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所述曾氏治事的精神，为其可以代表他的整个人生，故言之不厌其详。他的治事精神，除开律己之外，第一步便要数到他的治家。他们兄弟五人：曾氏居长，次国潢字澄侯，次国华字温甫，次国荃字沅甫，季国葆字季洪，他这四个弟弟之中，国潢是留在家中专理家务的，国华、国荃、国葆都由曾氏教导成人，至于显达。后来国华是死庐州三河之难的，国葆佐国荃解安庆之围，将迫金陵积劳病死。国荃攻克金陵，收戡定之大功。他们办事精神都与乃兄相仿佛。家务虽由澄侯料理，但是我们看他的家书，关于治家之道，教子之方，处处都感觉可为世法。我们更感觉他在戎马倥偬之间，万难集于一身，而对家中琐屑，犹能如此周密仔细，一方面见得他精力过人，治事的精神无乎不在，一方面也见得他对先世家风，谦守勿失，惟恐以自己地位增高，家中子弟有所仗倚，而流于骄侈，致失家风，贻误子弟。所以他对治家一事，自己虽不能在家，却无时无刻不在心头，虽在极忙之时，家信总未尝或缺，且写来总是详详细细，无微不至。

曾氏先世有很严肃的家风，多半是他祖父星冈公所铸成；星冈公虽未显达，但是治家教子，皆有成规，国藩少时，颇受熏陶，终其身未忘祖父之遗教，而其治事规模，亦大抵与其祖父类似；故尝斤斤于其祖父已成之家风，而惟恐或失。他尝说：“余于起居饮食，按时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为，庶几不坠家风。”然所谓家风，究竟如何呢？据《曾文正公大事纪》前面所载星冈公的一段言论，最可见得一般。星冈公之言曰：

吾少耽游惰，往还乡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垅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引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饮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阳之庙山，久无祠宇，吾谋之宗族诸老，建立祠堂，岁以十月致祭，自国初迁居湘乡，至吾曾祖元吉公基业始宏，吾又谋之宗族，别立祀典，岁以三月致祭。世人祀神徼福，求诸幽遐，吾以为神之陟降，莫亲于祖考，故独隆于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阙焉。后世虽贫，礼不可隳，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也。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侄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音尘，常愿通材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礼不怠，其下泛应群伦。至于巫、医、僧徒、堪舆、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远。旧姻穷乏，遇之惟恐不隆，识者观一门宾客之雅正疏数，而卜家之兴败，理无爽者。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人道之常也，吾必践焉，必躬焉，财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邻里讼争，吾常居间以解两家之纷，其尤无状者，厉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其道一耳！津梁道途废壤不治者，孤嫠衰疾无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若必待富而后谋，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矣。

这一段言论，是曾氏家风的创轫，国藩本人的条理规模，及其治家教子，都一本之于此。他与纪泽的信中尝说道：“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治家之法，第一要起早，第二要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同时又把星冈公治家之法，归纳成“八字”、“三不信”。八字者：早、扫、考、宝、书、蔬、鱼、猪。他自己解释道：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乡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书、蔬、鱼、猪，即读书、种菜、蓄鱼、养猪也。三不信：就是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此可以完全包括星冈公之家法了。

原来中国家庭制度，过于庞杂，治家一事，自古为难，一家之中，老幼贤愚不等，问题乃自此而生。若再拘泥于什么五世同堂、九世同居一些老调，这家庭的丑剧与惨剧，便要层出不穷了。故往往有才力很好，事业很好，而家庭无办法者，实屡见而不一见。曾氏所赖以维持者，大部分就在这固有的家风；因为既成了一种风气，而又由主人躬自力行，则一家之中，将认为天经地义，虽有不肖，不敢侵犯。至于五世同堂、九世同居等话，他虽未公然反对，但是事实上他们兄弟后来都是析居 的；因为这样才能洽乎人情，而保全恩爱。我们看他的家书，见他们兄弟感情的纯笃，处处足使今之有兄弟者，赞叹愧服。然其所以致此者，自然是他们兄弟之中——尤其是居长兄地位的国藩，能躬自勤俭，互相肫挚 ，然亦因为先世已有醇厚家风，只须恪遵勿失，即可光其余绪，然而没有国藩这样光前裕后的承嗣精神，为诸弟先，为一家表，则星冈公之遗范，亦未可知也。兹述曾氏承嗣的规模。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予自卅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此时事奉高堂，每年仅寄些须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我不敢也。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之素志也。（道光二十九年致四位弟）

这一段是他治家的大规模，对父母、对兄弟、对子女、对戚党，都无微不至；尤其是兄弟之间，爱之以德，而不爱之以姑息；对儿子则惟教以自立之道，而不蓄积银钱为其衣食之需。他曾说：“儿子若贤，则不靠官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因此他治家精神，最主严肃。他说：“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他因为立誓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所以他为官十余年，衣服书籍之外，一无他物，即此区区，犹拟罢官之后，与兄弟均分。有这种坦白胸怀，自然是无所处而不当。尤其是曾氏先代，并未显赫，他一朝尊贵，最易改易门楣，堕先人余绪，而流于骄泰，则子孙淫惰，家道乃自此衰。试看今之为官者，几何不是如此？所以在他的治家规模之下，有二大端：一是积极的训导，一是消极的防止。

关于消极方面者，归纳起来，盖不出于戒骄、戒奢。大概仕宦子弟，能免此者，确不甚易。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左右前后，趋承奉候者，既无微不至，则其势必至于骄奢，不知稼穑艰难。故仕宦子弟，犹能勤俭谦和，忘其权势者，真是绝无而仅有了。然而亦因此之故，仕宦子弟，贤能向上，也很难得；更因此之故，仕宦之家，能维持三代四代，不堕家声者，亦不多见。而其原因，则莫不由于在势之时，子弟骄奢淫佚之所致。所以他对这两件事，真是战战兢兢，不敢或忽。他尝谓：“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子孙能自树立，多读书，无骄矜习气。”因此他日记与家书中，记载戒骄奢之处，不一而足，兹录数段如下。

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日记）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致纪泽）

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宫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 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淫佚矣。（咸丰四年四月十四日致诸弟）

在这几段中，他把骄奢淫佚之害，完全归在一个“骄”字病根上；因为骄便会奢，便会淫，便会佚，便会无恶不作，而其总因，则又因父兄为达官时，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在他意思，子弟不能拾柴收粪，插田莳禾，便叫做骄；衣食俯拾即得，即叫做奢。所以他教子侄，须半耕半读，不准有半点官气，不准舆车马仆从，凡家中一切事务，均须子侄一一为之，以力戒骄奢怠惰之习。

他除严肃教子侄，恪守家风之外，更注意到子侄的婚娶。在旧式家庭中，往往因为娶得一个不贤之妇，而败坏家风者；所以他对子女嫁娶，立一个原则，叫做“嫁女必富于我，娶妇必贫于我”。其用意就是要杜绝骄奢。女子嫁到富于我之家，则自己无从骄奢，娶一个贫于我之女子来家为妇，则亦无从骄奢，而可安其家风。他说：“儿女联姻，但求勤俭孝友之家，不愿与官家结契联婚，不使子弟长奢惰之习。”当时常南陔 想把女儿嫁给他儿子做媳妇，他便始终不愿。他说：“常家欲与我结婚，我所以不愿者，因闻常世兄最好恃父势作威福，衣服鲜明，仆从煊赫，恐其女子，有宦家骄奢习气，乱我家规，诱我子弟好佚耳。”因此他婚嫁子女，不许用多金。咸丰九年在江西军营时，有一段日记云：“已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又崇德老人 年谱云：“文正公手谕嫁女奁 资不得过二百金，欧阳太夫人造嫁四姊时，犹恪秉成法，忠襄公闻而异之曰：‘乌有是事？’发箱奁而验之，果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以一个总督婚嫁子女，简单至于如此，诚不免令人惊异，然而我觉得他是另有深意存焉。

大概宦家子弟之骄奢，是乃自然趋势，所谓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凡所遇之环境，莫不足以长其骄奢气焰，自非其子弟有过人之质，或其父兄有特达之见，鲜有不为环境所囿者。相传某世家子弟，不知民间疾苦为何事。有人告诉他：“某家没有饭吃。”他说：“为什么不叫厨房开呢？”其人又告诉他：“因为没有钱呀！”他说：“为什么不到账房去拿呢？”他自己的环境是厨房开饭，账房拿钱，于是以为天下都可如此，尚安望其勤俭守家，怜恤戚党邻里之困苦呢？所以戒骄戒奢，简直是他治家教子的开宗明义第一章。必定要这种习气扫除净尽，然后才谈到积极的诱导。

关于积极方面的训导，可归纳成三点：其一是和睦，其二是勤俭，其三是要使家道悠久。兹分别言之如下：所谓和睦，就是要使一家之中，兄弟妯娌雍雍穆穆，然后子孙有法，家道乃昌。他说：“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所以他给澄侯的信中，有这样一段：

《五种遗规》四弟须日日看之，句句学之，我所望于四弟者，惟此而已。家中蒙祖父厚德余荫，我们得忝卿贰，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后辈子女无法则，骄奢淫佚，立见消败，虽贵为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父亲叔父三位大人，规矩极严，榜样极好，我辈踵而行之，极易为力。别家无好榜样者，亦须自立门户，自立规条，况我家祖父现样，岂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堕落之乎？现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和，四弟之罪也；后辈骄恣不法，四弟之罪也。……我家将来气运之兴衰，全恃乎四弟一人之身。（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致诸弟）

此处因为他们排行的关系，呼澄侯为四弟，澄侯始终未出来做事，料理家务的时期最长，故负家庭的责任亦最大。此处责望之重，即是期望之殷。他的大目的，自然是要造成一家之中雍容和蔼，而更大的愿望，还在使后辈子女有法则。诚然子女完全依照父母的榜样，形成他自己的性行，父亲在兄弟行中，是不和的，其子女亦往往互相怨怼；母亲在妯娌行中，是不和的，其女儿嫁到人家，还会闹出妯娌不和的戏剧。这虽然不是绝对的因果律，但是至少可以说是有极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朝夕熏陶，取法太易呀。调转过来，假如父母在兄弟妯娌中，是绝对的谦让为怀，子女自然亦熏陶成性，而无乖戾之气；而况他家已有先代遗风，规模极好，只须遵而行之，家风即可不败，所以他激励澄侯者，无所不至，就是惟恐兄弟妯娌之间，或因细故而伤感情，则一切治家之道，都无所施了。

其次他所训导于家庭的，就是勤俭。“勤”字原是他整个治学方法中的骨干。除了这个字，他的一切治学方法，都成空文；除了这个字，他的毕生事业，亦无由表现。因此他对子侄的训导，尤注意于此点。据崇德老人年谱云：“同治二年，欧阳太夫人率儿女媳孙自家到安庆督署，……仅携村妪一人，月给工资八百文，适袁姊有小婢一人，适罗姊则并婢无之，房中粗事亦取办于母氏房中村妪，乃于安庆以十余缗 买一婢，为文正所知，大加申斥，遂以转赠仲嫂母家郭氏，文正驭家严肃守俭若此。嫂氏及诸姊等梳妆，不敢假手于婢媪也。”故在他的家书中，对于勤俭，总是反复叮咛。

嗣后诸男在家勤洒扫，出门莫坐轿，诸女学洗衣，学煮菜烧茶，……至于家中用度，断不可不分，凡吃药染布及在省在县托买货物，若不分明，则彼此以多为贵，以奢为尚，漫无节制，此败家之气象也。务要分别用度，力求节省。（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致诸弟）

甲三、甲五等兄弟，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则为患害，又不可过于安逸偷惰。……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咸丰五年八月二十七致诸弟）

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年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 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余，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致纪泽）

这几段见得他对家庭子侄的习勤习俭，可算无时或忘。以他这样地位，家中女子，还要洗衣煮饭纺绩针黹，男子除读书之外，还要耕种打杂。他说：“子侄除读书之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又崇德老人年谱云：“同治七年，由湘东下，至江宁，入居新督署，文正公为余辈定功课单，（课单从略）云：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又附注云：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他家庭之风勤俭如此，以视今之官太太少爷小姐，我们便要为他子女叫冤了。但是观他所谓“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则终为患害”，则又不禁叹服其为子女之计深远，而不忍见其安逸偷情以致无以自立。孔子云：“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曾氏盖深得孔子之义，是以家庭之间，一以严肃勤俭为主，皆有深意存焉。

还有一件，可算是他训导子弟最后目标，也可以说是他治家的当然结果，原可以不须他斤斤注意。然而他却不敢或忽；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求家道的悠久，就是要希望他的家庭气运，不要由他一世而斩。如何才能达到这个愿望呢？则须在势之时，善自惜福，而又有贤子孙者，庶乎这个愿望不难达到。他说：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有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而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延绵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致诸弟）

居家四败：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仕宦之家，不犯此者，庶有悠久气象。（日记）

平日最好以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星冈公昔年待人，无论贵贱老少，纯是一团和气，独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凛凛不可犯；盖亦具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度，流于放肆也。余于弟营保举银钱军械等事，每每稍示节制，亦犹本“花未全开月未圆”之义。（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致沅浦）

悠久气象，是他治家的最大愿望，而时时存现于心目中者，则为“花未全开月未圆”的现象。有了这个现象在心目中，更有一个求悠久的最后目标，自然不敢想偷安佚乐，富贵骄人，并且还要战战兢兢，以此为戒了。他有这样深远的眼光，去维持他那世代相传的严肃家风，故其子孙亦能如其所期，代有闻人，此不得不令人感念曾氏治家教子的精神了。 G58vweYC29U5rcYwoGFLotKcI597IGLYc/LszTfxIZxKWGn7wjRF1oJO/QXNDIxD