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们既略知曾氏对学问的意义与学问的范围，都有很精微的解释，我们更要进一步去研究他治学的方法，故不能不先知他的气度与他的学风。知得他的气度，然后知他学问事业造诣的根柢；知得他的学风，然后知他的治学方法所由来。并且可以明白荀以颂其诗，读其书还不够，定要加一个知其人。大概不知其人的身世，徒读其诗书，恐怕就时时要感觉书中言论，像是突如其来。譬如不明白荀卿 的个性，乍看他书，就会疑惑他何以要主张性恶，何以开口就是人之生固小人。明白了他的性情行事，然后再看他书，就毫不奇怪了。因此我们在研究曾氏治学方法之前，定要有本章的叙述。

曾国藩的才质，并不能算是聪秀。老实点说，他的确是一位很拙钝的学者，不但在他的日记、家书中间，常常发现他自己说他是天性鲁钝；就纵或他自己不说吧，我们只要看他修己、治人、齐家、读书诸事，几无一处不见得他鲁钝或拘拙。鲁钝与拘拙并不是坏事，高明与聪颖，亦并不是好事。可以说曾氏一生得力处，就在他自知鲁钝，乃勤勤恳恳，孜孜矻 矻，按部就班地去走下学上达困知勉行的道路。平常人坏处，就在自以为有几分小聪明，于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凡事好高骛远，而不脚踏实地地去做，所以结果倒还是鲁钝拘拙的人成功。以圣门学生而论，子贡 比曾子聪颖得多了，然而孔子之道传之曾子，赐不受命，而货殖 焉。就可知孟子恶智，老子尚拙的深意了。我所谓曾氏的鲁钝拘拙，就是因为他的天性是笃实敦厚一路的人，而自己又深察平常人所谓聪明的危险，所以自己不知不觉就会做到鲁钝拘拙一路上去。然而拿他学问造诣和事业的成功来说，就要格外使我们深服他精神的可畏。另一方面说，假如我们自己感觉自己的天资不甚高明，也就不必自馁；即自命是有几分聪明的人，尤应该时自 ^[1] 励。

因为他是诚笃一路的人，所以要看他的气度，也该以此为出发点。他气度的表现，可以从两方面观察：一是他自己的立身为人，二是他的待人接物。在叙述他这两方面之前，我先引薛福成 的一段话，可以概见这两面的大要。他说：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故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故太常寺卿唐鉴，故道员何桂珍，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襮 于外，立心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 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暑。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 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其数十年逐日行事，均有日记，……战兢临履之意，溢于言表，此其克己之功，老而弥笃，虽古圣贤自强不息之学，亦无以过之也。（《庸盫文集》）

在这一段中，我们已可见得曾氏气度的大略。关于他自己立身为人的，则制行甚严而不事表襮于外，立心甚恕而不求备于人，专务躬行，进德尤猛，不畏难，不取巧，虽祸福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关于待人接物的，则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气度是如此的恢宏阔大，安得不为一代中心人物的中心？薛氏在他部下多年，我们相信薛氏的道德文章，当然是“污不至阿其所好”。

他处处表现着脚踏实地的精神，所以他时时有犹恐失之的感觉。我们看他把日常功课立为课表，每日照上面做，更于每晚做日记，自讼这一天言论行事得失。还恐怕有懈怠疏忽的地方，又常做出许多箴言、对联，或者标几个字在自己脑筋里，做立身行事的标准，使随时随地有所鉴戒。这是翻开他的全集，处处可以见到的。我们统观他的言论行事，可说是洗净浮华，朴实谙练，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若拿几个抽象的名词来表白他这种气度，则谦、恕、勤、恒四字，很可以代表。大概谦、恕二字可以代表他待人接物的气度，勤、恒二字，则是他终身行事的不二精神。他尝说：“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莫不善于矜。”（见《杂著·气节·傲》）又曰：“此身无论处何境遇，而敬恕勤字，无片刻可弛。”（见日记）即此数语，可见得曾公气度之一般了。

他的气度是如此，所以造成他朴实谙练的学风，他觉得学问这件事情，是应该公之天下，不应该有主观成见掺杂其间，更不应该互相标榜，以成所谓门户之见，在他家书中曾经说过：“信中言兄与诸君子讲学，恐其渐成朋党，然弟尽可放心，兄最怕标榜，常存暗然尚 之意，断不至有所谓门户自表者也。”这几句话并不是偶然因其弟信中之言而为此顺便的解答，他对学问素来就未主张过门户。他觉得各家的学问，都必有其长处，若能去短取长，则不但无门户相标的必要，并且有兼取众长的好处。这种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的态度，在清朝学者中，就不大多见。乾嘉年间的那些大师，自号汉学，于是丑诋宋人理学，不遗余力，间有讲理学者则又或标程、朱，以攻陆、王；或标陆、王以攻程、朱。在他看来，都是不免于太自隘了。在他所著《圣哲画像记》一篇之中，颇可以见得他对于各门学问都有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精神。他中间有一段说：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为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断断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

这是他显然的不赞成汉学家与宋学家的互相攻击。他觉得这样互相攻击，直是把自己看小了。因为他是要兼综汉、宋之长，以成文实并茂的学问，故不欲左袒 以附一哄。且不独于汉、宋之争为然，于程、朱、陆、王之争，亦复如此。唐镜海 是曾氏的先生，著《清朝学案小识》专尊程、朱，而排陆、王，于是就成一部著名的坏书。

曾氏就不如此，他说：“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源？陆子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姚江（王阳明）宗陆，当湖（陆清献）宗朱，而当湖排击姚江，不遗余力；当湖学派极正，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覆颖州夏教授书》）以此态度，比之于唐镜海的拘墟 狭隘，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不但如此，在他日记中，还有这样几句话：

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亦犹夷、惠之不及孔氏耳！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伪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

观此数段，则知曾氏不但于汉、宋之争，朱、陆之争，认为非学者应有态度，且欲合上下古今诸子百家于一炉而共冶之，伪者裁之，缺者补之，以成其广大深渊。这种毫无主观成见，纳百川于一海的为学精神，乃为曾氏治学方法中的主要条件；故欲论曾氏的学风，不可不首先知道他这种博采众取，不主门户，不尚标榜的气概。

其次在他学风中占重要地位者，就要算他那困勉的工夫。他尝说：“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又曰：“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懈，则百处懈矣。”这几句话，可算是他为学精神的纲领。他所以能如此艰苦卓越，不稍弛缓者，正因为他把学问目标立得很远大，故日求赴之不敢荒懈，盖即庄子所谓：“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意了。我们看他的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即可知其所期之远大，与用力之不可以不勤勉了。且人非生知安行者，凡事总得带几分勉强，才能有所成就，常人之畏难苟安，就是不愿意勉强。不知“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矣”，所谓可观，就是说虽是一件小能小艺，都必定要经过若干勉强力行，然后才可以有这小小的成就。曾氏对困勉的境界，体会至为深透，兹录数段如下：

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功夫，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以后每日习柳字百个，单日以生纸临之，双日以油纸摹之。临帖宜慢，摹帖宜疾，专学其开张处，数月之后，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家训·纪鸿》）

人性本善，自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自失；故须学焉而后复之。失又甚者，须勉强而后复之。……凡有血气，必有争心，人之好胜，谁不如我？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强恕之事也。一日强恕，日日强恕，一事强恕，事事强恕，久之则渐近自然，以之修身则顺而安，以之涉世则谐而祥，孔子之告子贡、仲弓，孟子之言求仁，皆无先于此者；若不能勉强而听其自然，以顽钝之质，而希生安之效，见人之气类与己不合，则隔膜弃置，甚或加之以不能堪，不复能勉强自抑，舍己从人，傲惰彰于身，乖戾著于外，鲜不及矣。庄子有言：“刻核太甚，则人将以不肖之心应之。”董生有言：“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进而大有功，”至哉言乎。（《杂著·勉强》）

余观自古圣贤豪杰，多由强作而臻绝诣。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中庸》曰：“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论人者，某也向之所为不如是，今强作如是，是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长偷惰之风，莫大乎此。（《杂著·勉强》）

这几段发挥困勉的意义与效益，可谓淋漓尽致；并且他这言论，并没有一句高远的理论，都是很平易的事实，而且句句都是他自己经验过来，有方法，有步骤，只要按照他这方法去做，不会没有效益的。怕的就是稍遇困难，就不愿勉力前进，就成为中道而废。于是成者愈成，止者愈止，最后乃变成相悬甚远的两样人。我们看他教纪鸿 用困勉工夫的方法，是何等亲切？大概宇宙间无论哪一种学问，绝没有不须勉强力学就能成功的；纵令有了，这种学问的价值，也就有限。假如这一门学问，是可以不须勉强学成，如目之能看，耳之能听，则根本这种机能，就不必称为学问。既成为一种学问，必其中须要若干心力，若干困难，且必以我精神胜过困难，然后庶乎有得。胜过小困，则有小得；胜过大困，始有大得。试看古今中外之大学问家，那一个不是胜过重重叠叠的困难，然才有所成功。曾氏所举写字之例，就是一个榜样。他说：“数月之后，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这几句话，只要我们曾在任何一门学问上用过功力，都会领略得到；不过我们当这个困的时期，是怎样的情形呢？勉力前进呢？废然摧沮 呢？当然有很多的人是勉力前进，以求达他最后的目标，但恐怕畏难苟安，萎缩不前者，定亦不在少数。所以他接着就说：“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看他用这一个“熬”字，就可知道这个关头，确不容易过去，苟没有坚忍的耐心与精力，恐就难免要被困难阻挠了吧。而且这个困难，还不只一次，虽然熬过一次，便有少许进步，但是方见进步，却又有第二次的困难，定要经过若干次的“熬”，若干次的“奋”，然后才有亨通精进的境界。这若干次的困进，就不是一般浅尝辄止的人们所能打过。所以他说：“打得通的，便是好汉。”这一段他描绘困勉工夫，最为透彻，可以说是他自述其学问心得，以教其子，也可以说他在发挥学问上必经的道路；这种困勉的工夫，不但是他自己凡事皆用，并且教导子弟，教导友朋部属，都是这一套法门。因为他认定学者自读书以至于复性，做圣贤豪杰，都不可舍勉强而听其自然，所以困勉工夫，也是他学风中重要之一。

此外，还有一种，也在他学风中占有地位，就是求阙 的精神。他因为时时要戒骄傲，戒懒惰，所以时时刻刻惟恐自己犯自满的毛病，乃名其居曰：求阙斋。就是表示要求阙的意思。原来人的学问，到稍有造诣的时期，诚难免傲然自足，轻视他人，因此他乃处处存一个求阙的念头；处处求阙，自然无形中就不会自足与轻视他人。这还是就消极一方面说；凡人能时时刻刻求自己的阙，则其进德修业，亦必较他人为猛，这都是求阙精神的效益。然而他自己所谓求阙者，则完全出于临深履薄之心，惟恐高而致危，满而致溢，他全生的学问事功，都时时带有这种惕励之心。他自己尝说：

“余居京师，自名所居曰求阙斋，恐以满盈致吝也。人无贤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则可勉于灾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自古成大业者，未有不自困心横虑觉悟知非而来者也。吝则驯致于凶，悔则渐趋于吉，故大《易》之道，莫善于悔，莫不善于吝。吾家子弟，将欲自修而免于愆尤，有二语焉：曰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心。”（见《杂著·悔吝》，参阅所著《求阙斋记》）

这几句很可以概括他求阙的意义，这种意义，在他治家的学问上，表露尤多，是以其教训子弟，常以迁善改过，持满戒盈为务。他曾说：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廿九日致四位弟书）

季弟 书中，言每思留心于言行之差错，以时时儆惕，余观此语，欣慰之至。凡人一身，只有迁善改过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尽一分，必有一分之庆，不尽一分，必有一分之殃，其或休咎相反，必其中有不诚，而所谓改过修德者，不足以质诸鬼神也。吾与诸弟勉之又勉，务求有为善之实，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积累，自我兄弟而剥丧，此则余家之幸也。（咸丰元年七月廿八日致诸弟信）

照这一类意思，在他家书和日记里面，可算是触目皆是，他有了这个观念在心目中，所以不敢自是，不敢自满，以养成他虚怀若谷的治学精神；这种精神，并不是可以虚伪掩饰做成门面的，更不是畏神畏鬼，迫于迷信的，苟其如是，则行之不能自然；且至大利害冲突的时期，就会显现出很大的裂痕。他是完全由于心志远大，目光远大，且深信孟子“求在我”与“求在人”之意义，溶化而来。迁善改过，修德读书，皆求之在我，且可久可大，而毫无扞格 。积谷积钱，皆求之在人，且过眼烟云，瞬即剥丧。虽然，此理甚明，常人皆可见到，然而非有深厚学养，即不能做到。曾氏系将修养、事功、读书，联成一片，几无时无地不是他研究学问的场所，无事不是他研究学问的资料，故他这求阙的精神，虽稍偏于个人的反省与治家的儆惕，我亦认为是他学风之一。

由上面的叙述，可以知道他的气度是谦恕勤恒，而学风则为不立门户，困知勉行与求阙。他的气度自然是他学养的成绩，亦可以说他的学问事功，亦因他的气度而更光辉充实；至于他的学风，则又为他的治学方法根柢，请于以下各章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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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jǐng，让人自己觉悟而不犯错。 ppmujjH8K3kJ/RL4ztCggFCMBxTqzQL5YS+25AvxcIVQcy1PR5XmqWV8NtP3Uk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