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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春天，上医学院的第三年，我在精神科的第一个实习科目，是在波士顿市立医院（Boston City Hospital）的门诊部进行的。每一位医科学生都被要求每周见一位患者，持续12周，然后我们每个人必须在一个正式的案例研讨会上呈报个案，参会的有其他的实习医学生，还有十来个教职员工，他们很多是波士顿精神分析协会（Bosto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的会员，令人诚惶诚恐。我参加过其他学生的报告，并且对教员的残忍反应感到局促不安，因为他们争先恐后地展现他们的博学多识，而不带丝毫温和或者同情。
在我见我的患者大约8次之后，轮到我呈报个案，我声音颤抖着开始了。我决定不仿效其他呈报者，他们都是按照正式的传统结构，报告患者的主诉、既往病史、家庭历史、教育背景，以及正式的精神科检查。相反，我用对我来说自然的方式：我讲了一个故事。我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描述了我与穆里尔（Muriel）的8次会面——她是一位年轻、苗条，有吸引力的女性，蓬松的红色头发，眼眉低垂，声音微微发颤。我描述了我们的第一次会面，一开始的时候，我告诉她，我是一名医科学生，刚开始参加培训，并且在接下来的12周里，我每周都会见她一次。我问她为什么来我们诊所寻求帮助，她用轻柔的声音回应说：“我是女同性恋。”
在那个时刻，我犹豫了一下，压抑住强烈的情感，回应道：“我不知道那个词的意思是什么。你可以具体地和我说说吗？”
然后她这样做了——她告诉我，“女同性恋”是什么意思，以及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问了一些问题来让她多说一些，并且告诉她，我钦佩她有勇气可以如此坦诚地讲出这些来。我说我会在接下来的3个月时间里尽我所能地帮助她。
我下次与穆里尔会面的时候，一开始我就承认，承认我的无知对我来说有多么难堪。她告诉我，我们的谈话对她来说是“第一次”：我是第一个听她倾诉她的真实故事的男性，正是我的诚实让她可以继续对我坦诚。
我告诉教员，穆里尔和我开始变得亲密，我期待着我们的见面，她和谈任何人际关系一样，谈论她与她的爱人所遇到的问题，并且她现在可以更频繁地和我目光对视，她又恢复了活力，她说她很遗憾我们只能再见4次了。在我报告的最后，我坐了下来，低下头，准备好迎接猛烈的攻击。
但是什么都没发生。没人说话。在一段很长的沉默之后，系主任马拉默德医生（Dr.Malamud），还有班德勒医生（Dr.Bandler），一位杰出的精神分析师，一致同意我的报告清楚地说明了问题，他们没有额外的评论。桌子旁边的教员一个个地做出了类似的评论。我离开会议的时候目瞪口呆：我所做的不过是讲述一个对我来说自然和轻松的故事而已。整个大学和医学教育中，我一直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但是在那一刻，一切都变了。我走出去的时候想着，也许我可以在这个领域提供某些特殊的东西。
***
在我上医学院的最后两年里，婚后生活既美妙又充满压力。我的手头不宽裕，大部分都是靠我父母在资助。玛丽莲通过在牙医诊断做兼职挣一些钱，同时在哈佛大学念书以获得教学硕士学位，而我继续通过卖血给医院来挣钱。我申请成为捐精者，但是泌尿科医生告诉我，我的精子密度太低了，并建议我尽快要孩子。
他错得很离谱！玛丽莲在我们蜜月旅行期间就怀孕了。我们女儿的中间名是“弗朗西丝”（Frances）以表明“法国制造”，然后一年半之后，在我上医学院的第四年，玛丽莲又怀孕了。
我在医学院最后两年的临床实习要求我投入很多时间，但是不知怎么地，我的焦虑平静下来了，取而代之的是实实在在的疲惫，还有觉得对我的患者有所帮助的满足感。我对学习精神科专业越来越坚定，并且开始大量阅读这个领域的书籍。来自精神科实习的某些恐怖场景留在我的脑海里：在波士顿市立医院里一屋子的人类雕塑——整个病房都是紧张症患者（catatonic patients），在绝对静止中度过他们的生活。患者是沉默的，很长时间以同一个姿势站着，有的站在他们的床边，有的站在窗户边，有的坐着，有时候喃喃自语，但是通常保持沉默。员工可以做的只是给他们喂食，让他们活着，并温和地对他们讲话。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第一个镇定剂氯丙嗪（Thorazine）发明之前，这样的场景可以在每一个大型医院中看到，不久之后，又发明了三氟拉嗪（Stelazine），随后是持续不断的新的、更加有效的强安定药。
我还记得在波士顿市立医院的另外一个场景：在我实习的某一时期，我可以去观察马克斯·戴医生（Dr.Max Day），他是哈佛的一位精神科医生，领导着大约12位精神科住院医生，他们被要求去研究他们自己的团体过程。作为一名医科学生，我被允许参加一次会议，但是不准参与，一个字都不能说。虽然过了半个世纪，但是我仍然可以在脑海中想起那个房间的样子。住院实习医生和戴医生围成一圈坐在一个很大的房间的中间，我坐在那个圈子外面的一个角落里，并且回想起，我为一群人讨论彼此之间的感受这一想法深深吸引。这是多么出色的想法呀！但是它没有得到响应。场上有长时间的沉默，每个人似乎都不舒服，而领导者戴医生，只是坐在那儿。为什么？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不打破沉默，或者以某种方式帮助成员们敞开心扉？之后我参加过戴医生的临床会议，并且对他的敏锐和清晰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这让事情变得更加令人困惑。为什么他不帮助不知所措的团体呢？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将会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花上很多年来设法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