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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患者布伦达（Brenda）带着议事日程来到了今天的会谈中。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她就走进我的办公室，坐下来，打开钱包拿出她的记事本，然后开始大声读一份准备好的声明，列出了对我之前在会面中的行为的抱怨。
“你说我在我们的会面中做得很糟糕，而你的其他患者来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准备去谈论他们的问题。你还暗示，你更加愿意和你的其他患者一起工作。你还批评我没有提起梦或者白日梦。并且你站在我上一个治疗师一边，说我拒绝敞开心扉是我所有之前的治疗都失败了的原因。”
在之前的几次会谈中，像她经常做的那样，布伦达沉默地坐着，不主动提供任何东西，逼着我用力过猛：我感觉自己像是在试图撬开一个牡蛎
。这一次，在她读控告清单的时候，我变得越来越心存戒备。处理愤怒并不是我的强项。我的习惯性思维倾向是指出她的歪曲事实，但是出于几个原因我并没有说出口。首先，这是一次会谈的好开头——比上个星期好太多了！她终于敞开心扉，各种各样紧紧束缚着她的想法和感受释放了出来。此外，虽然她曲解了我的话，但是我知道，我确实想过她指责我说过的那些话，并且很可能那些想法以我没有意识到的方式影响了我说的话。“布伦达，我完全理解你的生气——我认为你有点断章取义，但是有一点你是对的：上一周我确实有挫败感，并且有点儿困惑。”然后我问：“如果我们在未来有类似的会谈，你会有什么建议？我最好提什么样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直接问我，上周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感觉很糟糕呢？”她回答说。
我遵从了她的建议，然后提出了这个问题：“上周发生了什么让你感觉糟糕？”这一问题引出了一次富有成效的讨论，关于她在过去的几天里所体验到的失望和被人怠慢。在这次会谈的最后，我回到一开始，询问她对我如此愤怒，对她而言是什么感觉。她哭了，她感激我认真对待她，承认我在她的生气中有一定的责任，还有对她的不离不弃。我认为我们俩都感觉我们已经进入了治疗的一个新阶段。
在我骑车回家的路上，经过一条小溪的时候，这次会谈让我想起了愤怒这件事。虽然我对我应对这次事件的方式感到满意，但是我知道，我在这一领域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而且如果我不是这么喜欢布伦达，并且知道对她来说批评我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的话，我可能会不舒服得多。我也毫不怀疑，如果我的患者是一位愤怒的男性的话，我所感受到的威胁要大得多。不管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专业领域内，我一直对当面对质感到不舒服，并且一直小心地避开任何需要对质的行政岗位——例如主席的职位、委员会领导，或者教务主任。只有一次，在我完成了住院实习期
的几年之后，我同意为了一个主席职位接受面试——在我的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幸运的是（对我而言，也是对他们而言）他们选择了另外一个候选人去任职。我总是告诉自己，避开行政职位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我真正的长处在临床研究、实践以及写作上面，但是我现在必须承认，我对冲突的恐惧，我腼腆的禀性，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的妻子，知道我只喜欢四个人，最多六个人的小型社交活动，觉得我成为团体治疗的专家是一件相当滑稽的事情。但事实上，我带领治疗团体的经历证明是具有疗愈作用的，不仅是对我的患者而言，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它大大增加了我在团体情境中的舒适感。并且，长期以来，我在向众多听众演讲的时候，已经不怎么焦虑了。另一方面，这些工作总是对我有利的：我不喜欢任何自发的对抗性的公众辩论——在那些场合我不能快速应对。年老的一个好处之一是，听众现在对我极为尊重：已经很多年甚至几十年，听众中没有同事或者提问者在言语上挑战过我了。
我停下来10分钟不再骑自行车，来观看甘恩高中网球队的练习，并回想起我在罗斯福高中网球队的日子。我在六个人的队伍中打六号的位置，但是比五号位置的纳尔逊（Nelson）打得好得多。然而，每次我们对打，他就用他的攻击性和咒骂来吓唬我，更过分的是，他会在关键点停下来，静静地站着默默祈祷一会儿。教练对我毫不同情，告诉我“快长大，搞定它”。
我继续骑车，然后想到我治疗过的很多辩护律师和CEO们，他们在冲突中成长，我惊叹于他们的战斗热情。我永远都不理解他们是怎么成为那个样子的，当然，也没有理解我是如何变得这么回避冲突的。我想起小学里的恶棍，威胁我放学之后要暴打我一顿。我记起读到一些孩子的故事，他们的父亲教他们怎么打拳击，以及我如何渴望有那样一位父亲。我生活的那个时代犹太人从不打架：他们是被人打的那帮人。除了比利·康恩（Billy Conn），那位犹太拳击手——当他和乔·路易斯（Joe Louis）对战的时候，我赌他赢结果输了一大笔钱。然后几年之后发现，他根本不是犹太人。
一直到我14岁，自我防卫都不是一件小事。我住的街区并不安全，即使从家里到外面很近的地方也觉得危险。我一周去三次西尔万电影院——就在我们家商店附近。因为每次放映都是两片连映，所以我每周看六部电影，通常是西部片或者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我的父母毫不犹豫地同意我去，因为他们认为我在电影院里很安全。我想象，只要我在图书馆、电影院或者楼上看书，他们肯定觉得放心：至少在每周的那15～20个小时里，我是远离危险的。
但危险从未远离。我那时大约11岁，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在店里工作，然后我母亲让我去街上四扇门之外的药房帮她买一个咖啡味的蛋卷冰淇淋。隔壁就是一家中国洗衣房，然后是一家理发店，窗户上贴着发黄了的各式各样发型的图片，再接着是一家小而杂乱的五金店，最后就是那家药店，那里除了药房之外，还有一个小的，有八个高脚凳的便餐台，提供三明治和冰淇淋。我买到了咖啡味的蛋卷冰淇淋，付了一角硬币（单球蛋卷冰淇淋是五分钱，但是我母亲总是喜欢要两层冰淇淋），刚走到门外，我就在那里被四个强壮的，比我大一两岁的年轻白人围住了。成群的白人在我们黑人社区闲逛是不同寻常并且危险的，通常意味着有了麻烦。
“哦，这是给谁买的冰淇淋？”一个长着无神的小眼睛，紧绷着脸，剃着平头，脖子上系着一个红色手帕的男孩，对着我大声说。
“我母亲，”我低声说道，并暗中寻找逃跑的路线。
“你妈妈？嗯，你怎么不自己尝一口呢？”他说着，并抓住我的手把冰淇淋硬拍在我的脸上。
就在这个时候，一群黑人孩子——我的朋友——出现在街角，从街上走过来。他们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把我们包围住。他们中的一个人，利昂（Leon），向前一步然后对我说：“嘿，埃夫，你为什么不打那个笨蛋一顿呢。你可以搞定他。”然后他在我耳边说：“用我教你的上勾拳。”
就在那个时候，我听到沉重的脚步声，然后看到了我的父亲和威廉（他的送货员），从街上跑了过来。我的父亲抓住我的胳膊就把我拽走了，回到了作为安全港的布卢明代尔商店。
当然，我的父亲做的是对的。如果是我的儿子，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任何父亲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看见自己的儿子处在人种间街头打斗的中心。但是我经常带着遗憾回忆他对我的拯救。我希望我和那个家伙打一架，向他展示我差劲的上勾拳。我之前从来没有勇敢地面对攻击者，而在这里，被可以保护我的朋友们包围着，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那个男孩个头和我差不多，虽然要比我大一两岁，但是如果我和他打一架的话，我会有自信得多。最糟糕会怎么样呢？鼻子流血，眼圈发黑——为了表明立场，毫不让步，这点小代价是值得的。
我知道成年人的行为模式是复杂的，并且从来都不是由单个事件引发的，但是，我固执地相信，我处理公开的愤怒的不舒服感，我对于对质，甚至激烈的辩论的回避，我不情愿接受必须承担对抗和争论的行政职务，如果我的父亲和威廉不在离现在那么久远的一个晚上，把我从那场打斗中拽走的话，所有的一切都将会不一样。但是我也理解，我成长于一个充满恐惧的环境中：商店窗户上的铁窗条，到处充满危险，并且欧洲犹太人被追杀和杀害的所有故事都威胁着我们。逃跑是我父亲教给我的唯一策略。
***
在我描述这一事件的同时，另外一个场景溜进了意识中：母亲和我去电影院，我们在电影刚要开场的时候走进了西尔万电影院。她极少和我一起看电影，尤其是星期六下午正忙的时候，但是她崇拜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经常去看他演的电影。我和她一起并不开心，因为她没有礼貌，经常很粗鲁，我从来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的朋友遇到她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尴尬。在电影院里，她看到两个在一排座中间的座位，然后一屁股坐下。一个坐在其中一个空位旁边的男孩说：“嘿，女士，这个位置是我留的。”
“哎哟，大人物。他留了个位置，”她用一种旁边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大嗓门回答道，而我努力把我的衬衫卷起来盖住我的头，挡着我的脸。紧接着那个男孩的同伴来了，然后他们两个人，皱着眉头小声抱怨，挪到了旁边的位置上。电影开场之后不久，我偷偷地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其中一个男孩吸引了我的注意，他对我晃着他的拳头，并且高声地说：“稍后找你算账。”
那个男孩就是把我母亲的蛋卷冰淇淋拍在我脸上的那一个。因为他不能报复我的母亲，所以他肯定记住了我，埋伏了很长时间，直到他可以抓住我落单的时候。当他得知那个冰淇淋是我给母亲买的的时候，他一定获得了双倍的愉悦感——他用一击报复了我们两个。
所有这些听起来貌似真实，有利于讲出一个圆满的故事。我们在心里填补空缺，并形成一个巧妙的故事的驱力是多么强大啊！但它是真的吗？70年之后，我已经没有挖掘出“真正的”事实的希望了，但是也许我在那些时刻的强烈情绪，想要打架但是又动弹不得，以某种方式把它们绑在了一起。真的吗？唉，我现在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是同一个男孩，也不确信时间顺序是不是对的：就我所知，我被冰淇淋拍脸上有可能发生在电影院事件之前。
随着我年岁渐长，要核实这样的问题的答案就更加困难了。我尝试去再次体验我自己青少年时期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与我的姐姐还有表亲以及朋友核对的时候，我为我们所记忆的东西如此不同而感到震惊。而在我的日常工作中，随着我帮助患者重构他们的早年生活，我逐渐深信一点，那就是：现实是不足信的和不停变换的。回忆录，无疑包括这一本在内，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像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