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之后，我们这些以前的医学生，现在成了医学博士，要当一年的实习医生，我们要在医院亲自诊断和照顾患者。我在纽约西奈山医院当实习医生的第一个月，被分配到产科，然后一名特别的医生，黑木医生（Dr.Blackwood），极其频繁地在医院广播里被人呼叫，让我很是困惑。当我在一次为产妇分娩中当助手的时候，我问总住院医师，“黑木医生是谁？我一直听到他的名字，但是我从没有见过他。”

戈尔德医生（Dr.Gold）笑了，旁边的几名员工也咯咯笑。“我晚点再把他介绍给你，”戈尔德医生说，“我们这里一完事就可以。”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戈尔德医生护送我到医生值班室，那里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扑克比赛。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就像个进了糖果店的小孩。

“哪个是黑木医生呢？”我问。“为什么他总是被呼叫？”

每个人都哄堂大笑，似乎整个产科的员工都觉得我好笑。最后总住院医师给了我一点线索：

“你打桥牌吗？”他问。

我点头。

“你知道桥牌叫牌中的黑木约定吗？”

我再一次点头。

“好了，这样你就会明白，谁是黑木医生。他只存在于西奈山扑克暗号中：任何时候这个扑克牌局三缺一，他们就会呼叫黑木医生。”

打扑克的大部分是私人执业的产科医生，他们的患者正在分娩中。只有他们三缺一的时候，住院医师和实习生才允许参与进去。因此，在这一年的剩余时间里，当我查完房，需要在医院一晚上随时待命的时候，我就听他们呼叫“黑木医生”，每当我空闲的时候，我就赶紧跑去产科。他们牌打得挺大，而实习医生每个月只有25美元工资（加上免费的吃到饱的午餐，我们会多拿一点第二天做成午餐三明治——我们通过给一些患者点超大份的早餐来搞定我们的早饭）。

接下来三四个月，我在扑克游戏中输掉了所有的工资，之后我才摸清了这个游戏的门道。从那之后，我带玛丽莲去看了很多场百老汇歌舞剧，托黑木先生的福。

在西奈山医院的一年里，我在几个科轮岗：内科、产科、外科、整形外科、急诊室、泌尿科，还有小儿科。我学会了如何接生小孩，如何包扎踝关节扭伤，如何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如何从婴儿的股动脉中抽血，如何通过观察患者的步态来诊断神经系统疾病。在外科轮岗的时候，我只被允许给外科医生握住牵开器。有几次，当我被允许在手术之后缝合皮肤的时候，因为我打“杂货店结”（grocery-store knots），眼睛极其尖的外科医生用手术器械狠狠地敲我的手指关节，并且对着我大吼。当然了，我有一种冲动，想要回应说：“当然，我打的是杂货店结——我就是在杂货店里长大的！”但是我从来不敢这么说：高级外科医生们都令人敬畏，很是吓人。

纯属偶然，我在乔治·华盛顿医学院的三位好朋友也被录取来西奈山医院实习，并且我们四个人住在两个相邻的房间——在一整年的时间里，我们每隔一个晚上都要睡在医院里，随时待命。

在我实习的第一个月的最后，还在产科轮岗的时候，玛丽莲进了产房，部门主管古特马赫尔医生（Dr.Gutmacher），通过剖腹产为我们的第二个孩子，里德·塞缪尔·亚隆（Reid Samuel Yalom）接生。那一天轮到我在产房做助理，但是古特马赫尔医生建议我只是观察。站在离玛丽莲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我有幸体验到了看见里德吸第一口气的时候的那种巨大的快乐和兴奋。

从我公寓到西奈山医院的公共交通很糟糕，而打车又太过于昂贵。在开始的几个月，我开车去医院，但是在累积了一堆停车罚单之后，我突然有了骑小型摩托车上班的想法。我偶然得知耶鲁大学的一位艺术教授买了一辆漂亮的新兰美达（Lambretta），但是因为严重的胃溃疡，他的医生建议他卖掉它。我给他打了电话，星期天的时候坐火车去了纽黑文市（New Haven），一眼就看中了那辆兰美达，当天就把它开回了纽约。从此以后停车的问题就解决了：我骑兰美达去上班，把它推进电梯，停在我的房间里。好几次，我和玛丽莲骑车去百老汇，很方便地把兰美达停在外面，然后一起去剧院。

***

我的实习没有提供精神科的轮转，但是我经常在精神科附近转悠，并且参加临床和研究报告。其中一个让我很感兴趣的项目涉及一个新发现的化合物，麦角酸酰二乙氨（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简称LSD），被普遍认为具有致幻效果。精神科有两位年轻的研究者正在考查，LSD是否会影响阈下知觉（也就是说，发生在觉知之外的知觉），并且他们在为一个简单的实验寻找志愿者。我报了名。LSD才刚刚被发现，已知测试它效果的唯一方法就是笨拙的暹罗斗鱼（Siamese fighting fish）方法。当为战斗摆好姿势的时候，这种鱼总是摆出完全一样的同一种形态，而在它们的鱼缸中滴几滴LSD会极大地改变它们的行为。干扰斗鱼的形态所需要滴的LSD的数量，成了LSD效力的计量标准。

他们给我们四个志愿者掺了LSD的橙汁，然后一小时之后，我们坐在一个大屏幕面前，一个视觉记忆测试镜将图像极其快速地投影在屏幕上面，以至于你无法在意识层面看到它们。第二天早上，我们被要求回忆前一天晚上所有的梦意象，并且把它们画出来。我画了两种类型的意象：几张长了很长鼻子的脸，还有一个腿不见了的男人。第二天，研究者把图像以正常的速度投影出来让我们看。其中一个是很流行的救生员（Life Saver）糖果广告，里面一个走钢丝者小心翼翼地平衡着放在他鼻子上的一包救生员糖，另外一张是白金汉宫警卫的照片，他穿着红色的短上衣和黑色的裤子，而裤子与作为背景黑色的警卫室融为了一体。我对这些结果感到惊讶。我亲身学习到了什么是阈下知觉：我“看到了”意象，而不知道自己已经看到了。

在我实习期结束的时候，还剩下很多玻璃小瓶的LSD，研究者把它们给了我，让我自己做实验。我和玛丽莲（只有一次），还有一些住院医生做了尝试，并且我被LSD之旅中知觉的改变所吸引：声音和视觉有了显著的不同。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观看我的墙纸改变颜色，并且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听音乐。我有一种与现实或者自然更加接近的奇怪感觉，就像是我在直接体验知觉的原始数据，在我和我的环境之间没有填塞物或者过滤器。我强烈感觉到这个药的效果是有风险的，它不是用来玩的东西。有两三次，我越来越害怕，意识到我不能随意关掉那些效果，并且逐渐变得警惕——它们可能是不可逆的。当我在一个11月的夜晚服下最后一个样品的时候，我到外面散了很长时间的步，并感觉被11月的光秃秃的树枝吓到了，因为那些树枝很像迪士尼动画片《白雪公主》中邪恶的树。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服用过它了，但是第二年出现了几篇论文，提出LSD的效果类似于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在我实习期的一开始，看了几位精神分裂症患者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论述LSD体验与精神病体验的主要区别。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了《马里兰州医学杂志》（Maryland State Medical Journal）上，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实习的这一年让我起了很大转变：在12月的最后，我获得了医生的身份，并且可以比较自如地处理大多数医疗状况。但是这也是极为艰苦的一年，工作很长时间，睡眠过少，并且很多次通宵熬夜。

然而，尽管我在1956～1957年的实习期很疲惫，但是玛丽莲的这一年更加糟糕。在那个时代，要拿博士学位的女性并不多见，但是我和她一直都认为，她会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我认识的已婚女性都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一直觉得她有一颗杰出的头脑，所以她决定读博士的决定在我来看是很自然而然的。我在波士顿医学院最后两年的时候，她同时获得了哈佛教学硕士学位，专长于法语和德语领域。就在纽约的西奈山医院接受我当实习医生的时候，她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法语系的博士项目。

玛丽莲与哥伦比亚大学法语系令人生畏的系主任诺曼·托里（Norman Torrey）的面试，成了我们家庭传说的一部分。托里教授带着惊奇的目光瞟了一眼她8个月身孕的肚子：他也许从没有见过一位怀孕的申请者。然后当他得知她还有一个1岁大的孩子的时候，他就更为震惊了。用一种抱歉的语气，托里教授指出，要获得助学金，学生必须教两门课，并且学习四门课，暗示面试已经结束了。但是玛丽莲立即回应道：“我可以做到。”

几个星期之后，他的录取信到了：“家庭主妇，我们有你的一席之地。”玛丽莲找到了某个儿童托管，然后一头扎进了她生命中最艰难的一年。我有与其他实习医生的同志情谊作为补偿，但是玛丽莲完全是孤军奋战。她照顾我们的两个孩子，有一个家政工偶尔帮帮忙，但是几乎得不到她丈夫的任何帮助，因为他每隔一个晚上和每隔一个周末都不在家。此后，玛丽莲一直认为这一年是她生命中最艰难的一年。 ur3sOyXiM+lCqknOQ2suadLTnQbNU6VFcQd499BE6Fj9d1wtdt7rDO7LFpKvsjy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