的裸体来表达感恩。但是可怜的汤姆忍不住偷看了裸体的贵族，顿时眼睛就被刺瞎了。这篇文章立刻就被接收了，发表在《普通精神病学档案》（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上。

不久之后，我关于带领性罪行犯人团体治疗技术的文章发表在《神经与精神疾病杂志》（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上。与我在帕图森特的工作无关，我还发表了一篇关于老年痴呆症（senile dementia）的诊断的文章。因为住院医生发表论文并不常见，所以霍普金斯的全体教员给予了非常正面的反应。他们的赞扬令我感到满足，但是也让我有一点困惑，因为写作对我来说很容易。

***

约翰·怀特霍恩总是穿着白衬衣，打着领带，外穿一套棕色的西装。我们住院医生猜测，他有两三套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穿别的衣服。在每个学术年开始的时候，整个班的住院医生都要参加他每年举办的鸡尾酒会，我们都怕这个酒会：我们必须站几个小时，穿着西装和领带，只给喝一小杯雪莉酒，没有其他食物或者饮料。

在我们的第三年住院实习期，我和其他的5位也是第三年的住院医生，每周五都要与怀特霍恩医生一起度过一整天。在他访谈他的每一位住院患者的时候，我们坐在他办公室旁边一个大拐角处的会议室里。怀特霍恩医生和患者坐在软垫座椅上，我们8个住院医生坐在1米开外的木凳子上。有些访谈只持续10或者15分钟，其他的持续一个小时，有时候会持续两三个小时。

他出版的书《访谈和临床人格研究指南》（Guide to Interviewing and Clinical Personality Study），那个时候是美国大部分精神科培训项目的教科书，给初学者提供了临床访谈的系统方法，但是他自己的访谈风格一点也不系统。他极少询问症状或者痛苦的领域，而是遵循着一个“让患者教你”的计划。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仍然记得其中一些例子：一位患者正在写关于西班牙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的博士论文，另一位患者是圣女贞德（Joan of Arc）方面的专家，还有一个是来自巴西的富有的咖啡种植园主。在这三个例子中，怀特霍恩医生都会长时间地访谈患者，至少90分钟，专注于患者的兴趣。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关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历史背景、针对圣女贞德的阴谋、波斯弓箭手的准确度、专业焊接学校的课程，还有所有我们想要知道的（甚至更多）关于咖啡豆的品质与它所生长的纬度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我感觉无聊然后想自己的事情，然后10分钟或者15分钟之后，不料一位有敌意、谨慎、多疑的患者现在更加坦诚地谈到他的内在生活。“你和患者是双赢，”约翰·怀特霍恩说。“患者的自尊被你对他的兴趣和你愿意从他那里学习的态度提升了，你得到了启迪，并且最终获悉你需要知道的关于他的疾病的一切。”

在早上的访谈之后，我们在他宽敞舒服的办公室吃一个持续两小时的午餐，食物是在上好的骨瓷中用悠闲的南方风格提供的：一大盘沙拉、三明治、鳕鱼蛋糕，还有直到今天我最爱的一道菜——切萨皮克湾蟹肉饼。谈话从沙拉延伸到三明治，到甜点和咖啡，涉及很多个主题。除非我们将他引到别的方向上，怀特霍恩倾向于讨论他关于元素周期表的新想法。他会走到黑板边，把一直挂在他办公室的元素周期表拉下来。虽然在来霍普金斯之前，他在哈佛接受的精神科训练，并且是位于圣路易斯（St.Louis）的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的精神病学系主任，但是他一开始是一位生物化学家，并且对大脑的化学过程进行过大量研究。我记得我向他提过关于偏执思维（paranoid thinking）的起源的问题，他给了一个很详尽的回答。有一次，当我正在经历一个关于人类行为极为决定论的想法的阶段，我向他提出，关于施加在一个人身上的所有刺激的全部知识，将会让我们能够精确地预测他或她的反应，既包括思想也包括行为。我将它与撞击白球相比较——如果我们知道力度，方向和旋转角度，我们就会知道被击中的这个球的反应。我的立场促使他采取对立的观点，一种对他来说陌生和不舒服的人道主义视角。在热烈的讨论之后，怀特霍恩医生对其他人说，“毫无疑问，亚隆医生从拿我开心中获得了些许乐趣。”回想起来，他也许是对的：我确实回忆起来，我用计谋让他采取了我通常信奉的人道主义观点，是有那么一点开心。

我对他唯一失望的一点，是我借给他一本卡夫卡的《审判》的时候，我喜欢这本书，部分原因是它以隐喻地方式描述了神经质以及没有缘由的内疚。怀特霍恩医生几天后摇着头把这本书还给我。他告诉我，他读不懂这本书，他宁可和真实的人聊天。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在精神科待了3年，但是我尚未遇到任何一位对哲学家或者小说家的深刻见解感兴趣的医生。

在午餐之后，我们回去观察怀特霍恩医生的访谈。到四五点的时候我开始坐立不安，很想要出去，和我的固定球伴（一位医科学生）打网球。住院医生网球场就在60米之外，夹在精神科和小儿科中间，很多个星期五的黄昏，我一直期待着能出去，直到太阳的最后一丝光线消失殆尽，然后只能叹一口气，把我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访谈上。

在我培训期间，与约翰·怀特霍恩最后一次接触发生在我住院实习期的最后一个月。一天下午他召唤我去他的办公室，当我关上身后的们，坐在他面前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表情似乎少了一些严肃。我弄错了，还是我看出了友好，甚至是一丝微笑？在一段典型的怀特霍恩式停顿之后，他身子朝我靠过来，然后问我：“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当我说，我下一步是在部队服两年的强制兵役时，他愁容满面地说：“你多么幸运活在和平年代。我的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于突出部战役（Battle of the Bulge）——一台该死的绞肉机。”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很抱歉，但是他闭上眼睛摇着头，表示他不希望再继续谈他的儿子。他问我参军之后的计划。我告诉他我对未来还不确定，而且还要养活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我告诉他，我也许会在华盛顿或者巴尔的摩开始执业行医。

他摇了摇头，然后指着整齐摆在他的桌上，我发表的论文说：“这些发表的论文很说明问题。它们代表着一个人必须攀登的学术阶梯的台阶。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你继续以这种方式思考和写作，你会在一所大学的教学部门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比如约翰·霍普金斯。”他最后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荡很多年：“如果你不追求学术生涯，将会是公然对抗命运。”这次会面的最后，他给了我一张他的照片，并且亲自写下题词：“献给欧文·亚隆医生，带着深情和欣赏。”它今天还挂在我办公室里。在我写这一段的时候，我正看着它，不太自在地和“摇摆”乔·狄马乔的照片放在一起。“带着深情和欣赏”——现在当我思考这些话语的时候，我感到吃惊：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在他身上认出这些情感。只有现在，当我写这个的时候，我才记起来，他，还有杰罗姆·弗兰克，的确是我的导师——伟大的导师们！我知道现在到了抛弃我完全是自学成才的想法了。

随着我3年住院实习期的结束，怀特霍恩医生也在结束他在约翰·霍普金斯的漫长职业生涯，我与其他的住院医生和医学院的全体教学员工一道，出席了他的退休晚会。我清楚地记得他是如何开始他的告别演说的。在利昂·艾森伯格（Leon Eisenberg）教授（我的儿童精神病学督导，之后不久就担任了哈佛精神病学系主任）生动的介绍之后，怀特霍恩医生站了起来，走到麦克风前，开始用他慎重、正式的声音说道，“有人说，一个人的品格可以从他朋友的品格中判断出来。如果是这样……”他停了下来，然后非常缓慢地，仔细地从左到右扫视了众多听众，“那么我肯定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在那之后，我只和约翰·怀特霍恩有过两次接触。几年之后，我在斯坦福教书的时候，他的一位近亲联系我，说约翰·怀特霍恩介绍他来找我做心理治疗，我很高兴能够在几个月的心理治疗中为他提供了帮助。然后，1974年，在我和他面对面接触15年之后，我接到了约翰·怀特霍恩女儿的电话，我从没见过她。她告诉我，她的父亲得了一次严重的中风，快要死了，指名要求我去见他。我完全惊呆了。为什么是我？我能为他做什么呢？但是，我当然没有犹豫，第二天早上我就飞越整个国家，来到华盛顿，在那里，和往常一样，我住在我姐姐琼，还有她的丈夫莫顿家里。我借了他们的汽车，接上我的母亲——她一直都喜欢坐着汽车兜风，然后开车去巴尔的摩近郊的一座疗养院。我为我的母亲在大堂安排了一个舒服的座椅，然后坐电梯去怀特霍恩医生的房间。

他显得比我记忆中的要小很多。他身体有一半瘫痪了，并且有表达性失语，使得他讲话的能力大为削弱。看到我认识的人中最健谈的一位，现在流着口水，艰难地找话说，是多么令人震惊。在几次欲言又止之后，他终于努力说出：“我……我……我很害怕，害怕极了。”我也很害怕，被一座伟大的雕像摔在地上，躺在废墟中的景象吓坏了。

怀特霍恩医生培训了两代精神病医生，他们中很多现在是顶尖大学的主席。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是我？我能为他做什么？”

我到头来也没做太多。我表现得就像一个紧张的来访者，拼命地搜寻安慰的话。我向他提起我在霍普金斯和他一起度过的时光，并且告诉他我有多么珍惜我们一起度过的周五，他教了我很多关于访谈患者的知识，我是如何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且成了一名大学教授，我是怎么在我的工作中模仿他，带着尊严和兴趣治疗患者，我是如何遵循他的建议，让患者教导我。他发出了一些声音但是不能形成词语，终于在30分钟之后，他陷入了深度的睡眠。我离开的时候身体在发抖，并且仍然对为什么他会叫我来感到困惑。之后我从他的女儿那里得知，在我拜访两天之后，他去世了。

“为什么是我？”这个问题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了好几年。为什么要见一个贫穷的移民杂货商惶恐不安、自我怀疑的儿子？也许我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的儿子的替身。怀特霍恩医生去世的时候如此孤独。要是我能多为他做点什么就好了。很多次我希望能够有第二次机会。我应该多说一点我是怎么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并且告诉他当我给患者做访谈的时候经常会想起他。我应该试着表达他正感受到的恐惧。或者我应该碰碰他，或者抓住他的手，或者亲吻他的脸颊，但是我断了这个念头——我所认识的他一直都是一个拘谨，疏远的人，此外，他是那么的绝望，以至于他也许会将我的温柔姿态体验为一种侵犯。

大约20年之后，在一次午餐闲聊中，大卫·汉堡（David Hamburg）（在我离开部队之后将我带到斯坦福的精神病学系主任）告诉我，他在清理房间的时候，找到来自约翰·怀特霍恩，对我的任命表示支持的一封信。他给我看了那封信，我对它最后一句话感到震惊：“我相信亚隆医生将会成为美国精神病学界的一名领导者。”现在，在我重新考虑我和约翰·怀特霍恩的关系的时候，我觉得我理解了为什么在他临终之前，召唤我到他身边。他一定将我看成是可以传承他的工作的人。我刚刚看了一眼挂在我桌子上方的他的照片，试着去捕捉他的目光。我希望通过我的微薄之力，将他的工作传承下去，以慰他在天之灵。 KRW01MJMT9rYB1H8JL73SsHA1rjoBdluF9Ub7jdbiq0ojY2aWSh61JBjU93Vwqx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