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和我的朋友拉里·扎罗夫（Larry Zaroff）坐在索萨利托的一家咖啡馆里，俯瞰整个旧金山湾区。风把海鸥吹得飘来荡去，我们看着索萨利托渡船颠簸着朝市区行驶，直到它消失在视线之外。拉里和我在回忆大学生活：我们是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同学，并且一起上了大部分的课——很多折磨人的课程，比如有机化学、定性分析，还有比较解剖学——我们一起解剖了一只猫的每一个器官和每一块肌肉。我们努力去回忆，对我来说生命中最紧张的岁月，这时候拉里开始讲起故事来，关于疯狂的联谊会，满是大群友好的男男女女的酒会。

我生气了。“联谊会？什么联谊会？”

“当然是TEP。”

“你刚说的是什么？”

“Tau Epsilon Pi 。你今天是怎么了，埃夫？”

“我怎么了？我真的很生气。我在大学里每天都见你，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乔治·华盛顿大学有联谊会。为什么我没有被邀请参加？你为什么没有邀请我？”

“埃夫，我怎么记得住啊？现在是2014年，我们是1949年上的乔治·华盛顿大学。”

当我和拉里分开之后，我给住在华盛顿特区的好朋友赫布·科茨（Herb Kotz）打电话。赫布、拉里和我，大学的时候总是在一起。我们上的每一门课我们都是前三名，我们几乎每天都一起开车去上学，在一起吃午饭。

“赫布，我刚才和拉里说了会儿话，他告诉我，他属于一个联谊会，乔治·华盛顿大学的TEP。你知道这回事吗？”

“嗯，是的。我也是TEP的成员之一。”

“什么？你也是？简直不敢相信。你们为什么不邀请我参加？”

“谁能记得住那么久之前的事情啊？我也许确实邀请过你，但是我们也就星期五的时候在一起喝喝啤酒，而你不喜欢喝啤酒，你那个时候也不约会——对玛丽莲无比忠诚。”

我心里一直怀有一丝怨恨，直到几个月前，在大扫除的时候，玛丽莲发现了一封1949年的信，欢迎我加入Tau Epsilon Pi，还有一份会员证书。我的确曾经是那个联谊会的一员，但是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聚会，并且把关于这个的记忆完全从我的脑海中抹去了！

***

这个插曲真实地描绘了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上学的时候有多么紧张和焦虑，而这所大学离我家其实只有15分钟车程。直到今天，我还对那些有快乐的大学回忆的人心怀嫉妒——班级精神，成为一生好友的室友，运动会上结成的队友情谊，恶作剧，与教授之间良师益友的亲密关系，还有类似于电影《死亡诗社》（Dead Poets Society）的秘密社团，这是我完全错过了的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也知道，我那个时候是多么焦虑和不安，幸亏我没有上一所常春藤联盟大学：如果上了那样的大学，我相信我不会快乐，甚至可能无法存活下来。

在我的治疗工作中，我的患者们经常会在他们的孩子经历不同阶段的时候，回忆起他们在相应阶段的生活，我总是被这样的情形打动。很多年前，当我的孩子在上高三，计划上大学的时候，这样的回忆也发生在我身上，当我的孙子德斯蒙德（Desmond）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它又一次发生在我身上。看到他有那么多的可用资源和同学来帮助他选择一所学校的时候，我既吃惊又嫉妒。德斯蒙德有大学顾问，介绍一百家小型文科院校的书面指南，还可以与大学招生团队交谈。我不记得我那个时候有任何指导：高中没有大学顾问，当然，我的父母和亲戚对这整个过程都一无所知。此外，关键的是，在我的高中或者街区，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决定到外地上大学的人：我认识的每个人都会选择当地的两所大学——马里兰大学或者乔治·华盛顿大学（那个时候，这两所大学都是大型的、平庸的，没有人情味的院校）中的一所。我的姐夫莫顿·罗斯（Morton Rose）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很尊重他：他是一位杰出的医生，他上的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然后在那里上的医学院，所以我被说服了：如果乔治·华盛顿大学对他来说足够好，那么它对我来说应该也足够好。

最终，当我的高中授予我艾玛·K.卡尔奖学金（Emma K.Karr Scholarship）（上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全额奖学金）的时候，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每年的学费只有300美元。

在那个时候，我感觉我的整个人生，我的全部未来，都处在危险状态。从我14岁遇到曼彻斯特医生开始，我就知道我想要上医学院，但是大家都知道，医学院是按照严格的5%的比例来录取犹太学生的；乔治·华盛顿医学院每年只招100个学生，所以只录取5个犹太人。我所属的高中犹太人联谊会（Upsilon Lambda Phi），有超过5个聪明的高三学生计划参加医学预科课程、申请医学院，而那只是华盛顿好几个这样的联谊会中的一个。竞争如此之激烈，所以，从我上大学的第一天起，我就确定了一个策略：我要把所有别的事情放在一边，比所有其他人都努力，取得无比优异的成绩，这样医学院就不得不录取我。

结果我发现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想的人。似乎我认识的每一位年轻人，所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从欧洲来的犹太移民的儿子，都认为与医学相关的职业是理想的职业。如果不能上医学院，他们就会选择牙医学院、法学院、兽医学院，要不然，对我们中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最不济的就是和自己的父亲一起做生意。那个年代很流行的一个笑话就是：一个犹太男性有两个选择——要么当医生，要么当个失败者。

我的父母没有参与我上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决定。那时我们的交流并不多：商店到我家开车要30分钟，除了星期天，我基本上见不着他们。即使星期天的时候，我们也几乎从不谈论任何重要的事情。自从我母亲指责我导致了我父亲的心脏病之后，好几年我都几乎没有和她说过话。我决定保持距离来保护我自己。我想要和我父亲更加亲近一点，但是他和母亲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记得高三的时候开车送母亲去商店。就在我们开到士兵之家公园附近，离商店只有5分钟路程的时候，她问起我未来的计划。我告诉她，我打算明年上大学，并且我决定争取上医学院。她点了点头，似乎非常高兴，但也仅限于此。我们没有再说起过我的未来计划。当我现在想起这段记忆的时候，我在想，她和父亲是不是被我吓到了，他们是否觉得他们不再能够与我相处得好，他们已经失去我了，因为我属于一个他们并不理解的文化。

尽管如此，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会为我支付大学和医学院的学费和其他所有费用。不管我们的关系状态如何，在我父母的文化中，不这样做是难以想象的，而我对我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

因此，对我和我最亲密的朋友来说，大学并不是梦想中的终点：它是一个需要尽早跨越的障碍。通常，在通过四年大学学习拿到学士学位之后，才能上医学院，但是，医学院偶尔也会录取只上了三年大学的杰出申请者，只要他们上了所有的必修课程。我，还有我的同龄人，选择了后面这个计划，因此几乎没有选择任何其他课程，而只选了必修的医学预科课程（化学、生理学、生物学、物理学、脊椎动物解剖学，还有德语）。

我记得大学的哪些事情？整个大学三年我只上了三门选修课，全都是文学课程。我住在家里，并且遵循一个极为严格的生活作息时间：勤奋学习、背书、在实验室做实验、整晚熬夜以准备考试，一周学习七天。

为什么如此狂热？为什么如此匆忙？决定过一个现在所谓的“间隔”年，加入和平队（那个时候还不存在这个组织），或者自愿在其他国家参加人道主义工作，或者选择在我的孩子和他们的同龄人中非常普遍的其他选项之一，对于我或者我的任何一个好朋友来说，都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医学院入学的压力始终存在。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越快进入医学院越好。但是我有一个额外的压力：我需要锁定与玛丽莲的关系。我需要成功，向她表明我将会有一个可靠的职业，并且将会成为一名重要的人物，这样才能说服她嫁给我。她低我半个学期，她的法语老师极力劝她申请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该校立刻录取了她。在她读高三的时候，她女学生联谊会的大姐姐建议她，她年纪还小，不应该这么早就定下终身，她应该至少偶尔见见其他男孩。这我可接受不了，我至今还记得她约会过的两个男孩的名字。她一离开家去上威尔斯利，我就变得对于失去她感到极其焦虑：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与她将会遇到的常春藤男孩竞争。我经常给她写信，向她表达我的忧虑：我可能对她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她正在与其他男人约会，我可能会失去她。那个时候我的整个生活全都是关于医学预科科学，而玛丽莲对那些毫无兴趣。我保留着玛丽莲的信件，几年前，那所大学的杂志《威尔斯利》（Wellesley），发表了其中的一些。

***

在那些年里，我被焦虑压垮了，入睡极其困难，我应该看心理治疗师的，但是那时候似乎并没有这个选项。然而，如果那时候我有像我自己一样的治疗师的话，我想我们之间的对话可能会是这样的：

亚隆医生 ：你在电话里说，你的焦虑让你快承受不了了。你能多说一点儿吗？

欧文 ：看看我的手指甲，咬到肉都露出来了。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当我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都把它们藏起来：给您看看。我的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来。我的睡眠完全毁了。我用迪西卷 （Dexedrine）和咖啡来打起精神，整晚熬夜准备考试，现在我不吃药就睡不着。

亚隆医生 ：你在吃什么药？

欧文 ：速可眠（Seconal），每晚都吃。

亚隆医生 ：谁给你开的药？

欧文 ：我从家人那里顺来的。从我记事起他们俩就每天晚上吃一片速可眠。我怀疑失眠是遗传来的。

亚隆医生 ：你提到今年你有很多学业上的压力。你之前睡眠如何——比如，高中的时候？

欧文 ：有时候我的性压力太大了，我必须手淫才能睡着。但是总体上来说，我睡得挺好，直到今年。

亚隆医生 ：这一点为你关于失眠是否是遗传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你觉得你的同学有和你一样的焦虑程度和睡眠问题吗？

欧文 ：我表示怀疑——我认识的非犹太医学预科学生肯定不是这样。他们似乎更为放松。其中一位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棒球队的投手，其他人经常约会，或者忙于联谊会活动。

亚隆医生 ：所以这表明，它既不是遗传的，也不是环境导致的，而是一种特定的心理运作方式，也许我们应该说，它甚至是你对你的环境所采取的特有的反应方式。

欧文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一个狂热分子。每一门课、每一门考试，我都用功过度。每当任何一门考试的成绩公布的时候，全班同学的成绩会画成一个曲线，然后我的成绩是个另类，远远超出得A需要的分数。但是我需要确定性：我很疯狂。

亚隆医生 ：为什么如此疯狂？你觉得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欧文 ：嗯，首先，犹太学生被医学院录取的比例是5%：这已经让人很有压力了！

亚隆医生 ：但是你说你用功过度了。A还不足够——必须是“超级A”。和你情况一样的犹太学生，和你一样疯狂吗？

欧文 ：他们也极其勤奋。我们经常一起学习。但是他们没有我这么疯狂。也许家庭生活更加愉快一些。他们生活中有其他事情，约约会、打打棒球——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更加平衡。

亚隆医生 ：你生活的平衡呢？怎么样？

欧文 ：85%的时间学习，15%的时间担忧。

亚隆医生 ：15%的时间担忧是关于医学院录取的事吗？

欧文 ：那是一部分，还有别的——我和玛丽莲的关系。我绝对地、极度地想要和她共度一生。我们整个高中关系都很稳定。

亚隆医生 ：你现在经常见她吗？

欧文 ：她接下来四年要在马萨诸塞州的威尔斯利上学，但是我们几乎每隔一天就写一封信。我有时候会打电话，但是长途电话太贵了。我母亲会因为这件事情给我脸色看。玛丽莲热爱威尔斯利，并且有一个正常而健康的大学生活，其中包括见其他男生，每一次当她顺带提到她约会的某个哈佛男生的时候，我就会情绪失控。

亚隆医生 ：你害怕……？

欧文 ：显而易见——我怕她遇到能给她提供更多东西的男生——长得更帅、更高的社会阶层、见多识广的家人，他所面对的更好未来——所有这些。

亚隆医生 ：你能提供的是……？

欧文 ：这也就是为什么被医学院录取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我不觉得我有其他什么优势可以争取得到她。

亚隆医生 ：你在和其他女生约会吗？

欧文 ：没有，没时间。

亚隆医生 ：所以你过着修道院式的生活？但是那肯定很困难，尤其是当玛丽莲不是这样的时候。

欧文 ：对的！换句话说，我很专一，但她不是。

亚隆医生 ：通常，那也是有很大性压力的几年。

欧文 ：是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被性弄得半疯半癫了。我能做什么呢？我总不能见一个女生然后说：“我爱上了另外一个人，她在很远的地方，我只想和你上床。”所以我要撒谎吗？那个我可不太会。我并不是一个你可以称之为圆滑的人，眼下我只能忍受。我总是做白日梦，遇见一位漂亮、淫荡的隔壁邻居，当她丈夫出差的时候，对性无比渴望。那就完美了。尤其是隔壁这一点——不用在路上花很多时间。

亚隆医生 ：欧文，我相信你的不舒服远远超过了必要的限度。我认为做一些治疗对你有帮助——你身上肩负了大量的焦虑而你要做的工作有很多：去理解为什么你的生活如此失衡，为什么你需要用功过度，为什么你认为你给不了别人什么，为什么你冒着把她赶走的风险让这个女生如此窒息。我相信我可以帮助你，我建议我们开始每周见两次。

欧文 ：一周两次！我来这里差不多要半个小时——然后还要半个小时回去。一周就是四个小时。我几乎每周都有考试。

亚隆医生 ：我预料到了你可能会以这种方式回应我。所以我还想说明一点。我没有说到这一点，但是我有强烈的预感，随着你医学学习的深入，你也许会对精神科有特别的兴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在一起花的时间会有双重作用：这些时间不仅能够帮助你，而且它们还会增进你对这个领域的理解。

欧文 ：我明白其中的好处，但是那个未来似乎如此……如此……遥不可及。焦虑现在是正在逼近的敌人，我担心每周拿出四个小时出来在这里谈话所减轻的焦虑，也许比它带来的还要多。让我好好想一想！

***

现在想想，我希望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心理治疗，但是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我不认识任何曾经做过心理治疗的人。不管怎样，我度过了那恐怖的3年。玛丽莲和我在一起作为辅导员度过了几个夏天，这对我帮助很大。那些在夏令营的日子让我远离了学业压力，我沐浴在对她的爱意之中，照顾年轻的露营者，一边打网球一边教网球，并且和对医学之外的东西感兴趣的球员交朋友。有一年我的搭档辅导员是保罗·霍恩（Paul Horn），他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长笛手，在他去世之前，我们一直都是朋友。

除了这些夏季的插曲，我的大学时代毫无人情味儿，班上人数众多，与教授的接触极少。然而，尽管内心充满焦虑，讲座又无趣，但是我觉得我所选的科学课程的内容很吸引人。尤其是有机化学——我觉得苯环的优美和简洁，加上无限的复杂性，简直令人着迷，并且有两个夏天，我通过教其他学生这门课挣到了零花钱。但是，我最爱的三门选修课——是文学课程：现代美国诗歌（Modern American Poetry）、世界戏剧（World Drama）以及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在这些课程上我觉得我活过来了，并且盼望着阅读书籍和撰写论文——我在大学里写过的唯一的论文。

我上的世界戏剧课在我的脑海中印象比较深刻。那是我上过的人数最少的课——只有40个学生，课程的内容非常有趣。在那个班上，我有唯一一次和老师深刻接触的记忆，她是一位迷人的中年女士，金色的头发盘成了一个圆髻。有一次她叫我去她的办公室。她以一种最为肯定的方式，评论了我写的关于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的论文，告诉我说，我的写作手法高超，我的思想很有原创性，并且问我是否考虑在人文学科领域发展。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她光彩照人的脸庞——她是唯一知道我名字的教授。

除了德语课得了B+之外，大学里我所有其他课程都是A+，但是即使如此，申请医学院也是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过程。我申请了19所学校，收到了18个拒绝和1个接受（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接受了我，它没有办法拒绝一个平均分接近4.0的本校大学生）。不管怎样，医学院排犹的录取比例并没有引起我的愤怒——它是普遍存在的，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所以，我追随我父母的榜样，将它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我从来没有采取激进主义者的姿态，也没有对体制中存在的大量不公平感到气愤。回过头去看，我认为我的缺乏勇气是由于我的自尊心匮乏——我采信了我的压迫者们的世界观。

我现在仍然能够感受收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因为高兴而引发的颤抖：那是我一生中最为激动的时刻。我跑到电话边去给玛丽莲打电话。她试图表现得很热情，但其实她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会被录取。我的生活从那之后就改变了——突然之间，我有了空余时间。我拿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再次开始阅读。我报名参加大学网球队，并且设法打了一场大学运动代表队的双打比赛，还参加了大学象棋队，并作为第二台次参加了几场大学校际比赛。

***

我认为医学院的第一年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不仅因为学业要求，还因为玛丽莲大三那年要去法国。我刻苦学习，背下我被要求学习的东西，也许比准备医学预科的时候还要用功。我在医学院唯一的快乐，来源于我一辈子的朋友赫布·科茨和拉里·扎罗夫的友谊。他们是我解剖实验室的搭档，我们一起解剖了一具尸体，我们将其命名为阿伽门农（Agamemnon）。

因为不愿意再忍受与玛丽莲的分离，我在医学院第一年的末尾，决定申请转学到波士顿，并且，说来也怪，我被波士顿大学医学院（Boston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作为转校生录取了，在玛丽莲从法国回来一年后，我们订婚了。在波士顿，我在马尔伯勒街上的一座大型的四层楼后湾区公寓租了一间房子，那是我离开家的第一年。从此，我的生活从内到外，开始变得更好。医学院的一些其他学生也住在同一栋楼里，我很快就开始交朋友了。不久，我们三四个人就每天一起坐车去学校。其中的一位叫鲍勃·伯杰，后来成了我一辈子的好朋友。后面会再多讲一点关于鲍勃的事情。

我在波士顿上医学院的第二年的主要项目是周末和玛丽莲见面。威尔斯利学院对于无年长妇女陪伴的女生在校园外面过夜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所以每一周，玛丽莲都必须虚构某个听起来合理的理由在外面过夜，并获得一位思想开放的朋友的邀请函。我们周末花一部分时间学习，沿着新英格兰海岸兜风，参观波士顿的博物馆，然后在德根公园餐厅吃晚饭。

那段时期，我的内在生活也在改变。我不再狂热，只有一点焦虑，并且终于开始睡得很香。即使在我读医学院的第一年，我就知道，我会进入精神病学科，虽然我只听了几次精神病学的讲座，并且从来没有和一位精神科医生交谈过。我认为甚至在上医学院之前，我就已经决定选择精神病学科了：它来自于我对文学的热情，并且来自一个信念，那就是精神病学科让我接近我热爱的所有伟大作家。我最大的快乐是沉浸在小说的世界里，并且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一个人一生中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写一本优秀的小说。我一直都对故事充满渴望，从我小时候读《金银岛》（Treasure Island）开始，我就全身心投入在伟大的作家贡献给我们的叙事之中。即使在我85岁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还是迫不及待地晚上回去看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的《拉德茨基进行曲》（The Radetzky March）。我每天只看一点，免得一晚上就都看完了。就像在这本书中一样，故事不仅是生活叙事，是对人类欲望、恐惧，还有对意义的追寻的探索，而我被完全迷住了，痴迷于戏剧的双重意义——不仅关于一个特定的存在，而且是关于在整个文化中发生的平行过程，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奥匈帝国（Austrian-Hungarian Empire）。

虽然我对文学有热情，但是医学也不是一个随意的决定，因为我一直也对科学着迷，尤其是生物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而且，我还有强烈地想要对人有所帮助的愿望，并将曼彻斯特医生在我危急时刻提供给我的东西，传递下去。 7ZVYvjWLeLmANOuojY1cVMm5ehkIJpZ8CEgoyZUQA0Mcvi8xBfcteqvqJ7e63N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